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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迅猛崛起，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二号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全球的瞩目，随之而来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21世纪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像一股飓风席卷了整个世界。东亚经济的惊人表现让韦伯的论断遭遇到来自经验事实的巨大挑战，不少学者重新研究儒家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思考为什么自20世纪中叶开始，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恰好都集中在儒家文化圈。
金耀基指出，学者们对东亚经济成功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结构的观点，强调经济与政治的制度安排；另外一种是文化的观点，强调文化观念与价值。 [1] 持文化的观点的学者倾向于将东亚经济的崛起归功于儒家思想。由于东亚社会属于中国文化圈，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因此，儒家思想似乎自然而然地成了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的角度。
学者卡恩认为，儒家文化倡导忠诚、献身精神、责任感、集体主义等价值观，这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有利要素，使东亚国家和地区具有迎接未来挑战的文化优势。 [2] 卡恩的观点影响了一批社会学家的研究方向，他们开始用实证研究考察儒家文化在东亚经济奇迹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如，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在日本，企业家由于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比西方企业家更有责任感和合作精神 [3] ；在韩国，由于受到儒家文化中“仁”的影响，企业的上下级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不仅有利益关系，还有同情、关爱和责任 [4] ；在我国台湾地区，儒家家庭主义文化是个人辛勤劳动的重要驱动力 [5] 。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用更为精确的量化研究来说明儒家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在对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6万名IBM员工进行文化价值观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了文化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联。他在第一轮调查之后总结出四个重要的文化维度，来区分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取向，这四个文化维度分别是：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index）、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男性化/女性化（masculinity/femininity）以及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霍夫斯泰德在覆盖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基础上，又重复了一轮十年前的研究，并且这一次他采纳了彭迈克对中国价值观调查的研究结果，归纳出第五个文化价值观的维度，即长期取向/短期取向（long-term/short-term orientation），又被称为儒家动力维度（Confucian dynamism）。 [6] 该维度主要指某一文化中的成员是否具有以未来为导向做出行为的倾向。长期取向的社会群体注重节俭、耻辱感（面子）和人情往来，具有更强的毅力和韧性；而短期取向的文化注重保守稳定，尊重传统，追求及时行乐。研究结果显示，儒家动力维度指标高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迅猛，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韩国等；而儒家动力维度指标低的国家和地区恰好经济发展滞后，比如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菲律宾等。因此学者们认为，长期取向/短期取向维度与各国经济增长有着较强的关系，且长期取向是促进20世纪中后期东亚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S.戈登·雷丁在其代表作《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中，依循韦伯命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是东南亚海外华人企业赖以成功的精神资源？”通过对包括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等在内的72家华人企业进行深度访谈，雷丁研究了海外华人企业背后的文化要素，最终得出结论——对应西欧的“新教伦理”，“儒家文化”是海外华人企业的经济发动机。 [7]
关于东亚经济与儒家文化的关系的争论中，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或许存在不同视角或不同层次的儒家文化。比如，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就将儒家文化分为“雅儒文化”（high Confucianism）和“俗儒文化”（vulgar Confucianism），前者是维护皇家贵族和国家政权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后者则是作为日常生活伦理的儒家文化。 [8] 伯格认为，雅儒文化是保守的，是反现代化的，是韦伯所说的那种阻碍社会理性化发展的文化，而俗儒文化则真实存在和发展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在国家政权和帝国官僚之外的，是有益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促进现代化的。因此，如果要讨论儒家思想和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话，应该聚焦于后者。伯格进一步指出，俗儒文化包括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以及承担家庭义务、遵守行为准则、简朴、自爱等价值取向，它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他强调，东亚的儒家伦理已经同传统儒学有所分离，很多普通人实际上并未受到过儒家经典著作的熏陶，或只接受过很少的儒学教育，但这并不妨碍儒家文化已经以一种通俗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东亚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包括经济行为模式。
实际上，儒家思想究竟能不能够，以及如何促进和推动商业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不管是结构的观点还是文化的观点，实际上都有其重要的诠释价值，并且两者在诠释的过程中是不可完全割裂的。文化传统会影响社会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而社会体制的发展变化也会带来文化的变化。比如，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男女平等的观念取代了旧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且，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文化的存在需要载体，社会制度就是其重要的载体，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运行和发展。儒家文化强调政府的领导作用、孝道、社会的纪律与和谐，这和培育欧美传统政治体制的文化土壤有很大区别。如果忽略文化的载体，只谈文化，就会陷入唯文化决定论。而实际上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是相互嵌入的，否则便无法解释为何虽然儒家历史悠久，但只有近几十年来东亚国家才发生了经济奇迹。
并且，社会体制应该契合其根植的文化，二者一旦撕裂，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正如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指出的，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能非常有效，但只有发生在塑造它的文化价值系统之内才相对合理。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作为一对矛盾的冲动力，“禁欲苦行”（宗教冲动力）和“贪婪攫取”（经济冲动力）被锁合在一起，相互牵制也相互成就。但后来，随着宗教冲动力的衰微，经济冲动力变得肆无忌惮，最终导致资本主义陷入难以自拔的发展困境，出现了种种社会弊端。 [9] 因此，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需要警惕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宗教冲动力的衰微。如果没有伦理秩序的牵制，那么市场制度的完善与经济发展的进程将会面临严峻的文化矛盾。因此，不少学者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依靠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力量的支撑，中国的经济繁荣才会长久。 [10]
[1] 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重探//张文达，高质慧.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308-309.
[2] Kahn H.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1979 and beyond.London：Westview Press，1979.
[3] Dore R P.Taking Japan seriously：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the leading economic issu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4] Brook T，Luong H V.Culture and economy：the shaping of capitalism in eastern Asi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107-124.
[5] Harrell S.Why do the Chinese work so hard?：reflections on an entrepreneurial ethics.Modern China，1985，11（2）：203-226.
[6] Hofstede G，Hofstede G J，Minkov M.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3rd ed.New York：McGraw-Hill，2010.
[7] 雷丁.华人资本主义精神.谢婉莹，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
[8] Peter L B.Secularity：West and East//Institute for Japanese Culture and Classics Kokugakuin University.Cultural identity and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n countries：proceedings of Kokugakuin University Centennial Symposuim.Tokyo：Kokugakuin University，1983.
[9] Bell D.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Basic Books，1976.
[10] 张杰.儒家伦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逻辑.金融评论，2013（6）：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