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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新教伦理在形成资本主义伦理价值体系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从根本上促成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 [1] 韦伯声称，新教教义，确切地说，加尔文主义新教教义，生来就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根据加尔文主义新教教义，人的命运是注定的，无论一个人怎么努力，都无法影响上帝早就做出的关于他在来世是否能够获得救赎的决定；然而，一个人在职业上的成功，包括获得财富，被认为是上帝赐福的标志和最终获得救赎的预示。因此，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确定的特征，包括：获取金钱，赞许追求成功和盈利，有努力工作、遵守纪律和服从管理的责任，等等。
韦伯从社会体制和文化两个方面来阐明新教伦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近代西欧社会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过程的产物，理性的技术、理性的组织管理、理性的法律、理性的经济伦理带来了理性的资本主义。
在谈及中国传统社会为何没能发展出西欧资本主义的问题时，韦伯认为，除了一些制度性的因素以外，中国发展大规模资本主义缺少一个“精神上的基础”。他指出，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伦理无法提供新教伦理那样适合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比如，新教伦理把“禁欲、节约、创业、自律”等视为完成上帝的召唤，要求人们去征服世界、征服自然，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相较之下，中国的儒家文化缺乏超越世俗、否定世俗的宗教精神力量，主张人们适应社会生活，顺应外界，修养德性，达济天下。并且，由于古代中国社会中，共同行为往往基于亲缘关系和私人关系，因此缺乏像新教国家那样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组织和商业关系，而中国传统社会士阶层的“反商业”文化，也阻碍了经商创业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的传播。
根据韦伯所说，中国的儒家缺乏“古典清教徒所特有的那种发自内心的、主要的、虔诚的和理性化的生活方式”。他并没有否认儒家伦理也具有某种理性主义，但儒家伦理的理性主义和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儒家伦理的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地适应现世，即适应现实生活；而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地控制现世。只有新教伦理才使经济理性主义完善化。 [2]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韦伯总结道：即使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一定的有利于经济理性化的制度条件，也难以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理性经济行为。
受韦伯影响，列文森认为，现代文明的特征是科技化和专业化，儒家官僚的业余理想（amateur ideal）不适合培育专业技术型人才，不适合精密的现代经济体系。 [3] 费正清在其专著《美国与中国》中指出，在与西方接触之前，中国社会几乎处于静止的状态，没有经历过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而儒家文化与社会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缺乏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因此他认为，是儒家传统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进展，使中国无法走向现代化。 [4] 除了费正清以外，著名汉学家芮沃寿的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汉学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芮沃寿在分析同治中兴之后中国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孔教孕育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士阶层花费大量的财力和精力从事诗书词画，附庸风雅，而经商则是受人轻视的低贱行当；政府关心的是恢复政治-道德秩序，而非促进经济发展。因此芮沃寿认为，在这样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内生性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产生于中国的。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韦伯主义的“障碍论”逐步受到了挑战。学者罗伯特·贝拉在其《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一书中指出，儒家文化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经济的起飞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儒家文化孕育了一种目标取向的政治文化和理性的经济伦理。 [5] 至于为什么儒家文化在中日两国发挥了不同作用，贝拉认为，日本的儒家文化重视“目标达成的价值观”（goal-attainment values），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倡导一种“体制-维持-整合的价值观”（system-maintenance-integrative values），后者更倾向于维持社会秩序的现状、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而非鼓励人们去创新冒险、追求财富。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韦伯误解了儒家思想。狄培理指出，新儒学并非单纯地适应现世，而是能够对缺乏传统理想的社会风气进行激烈的批判，而且真正的儒者也像新教徒那样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愿趋附堕落的风气。 [6] 类似地，墨子刻认为，韦伯曲解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因为儒家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比如朱熹的新儒家思想就不缺乏活力，并且儒家文化不一定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韦伯研究的是内生型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受到内部社会因素的制约，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他指出，韦伯关注的是近代资本主义没有出现在古代中国的原因，而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解释泛中国文化区经济成功的文化和社会原因。 [7] 学者马克·埃尔文（又译伊懋可）指出，中国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曾居世界首位，而且在技术上不乏创新精神，但在公元1300年后，这种创新精神消失了。然而19世纪以后，在那些同世界市场建立起广泛联系的地区，它又随着现代经济的增长迅速地再现了。因此，他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经济，而非某种儒家文化。 [8]
[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
[2] 柏思德，刘世生.马克斯·韦伯论中国社会和儒家思想.齐鲁学刊，1991（1）：36-48.
[3] Levenson J R.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4] Fairbank J 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5] 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王晓山，戴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 De Bary W T.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
[7] Metzger T A.Escape from predicament：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8] 柏思德，刘世生.马克斯·韦伯论中国社会和儒家思想.齐鲁学刊，1991（1）：3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