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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朗普强势崛起和“新右翼”运动相伴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民粹主义”。2016年以来，欧美政局巨变让“民粹主义”成为学术界和舆论场上的热门词语，各类研究和讨论不胜枚举。这些文献系统梳理了民粹主义纷繁复杂的概念内涵，较为充分地阐释了其内在理论逻辑，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当下民粹主义受到广泛关注，关键在于它是现实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焦点，然而，相关讨论却过多地引经据典，对延续数百年的学术史阐述十分深入，却较少直接回答西方政治变迁的现实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让人们更难以理解民粹主义了。诚然，前辈思想家们的洞见性哲言可以为我们理解世界提供很多启发，但是先贤们也有其局限性。在作出民粹主义经典论述时，他们并不会知道今天欧美各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吸收前辈思想家们关于民粹主义的哲思，但是，他们的洞见并不能替代我们对当下西方民粹主义现实的深入分析。
其实，如果不是进行专门的思想史研究，而是以理解现实政治变迁为研究出发点来探讨民粹主义，并不需要构建太复杂的概念体系，两个基本问题就足以定义民粹主义。第一，民众有没有提出诉求的权利？有，在西方这被称作政府的回应性。第二，民众有没有提出无限诉求的权利？没有。因此，判定民粹主义的标准就很简洁：民众提出合理的诉求，是民主；民众提出不合理的诉求，是民粹。当前，西方主流媒体判断民粹主义的标准往往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西方民粹主义的认识）：合“我”心意的（符合自由主义价值观）就是民主，不遂“我”愿的就是民粹。然而，相比动辄诉诸价值观，回归现实分析不同群体具体诉求才是理解当下西方民粹主义政治的更优途径。
总的来说，根据具体诉求差异，我们可以将当前西方现实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分为“新右翼”民粹倾向和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两大类。
在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下，“新右翼”被视为民粹主义的主要来源，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以及欧洲各国“新右翼”政党崛起都被归结为民粹主义使然。本书认为，“新右翼”民粹主义的提法并不准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传统政治精英和主流媒体对民粹主义概念的滥用，将这类现象称为“新右翼”民粹倾向更为合适。
具体来说，要求工作岗位和反非法移民是当前所谓“新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诉求。首先，在全球化时代，一国政府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当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民众要求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希望自己工作挣钱养活自己并无任何不妥之处，是合理的诉求。当然，其诉求细节可能会有不合理的地方。例如，在现在西方国家人力成本很高并且熟练工不足的现实下，复兴劳动密集型产业显然难度很大。富士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计划投资100亿美元兴建电子产品工厂（号称最多可创造3万个工作岗位）曾被特朗普政府视为重大政绩。但是，为了吸引富士康的投资，联邦政府和威斯康星州政府提供的中短期内的各类税收优惠和补贴加起来就有30多亿美元。对比富士康项目吸纳的就业人口，相当于美国政府用公共财政雇人去给富士康免费打工。现在，这个美国的“总统工程”已经宣告失败，威斯康星州却因此耗费了大量财政资金。
其次，反移民诉求可以分为“反非法移民”和“反合法移民”两类。在美国，“新右翼”的主要诉求是“反非法移民”，这符合美国以及世界通行的边境管理和国籍法律。非法移民确实是违法了，“法律就是法律”，应当被严格执行。民众要求依法治国无论如何也不该被称作民粹主义。此外，英国保守党、法国“国民阵线”等欧洲政党及其支持者则是既坚决反非法移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合法移民，它们在最新党纲中都写入了大幅压缩入籍名额、减少签证发放数量等排外性诉求。这些国家一方面受益于合法移民的经济贡献，另一方面又想在利用尽他们的价值后将其赶回老家，这不是合理的诉求。
总的来说，从西方政治视角看，“新右翼”民粹倾向大方向上是合理的，但在具体诉求方面有不少问题，如何应对、保证它处于民主框架内而不退变为真正的民粹主义是西方政治面临的重要问题。不过，与“新右翼”民粹倾向相比，当前更值得关注却并未得到充分讨论的是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三个无理诉求构成了其核心主张：
第一，不劳而获，“不工作只领钱”。“新右翼”民粹倾向要求国家提供已经不符合发达国家经济现状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作当然有不合理之处，但是，至少其希望的是“自己工作养活自己”。相比之下，近年来西方主流政党常常无视国家严重的财政危机，频繁提出明显超出国家财政能力的福利承诺以争取选票。在它们上台执政后，这些福利承诺的付诸实践在西方社会培养出了规模日益庞大的“懒汉”阶层，并导致了西方各国目前普遍的严重债务危机，希腊等国经济更是因此一度崩溃。进一步来说，如果只是白白领钱也就算了，但是有的人领了政府救济转身就用来买毒品。这样比较起来，特朗普政府在威斯康星州富士康项目上的做法都有不小的正面效用了。政府让人干了活后再发钱，怎么也比政府直接给人发钱（不需要干活），然后钱被拿去买毒品强。
第二，无限制的“自由”。追求自由无可厚非，但是个人自由应当有边界。然而，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却热衷于追求无限制的、害人害己的“自由”。
例如，吸毒的“自由”。大麻乃至更恶性的毒品的合法化是当前西方政治的热点议题。美国民主党在多个州大力推动大麻合法化运动。近年来，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华盛顿等州已经陆续立法实现了娱乐用大麻的合法化，大麻商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法国社会党则将“大麻合法化”写入党纲，加拿大自由党更是在2015年上台执政后在全世界率先实现了娱乐用大麻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化（讽刺的是，这可以说是加拿大自由党执政近十年唯一完全兑现了的竞选主张）。欧美各国泛滥的大麻也溢出国境，让很多严禁大麻的国家深受其害。例如，近年来走私进入我国的大麻数量持续增加，给我国禁毒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现在，西方国家常常出现一幅十分诡异的画面：一方面，控烟法令越来越严格，个人在公共场所吸烟会受到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公共场所聚众吸毒越来越常见，由于吸毒者仗着人多势众和打着“自由”的大旗，警察甚至不敢对聚众吸毒这一严重恶性犯罪行为（即使在大麻合法化国家，在公共场所吸食大麻也是不被允许的，更何况是聚众，并且吸的还不止大麻）采取执法行动。
又例如，男人上女厕所的“自由”。性少数群体（LGBTQ）
运动是近年来自由主义的另一重要议题。反对歧视、要求公平对待性少数群体的诉求无可厚非，但是，LGBTQ运动极端化倾向日益明显。例如，2016年5月，奥巴马签署颁布了“厕所令”，要求公立学校必须让学生根据心理性别而非生理性别选择厕所。也就是说，一个生理男性（女性）可以时男时女，不用做任何性别手术，只要他（她）自认为这时他（她）是女人（男人）就可以上女（男）厕所，这显然会给他人特别是给女性带来巨大心理压力和安全隐患，大大增加性骚扰乃至性侵案件的发生概率。当有人质疑公立学校“厕所令”对未成年女生的负面影响时，美国主流媒体却评论道：“她们被过度地保护了，她们该学会尊重别人的自由。”就任总统后，特朗普立即签发新的行政令，废除了奥巴马的“厕所令”。但是，拜登上任不久，就又再次签发行政令，不仅恢复了奥巴马的“厕所令”，还进一步要求体育比赛不得禁止运动员按照心理性别参赛，即一个生理男性只要宣称自认为是“女性”就可以参加女子比赛，这将轻易毁掉真正女性运动员数十年的努力。
第三，颠倒次序的“基本人权”。保护人权是全世界共识，但是，何为基本人权？不同群体有不同答案。目前，在欧美一些国家公共医疗保险中，变性手术的报销优先性和比例居然高于一些严重影响个人健康乃至生命的疾病。其原因在于，在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看来，极少数人的变性自由是基本人权，必须优先保障，由全民买单。相比之下，许多危及根本生命健康的疾病却不被视作“基本人权”，更重要的生命权利的优先性被排在了后面。更让人看不懂的是，美国西雅图等一些城市甚至用公共财政向瘾君子提供毒品注射站和免费海洛因。
简而言之，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认为自己的主张占据了人类道德制高点，掌握了相对于其他人的绝对真理，因而敢于以“自由”和“普世价值”为名追求无限制的、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特权，这恐怕才是当今西方社会的最大威胁。然而，在“政治正确”的庇护下，西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此丧失了反思能力，对其最精彩的批判反倒来自中国。2017年5月，“baizuo”（即“白左”，指信奉自由主义教条、好为人师的白人）一词正式被收入西方主流的英文在线辞典，该词源自中国网民，收录它的英文辞典对其释义是“蕴含着对某些西方价值观的嘲讽，对其虚伪性的揭露，以及对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旧秩序的批判”。福克斯新闻台专门向全美观众系统地介绍了“baizuo”的含义和用法，引起了美国网友的广泛共鸣和热烈讨论。这一事件倒是值得铭记，此前虽然也有“kongfu”（功夫）、“toufu”（豆腐）等中文词语进入英文辞典，但是，“baizuo”是首次用中国价值观来定义西方现象并被西方世界接受的事例。西方世界自由主义主导的“政治正确”对本国言论的压制居然让中国网民成功输出了一次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