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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现在我们对美国的理解存在一些误区。
第一，过度参考美国主流媒体声音。由于利益冲突、党派倾向和意识形态等原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纽约时报》等多数美国主流媒体对“新右翼”运动有很强的敌意
，它们很多报道首先要表达的是与“新右翼”不共戴天的鲜明政治立场，而非提供事情的完整全貌。对我们来说，只做美国主流媒体的搬运工就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低估了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前，基本没有考虑过他获胜的可能性，也就少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同样，在2020年大选后，对特朗普依旧牢牢掌控着共和党并在2024年大选中很可能上演“王者归来”考虑不足。二是对“新右翼”运动缺乏了解。如果只是简单接受西方建制派精英关于“新右翼”运动的定义而不去深入了解它兴起的原因、诉求和目标，那我们在与欧美各国日益强大乃至掌握政权的“新右翼”势力打交道时就会遇到困难。
第二，仅从中美关系视角而没有从美国内政视角出发。在学科划分上，美国政治一般被划归国际政治领域，中美关系又是国际政治领域的显学，因而很多关于特朗普、“新右翼”的研究都是从中美关系视角展开的。然而，美国政治的主要内容是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应当归属狭义的政治学范畴。狭义的政治学（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国家间关系）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方向
。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有着很大不同。特别是对美国、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内政始终比外交更为重要，外交需要为内政服务。如果只是从中美关系视角考察特朗普或拜登或其他什么人的举措，就很可能过高估计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不自觉地把中美关系放在美国政治的核心位置。实际上，中国在美国政治中（不论是在特朗普还是在拜登的政治纲领中）至少不是最重要的事。反之亦然，美国在中国政治中也不是最重要的事。
例如，2018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演说。这次演说一度被国内很多声音视为“新冷战”的宣言。然而，当时我就撰文指出，这次演说在美国乏人问津，当时美国政坛乃至全社会的关注焦点是“卡瓦诺是不是强奸犯”“怎么能让强奸犯当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事实上，“卡瓦诺是不是强奸犯”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确实比一时的对华政策重要得多。因为，在三权分立的美国政治体制下，保守派卡瓦诺获任大法官将打破自由派（民主党）和保守派（共和党）在联邦最高法院中维持了三十年的均势，大法官的终身制任期更是会让这次任命对今后数十年美国政治和意识形态产生深远影响。2022年在美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的联邦最高法院堕胎权判决、持枪权判决等重大事件，均与这次任命密不可分
，而这些事件又对2022年中期选举结果造成了直接影响，并且仍将在2024年大选中成为重要议题。相反，现在彭斯却因为在2020年大选舞弊问题上与特朗普产生分歧，政治生命似乎已经终结。
第三，迷信消息。学者并非情报官，核心竞争力应当是分析问题的能力而非拥有获取消息的渠道。有意思的是，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曾有学友非常郑重并且刻意压低了声音问我：“你在美国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消息渠道？”简而言之，学术研究不能变成搞关系或者搞情报，再内幕的消息也不能代替对问题和公开材料的深入分析。二十多年前，我在复旦大学读政治学专业本科时，沈丁立教授的一句话让我铭记至今。在一场美国问题讲座上，沈丁立教授被问到他在美国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消息渠道，他的回答是：“我在美国政界、学界有很多朋友，但是我没有消息。我只靠公开资料做研究，用公开资料就能做出最好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