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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来，白人蓝领和少数族裔共同构成民主党选民联盟的核心群体。近年来，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给民主党同时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制造业的蓝领工作岗位大幅流失。1979年7月，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达到最高的19531000人，而2017年1月只有12341000人
，下降了36.8%。同期，美国人口总量则增长了四成左右。这意味着，白人蓝领选民越来越难以向民主党提供赢得选举的足够支持。
另一方面，少数族裔人口增长也为民主党带来了重大机遇。21世纪以前，白人长期占美国总人口八成以上，因而少数族裔对选举格局影响不大。彼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以白人选民为基本票仓，区别在于白人选民的职业阶层、所处地域和宗教背景。然而，由于近年来移民不断涌入、白人生育率低迷和部分少数族裔生育率较高等因素，2020年美国白人占总人口比例已经下降至57.8%，拉美裔美国人
比例则迅速上升至18.7%，非洲裔美国人比例也略有上升，达到12.4%，少数族裔在选举中的作用日渐重要。
针对选民结构的变化，以2008年奥巴马参选为契机，民主党调整了选举策略和纲领主张，重新整合了民主党选民群体，打造了包括非洲裔、拉美裔、东西海岸白领、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众多少数群体以及白人蓝领等在内的“奥巴马选民”联盟，并在八年执政期间，通过各类政策举措和意识形态进一步巩固选民联盟。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奥巴马选民”联盟体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征，但它本质上仍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党选民联盟的延续，而非政党选民重组的产物，因为并没有新的重要选民群体加入其中。所以2008年美国大选还不是关键性选举。
增强对人口快速增长的非洲裔和拉美裔诉求的回应性是“奥巴马选民”策略的首要内容，最低工资、公共福利和族裔身份是民主党用以吸引非洲裔和拉美裔等少数族裔选民的主要手段。
第一，最低工资。2008年以来，“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一直是民主党的主要经济主张。此前，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是克林顿时期确立的5.15美元/小时，此后十几年未有增长。在2008年和2012年两次大选中，奥巴马先后提出了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7.25美元/小时和9.5美元/小时的竞选主张，并且在第一个任期内兑现了前一个承诺。在2016年大选中，希拉里·克林顿进一步提出了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12.5美元/小时直至15美元/小时的竞选主张
。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同样继承了这一主张，并在2022年1月通过行政令方式首先将联邦机构雇员的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15美元/小时。需要注意的是，“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对白人蓝领的意义并不大，因为，2015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年薪是49550美元，平均时薪是18.61美元
，明显高于15美元/小时。“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主张主要影响的是以拉美裔和非洲裔为主要就业人群的低端服务业。目前，美国低端服务业主流薪资水平一直紧卡联邦或者所在州的最低工资标准
。
民主党在两次大选中的承诺意味着给从事低端服务业的拉美裔和非洲裔大幅加薪。
第二，公共福利。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24.1%的非洲裔和21.4%的拉美裔处于低收入阶层，远高于美国平均水平
。因而，他们更需要国家提供的医疗、教育、食品、救济等公共福利保障。民主党积极回应他们的诉求，“奥巴马医保”是典型代表。在“奥巴马医保”实施以前，22.4%的非洲裔和41.8%的拉美裔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奥巴马医保”实施以后，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非洲裔和拉美裔分别下降了11.5%和10.3%
。教育方面，近年来民主党在加利福尼亚、纽约等“深蓝州”一直努力推动通过以提升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大学录取比例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平权法案”。
第三，族裔身份。奥巴马的非洲裔身份也增强了民主党对非洲裔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吸引力。执政期间，奥巴马利用各种机会继续强化自己少数族裔代言人的身份。例如，2008年到2016年间美国频繁发生警察过度执法导致非洲裔犯罪嫌疑人乃至普通民众死亡的恶性事件。针对不同族裔的差异化执法确实一直是美国司法体制的痼疾。然而，面对这类情况，奥巴马最常做的却是以政治活动家角色发表演讲，鼓励街头运动。普通民众抱怨体制有问题是正当的，因为个体民众确实没有改变体制的力量。但是，作为美国总统，打着“变革”（“Change”）和“是，我们能”（“Yes，We can”）口号的奥巴马有很大的改变体制的力量，他应该做而且也有助于改变现状的是改革司法体制和执法机制，在政府框架内破解难题。然而，奥巴马执政八年，美国种族冲突不仅未如人们的期望下降，反而大幅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主党更多是从政党选举利益而非国家治理绩效出发来处理问题。
大量拉美裔美国人是第一代新移民（其中多数曾经是非法移民），他们大多受益于民主党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和福利政策，在获得选举权后，从现实利益和感恩心理出发，往往会给民主党投票。反过来，民主党则会继续主张宽松的非法移民政策，以期扩大自己未来的选民基础。
全球化造成的制造业外流损害了白人蓝领利益。与之不同，美国东西海岸各州的金融业和科技行业白领则大大受益于全球化。不过，仅仅依靠经济主张，民主党并不能确保这一群体成为自己的票仓，因为共和党在特朗普从政前一直更支持全球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则是另一个关键因素。相比以“保守”立党的共和党，民主党的自由、多元和进步等意识形态对这一群体更有吸引力。
而对其他行业白领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现实利益近年来损失了不少，例如日益昂贵的大学学费、沉重的助学贷款，除了金融业和科技行业，白领工作越来越难找。1990年，美国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群的就业率是93.3%，而2015年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群的就业率只有88.9%
。他们中的白人也较难从民主党的福利政策中获益。但是，共和党更少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例如降低高昂学费和助学贷款利率、创造就业岗位等）。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至少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并且，自20世纪60年代起，左翼思潮一直在美国大学占据绝对优势，教师的言传身教和同伴压力不容忽视。
等少数群体
秉持不同价值观的各类少数群体也一直是民主党选民联盟的成员，但是他们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过去对选举并不能产生有意义的影响。近年来，少数群体的人数虽然有一定增长，但是占美国选民总数比例依然不大。不过，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少数群体及其诉求在美国政治中逐渐从“政治不正确”变成了“政治正确”。由于占据意识形态高地和具有凝聚力强、行动力强的组织优势，少数群体在美国政治中常常能发挥远高于其所占人口比例的作用。
因此，近年来民主党越来越重视少数群体，奥巴马执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社会政策回应他们的诉求。例如，2015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同性婚姻在全国范围内合法。2016年5月，奥巴马签署“厕所令”，要求公立学校必须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性别认同而非生理性别选择厕所。同时，奥巴马也有一系列亲善穆斯林的政策举措，气候变化政策则被他视作自己最大的政治遗产。希拉里则一直标榜自己是女性代言人。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和哈里斯可以被视为奥巴马和希拉里相关特质重新组合后的翻版。民主党希望，一方面，塑造“LGBTQ、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穆斯林等少数群体就必须支持民主党” [1] 的观念，将少数群体选票全部纳入囊中；另一方面，以上述行动强化自身的自由、多元属性，通过意识形态进一步巩固前述第2类选民群体的支持。
这一群体人数很少，直接提供的选票无关紧要，但是他们掌控的资本、媒体和社会影响力在选举政治中十分重要。过去，民主党的“加税”主张、劳工政策与他们的利益存在结构性冲突，因而他们大多支持主张“减税”和打压工会的共和党。然而，在全球化浪潮中，大企业主和大富豪不仅将生产车间转移至海外，全球避税也逐渐成为众人皆知的惯例
。这样一来，“加税”与“减税”对大企业主和大富豪来说就没有太大差别了（反正他们也不怎么缴税）。特朗普的“反全球化”主张却直接威胁着他们的利益，因而将他们中的大多数推向了民主党
。
白人蓝领曾经是民主党的头号选民群体。近年来，经济危机和全球化造成的制造业岗位外流让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陷入困境，民主党对此却缺乏有效回应。不过，他们在2008年和2012年美国大选中依然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了奥巴马。这是因为，第一，共和党在这两次大选中也没有回应他们的诉求；第二，2008年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小布什的共和党政府，2008年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 III）和2012年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都很难与小布什政府进行切割
。
表2-1 “奥巴马选民”联盟构成、诉求及两党回应（2016年大选前）
续表
虽然是传统民主党选民联盟的延续，但是“奥巴马选民”联盟也有两个新变化：其一，联盟内部各选民群体的人数和力量对比发生较大变化，少数族裔超越白人蓝领成为民主党的头号票仓，少数群体的行动力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其二，少数族裔和少数群体对民主党的忠诚度显著增强，白人蓝领的政党认同则在不断削弱。与之相对应的是，过去民主党在选举中和执政时擅长应对的是经济、就业、劳工等议题，如今却越来越依赖于身份政治。
此外，“奥巴马选民”联盟虽然以较大优势赢得了2008年美国大选和2012年美国大选，但是也存在四点隐忧：
第一，如何留住白人蓝领是“奥巴马选民”联盟的最大隐患。即使人数大幅减少，白人蓝领也仍然是民主党第二大选民群体。过去，民主党通过扶助工会、支持集体谈判、出台劳工法令等方式回应其向雇主争取更好待遇的诉求。现在，全球化导致的工作岗位外流让以上议题失去了意义。
奥巴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很早就提出了与特朗普的“把工作带回美国”主张类似的“振兴制造业”主张。然而，并未收到实际成效。原因在于，其一，跨国公司不配合，极少响应奥巴马的号召把产品生产车间迁回美国。例如，苹果公司创始人兼时任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还在世时，奥巴马就曾经提出请求：“苹果公司前一年销售的7000万部iPhone、3000万部iPad几乎都是在国外生产的，可以把这些工作岗位迁回美国国内吗？”乔布斯当场直接回绝：“那些工作岗位不会回来（Those jobs aren't coming back.）。”其二，意识形态限制。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产业是美国的优势产业，又能吸纳大量就业人口，奥巴马执政期间也曾积极支持页岩油气等产业发展。然而，环保主义让传统能源产业扩张举步维艰，高举气候政治旗帜的奥巴马则不得不支持环保主义诉求，反过来否决自己曾经的能源政策。达科他（Dakota Access）和克斯通（Keystone XL）两条输油管线原本是在奥巴马支持下立项开工建设的，又因为诸多环保组织强烈反对而被奥巴马主动叫停就是典型案例
。其三，为了保护制造业企业和蓝领劳工利益，民主党一直秉承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然而，奥巴马任期内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彻底背弃了贸易保护主义，从根本上损害了白人蓝领的利益，削弱了他们对民主党的政党认同。
第二，“奥巴马选民”联盟各群体间也存在冲突。一方面，少数族裔并非铁板一块。民主党以教育平权拉拢非洲裔和拉美裔，但是，为此付出最大代价的并不是对非洲裔落后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有某种程度原罪的白人，反而是历史上也曾遭受严重不公正待遇的亚裔。加利福尼亚州的“SCA5法案”便是典型代表。由于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占加利福尼亚州总人口13%的亚裔在加州公立大学在校生中占比35%。2013年，加州议会中民主党人提出了“SCA5法案”，其核心诉求是，加利福尼亚州公立大学在录取学生时应充分考虑族裔平衡。显然，该法案的实际效果就是“压缩亚裔录取比例，提升非洲裔和拉美裔录取比例”。
另一方面，多元化如何包容排斥多元、唯我独尊的价值观？民主党希望以“多元”价值观将各类少数群体凝聚在一起，但是一些少数群体相互间存在严重的价值观冲突，相应地少数群体也就未必能始终在民主党的“多元”旗帜下和睦相处。2016年6月，一名穆斯林青年袭击了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同性恋酒吧，制造了举世震惊的、造成50死53伤的奥兰多恐袭事件。这给民主党选举动员出了不小的难题，美国一家知名LGBT社团甚至因为此事转而背书特朗普。
同时，LGBTQ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严重冲突，例如在许多女同性恋者眼中，很多所谓男性跨性别自我认同为女性者其实是想伪装成女性认同搞性骚扰（事实上，由于跨性别认同完全没有生理指标要求，确实很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给许多女性的安全带来威胁，类似的性侵案件在美国并不少见）。因此，女同性恋者往往非常排斥男性跨性别自我认同为女性者，但是跨性别认同者也会以此指控女同性恋者是性别歧视，体现了传统基督教男权社会对他们的压迫。
这种冲突还体现在现实利益上。例如，2018年9月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法案，为了保障女性权益，要求注册地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的董事会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女性董事。然而，加州又允许性别自我认同，这意味着，一家加州公司董事会成员即使全部是标准的、没有进行过任何变性治疗的生理男性，也未必违反了“董事会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女性董事”的规定，因为这些生理男性可以宣称自己是跨性别认同者，自己认为自己是“女性”。谁敢质疑生理男性自我认同的“女性”身份，谁就是性别歧视，就是基督教社会男性霸权对跨性别认同者的压迫。
第三，如何维持非洲裔的高投票率？在2008年大选和2012年大选中，非洲裔投票率分别达到了66.1%和66.2%，高于其他所有族裔
。但是，高投票率与两个特殊因素有关。其一，奥巴马是首位非洲裔总统候选人，这在社会心理上给非洲裔以巨大激励，他们因此更愿意出门投票。但是，白人候选人甚至下一个非洲裔候选人都很难再引发类似效果。其二，非洲裔因为族裔认同投票给奥巴马，但是投票后，他们更看重的是实际利益。如果竞选承诺的兑现率偏低，在下一次选举中，虽然不太可能直接转投共和党，但是他们的投票意愿会下降。在2016年大选中，非洲裔选民在全体投票选民中占比12%，2012年大选的对应数据则是13%
。事实上，近年来民主党推出了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候选人（例如2018年中期选举、2020年大选、2022年中期选举），然而，目前来看这些候选人的少数族裔号召力很少能达到当年奥巴马的效果。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在非洲裔选民中的得票率同样小幅下降（特朗普在非洲裔选民中的得票率则有所上升）。不过，非洲裔选民的投票率大幅增长，因此为拜登赢得了更大的选票优势，但是这主要是新冠疫情的特殊因素导致的临时性现象，并不是选民认同或选民结构变化的长期性结果。
第四，拉美裔对民主党的政党认同度不高。一方面，拉美裔大多是比较虔诚的天主教徒，重视家庭，社会保守主义氛围较浓，因而对民主党的宗教多元和支持堕胎、同性恋等主张存在一定不满；另一方面，刚入籍的拉美裔移民会因为感恩心理支持民主党，可是，随着时间流逝和代际更替，他们会更多地从自身境遇和现实利益出发考虑投票选择，就像是共和党解放了黑奴，而现在大部分非洲裔却支持曾经力主蓄奴、为了捍卫奴隶主权益不惜发动内战的民主党。
[1] 例如，硅谷著名投资人、脸书（Facebook）公司早期投资人兼董事彼得·蒂尔（Peter Thiel）是一名男同性恋（gay），但是因为公开支持特朗普，他被知名同性恋杂志 The Advocate 开除了“gay籍”。此后，LGBTQ团体还通过游行、媒体刊文等多种途径，指责彼得·蒂尔歧视少数群体，要求脸书公司将彼得·蒂尔开除出董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