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以87岁高龄在斯德哥尔摩寂寞辞世的时候，差不多已是一个完全被遗忘的人物，当年从亚洲腹地载誉荣归时的鲜花和掌声更是杳然不可寻——这都要归因于斯文·赫定在政治上的两次“豪赌”：两次世界大战中，他都坚定地站在老师、地理学大师李希霍芬的国家一方，赌德国最终获胜（德国方面也投桃报李，以他的名字为柏林的一个广场和一条街命名）；当然，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身披“附逆纳粹”恶名遭到盟国的孤立和唾弃，并且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朋友。

世事如烟。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再来审视斯文·赫定的一生，我们会发现，其实，命运对斯文·赫定还是格外垂青的，发现塔克拉玛干古城、尼雅古城、楼兰古城，揭开罗布泊之谜，穿越西藏“尚未勘察”的空白地带，找到印度河源头，将外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安置在地图上，这一系列壮举已经足以使他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最后一位科学巨人（尽管他只是一个小个子），而同时期中亚探险大舞台上的诸位过客，无论普尔热瓦尔斯基、吕推还是荣赫鹏，都没有他这样的福分，即便是斯坦因这样的集大成者，也要仰仗他的恩泽才得以成就伟业。斯文·赫定的这些地理学上的伟大成就大都得于1885年他首次踏进亚洲的门槛到1907年离开西藏之间（20岁到42岁），也正是这本《我的探险生涯》所涵盖的时段，堪称他个人的“黄金时代”。

直到今天，一些中国学者一提起斯文·赫定就不免咬牙切齿，因为正是他开了西方文化强盗对我国的考古资源进行巧取豪夺、致使文物大量流失的先河。他的首要罪状就是在1901年发掘楼兰遗址后将所得的木牍、手稿和木雕等文物据为己有。平心而论，斯文·赫定的这一举动更多地反映了清朝统治末期我国国力衰微、政局艰危、无力保护自己宝贵的文化遗产的现实，而较少涉及他本人的品质问题，否则他也不至于先把文物千里迢迢运到北京的六国饭店进行展览，然后再运回欧洲拿给德国学者希姆莱做研究。相比之下，倒是他1889年在波斯偷偷割取祆教（拜火教）徒尸体的头颅、给斯德哥尔摩的头盖骨博物馆做展品的行为更让人觉得恶心。斯文·赫定也曾到过敦煌，但是对那里的藏经洞缺乏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和橘瑞超们那样大的兴趣；他在《我的探险生涯》的开篇就交代得很清楚，诺登舍尔德这样的北极探险英雄才是他的榜样，他与亚洲大地的不解之缘也根本得自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的探险生涯》中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描写予人印象最深：1895年春夏之交，斯文·赫定涉险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由于没有足够的饮水，旅行队几乎全军覆没，斯文·赫定本人也丢掉了大部分测量器材，仅以身免。后来斯坦因也企图沿斯文·赫定走过的路线穿越沙漠，同样遇到缺水的问题，他明智地选择了放弃。斯文·赫定在检讨自己的失败时，这样写道：

……在相似的情境里，我是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的。我会继续向沙漠深处走去。这可能意味着我和我的随从们的死亡。我可能会失去一切，像1895年一样。但是冒险、征服未勘之地、向不可能挑战，这一切都对我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

他以这一番夫子自道式的自白心迹，表达了他对地理探险这个行当的个性化理解，也阐明了他所信奉的知行合一的人生哲学，虽说不上高深，却很合志在四方的年轻人的胃口。应当说，斯文·赫定的成功绝非偶然，与他的成就相匹配的是，他的气质和品格也同地理大发现时代那些伟大人物一脉相承，那就是敢于幻想并且敢于为幻想付出全部努力，因此有人称他为“最后一位古典探险家”。在我看来，这种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色彩恰恰是《我的探险生涯》的价值和特色所在。本书原是斯文·赫定为美国青少年所写的一本通俗读物，1925年问世后立即被译成了十几种文字，畅销全球，斯文·赫定本人则成为一代新青年的偶像；李述礼先生所译中文本（《亚洲腹地旅行记》）自1934年初版后，重印了数十次。

当然，斯文·赫定对自己同利文斯通、斯坦利和诺登舍尔德等杰出前辈并肩而立的伟大探险家的身份是非常自负的。他在本书中就多次不无得意地写到，当他率领探险队义无反顾地走进大漠深处，或是冒着暴风雨乘独木舟在湖上进行科学测量时，当地居民如何对他那看似“疯狂”的“找死”举动大摇其头、唉声叹气。他每谈到自己的一项地理发现，总是不厌其烦地申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欧洲人”做到或意识到这一点。翻越外喜马拉雅山时，他甚至激动地给自己“加冕”：“意识到自己是第一个涉足这一地区的白人，我不禁涌起难以形容的满足，觉得我好像是自己领地上一位强有力的君主。”看得出来，他脑子里的欧洲本位、白人至上心态还是相当严重的，颇以将文明之光带到愚昧落后之地的征服者自居。然而就是这蛮荒、闭塞的茫茫大漠、雪域高原，终成为他魂牵梦绕的系心之所（十几年间他曾四次进入中国境内——他的亚洲腹地探险的主战场），以至于后来人们问他为何终生未婚时，他会深情地说：“我已经和中国结了婚。”

1890年，斯文·赫定在喀什噶尔初会探险家、英国军官荣赫鹏，引为至交。此后二人各奔前程，都去了西藏，命运却迥然不同。荣赫鹏将永远以入侵者和屠夫的形象留在西藏人民的记忆中，斯文·赫定却始终恪守一个探险家的本分，当前往拉萨受到藏人阻拦时，他傲慢归傲慢，却也表现出了起码的正直、勇敢和通情达理。本书中下面一段话既谴责了荣赫鹏指挥的那次远征，又由衷赞佩藏人的坚定、从容和高贵，很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

……寇松勋爵派遣他的英印军队去了拉萨，他们用武力打开了通往圣城的南线，4000藏人被杀。那就叫作战争。然而西藏人民仅仅想过自己的安生日子，此外别无他求。康巴邦布统治下的藏人智取我的时候，他们也使用了强硬手段，但是没有动武；他们贯彻了自己的意志，但是手上没有沾上一滴鲜血。恰恰相反，他们用最客气的态度来对待我。而我自己呢，也就以将冒险的旅行达到了极限而感到满足，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一直坚持到了最后才退让。

在林嘎寺，斯文·赫定见到一个喇嘛教僧人的苦修洞穴，在封住洞口的石墙后面住着一位年轻的仁波切喇嘛，他自愿告别光明，在无尽的黑暗中思考和梦想着涅槃。这在精神生活至高无上的西藏大地上本是一件平常的事，却让坚定的斯文·赫定动摇了：

仁波切喇嘛不容抗拒地迷住了我。此后很久，我都会在夜里想起他；甚至今天，十八年已经过去，我仍经常好奇他是否还活在他的洞穴里。即便我拥有权力、获得许可，我死也不愿解放他，让他走出来进入阳光之中。在这样的伟大意志和神性面前，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毫无价值的罪人和懦夫。

伟大的东方式的献身、东方式的坚忍不期然击溃了斯文·赫定的全部自信。我甚至能听见他那欧洲人的优越感在瞬间分崩离析的声音。也许并非巧合的是，还是那位荣赫鹏上校，自西藏返回后便成了密宗的信徒。

斯文·赫定是一位天生的探险家，精力过人，同时还是一位才具超卓的艺术家，他旅行途中所画的素描已经成了他所有著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文学才能尤其为人称道——他在把枯燥、艰险的旅行记录化成娓娓动人的文字方面似乎掌握了某种独门秘籍，能够把书写得结构繁简适度、墨色浓淡相宜，而且长于传神。若是想在这本书中寻找最生动的描写，我向大家推荐斯文·赫定会见李鸿章那一段：李鸿章见斯文·赫定是个非常认真和自尊的人，便“不讲理”地拿他的探险事业及他的祖国随意戏谑和调侃，赫定被惹得奋起反击，但仍左支右绌，不得不暗自认输。也许斯文·赫定的本意是在书中“讨伐”李鸿章，但考虑到当时的现实，内忧外困、独撑危局的李中堂还有心情同一个外国科学家“逗闷子”，倒真让人见识到了李大人的一点襟怀。

《我的探险生涯》并没有完结斯文·赫定的亚洲之缘，1926年他以古稀之年再赴中国，率领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始了为期8年的科考活动。这一次，他同中国的学术界签订了我国现代科学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还领下了为复活“丝绸之路”选取路线的任务，其在中国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斯文·赫定在他的另一本通俗著作《丝绸之路》中写下了对于这条新路的期望；说得太好，所以抄录在后面：

这样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公路交通动脉……不仅会有助于中华帝国内部的贸易往来，还能在东西方之间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它将联结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个大洋、亚洲和欧洲这两块大陆、黄种人和白种人这两大种族、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明。在这因怀疑和嫉妒而使各国分离的时代，任何一种预期可以使不同民族接近并团结起来的事物，都应得到欢迎和理解。

斯文·赫定在探险的征途上，每到一地都会留下自己的印记——测量，勘探，绘制精密准确的地图。他一生绘制的地图量之大令人吃惊，单是一部《南藏》，地图就占了三卷之多。也许斯文·赫定想的是，这样一来，他就不仅仅是中亚大舞台上的一个匆匆过客了。在历史进入数字时代的今天，建立在实地踏勘、三角测量基础上的地图绘制工作已多半交给了航空摄影和卫星遥感技术，斯文·赫定曾经一步步走过的隘口、急流和危崖仍然极少有人涉足。那么斯文·赫定所孜孜以求的名标青史数百年是否可能呢？难道他和这片辽阔的土地的亲和力仅仅存在于他那精彩得有些夸张的叙述中吗？

也许每一位亲爱的读者都有自己的答案。

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