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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绘制“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山周边地区的地形图。我在随从和一些吉尔吉斯朋友的陪同下来到了卡拉库里湖（“小黑湖”）岸边。我住在一顶上好的毡帐里，我们的邻居送来了酸牛奶、鲜牛奶、马奶酒和羊肉。白天时间我们都用来做实地考察。到了晚上，吉尔吉斯人会来拜访我们，我就把他们所知道的这一地区的情形画下来。一旦外面狂风大作或是暴雨倾盆，我就待在帐篷里做笔记，或者为吉尔吉斯人画像。
一天，我们从费尔干纳起一直带着的那条看门狗失踪了。后来，我们在卡拉库里湖附近做短途旅行时，一条瘦弱的、白里带黄的吉尔吉斯犬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依斯拉木·巴依和其他人朝它扔石块，想把它赶走，但是它一次次地跑回来，我也就随它的便。它吃了大量的肉和骨头，不久情况便有所改善，也成了大家宠爱的对象。我们叫它约尔达什（Yoldash），意为“旅伴”。它一直忠诚地守望着我的帐篷。它做了我十个月的最好的朋友，我和它寸步不离。它在悲惨的情形下离开了我们，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我以后再讲。
吉尔吉斯人在慕士塔格山周围放牧他们的绵羊、牦牛和马匹。每个家庭都有固定的夏季和冬季牧场。尽管他们是伊斯兰教徒，女人们却不戴面纱，而是随便露出面庞，高高的帽子上蒙着白头巾。她们的生活同畜群的安康息息相关。日落时分，羊群被赶回到羊栏里去，半驯化的野狗保护它们不受狼群侵扰。女人们承担着与羊群——母羊与羊羔——相关的繁重劳动，还要负责预备草料。男人们主要生活在马鞍上，他们骑马互相拜访，去喀什噶尔赶集，还负责照料马匹和牦牛。孩子们在帐篷周围玩耍。他们总是很甜蜜、很可爱。我们见过一个8岁的小家伙完全光着身子，穿着他爸爸的靴子、戴着羔皮帽子四处乱走。
我们穿过大雾，向慕士塔格山北坡进发，山坡上的冰川舌就好像许许多多的手指头一样，一齐指向山下的萨雷阔勒山谷。我们只有牦牛作为骑行和驮东西用的牲口。骑牦牛要相当大的耐心。尽管牦牛鼻子中间的软骨上套着一个铁环，铁环上拴一根导绳，但这畜生脾气很倔，哼哼唧唧的，高兴了才走路呢。
我们考察了北坡的冰川以后，把营地迁到了山的西坡，并且沿着名为羊布拉克和康波基什拉克的大冰川做徒步旅行。冰雪融化汇成的溪流潺潺流过如水晶般明澈的蓝绿色冰面。冰川上不时会有深深的裂缝张开大口，有些地方的巨石形成了美丽的冰川台。
8月6日日出时分，我带着五个吉尔吉斯人和七头牦牛，开始攀登羊布拉克冰川北侧一道陡峭的悬崖。天气非常好。8点钟，我们已经爬得比勃朗峰
都高了；我们在16000英尺海拔处遇到了雪线。积雪迅速地增加着深度，表面已经冻上了。我们前进得很慢，牦牛一再停下来喘息，其中两头几乎要累垮了，我们只好抛下它们，请它们自寻生路。
我们又来到一道悬崖边上，12000英尺高的羊布拉克冰川就在我们正下方。我们接着爬了约1000英尺，毛拉·依斯拉木和另外两个吉尔吉斯人倒在雪地上睡着了。我们只好把他们撇下，我和两个吉尔吉斯人加上两头牦牛继续登山。雪地似乎永无尽头，牦牛们显然对这看起来无用而愚蠢的攀登大为不满。
到了20160英尺的海拔高度，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进行一次长时间的休息。牦牛站在那里，舌头耷拉出来，喘息声听上去就好像锯木头。我和两个吉尔吉斯人坐下来吃雪时头痛欲裂。我现在意识到，假如我们想再往上爬一两千英尺，就有必要带着粮食和帐篷来，并且准备在海拔两万英尺的地方过夜。决定了从头来过后，我回到了营地。
我们在冰川中做了进一步的长途步行后，终于在8月11日开始尝试第二次登山，这一次是沿着恰勒图马克冰川南侧陡然耸起的陡坡爬。我们带了一顶小毡帐和食品、燃料，牦牛和吉尔吉斯人挣扎着爬到了17000英尺高处，我们在那里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
突然间，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从冰川狭廊北侧边界壁立的悬崖上传来，深深的峡谷里充满了回声，经久不散。看来情形是这样的：高处的山体覆盖着一个冰罩，冰罩突出于岩壁顶端之外，由于不堪自身重量而折断，急速坠落到了冰川表面。这些大块的冰盔落下来，撞在凸出的岩石上成了碎末，像泛着泡沫的水一样雪白，一样翻腾。
我们爬得更高些，看见了四只野山羊，它们惊慌失措，跑过雪面的硬壳逃开了。此前不久，我们看见两匹浅灰色的大狼，它们显然是在把野羊赶进永久积雪地带，但因为力气不足，没有继续追赶它们。
冰盔上积了两英尺厚的雪，使得我们的登山比从前更艰难了。毛拉·依斯拉木牵着一头牦牛在前面带路，牛背上驮了两大捆硬得像木头一样的草原植物，吉尔吉斯人称之为驼绒藜（teresken）。突然，牦牛消失不见了，就好像它脚下张开了一道活门似的。我们急忙赶到那个地方，发现牦牛是一脚踏空了，但是被自己的右后腿、双角和柴捆挂住。它刚刚踏穿了一座危险的雪桥——桥跨在一道一码来宽的裂缝上——身下敞开着一道黑黑的深渊。幸运的是，那牲口吓得一动不敢动，否则早就送命了。吉尔吉斯人用绳索拴住它的肚子，其他牦牛合力把这可怜的牲口拉上来。
我们缓慢而小心地做第二次尝试。另一头牦牛又差点儿被深渊吞没，一个吉尔吉斯人将将用手搭在悬崖边上，也逃过了类似的厄运。我们来到湛蓝的冰壁间一道三四码宽、7码深的裂缝前。在这里我们认真地商量了一下。裂缝向两个方向目力可及之处延伸，这对我们所有进一步行动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所处高度是海拔19100英尺。
回营地的路上，我决定再次尝试登山，这一次取道以前爬过两次的羊布拉克冰川北侧山坡。
我们花了一天时间爬到20160英尺的海拔高度，来到我们先前到过的深渊边上。我们必须拿定主意是否要继续前进；但我们带来的十头牦牛累得要死，所以我们决定就地过夜，第二天早晨再接着登山。
我们把牦牛拴在几块突出于雪地的板岩上，在悬崖上搭起一顶小蒙古包，将绳索拴在几块石头上固定住。蒙古包里的营火直辣眼睛，由于没有通风口，空气令人窒息。融化的雪水在火周围积成了一个水池，但夜里火熄灭之后，池水又冻成了一块冰坨。我让两个生病的吉尔吉斯人下山到空气不那么稀薄的地方去。我们全都出现了高原反应症状——耳鸣，耳聋，脉搏加快，体温低于正常值，失眠。
太阳落山了，它那紫色的霞光在慕士塔格山西坡缓缓褪去。满月在冰川南侧岩壁顶部升起的时候，我走进黑暗中，欣赏我在亚细亚所见到的最为恢宏壮丽的景致。
山脉最高峰的永久积雪地带、为冰川提供冰流的冰盆及冰川的最高部分都沐浴着银色的月光；但是在冰流所经过的沥青般漆黑而深邃的裂隙处，深不可测的黑影成为主宰。薄薄的白云飘过崎岖起伏的积雪带，仿佛如此之多的山神在一起跳舞。也许那是死去的吉尔吉斯人的亡魂和他们的守护天使，正在脱离尘世的辛劳痛苦，前往快乐的天堂；要么就是魔法之城贾奈达尔中的幸运儿，正在满月的光芒中绕着“冰山之父”翩翩起舞。
我们到达的地方几乎与钦博拉索山
或麦金利山
主峰等高，高过乞力马扎罗山
、勃朗峰以及至少四块大陆上的所有山峰。只有亚洲一些最高的山峰和安第斯山脉主峰比我们现在所在的海拔高。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比我们现在所在还要高上8880英尺。不过我相信，说到蛮荒、奇异的美，在我面前展开的这幅图景绝对胜过世上任何一个人所能见到的其他一切景象。我感觉自己正站在无限空间的边缘，神秘的世界在其中永远循环往复。我和群星只有一步之遥，我甚至可以用手摸到月亮。我感觉到我脚下的这个地球——万有引力铁律的一个奴隶——在自己的轨道上不停旋转着，穿过宇宙空间的茫茫黑夜。
帐篷和牦牛轮廓分明的影子投射在雪地上。拴在石头上的牲口们静静地站着，只是偶尔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那是它们在用下颚的牙齿磨上颚的软骨；有时它们变换位置，积雪会在它们的蹄下“嘎吱嘎吱”作响。它们的呼吸声我听不见，但可以从它们鼻孔中喷出的白雾的形状上看出来。
吉尔吉斯人生在两块大岩石间的营火已经熄灭了；这些吃苦耐劳、饱经风霜的山地人脸朝下蜷缩在地上，前额埋在雪里，睡梦中不时发出一两下咕哝声。
我在小帐篷里徒劳地努力入睡。天并不特别寒冷（不过零下12摄氏度），我却觉得身上的皮衣铅锭一般沉重。因为呼吸不畅很难受，我一再起身吸进一点空气。
日出之前，我们听见了一种咆哮声，音量逐渐增大；到了早晨，一场风暴将打着旋儿的、密得不可穿透的雪云笼罩在我们的营地上。我们等了一小时又一小时。谁也不想吃东西，每个人都害着头痛病。我盼着大风自动停息，好让我们登上峰顶。然而，风刮得更凶了，到了正午时分，我终于清楚了我们所面临的无望处境。我想试一试吉尔吉斯人的勇气，就命令他们给牦牛驮驮子，冒着风暴继续登山。每个人都服从我的命令，但我说我们只好下山回营地的时候，他们都很高兴地感激我。
我带着两个随从开始下山。我骑着一头壮得像大象的大黑牦牛，想赶它走路根本没用，我就随它乱走。打着旋儿抽打过来的飞雪搞得我伸手不见五指。牦牛在雪中跋涉着，陷进去，跳起来，滑下去，像海豚一样扎进雪堆里。我只好夹紧双膝，不然的话，牦牛突然的阵发性乱颠肯定会把我从鞍上甩出去。有时我是背靠背躺在牦牛身上，结果下一刻牛角就顶到我的肚子了。不过我们最终将雪云甩在身后，到达了营地。营地的高度相当于内华达山脉主峰惠特尼山
的高度。
我们同“冰山之父”的搏斗就这样结束了。我跟这座大山纠缠得够了，就决定去帕米尔斯基哨所做一次短期访问。但我经过俄国边界必须神不知鬼不觉，不能引起中国人的疑心，因为他们可能会警觉起来，拒绝让我再回到他们的防区。我把所有行李都存在偏远地区一顶吉尔吉斯人的蒙古包里，然后带着两个旅伴在半夜出发，沿着外人难以到达的秘密小径向俄国边界行进。远处的吉尔吉斯人帐篷寨在月光下清晰可见，但他们的狗没有出声，于是我们冒着飞旋的雪花越过慕士库劳山口（Mus-kurau）安全进入了俄国领地。
这是一次漫长的、折磨人的马上旅行。我们的狗约尔达什走得后爪疼痛，我们只好给它做了双袜子。它穿着袜子感到非常不自在，试图用一种蹲姿走路，把后腿跷到空中。它发现自己落在了后面，就决定三条腿着地跑，把左右后腿轮番缩起来。
我同萨依采夫上尉及另外两名军官一道走过了帕米尔高原的大部分地方，最后把帐篷搭在一片迷人的高山湖——雅什库勒湖
畔。从那里我又悄悄地、不为人知地回到了中国人的领地。我离开期间，中国人发现我不见了，还进行了一次搜寻。假如那个替我藏行李的吉尔吉斯人被发现，那他就有麻烦了。为免遭怀疑，他把我的箱子搬到了一个石堆上，藏在两块大石头之间。就这样，当我的蒙古包于9月30日重新在卡拉库里湖东岸搭起来时，人们做梦也想不到我已经在俄国境内待了12天。
我返回喀什噶尔大本营之前，还有一项任务要在这迷人的小湖边完成，我想测量湖的深度，但那里连船的影子都见不到。当地吉尔吉斯人都没见过船，也不知道这种玩意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用木头和纸做了一个小模型，然后造船工作就在“码头”上开始了，指挥人是依斯拉木·巴依。
我们把一张马皮和一张羊皮缝到一起，抻紧了蒙在帐篷杆做成的支架上。船桨和桅杆是用另一些帐篷杆做成的，还有一把铲子当舵用。这真是条妙不可言的船，船身凹瘪，船边像锯齿，活脱脱一个被丢弃的沙丁鱼罐头！人们把充气的羊皮囊绑在左舷、右舷和船尾，以稳定小船。这古怪的设备就像某种史前动物正在孵蛋。一个吉尔吉斯人说他从未想象过船会是这副模样。托格达辛伯克说：“你要是驾着这玩意儿到水面上去，肯定会淹死。最好等湖水结冰。”
但我在小船上安然无恙，吉尔吉斯人图尔都（Turdu）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划船。在它的入水仪式上，游牧民们带着妻子儿女聚集到岸边，静静地观看整个过程。他们可能认为我疯了，都在等着看我如何消失在清澈、晶莹的湖水深处。
我在几个方位都测过了水深。一天，我们按原计划去走最长的一条路线，就是从南端到北端。我们划船从南岸起航，但没走多远，便刮起了一阵强似飓风的南风，我们卷起了船帆。大浪越卷越高，泡沫在浪尖上咝咝作响，小船像一头难以驾驭的牦牛似的上蹿下跳。
我坐着用铲子掌舵。船尾突然下沉，一个浪头打在我身上，灌了半船水。一个羊皮气囊松脱了，像只野鸭似的随波漂走了。每有一个新的浪头打来，都给我们洗个冷水澡。图尔都拼命往外淘水，我则试图用铲子抵挡袭来的大浪。小船越来越向下沉，右舷的羊皮气囊发出“吱吱”的哨音，开始漏气。小船危险地侧倾，未查明深度的湖水在身下张开大口。我们能不能这样一直漂到岸边？还是说，托格达辛伯克的预言要应验了？吉尔吉斯人有的骑马有的步行，聚集到最近的岸边看我们沉没；但我们终于划到浅水处靠了岸，浑身都湿透了。
还有一次——那是一个黄昏，我们离北岸不过几百英尺远——一阵强劲的北风刮了起来，把我们送到了湖上。夜幕降临了，幸运的是天上还有月亮。过了一会儿，风也逐渐停歇了。依斯拉木·巴依在岸上点了一堆火，像灯塔一样给我们指路。湖水最深的地方测出来只有79英尺。
暴风雪和冰雹一次次逼着我待在帐篷里。这种时候，吉尔吉斯人会来看我，而我从未觉得厌烦。他们给我讲他们的奇遇和经历，有时也把他们的烦恼向我倾诉。一个吉尔吉斯小伙子爱上了美丽的奈弗拉·罕（Nevra Khan），但付不出必需的彩礼（kalim）给姑娘的父亲，就到我的帐篷来借钱。可是我的钱包太瘪了，应付不了这样一件大事。
一个传闻在整个帕米尔高原散播，说是有个欧洲人来了，像只小羚羊一样跃上了慕士塔格山，还像只大雁一般飞过湖面。这个经过了适当加工和演绎的传说，可能至今还能听到。
我在吉尔吉斯人中间生活得如鱼得水；当我离开的时候，他们同我告别，声音里充满了感情。要是我没有和他们一起生活、成为他们的朋友呢？他们的生活无忧无虑，但并不快乐，他们同冷酷、吝啬的大自然进行着一场痛苦的战争。当他们过完了自己的一生，他们会被抬往山谷中自己的坟墓，那里有一个圣人安眠在一座简单的白色圆顶下。
我于10月19日从一条新路线回到了喀什噶尔，在那里总结我的考察成果，重新做笔记。
11月6日，我们围坐在彼得洛夫斯基领事家的餐厅里，桌上的茶壶“咕嘟咕嘟”冒着泡。一个哥萨克邮差满身尘土、气喘吁吁地走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领事。电报只是简短地陈述了亚历山大三世驾崩的消息，在场的每个人闻讯起立，俄国人在胸前画着十字，显然深受震动。
圣诞节又来临了。我是和马继业先生、亨德里克斯神父以及我的同胞传教士霍格伦德（Höglund）一起过的节，霍格伦德不久前刚刚带着全家抵达喀什噶尔。亨德里克斯神父在午夜时分离开了，他要去自己那间有酒桶和十字架的小屋做弥撒，庆祝基督降生。想到他正独自——孤独，恒久不变的孤独——穿过这黑暗、沉睡的城市，我真同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