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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塞是用土块和沙袋堆建而成的。堡垒四角的炮台上架着大炮。当我们朝着它北面的前线走去时，在胸墙上列队出迎的全部160名守军士兵和哥萨克开始欢呼。在堡垒的大门口，我们受到要塞司令萨依采夫上尉和他手下六名军官的欢迎。上尉曾经做过斯科别列夫的副官。
我的到来给他们单调的生活带来了令人愉快的变化。他们整个冬天没见过一个白种人，我的出现就好像从外面世界来了个天赐之物，因此，我被他们的殷勤和友善征服了，自愿做了20天的俘虏。
多么美妙的休憩！我和他们交谈，画画，照相，我们还骑马去拜访了那个地区的吉尔吉斯头人们。星期天要举行各种比赛，士兵们还会随着六角手风琴的音乐翩然起舞。星期二，我们举着双筒望远镜搜索北方的地平线，希望看到所盼望的邮差带着信件和报纸出现。
不知不觉中，这愉快的闲适时光已近尾声。4月7日，我同他们告别，再次上马，带着我那一小队人马向东北方向的郎库里湖骑行，到了之后我就在一种没有烟道的圆锥形帐篷里过夜。湖水尽管只有6英尺深，却覆盖着3英尺厚的冰层。泉水流入的地方则没有结冰。这片湖上常有大群大群的大雁和野鸭出没。
我们继续东进，从楚加塔依山口（Chugatai，15520英尺）翻越萨雷阔勒岭，在山的另一侧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座吉尔吉斯人
帐篷寨宿营。三名从附近的中国要塞布伦库勒
来的伯克前来迎接我们；他们清点了我们的数目，又仔细地察看了我们一通，就回要塞去了。当地有传言说，一支俄国军队马上要来占领帕米尔的中国部分，人们甚至相信，我们的箱子里就藏着士兵和武器。不过，他们一看我是一个只身旅行的欧洲人，只带着几个当地人，就放心了。
在离布伦库勒不远的地方，要塞指挥晁大人带着十个随从，亲自来看我们。他对我接着去慕士塔格山
西麓的打算没有提出异议，但是要我留下一个随从和一半行李给他作抵押。唯一向我开放的去喀什噶尔的路要顺着盖孜河谷走，河谷的起点就是布伦库勒。
中国人相当多疑，整夜在我们的帐篷周围布设卫兵和密探，但他们并没有太搅扰我们。4月14日，我带着四个随从和四匹驮东西的马，顺着宽阔的萨雷阔勒山谷向南进发，过了美丽的山间小湖卡拉库里湖，到了一位和气的吉尔吉斯头人托格达辛伯克（Togdasin Bek）的帐篷寨。吉尔吉斯人听说有一个欧洲人在附近扎营，就带着病人到我的蒙古包来；我尽我所能为他们治病，给他们服用奎宁和其他无害的苦药，结果证明非常灵验！
“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山在我们头顶巍然屹立，它的最高峰达25500英尺，峰顶是一片微微闪光的永久积雪地带。从东面的大漠深处望去，它就像一座灯塔，在子午线上的群山之间高高耸起它的拱顶。群山被称为喀什噶尔山脉，是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的分界线。
吉尔吉斯人有很多关于慕士塔格山的传说。他们相信它是一座巨大的圣人墓（masar，麻扎），摩西
和阿里都在里面安息。几百年前，一个智慧的老人登上了这座山。他在山顶找到一片湖和一条河，河边有一峰白骆驼在吃草。有许多宝相庄严的白衣老者在一个长满李子树的果园里漫步。智者吃了果子。于是一个老者走过来，祝贺他没有拒绝吃果子，不然的话，他就要像其他人一样永远留在那儿了。然后一个骑着白马的驭手把他提到马鞍上，带着他冲下了悬崖。
人们还认为，“冰山之父”的峰顶有一座城市叫作贾奈达尔（Janaidar），城里的居民过着极度幸福的生活，不知何为寒冷、何为痛苦、何为死亡。
不论我去什么地方，不论我到哪一个吉尔吉斯人的“奥尔”做客，我都会听到关于这座圣山的新故事。所以，再自然不过地，我最终产生了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渴望着进一步了解它，登上它那陡峻的山坡——不一定爬到峰顶，但至少要爬一段山路。
因此，我把我的马匹和两个手下留在山谷里，雇了六个吉尔吉斯壮汉，租了九头上好的牦牛，把我的营地向上迁了2000英尺，扎在一个没有积雪，到处是石台、砾石堆，冰河低声流过的地方。我们在露天下用干草点起篝火，围着火堆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然而我接近这座大山的企图却以悲惨的结局告终。在牦牛的帮助下，我们艰难地踏着积雪登上了陡峭的山壁边缘，峭壁北面紧挨着羊布拉克大冰川的深沟。从这里，我们可以望见萨雷阔勒山谷和大冰川的壮阔图景。冰川由峰顶下的冰盆流出的冰流汇聚而成，一片洁白，然后闪着蓝光顺着我们脚下的深沟滑落，像一个国王一样骄傲地从它的岩石寓所中拥出。
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考虑。风刮了起来，一场狂野的暴雪已经在高处的山坡上开始了。雪云在我们头顶翻卷，天也黑了，我们只好匆匆回到营地。
我们不在的时候，托格达辛伯克带着一顶大毡帐上山到了我们的营地。他来得正是时候！没过多久，暴风雪就遮蔽了整座大山，什么都看不见了。确知我们自己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免受风吹，可真是惬意啊。
我意识到可能要等很久天气状况才会允许我们重新登山，就派了几个吉尔吉斯人下山到山谷里取粮食。
但是现在厄运把我的全部计划都搅乱了。我的眼睛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疾病，这种病逼迫着我马上去找一个更暖和的地方。探险中断了，我戴上眼罩，率领我那支小旅行队返回。我们走过卡拉库里湖和布伦库勒，然后走进盖孜河（Gez-daria）荒蛮、狭窄的河谷，该河谷因盗贼和逃犯麇聚而声名狼藉。
我们需要反复地渡过这条河，它咆哮着奔涌在巨石之间，泡沫翻腾飞溅。为了帮助马匹，随从们都蹚水过河，要是没人帮忙，它们就可能会被淹死。我们只在几个地方找到了桥。有一座桥是用一块巨石当桥墩，当我们的马走过它那弯下去的桥板时，构成了一幅有趣的画面。
温度迅速上升。我们下山进入了夏天的空气，温度计显示是19摄氏度。当我们于5月1日骑马进入喀什噶尔时，我的眼睛差不多完全好了。
关于我在喀什噶尔逗留期间发生的故事，我只讲其中几个片段。我在那里的时间主要是同老朋友彼得洛夫斯基总领事、好客的马继业先生及风趣的亨德里克斯神父一起度过的。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去拜访本城及本省的长官张道台，他是个特别好的人，我第一次来访时就认识他了。他慷慨和善地接待我，对我提出的办理护照和获准自由旅行的种种要求一概应允。
第二天道台来我这里回访。他那五彩斑斓的队伍开进领事馆大院时，真是一派神仙下凡的景象。首先进来一个骑马的传令兵，每走五步就使劲敲一下铜锣，锣声洪亮。他后面跟着一队步兵，手擎木棍和短剑为道台大人清道。道台本人乘坐一辆带篷小马车，由一头健骡拉车。众随从走在车的两侧，打着遮阳伞，高举写着黑字的黄旗。走在队伍末尾的是一队衣着华丽、骑着白马的骑兵。
有一天，总领事、亚当·伊格纳季耶夫和我受到邀请，前往张道台官邸参加正式晚宴。我们这支俄国队伍比起中国人的行列要简单一些。俄属中亚商会的长老（aksakal，字面意思是“白胡子”）骑马走在队伍前面，然后是一个扛着俄罗斯帝国国旗的骑兵，再往后是我们乘坐的马车，两名卫队军官和12个穿白色制服的哥萨克骑兵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就这样走过了整个城市，走过了巴扎，先穿过雷吉斯坦（聚众集会的广场），再穿过“跳蚤市场”——在市场里人们可以买到还带着那种寄生虫的旧衣服。
当我们行进到道台办公和居住的衙门时，响了两声礼炮。主人带着随从在衙门内院迎接我们。餐厅中央摆着一张大圆桌。主人摇了摇椅子，表明它们禁得住我们的重量。他用一只手拂过桌椅，表明每一件物品都擦拭过，很干净。他将象牙筷子举到额头前，再放回到原处。
我们落了座，聚精会神地对待一道一道端上来的46道菜。每隔一段时间就往杯中斟上很辛辣的烈酒。亚当·伊格纳季耶夫连干17杯都没有醉，因为好酒量和视死如归的气魄博得大家的敬佩。接下来的酒令红底黑字地写在墙上的条幅上：“把酒言事。”我们都照做不误，但我恐怕我们在不断地触犯中国礼节的各种规矩，要不是从小生就杏干一般的黄皮肤，主人们的脸色恐怕早就变得煞白了。席间，一支萨尔特人乐队一直在演奏乐曲。最后一道菜吃完，我们就告辞了。
现在恰逢盛夏，气温高达35摄氏度。我始终不能忘怀“冰山之父”，那永久的积雪地带，还有那闪射着蓝光的冰川。6月，我带着一支由依斯拉木·巴依率领的轻装小队离开喀什噶尔，骑马到了小城英吉沙，该城的办事大臣警告我小心峡谷里泛滥的河水。为了给我的旅行提供便利，他派出几个吉尔吉斯人陪我一道走，领头的是尼亚斯伯克（Nias Bek）。
就这样我们走进大山深处，在克普恰克部（钦察部）吉尔吉斯人（Kipchak Kirghiz）的村庄里受到款待。这些人有时候住在蒙古包里，其他时间住在土石小屋里。慕士塔格山白得炫目的峰顶一再地从周围的群山中脱颖而出。山谷野寂荒蛮，独特的景致如在画中，深深的河水溅起飞沫。但我们一路前行，没遇到什么危险。不时可见位于谷底开阔地的村庄，那里青草茂盛，还长着野蔷薇、山楂树和白桦树。我们在帕斯拉巴特村遭遇了一场瓢泼大雨；大雨过后，河水暴涨，变成了灰褐色，在山谷中发出含混、低沉的咆哮声。
穿过腾吉塔尔峡谷（“狭廊”）的路是最难走的一段，几码开外就是陡峭的山崖。河水充溢了整个谷底，到帕米尔去的旅行者实际上是被迫在溪流中骑行。河水在滚动的巨石中间汹涌澎湃，峡谷中充满了震耳欲聋的回声。马儿们不知往哪里下脚，只好在圆圆的大石头中间小心翼翼地探路前进。它们不时跃上一块石头，然后绷紧肌肉跳到下一块石头上，总是能保持背上驮着的行李箱的平衡。到了最艰险的地方，会有两个人跳下马来，站在附近的巨石上，从两旁引导和帮助马匹前行。
窄窄的一线蓝天一向只在两侧的灰色花岗岩壁间闪现，这时在更为开阔的圆形山峰之上延展开来，真让人感到轻松愉快。我们离开阔克-莫依纳克山口（Kòk-moinak，15540英尺）后，又站在了“世界屋脊”上。伯克们来到开阔的塔合曼大峡谷
亲切地迎接我们。
在纯净的空气中，最美丽的高山景色和高山生活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展开。慕士塔格山把那些舌头状的冰川沿着深而窄的裂缝喷射下来；冰川融水汇成水晶般清澈的小溪，顺着山坡潺潺流下，流过青翠的牧场；牧场上有大群的牦牛和羊在吃草，还支着80顶蒙古包。
我们继续向北行进，在苏巴什附近的旷野上碰到了老朋友托格达辛伯克，他支起自己最好的一顶蒙古包供我们使用。接下来的将近三个月时间，我是同这些吉尔吉斯人一起度过的。我像他们那样生活，骑他们的马和牦牛，吃他们的食物——羊肉和酸牛奶，成了他们的朋友。后来他们常说：“现在你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吉尔吉斯人了。”
7月11日，为了向我表示敬意，托格达辛伯克在苏巴什旷野上组织了一场叼羊比赛（Baiga）。本地区的所有伯克都穿着他们那色彩鲜艳的绣金华服汇聚在我们的帐篷周围；然后，一支由42个骑手组成的华丽的扈从队陪同我策马入场，只见狂热的人群骚动不安，比赛就要开始了。人们在那里等着我们到来，其中有一位110岁高龄的老霍特（Khoat）和他的五个儿子，全都是白胡子老者。
整个旷野上满是迫不及待地等着比赛开始信号的骑手。信号发出了，一个骑手催动胯下马飞奔而出。他在我们面前用膝盖控制着坐骑兜圈子，因为他左手拎着一只活羊，右手举着一口锋利的马刀。他干净利落地一刀斩下羊头，羊身就垂挂在他身边，还在扭动挣扎，滴下血来。
这时，他结束了在场地中的马戏，跑出圈子，然后率领着80个骑手再一次朝我们狂奔而来。地面在马蹄嘎嗒嘎嗒的敲击下颤抖着。他们越跑越近，不时隐没在扬起的尘土中，最后离我们相当近了，似乎马上就会像毁灭性的雪崩一样将我们碾碎。但是，他们跑到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扬沙和飞土已经溅了到我们身上时，却突然掉转了方向；领头的骑手把羊尸掷到我脚下，便跑进旷野，隐没在滚滚尘烟之中。
可是，几秒钟之后，他们又回来了；然后争夺羊尸的比赛开始。我们匆匆退后。比赛的目的是从马鞍上抢得羊尸，带着它骑马跑掉。这是一场最奇异的打闹。全部80个骑手挤作一团。有的马人立起来，有的马摔倒了，骑手被甩了出去，只好在混战中夺路而逃，以免被乱蹄踩死。还有一些吉尔吉斯人从圈子外面往前拥，想骑着马挤进早已挤得水泄不通的马群中间。这情形简直让人想起劫掠中的匈奴人。
最后，一个强壮的吉尔吉斯人抢到了羊，拿着它在旷野上发疯般绕着圈子狂奔，其他人则像一群饿狼似的在后面追他。这场奇观就这样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托格达辛伯克见此情景相当激动，也一头扎了进去，跟着追赶。可是追着追着，他连人带马摔了个跟头，额头上磕出了中国字一样的红色血迹，这才罢了手。
接着，他们摆了一桌精美的“大餐”招待我们，有羊肉、米饭、酸牛奶和茶；我向所有优胜者颁奖，奖品是银币。胜利者中有两个健壮的吉尔吉斯人，分别叫耶西姆·巴依（Yehim Baï）和毛拉·依斯拉木（Mollah Islam），我雇用他们做了随从。
天色向晚，大群大群的骑手回家进了自己的帐篷；夜幕又降临在慕士塔格山脚下的旷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