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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891年春天回到家乡斯德哥尔摩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是一片广大地域的征服者，因为我已走过了高加索、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中亚地区和布哈拉，还进入了中国的新疆地区。我因此充满了信心，觉得自己能够奋力一击，从西至东征服整个亚细亚。我的亚洲探险的学徒岁月已经真正过去了；然而我面前还摆着许多巨大而严峻的地理问题。我内心再次燃起了登上狂野的冒险之路的欲望。我一步一步地努力着，已经越来越深入这世界上最大大陆的心脏地带。现在我只满足于踏上那些不曾有欧洲人涉足过的小路。
这次旅行最终持续了三年六个月二十五天，走过的路程比从南极到北极还远。在地图上标出的距离大约有10500公里——相当于地球周长的四分之一，或者开罗到开普敦之间距离的一倍半。我绘制的552张地图连起来有364英尺长。在这部分地图上，有三分之一或3250公里的道路通过的是迄今绝对不为人知的地域。旅行开销不超过1万美元。
我并不急于动身，而是在冯·李希霍芬男爵的指导下全面研习了一遍亚洲地理。就这样，在1893年10月16日，我同家人依依惜别，从自己的停泊地解缆起航，向着东面的圣彼得堡驶去。
在从沙皇的都城到奥伦堡2250公里的路途中，我们呼啸着驰过了莫斯科和坦波夫
森林，跨过了4867英尺长的伏尔加河大桥。奥伦堡是“奥伦堡哥萨克人”的首府，奥伦堡州州长是他们的头人（ataman）。巴什基尔人
、吉尔吉斯人和鞑靼人的存在说明这里正是亚细亚的门口。
我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塔什干。我对从里海方向过去的南线早已了如指掌。这一次我想试一试北线，北线纵贯吉尔吉斯草原，全长2080公里，分成96段。整个旅途——长度相当于从洛杉矶到奥马哈
的距离——要乘四轮马车完成；而且，为了避免中途转运行李96次，旅行者通常是自己买上一辆马车和一些零件，另外再带上润滑剂和粮食。驿站站长往往是俄国人，车夫则是鞑靼人或吉尔吉斯人，他们每年的薪水是65卢布，另外每月领取一普特半面包和半普特羊肉。驿站的房屋里设有桌椅床铺，可供旅客过夜。屋子的一角立着圣像，桌上放着《圣经》，这是普尔热瓦尔斯基赠送的。
安年科夫修建的通往撒马尔罕的铁路对于纵贯吉尔吉斯草原的马车道是一大打击，它此后不久就延伸到了塔什干。然而，这条马车道由于战略目的仍在维持，直到最后终于被一条铁路取而代之。
事实上，我在奥伦堡花75卢布买了一辆四轮马车，后来在马尔吉兰又以50卢布把它卖掉了。我的行李重300公斤，箱子都用灯芯草垫子裹上，捆在马车后面和驾驶座上。这些行李中间有两个很重的弹药箱。要是没有守护天使在一旁保护，我肯定早就被炸飞了，因为剧烈的颠簸已经把弹药筒变成了火药末；雷管居然没有引起火药大爆炸，可真是个奇迹。
我11月14日离开奥伦堡的时候，气温是零下10摄氏度，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已经开始了。我坐在一捆铺着块毯的干草上，身上裹着皮衣和毛毯，脑袋上围着头巾，同时，雪花卷成令人窒息的浓云从敞开的车篷下面吹进来。夜里，我被一个邮差赶上了。这是个胡须灰白的老头，他二十年来一直来回奔波，每年要在奥伦堡和奥尔斯克之间往返35次，走过的路程加起来等于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再加上6000英里。他浑身洒满雪花，哈气在胡子上结满了白霜。他在俄式茶壶旁坐下，在短短的休息时间里一气喝了11杯滚烫的热茶。
奥尔斯克是乌拉尔河亚洲一侧河岸上的一座小城。“再见，欧罗巴！”我心中暗道。四轮马车把最后一条街道抛在身后，开始了贯穿广阔的吉尔吉斯草原的漫漫旅程。草原位于里海、咸海、乌拉尔河及额尔齐斯河之间，狼、狐狸、羚羊和野兔众多，吉尔吉斯游牧民驱赶着自己的畜群在上面游牧，沿着流入咸水湖的小溪搭起他们那蜂房形状的黑色毡帐和芦苇帐篷。一个富裕的吉尔吉斯人通常拥有3000只羊和500匹马。1845年，俄国人占领了草原的这个部分，建起了一些要塞，要塞里至今仍驻守着小股的卫戍部队。
车轮轧在冰冻的雪面上吱嘎作响。马儿们拉着三套车匆匆赶路，先是小跑，然后就飞奔起来。车没完没了地摇晃，差点儿把我颠散架。我们一个钟头接着一个钟头地前行，但这四轮马车仍然处在一成不变的平原地带的中央。车夫不时地把马车停住一会儿，好让汗流浃背的马儿喘口气。有时他会用马鞭指着前进的方向，说道：“过一会儿我们会遇上一辆从南边来的大车。”
我举起野外望远镜在地平线上搜寻，看了半天才发现一个小小的黑点，但车夫甚至能辨认出跑过来的马匹的颜色，吉尔吉斯人草原上的户外生活已经使他们的感觉变得不可思议地敏锐。深更半夜，天上阴云密布，四周一片漆黑，他们却能认清道路。除了暴风雪，什么都不能破坏他们的方位感。当然，电线杆给道路标明了固定的范围，但狂风暴雪大作的时候，人可以在两根电线杆之间迷失道路，除了等待天亮外别无选择。在这样的夜晚人们尤其要提防狼群。
到了塔姆德，我休息了几个小时，驿站长往炉子里添了些从草原上弄来的干柴。野狼来叼走了三只雁。
11月21日那天，气温降到零下20摄氏度，那是我去塔什干的路上所经历的最冷一夜。下一个驿站康斯坦丁诺夫斯卡亚更为简陋寒酸，只有两顶帐篷。道路到这里是在沿着咸海走。咸海是一个鱼儿众多的咸水湖，大小同维多利亚湖相当，比苏必利尔湖略小，但比休伦湖大些。我们的路有72英里要穿过沙丘，于是弄了三峰双峰驼来拉车，车夫骑在中间一峰骆驼身上。看着它们在小路上奔跑，驼峰左右摇摆，煞是有趣。
不久我们就到了更暖和些的地带，天下起雨来，骆驼足底的软垫啪嗒啪嗒走在湿漉漉的沙地上。就这样我们到了锡尔河畔的小城卡扎林斯克，乌拉尔的哥萨克们在河里打鲟鱼，鱼子酱的生意很好做。道路沿着大河河岸延伸，无数老虎、野猪和野鸡生活在密不透风的灌木丛中。一个猎人向我展示自己的狩猎技术，他送给我的野鸡足够我一路吃到塔什干。
我们距离突厥斯坦城还有108英里时，车前轴折断了。经过一番临时修理，我们小心翼翼地驾着车，缓缓驶进了这座古城。城里有一座美丽的带有圆顶和尖塔的清真寺，是帖木儿为纪念吉尔吉斯人的守护神苏丹·霍加长老（Hazret Sultan Khoja）而建的。
我们的车轮在这穿越草原的漫漫旅途上隆隆滚过，越走越远。有一次，四轮马车陷在泥潭里，动弹不得，三匹马也不能拉动它一分一毫。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马儿们踢蹬着，扬起前蹄，把缰绳都拉断了。最后，车夫只好骑着其中一匹马返回驿站求救。几小时过去了，夜晚的冷风在嘶吼。我等了又等，心里纳闷狼群会不会趁这个机会下手。车夫终于带着一个人和两匹马回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得以继续前进。
我们乘坐渡船过了阿里斯河。地势微微起伏，我们的马车便由一支普通的五匹马组成的马队拉着，一个人骑在左边领头那匹马的背上。当沉重的马车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滚下山坡，马匹全速飞驰时，我害怕得要死，生恐骑手胯下那匹马跌倒，而他自己被碾到轮下。但是并没有什么不幸事故发生。在奇姆肯特，我们去了我上一次旅行时所知道的几个地方中的第一个。12月4日，我们在“叮叮当当”的车铃声中隆隆驶入塔什干。
就这样，我在19天里走过了11个半纬度，经过了3万根电线杆，雇用了111个车夫，用了317匹马和21峰骆驼，从西伯利亚的严冬到了白天气温高达12摄氏度的地方。
在塔什干，我再次住在总督夫列夫斯基男爵家里；在马尔吉兰，我则住在费尔干纳省总督巴瓦罗-什维科夫斯基（Pavalo-Shweikowsky）将军家里。我在这两个地方购买了辎重——帐篷、毛毯、毛皮大衣、毡靴、马鞍、粮食、炊具、新鲜弹药和俄国亚洲部分的地图——还买了准备送给当地人的礼物，比如布匹、衣服、手枪、工具、小刀、匕首、银杯、怀表、放大镜以及其他一些稀罕物事。为了盛下这么多行李辎重，我又买了些包了皮子的萨尔特式木箱，它们很适合搭在马背的驮鞍上。
我已经决定取道帕米尔高原前往喀什噶尔。帕米尔是全中亚最著名的山区之一，它就像一个由无数白雪覆盖的山岭纠聚而成的山结，将地球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向四处辐射：向东北是天山山脉，向东南是昆仑山脉、慕士塔格山（属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向西南是兴都库什山脉。因此它被恰切地称为“世界屋脊”（The Roof of the World）。
俄属中亚、布哈拉、阿富汗、英属克什米尔和中国新疆的政治利益都在帕米尔会聚。在我所写到的那个年代，这一地区相当频繁地引发俄国和英国之间政治关系紧张。英国人和阿富汗人在这个地区的西部和南部建有许多要塞。东部还有中国人在拥兵自立。1891年，俄国人凭借武力威胁宣布将高原北部划入自己的版图，两年之后又在阿姆河的一个源头穆尔加布河畔建立了一座要塞——帕米尔斯基哨所。哪怕最轻微的轻率举动都会被视为挑衅，从而引发战争。
从马尔吉兰到帕米尔斯基哨所的路程有294英里。这个距离并不长，但冬天的道路因为寒冷和下雪而令人生畏。温度计的水银柱在夜里还会冻上。人人都警告我，我要是陷在阿赖山谷的深雪里，是绝难生还的，只有在马尔吉兰和要塞之间递送信件的吉尔吉斯邮差才能做到安然无恙；就是他们，也要经常遭遇可怕的不幸和痛苦。
不管怎么说，我仍坚执己见。同“世界屋脊”上的冬雪一决胜负的壮举诱惑着我。巴瓦罗-什维科夫斯基将军派了一名信使骑马去道路沿线的吉尔吉斯人帐篷寨打前站，命令他们接待我，尽一切可能帮助我；要塞司令萨依采夫（Saitseff）上尉也被告知我将到来的消息。
我没有作详尽的准备，也没有沉重的负担。只有三个人同我一起走：热依木·巴依（Rehim Baï）做我的贴身仆人，还有两个马夫，其中一个叫依斯拉木·巴依（Islam Baï）的日后成了我的忠实仆人，伴我度过许多艰难岁月。我租了一匹骑用的马和七匹驮货物的马，每匹马租金是一天一卢布，这样一来，照料和喂牲口的事就不用我负责了。马夫们又自己出钱，另外带了三匹马来驮谷子和干草。
我们于1894年2月23日出发。我们从横切阿赖山北坡的伊斯法拉河河谷走过。我们越走越高，路况也越来越差。我们走过了最后一个居民点，又走过了最后几座摇摇晃晃的木桥。河谷变得像条走廊般狭窄，小路沿着陡峭的山坡攀缘而上，时而在左坡，时而在右坡。一条条冰河标示了沿途流过的泉水的位置。一匹驮行李的马就在这样一个地方滑倒了，翻了两个跟头，撞在一个突出的岩角上，摔断了脊梁骨，立时死在了河岸上。
从最后一个村庄来了一大群当地人陪着我们走——他们可真是及时雨啊！接下去的路太可怕了。小径好像沿着悬崖峭壁建造的飞檐一般延伸着，有时埋在雪里，有时结了冰。总是要用镐头和斧子开路，最滑的路段必须撒上沙子才能走。暮色悄悄在这个地区弥漫开来，夜幕降临了。我们还要走三小时才能到达宿营地。我们在万丈深渊的边缘攀登着，爬动着，滑行着，在黑暗中我们连谷底都看不见。每一匹马都由一个人牵着，而另一个人拉住马尾巴，时刻准备提供帮助，以防牲口打滑，大呼小叫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我们的行进一再遭到中断，假如一匹马在悬崖边打了滑，必须有人拽住它，等待援手到来，把它身上驮着的东西卸下来。正值雪崩频发的季节，我们每一刻都处在被松脱的雪块埋没的危险之中。四周处处躺着死马的骸骨，整个旅行队连人带马被这样的雪崩埋住的事并不罕见。
我们最终到了一个山谷开阔的地方，看见远方的熊熊营火，一种难以形容的如释重负的感觉油然而生。经过12小时的艰苦跋涉，我们疲惫不堪地抵达了兰加尔，吉尔吉斯人已经在那里为我支起了一顶上好的蒙古包。
我从这里派了八个吉尔吉斯人拿着铁铲、镐头和斧子到阿赖山上的腾吉斯巴依山口（Tengis-Bai）去为我们的马匹挖一条小路；第二天，我们骑马去了拉巴特。那是一个海拔9550英尺的小驻地，在那里，我和我的几个手下对头痛、心悸、耳鸣、恶心等高山病症状有了十足的切身感受。我对晚餐连看上一眼都难受，觉也睡不安稳。后来在西藏，我对稀薄的空气已经习以为常了，甚至在海拔16000英尺的高度也没觉得有一丁点儿难受。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顺着吉尔吉斯人挖出的小路走。阿赖山的群峰在我们面前巍然耸立。我们走在了一个陡急上升的、白垩般雪白的凹槽里。吉尔吉斯人已经在6英尺深的积雪中踏出了一条窄路，但这路就像在沼泽地上放上板条一般难走，一旦走错一步，就会沉陷在雪中。曲里拐弯地拐了几百回以后，我们到了腾吉斯巴依山口（12500英尺），欣赏到一幅壮丽的图景，白雪覆盖的山岭构成了这片辽阔的区域。向南看去，阿赖山谷自西向东伸展在阿赖山和外阿赖山之间。
一条峡谷向下直通阿赖山谷。我们顺谷而下，差不多每隔10分钟就要从桥上或者冰雪拱门里跨过一条小溪。马匹时常被冲入溪水，我们还得协力把它们拉上来，重新装好行李。前一天发生了一次大雪崩，雪块填满了峡谷，把道路都淹没了。吉尔吉斯人为我们逃过了一难而额手称庆。我们这时候是在雪的上面行走，脚下的雪也许有20码或30码深。
我们进入阿赖山谷，到了达拉乌特库尔干，那里有一座20顶蒙古包的帐篷寨（“奥尔”）。我们可以看见一阵暴风雪席卷了腾吉斯巴依山口，吉尔吉斯人再一次大呼万幸。要是早一天，我们肯定就被雪崩埋在下面了；要是迟一天，我们也会被暴风雪封住、冻死。
暴风雪在3月1日之前的晚上抵达了达拉乌特库尔干，几乎要把蒙古包吹翻，我们只好用绳索和石头把它们固定住。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枕头上横着一堵小雪墙。所有的蒙古包都深陷在1码深的雪中。
我们休息了一天，由吉尔吉斯向导带领着继续我们的旅行。他们拿着长竿子探测雪深。我向广袤无边的白色雪野望去，看见前面远远地有一个小黑点，不禁心下快慰，那是一座蒙古包，我们即将在里面过夜。蒙古包里点起了一堆篝火，浓烟从排烟口打着旋儿冒出来。当晚，一个吉尔吉斯人弹起一种弦乐器来娱乐大家。夜里，暴风雪又肆虐起来。
我们沿着阿赖山谷继续向东走，阿姆河的一条源流克孜勒苏河（“红水河”）在谷底向西流去。我们现在不得不用四峰骆驼为我们的马匹踩出一条小路来，有时候它们会完全陷入雪中，我们还得把它们拉到雪浅一点的地方。
我们离当晚宿营的蒙古包只有不到150步远了，但是这短短的一段路却非常难走。在我们和帐篷之间有一道沟壑，沟里积着9英尺深的雪。第一匹驮行李的马完全没在雪中不见了，不过我们卸下它背上驮着的箱子，用绳子把它拉了上来。要想用铁铲把雪从沟里挖出来是无济于事的。吉尔吉斯人突然想到一个办法，从蒙古包上拆下一些毡块，铺在雪面上，然后一匹接一匹地牵着马，一步一步从毡块上走过去。等我们把它们全部拉过雪沟，时间好像已经过了好久好久。
毡帐周围筑起了整整一道雪墙。夜里气温降到了零下20.5摄氏度。次日清晨，外阿赖山的最高峰考夫曼峰
（23000英尺）现出了它那壮美的身姿。
我从我们的营地吉普蒂克派了一个吉尔吉斯人出去求救。他的马陷在雪中，雪没到了他的膝盖。这副样子简直太滑稽了。他不久就放弃了去求救的企图。我们现在是字面意义地困在雪中了，除了等待没有别的选择。
终于，一些吉尔吉斯人带着骆驼和马匹赶到，帮助我们向前走了一阵子。他们告诉我们，就是遇到更深的积雪也不是什么稀罕事，那时候就让牦牛用角开路，在雪中顶出一条隧道，然后马匹和人跟着从这条隧道中走过。
他们还讲到，他们的一个朋友有40只羊在上一场暴风雪中给一匹狼咬死了。还有一个人损失了180只羊。狼是吉尔吉斯人最凶恶的敌人，暴风雪来临的时候，一匹在夜里潜入羊群的狼会将羊全部咬死。狼噬血的欲望是不能遏止的。但是，要是吉尔吉斯人活捉了这匹狼，那就算它倒霉！他们会把一根重重的棒子绑在它的脖子上，在它的上下颚之间支上一块木头，再用绳子缠紧。接着他们会给狼松绑，用鞭子抽它，拿烧得通红的炭火把它眼睛熏瞎，在它的嘴里塞满干鼻烟灰。我有一次恰巧碰上了，于是得以减轻那匹受刑的狼的痛苦。
有许多野羊（因马可·波罗
而被命名为“马可·波罗盘羊”）被群狼撕成了碎片。它们有条不紊地进行捕猎，组织好先头部队，把野羊赶到陡急的山坡。野羊眼见着身后气喘吁吁、红着眼睛的追捕者赶上来，宁愿选择纵身跳下悬崖，据吉尔吉斯人说，是用它们那坚硬有力、形状优美的羊角根部的软垫着地。但即便如此，野羊们也难逃一死，因为别的狼正在悬崖底下等着它们呢。
头年冬天，我的一个吉尔吉斯仆人和一个同伴一起走过阿赖山谷，遭到12匹狼的攻击，幸好他们带着武器。他们开枪打死了两匹狼，它们立即被其余的狼吞吃了。
不久前，一个吉尔吉斯人从一顶帐篷到另一顶帐篷去，却没有回来。人们去找他，在雪地里发现了他的头骨和尸骸的其他部分，旁边是他的皮衣，在雪地上还可以见到他进行无望的争斗而留下的斑斑血迹。那个孤独绝望的人的形象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夜不能寐，一直躺在那里想象着他发现自己被狼群包围时的危急场面。他肯定试过走到帐篷寨去，但群狼必定是从四面八方向他发动了攻击。他可能拔出匕首左戳右刺，但那只是加剧了攻击者们的愤怒和残忍。最后，他的力气用尽了，疲惫不堪，踉踉跄跄，眼前一片漆黑；当离他最近的那匹狼把尖利的牙齿咬进他的喉咙，他终于进入了永无尽头的漫漫长夜。
我们在沿河岸结着一大条冰带的一个地点渡过了克孜勒苏河，河心的水流又急又深。马匹只能从光滑的冰面上跳进汹涌的河水，然后打起精神奋力一跃，跳上对岸冰带的边缘。
我们在离这里不远的深雪中扎营，清理出一小块空地来搭帐篷。夜晚莹洁而安静，星光和白雪交相辉映，十分美丽。气温是零下34.5摄氏度。我真为马儿们感到难过，它们只能站在外面受冻了。
我们向东骑行时，我发现我身体的右侧被太阳晒得相当暖和，而处在阴影里的左侧却生了冻疮。我脸上的皮肤皲裂、剥落，但终于变得坚硬，像羊皮纸一样粗糙。
博尔德伯（Bordoba）是一座供邮差们食宿的泥棚屋。我和一个吉尔吉斯人先往那里走。我们在3英尺深的雪中艰难行进，直到深夜才赶到。我们在附近发现了七匹狼的足迹。
从这个地方开始，地势向着外阿赖山中的克孜勒阿尔特山口（Kizil-art，14000英尺）升起。山头立着一座石冢和几根飘扬着经幡的木杆。吉尔吉斯人跪倒在地，感谢真主准许他们平安越过这个神圣却可怕的山口。后来在西藏，我不断见到同样的风俗：同样的石冢，同样的木杆和经幡，同样的山神崇拜。
在山口南面，积雪要少得多了。我们在整个探险过程中所经历的最低温度是零下38.2摄氏度——那是在科克塞的泥棚屋测得的。
第二天，我们翻过一道状似门槛的小山岭，从山顶可以将喀拉库勒湖（“黑湖”）的全景尽收眼底。太阳正在落山，西边群山的影子迅速移过来遮住了这荒无人烟的冰冷土地。
3月11日，我带着四个仆人、五匹骑用的马、两匹驮东西的马和够吃两天的粮食走上了喀拉库勒湖广阔无边的冰面。探险队的其他人马将在东南岸同我们会合。这个湖的面积是130平方英里，长13英里，宽9英里半。我想测量湖的深度。我们在最东端的湖面上钻了个孔测了水深，然后在湖心一个多石的小岛上过夜。冰层发出奇怪的声音，好像鼓和低音提琴在挪动，或者熄了火的汽车车门猛地关上，我的手下则认为是水里的大鱼在用头撞击冰层。
我和一个吉尔吉斯人测量完大湖西部湖盆的水深，得出最高值为756英尺，便沿着足迹去追赶先行出发的其他人。暮色已经融入黑暗。我们到了没有雪的土地上，就找不到他们的足迹了；再走到白雪覆盖的土地上，也没有找到。我们骑马走了四小时，一路大喊，却没有听到回答。最后，我们在长着干草的地方停下来生了一堆火，一来是为了取暖，二来是给我们的同伴发个信号。我们没有一片面包、一滴茶水，就坐在那里聊天聊到凌晨1点，用恶狼的故事互相吓唬。然后我们用皮毛大衣裹紧自己，在火堆旁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找到了旅行队。我们继续前行，进了穆兹科尔山谷，山谷通往阿克拜塔尔山口（Ak-baital，15300英尺）。山谷里有一些“冰火山”，它们是这样形成的：涌出地表的泉水结了冰，一层叠着一层，最终形成圆锥状。其中最大的一座有26英尺高，底边周长达650英尺。
雪花飞旋着，好像把一块洁白的婚纱披到了山口上。我们不得不把一匹马抛弃在这里。帕米尔斯基哨所的传译库尔·马梅季耶夫（Kul Mametieff）在山口的另一侧迎接我们。他是个快乐、和气的吉尔吉斯人，在俄国受过教育。我们一起骑行了一段距离后，他指着宽阔的穆尔加布河谷南面对我说：“看见那边飘扬的旗子没有？那就是帕米尔斯基哨所，全俄国最高的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