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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我开始了一次愉快的旅行，一次狂放的、呼啸而过的探险，途中骑马、坐雪橇、乘马车，穿过了整个西亚细亚。领事馆的三个哥萨克结束了服役期，要回到“七河地区”（Semiryetchensk）俄国一侧的纳林斯克
去，我也与他们同行。
我们带着我们小小的驮货马队向北行进。我们在刺骨奇寒（零下20摄氏度）中穿过狭窄的山谷，走过只有部分结冻的河面。这几个哥萨克真是无价之宝，他们在靠近岸边的冰面上安然骑行，直到冰层破裂，马匹像海豚一样陷入冰块之中。我一直担心那些牲口会在尖利的冰缘把肚子划开。河水没到了马鞍的中部，我们不得不屈起腿保持平衡，以免打湿毡靴。
我们往高处走，河道已经冻得结实了。马在水晶般的冰面上向前滑行，发了疯似的跳着。我们骑马过了中国边界，翻过吐尔尕特山口（Turugart，高12740英尺），跨过冰雪覆盖的结冻的恰特尔克尔湖（Chatyr-kul），又翻过塔什拉巴特山口（Tash-rabat，高12900英尺）。我们身处一条峡谷的迷宫里，被周围高峻、荒野的山峦纠缠着。这些山峦都属于中国人所称的天山山脉。
从上面提到的塔什拉巴特山口开始，下山的道路拐了数不清的急弯，两旁是尖锐的石尖和山嘴，在那个季节里有的地方还覆盖了冰雪。有一匹驮行李的马滑倒了，滚下悬崖摔断脖子，当场死掉了。
天不停地下着雪。1891年的元旦，雪片像白面纱一样在眼前纷纷扬扬地飘落。到了纳林斯克，旅行队解散，我独自乘雪橇走了1000英里路去撒马尔罕。雪橇路棒极了。我们平时用两匹马拉雪橇，但到了积雪又深又松软的地方就用三匹马。车夫坐在驾驶座的右侧，把腿垂在外面，用甜言蜜语哄马前进：“喂，小鸽子，做得对，我的孩子，再来，开步走，我的小老爹！”铃铛欢快地叮当作响，雪下了又下，用它的白面纱裹住我们，道路两侧的积雪有好几英尺深。我们以危险至极的速度飞驰。雪橇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像条小船一样来回颠簸，不过倒也不至于马上翻车，因为上面设有两条水平的安全滑木，当雪橇处于倾覆的边缘时，会起到缓冲器一般的作用。只有一次，是在夜里，我们完全翻倒在一道覆满雪的沟里，但我们马上把雪橇在平缓些的坡地上摆正，继续在黑暗中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前行。
我们到了浩大的伊塞克湖最西端的狭窄水域——该湖又称“温湖”，因为它的温泉水源和水深防止了结冻——这时我决定去俄国伟大的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墓地朝拜，墓地所在地附近的小城现在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距离在126英里之外
。他的坟丘上竖着一个黑色的木头十字架，上面刻着基督像和桂冠图案。仅仅两年以前，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这块荒地上离开人世，他当时正要进入亚洲腹地开始一次新的探险旅行。
我们沿着亚历山大山
北麓向西行进，到了小城奥利埃阿塔
。我们从一处浅滩渡过了阿萨河，旅客和易碎的行李装载在高轮马车里渡过3英尺半深的河水，空雪橇则由马拉着过河，像船一样漂起来。
天不停地下雪。气温降到零下23摄氏度，于是雪变得很松软。三匹马拉着雪橇跃过好几英尺高的雪堆，雪雾像泡沫一样绕着雪橇飞舞。不过，随着我们走近奇姆肯特和塔什干，雪堆变得越来越小了；到了都城以西，地面上已没了雪，我们弃了雪橇，乘坐大型四轮马车继续赶路。
我到了钦纳兹的锡尔河渡口。由于有浮冰，渡船不能开了，只好起用一种不结实的小船。我和一个从库尔兰
来的年轻中尉坐着船，由三个吉尔吉斯壮汉撑着包了铁皮的长篙，在喀啦作响的浮冰中撑过了河。
我们两人过了河，各自坐上一辆三匹马拉的四轮马车继续赶路。在去米尔扎拉巴特驿站的半路上，我乘坐的马车后车轴坏了，一个轮子松脱了，车厢刮擦着地面，马受了惊，朝着干草原狂奔。车厢乱蹦乱跳，在小山包间四处碰撞。我为了活命，只好坚持住。马跑得筋疲力尽，终于停了下来。车夫和我把颠得七零八落的东西抢救出来，全都驮在一匹马的背上。然后，我们骑上剩下两匹不带马鞍的马，弃了那辆坑人的四轮马车，继续朝米尔扎拉巴特赶路。那年轻的中尉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呢。
我们下一次出事故是在吉扎克河上，为了赶去那里，我们在夜里走到很晚。天上乌云密布，刮着大风，又冷得可怕。午夜前不久，我们到了河岸上。水位很高，浮冰特别多。我们两辆四轮马车停在浅滩上，四下里不见一个活物。
库尔兰的中尉第一个进了布满冰块的河水。他的马车还没走多远，就陷在破碎的冰块里。冰块在车厢上堆积起来，马拉不动了。经过几次徒劳的尝试，他们给几匹马除去了马具。库尔兰人拿着自己的财物，同车夫一道骑着马安全回到岸上。马车只好扔掉不要了。它可能会在那里一直待到随后将至的春天，除非冰层破裂，把它挤成碎片。
车夫们知道另一处可以渡河的地方，河道在那里分成了两岔。于是，我们把库尔兰人的两匹马套在了我的三驾马车上，他的东西也装在我的车上。他本人坐在驾驶座上，背对着马，抓紧车篷的前缘稳住自己。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开始横渡第一条支流。冰层居然经住了我们的重量，让沉重的马车隆隆驶过。马蹄过处，冰屑飞溅。一匹马打了个滑，但随即又恢复了平衡。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我们到达了另一条支流，那里的河岸很陡地向河面倾斜，又向右侧拐了一个急弯。
车夫发出粗野的喊声，嗖嗖地甩着鞭子打马前进。几匹马口吐白沫，扬起前蹄，浑身每一块肌肉都在抽搐，奋勇冲下坡岸，直到半个身子都没在水中。马车在他们身后隆隆作响。我们到了转弯处，右侧的两只车轮仍然在冰冻的岸上，左侧的车轮已经滑进了河水中。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我预感到危险将至，就紧紧靠在车篷的右边。马匹以全速转弯，马车翻倒在3英尺深的河水里，这么一摔，车篷便撕成了碎片。打头的两匹马摔倒了，身子跟缰绳纠缠在一起，差点儿被淹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车夫跳到河水中帮助它们。水没到了他的腰。库尔兰人从座位上猛地被摔出去，碰到一块浮冰，撞出了血。我的两只箱子只在水里露出几个箱角；我的毯子、皮大衣和毛毡差点儿被急流冲走。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摔坏了，而所有东西，包括我们自己，都湿透了。我们把东西一件一件捞起来，驮在马背上运过河，我们则跟在后面，从一块浮冰跳到另一块浮冰上。还好下一个驿站离着不远。我们在那里烤干了衣物，尽可能抢救出一些东西。但那可怜的库尔兰人差点儿没被摔死，我把他送到撒马尔罕的一家医院时，他还发着高烧。
我已接到邀请，要去觐见布哈拉的埃米尔赛义德·阿布德·阿哈德
，他每年的这个季节都住在沙赫里萨布兹自己的城堡里，离撒马尔罕不到50英里远。沙赫里萨布兹之声名远播，主要是因为帖木儿大帝于1335年出生在它的城墙之内，我现在就是要去向他的后代表示敬意。此人是影子的影子——实际上成了沙皇的附庸——他贵为一国之君，去莫斯科参加了亚历山大三世
的加冕礼，当被问到什么最能激起他的兴趣时，他竟答道：“冰镇柠檬水。”
我在边境线受到一营骑兵的迎接，由他们及一个越来越庞大的护卫队陪同，骑马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我们夜里停下来休息时，总能找到上好的暖和房间，房间里到处铺着小地毯；每到一地，我们都要吃一顿“大餐”（dastarkhan），除了普通的饭菜，还有成堆的油酥糕点、葡萄干、杏仁、水果和糖果。一位名叫沙迪伯克·卡拉奥尔·贝吉·希高尔（Shadibek Karaol Begi Shigaul）的宫廷官员率领一队身披红色或蓝色天鹅绒披风的先生，骑着铺有绣金鞍垫的高头大马前来迎接我，向我转达埃米尔的欢迎。每到一地，人们便成群结队地来观看我们这雄伟的骑兵队。
在基塔布城，地方长官设宴款待我，我被问及我祖国的情况，以及瑞典和俄国的关系。这一事实可以解释埃米尔后来为什么对瑞典所知甚多。
克拉维霍在旅行记中写下了自己去撒马尔罕的帖木儿宫廷时一路上所受到的款待，这种礼仪在过去近五百年间没有太多的改变。在回忆印度莫卧儿王朝第一位苏丹巴布尔
的段落，我们读到，沙赫里萨布兹和基塔布从前由一道城墙围在一起，一到春天便覆盖着繁茂葱翠的草木，因此得名“绿城”。
一座雄伟的宫殿归我任意使用。“大餐”用31个硕大无比的盘子端上来。我的床上铺着红缎子，地板上铺着上好的大块布哈拉地毯。我要是能拿两块回家该有多好啊！
接见定在第二天早晨9点钟。我穿上最好的衣服，骑马走进阿克宫（Ak Seraï）的宫门，这里曾经是帖木儿的王宫。身穿蓝色制服的军官陪同我左右，50名士兵举枪致敬，一个30人的乐队演奏乐曲。整个队伍由两名身披绣金披风、手执金杖的传令官在前面引导。
我们骑马走过了三座城堡的庭院，才在新城堡里受到朝廷官员们的迎接。我被引进一间接见大厅。大厅中央摆着两把扶手椅，埃米尔就坐在其中一把上。他站起身，用波斯语向我表示欢迎。他是个身材高大的英俊男子，蓄着黑胡须，一副纯雅利安人长相。他头缠一条白缎子包头巾，身披蓝色天鹅绒披风，佩戴肩章，腰扎皮带，手执一把弯刀；他的衣服上镶嵌着许多钻石，闪闪发光。
我们用20分钟时间谈了谈我的旅行，谈了谈瑞典、俄国和布哈拉。然后，本城的长官设宴招待我们，这是一顿共有40道菜的大餐。借此机会，他代表埃米尔授予我一枚金质纪念章，并发表了一通演说，演说是以如下奇妙词句开始的：
“今天，斯德哥尔摩的斯文·赫定阁下驾临突厥斯坦观光。鉴于我们同俄国皇帝陛下（！）的友邦情谊，兹准予他进入神圣的布哈拉领地，并有幸立于我们眼前同我们相识……”
我没有东西可以回赠埃米尔和他的臣僚们，我的旅行资金不允许我铺张浪费。我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这位帖木儿王座好心而无能的末代传人面前，以适度得体的举止捍卫瑞典所享有的好名声。
我接着在俄国驻布哈拉公使雷萨尔（Lessar）
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他是代表沙皇出使一个亚洲宫廷的人员中最博学、最高贵的一位。
最后，我穿过卡拉库姆沙漠，渡过里海，经高加索、新罗西斯克、莫斯科、圣彼得堡和芬兰，回到斯德哥尔摩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