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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车离开撒马尔罕的时候，都迦拱门的钟敲响了，蓝色的圆顶消失在远方，初升的太阳给阿夫拉西亚卜
的群山带来生气和色彩。
我乘坐一辆三驾马车穿行许多花园，它们在染红披黄的秋天里闪着微光。我跨过了泽拉夫尚河——“金浪河”——这条河灌溉了撒马尔罕及附近的绿洲。我乘车穿过了狭窄、多石的山口“帖木儿之门”，穿过了“饥饿草原”（Golodnaya），它位于克孜勒库姆沙漠（“红沙漠”）的一角，该沙漠处在中亚地区的两条大河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
我们搭乘一艘大渡船横渡锡尔河，船上除了我们，还搭载了十峰骆驼和12辆带马的马车。我们又换了好几匹马，终于到达了中亚细亚的首府塔什干。
从前，成吉思汗之子察合台汗
统治过这里；1865年，切尔尼亚耶夫
将军将这座城市置于俄国法律管辖之下。当时该城计有居民12万人。切尔尼亚耶夫只带领2000人便夺取了该城。守军投降当晚，切尔尼亚耶夫便带着两个哥萨克骑马穿街过巷，去一间萨尔特人澡堂（hammam）洗澡，在集市上吃饭。这种豪迈之举给当地居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来访的时候，总督夫列夫斯基男爵（Baron von Wrewski）正驻扎在塔什干；我逗留期间，他的府邸成了我的家。他向我提供地图、护照、介绍信，以他的殷勤好客使我五体投地。他是1873年前往斯德哥尔摩出席我国国王加冕礼的几名俄国公使之一。
我们换乘新马车继续我们的旅行，再次渡过锡尔河到了苦盏，接着深入丰饶的费尔干纳谷地到了浩罕，在那里参观了古德亚汗（Khodier，浩罕汗国末代可汗）的宫殿和唱游托钵僧们的茅舍，然后去了马尔吉兰，这座城市的居民能够沉着地给陌生人指出亚历山大大帝墓（Gur-i-Iskander-Bek）在哪里。
借着皎洁的月光，我们的马车“叮叮当当”地朝奥什前进。多伊布纳（Deubner）上校当时是这一地区的首脑。我已经决定继续前行至中国最西部的城市喀什噶尔
，它位于连接天山和帕米尔高原的群山那一侧。一条商道连接奥什（属俄国）和喀什噶尔（属中国），穿过诸山岭中最高的一个山口，这个山口名叫铁列克达坂（Terek-davan），意为“白杨山口”，海拔13000英尺。
多伊布纳上校告诉我，最后一支商队已经离开，暴风雪的季节快到了，只有那些认识路又勇敢的吉尔吉斯人会冒险走过山口。这并不足以吓倒我，于是上校利用职权尽力帮助我。我买了粮食、一件皮衣和毡子，雇了四匹马，每匹每天付60戈比，还雇了三个仆人：赶车的克里木·江（Kerim Jan）、马夫阿塔·巴依（Ata Baï）和厨子阿舒尔（Ashur）。
我们穿得严严实实的，脚蹬毛毡软靴（valenki），于12月1日出发了。雪花密密麻麻地飘落下来；群山之间，风景白如白垩，上面显现出一些黑点，那是吉尔吉斯人的拱形大毡帐（kibitkas）。我们走得最长的一天是去苏非库尔干，共走了42英里。无论在此地还是在别的宿营地，我们都是寄住在吉尔吉斯人的毡帐里，吃饭，休息，围着那愉快的营火睡觉。在苏非库尔干有一座50顶毡帐的村子，叫作“奥尔”（aul）。老头人名叫霍特·比（Khoat Bi），他亲切地欢迎我们；在他的营火上，阿舒尔做了一道汤，叫作“五指汤”（besh barmak），因为汤浓得可以用手抓着吃。汤里面放了羊肉、圆白菜、胡萝卜、土豆、大米、洋葱、胡椒和盐，兑上水一起煮熟。
12月5日，我们冒着严寒（零下14.2摄氏度）向铁列克达坂出发。我的手下都穿上了皮裤子，裤子肥大得可以把衣服包括皮衣都兜住。实际上，皮裤子可以一直提到腋下。
道路通过不结实的小木桥跨过冰封的小溪。我们走过的山谷两侧坡地上生长着白桦和杜松。我们来到了一条处于峻峭的石壁中间、将将20英尺宽的通道，它被称为“石门”（Darvase）。崎岖不平的路在雪地曲里拐弯地穿过。我们到达山顶一道轮廓分明的石岭时，一天就快要过去了。作为致命的暴风雪无声的象征，人和马匹的枯骨在雪下埋藏着。
一幅壮美的图景向东方和南方铺展开来，宛如荒野的山峦构成的迷宫。在温暖的季节，一些溪水向东流，注入罗布泊；向西流的则注入咸海。
下山的路上，我们惊到了一群野山羊（kiyik），它们动作稳健优雅，顺着一道斜坡跑掉了。我们继续沿着山谷下山，从一顶帐篷到另一顶帐篷，途经俄国边界要塞伊尔克什坦，过克孜勒苏河到了纳加拉-恰尔迪（Nagara-chaldi）森林地带，有100个岳瓦什部吉尔吉斯人（Joosh-Kyrgyz）住在那儿的20顶帐篷里。他们的头人请我们吃晚饭，吃的是酸奶、肥羊肉、牛肉汤和茶。
在中国边境要塞乌鲁克恰提，有一支80名柯尔克孜族（吉尔吉斯人）士兵和25名汉族士兵组成的戍边部队，由一位康大人统领。晚上，他带着三名“伯克”
和12名士兵来看我，还带来一只大尾羊作为礼物。
地势一天天开阔起来。我们的目光向东俯瞰着无边的旷野，可以一直望到沙漠深处。12月14日，我们骑马走过了喀什噶尔绿洲周围环绕的第一批村庄，来到了位于城墙外的俄国领事馆。出来一个蓄大胡子的高个子老人，他戴着金丝边眼镜和一顶圆锥形绿帽子，身披长长的萨尔特式披风（khalat），在院子里和蔼地欢迎我们。他是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彼得洛夫斯基（Nicolai Feodorovitch Petrovsky），枢密院议员和沙皇俄国驻新疆总领事。我在他家里待了十天，他成了我的朋友，我日后再次把喀什噶尔当作大本营时他给了我许多帮助。
喀什噶尔曾在一个个征服者的手中转来转去，雅利安或蒙古血统的许多民族都来过；这片土地也会唤起有关成吉思汗和帖木儿时代的回忆。中国人多次长期统治这一地区。从1865年到1877年，来自中亚地区的一位征服者阿古柏
成为西藏和天山之间广大地区的专制君主。他死后，中国人重新抓紧了权力的缰绳。
喀什噶尔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其特别之处在于它比世上任何一座城市距离大海都更远。中国政府派驻喀什噶尔的官员是道台，但此地最有权势的人是彼得洛夫斯基，当地的萨尔特居民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新察合台汗”。领事馆引以为豪的是一支有45个哥萨克骑兵和两名军官的队伍。
我还充满感激和同情地记得另外四个住在那里的人，尽管死神已经让他们中的两个与我阴阳暌隔，世界大战又让另外两个与我分离。后面这两位是荣赫鹏
上尉（后来成了上校弗朗西斯爵士）和马继业
先生（后来成了乔治·马嘎尔尼爵士）。荣赫鹏最近刚刚完成他的首次亚洲长途旅行，他翻越了慕士塔格山口，现住在城墙外的中国花园（Chinne-bagh）里。他没有房子，只有一顶大毡帐，里面是木地板，上铺地毯，墙上挂着昂贵的克什米尔披肩和挂毯。马继业是他的中文传译。他的随从中还有廓尔喀人
、阿富汗人及印度人。我同这两位亲切的英国人一起度过了许多值得铭记的夜晚。
一天，我正和领事在他的书房里聊天，一个身穿长长的褐色僧袍、戴着眼镜的大胡子教士走了进来，用几句瑞典语向我问好。亨德里克斯神父（Father Hendricks）是荷兰人。他是1885年从托木斯克经固勒札
到喀什噶尔来的，同行的是一位波兰人亚当·伊格纳季耶夫（Adam Ignatieff）。他来了以后没有收到过一封信，看来他的过去很神秘，没有人了解他过去的经历，他自己也对此保持缄默。至于伊格纳季耶夫——这是个高个子男人，脸刮得很干净，雪白的头发理成平头，一身白衣服，脖子上系一根项链，上面挂着十字架——据说他在上一次波兰起义
期间参与绞死了一名俄国神父，因此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他住在领事馆附近一间破旧的小棚子里，所有的饭都在领事家吃。
亨德里克斯神父住在一家印度人开的商队旅店里，那是一间同样空荡荡的屋子，土地面，纸窗户，一桌一椅一床，还有几个酒桶——他是一位专业酿酒师。因为一面墙上装饰着十字架，房间也可以当教堂用。他从不忘做弥撒，唯一的会众就是亚当·伊格纳季耶夫。亨德里克斯神父给伊格纳季耶夫讲道讲了好几年，然后两人就闹翻了。神父禁止伊格纳季耶夫到教堂来，教会也就不存在了。但神父依然对着空荡荡的墙壁和盛得满满的酒桶念弥撒，可怜的亚当只好站在门外，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偷听。
一些中国士兵在城门下站岗，但卫戍部队的大部驻守在7英里外的英吉沙。在萨尔特人的喀什噶尔，最生动如画的当属那些露天巴扎（市场），在巴扎的摊位上，有除去面纱的妇女出售货物。不时地会出现一座清真寺，打破那全是灰黄色土房子的千篇一律。阿古柏安息在阿帕克长老（Hazret Apak）寝陵外的院子里，埋在桑树和法国梧桐下面。据说中国人收复这座城市的时候焚烧了他的尸体。
喀什噶尔城外有许多圣徒墓，因为数量太多，当地人就编出下面的故事来：
曾经有一位教长在喀什噶尔城外的一座圣墓前对他的门徒讲授《古兰经》。有一天，一个门徒来见教长，对他说：“我父，给我金钱和食物吧，这样我就可以出去到世界上碰碰运气。”教长答道：“我什么都不能给你，只有一头驴子。牵上它，愿真主保佑你一路顺风。”年轻人带着驴子日夜游荡，终于穿过了大沙漠。驴子日渐憔悴，死掉了。年轻人因自己的损失和孤单而悲痛万分，在沙地上挖了个坑埋葬了驴子，然后坐在坟头哭了起来。这时有几个富商带着商队走过。他们看见年轻人，就问：“你为什么哭啊？”他答道：“我失去了我唯一的朋友，我那忠诚的旅伴。”富商们完全被他的忠诚打动了，就决定在小山包上建一座宏伟的陵墓。庞大的商队把砖石、瓷瓦运到此地，于是一座神圣高大的建筑物矗立在沙漠上，圆顶闪闪发光，尖塔高耸入云。关于新的圣徒墓的故事流传得很快，远远近近的朝圣者聚集在这里举行拜谒仪式。许多年后，喀什噶尔那位老教长也去了那里。他惊讶地发现他从前的门徒已是如此著名的圣徒墓的一个教长了，便问道：“老实告诉我，这个圆顶下埋着的圣徒是谁？”门徒低声说：“不过是您送给我的那头驴子——现在您告诉我，在您曾经教导过我的那个地方安葬着的圣徒是谁？”老教长回答他说：“就是你这头驴子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