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君士坦丁堡

此后，我在乌普萨拉大学和柏林大学，以及斯德哥尔摩高等学校（名义上叫“高等学校”，但实际上与美国的大学相当）研习地理学和地质学。我在柏林的老师是斐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 ，他以在中国的旅行闻名，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亚洲地理方面的权威。

这个时期，我还开始了我的作家生涯。在一本由我自己的速写做插图的书中，我讲述了自己在波斯游历的故事。因为我此前从未发表过什么东西，所以当一位好心的老出版家来到我家，要出3000克朗（合600美元）买下我的旅行经历的出版权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本来希望的不过是能够不用自己掏腰包出版这本书，而眼前就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先生愿意买下我的手稿，所出的价钱对我的经济状况来说简直就是笔巨款。所幸，我把握住了当时形势的重要性，做出一副外交家的样子，很快地皱着眉头回答说，他所出的价钱同我在旅行中遇到的艰险困厄完全不相称。但最后我还是让步了，接受了他的提议。其实，我早就要高兴得跳起来了。

我受到这次成功的鼓励，又翻译了俄国将军普尔热瓦尔斯基 的亚洲腹地旅行报告，并加以删削，集为一册出版。因为这本书不是我的原创作品，我只拿到了800克朗（合200美元）。

1889年夏，东方学大会（Congress of Orientalists）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街上挤满了亚洲人和非洲人。亚洲人里有四个卓尔不群的波斯人，他们奉纳赛尔丁沙阿之命前来向奥斯卡二世国王 颁发一枚皇家勋章。我同这些波斯的子民说话，就好像感受到了从家乡吹来的一阵清风。我热切地盼望着再次访问他们的国家。阿拉丁神灯又一次点亮了，它就像在阿加·穆罕默德·哈桑的花园里那样燃起明澈的光焰。

秋天，我和我的母亲及一个姐姐在斯德哥尔摩南面的海岸上住了一个月，那是“维加号”英雄诺登舍尔德在达尔比约的田产所辖的一个农场。一天，我父亲来了一封信，信上说：“你明天11点务必回到城里，谒见首相大人。国王明春要向波斯沙阿派遣使团，你将随团同行。真好哇！”

我们所住的村舍中响起了欢呼声。我们一起坐了几个钟头，讨论这件事。当夜我几乎没怎么睡觉，因为早上4点钟就得起床。达尔比约和斯德哥尔摩之间的交通非常不便。我必须步行穿过树林，划7英里的船过多岛海，然后才能搭上轮船。但是我跑过树林，像只野鸭一样飞速划过水面，准时到达了斯德哥尔摩！

当时瑞典和挪威结成了由一个君主统治的联合王国，国王就任命内侍、挪威人特雷肖夫（F. W. Treschow）做使团的团长。冯·耶伊尔（C. E. von Geijer）任秘书，克莱斯·莱文豪普特伯爵（Claes Lewenhaupt）任武官，我自己任译员。我们于1890年4月出发，穿越欧洲大陆，于斋月抵达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坐落在连接两大海、分隔两大陆的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旁。像罗马和莫斯科一样，君士坦丁堡城内也有七座小山。它的主要部分是独具土耳其风格的斯坦布尔城，它位于一块三角形地岬上，靠陆地一面由一道带塔楼的城墙拱卫着，深深的金角湾把它同佩拉和加拉塔分隔开来。斯坦布尔是一片由白色房屋和颜色鲜艳的房屋构成的波涛荡漾的海洋，其上耸立着清真寺巨大的圆顶和又高又细的宣礼塔。一到斋月的夜晚，清真寺就被成千上万盏灯照亮，这些灯盏安置在宣礼塔之间，组成先知和圣伊玛目们的名字。

斯坦布尔所有寺院中最大、最美丽的是圣索菲亚大教堂（意为“圣哲”），公元548年由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 建立。教堂的圆屋顶及它的长廊由100根柱子支撑着，有些柱子是墨绿色大理石造的，其余的是深红色斑岩造的。

在当时，圆顶上竖立着基督教的十字架。但九个世纪过去了，在1453年5月29日这个温暖的夏夜，“征服者”穆罕默德 率领着他那强横的游牧部落高举先知的绿色旗帜兵临城下。在一阵英勇的抵抗之后，已脱去紫色大氅的末代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倒在死尸堆中，成了一具无名尸。看着君士坦丁皇宫的壮丽辉煌，这位胜利的苏丹 深感人生的无常，心下不胜忧愁，便以波斯诗人的诗句高声吟道：“蜘蛛在皇宫里结网，猫头鹰在阿夫拉西亚卜 塔上将暮歌高唱。”

上万名惊恐万状的基督徒逃进圣索菲亚大教堂避难，关上了大门。但是被渴血的欲望激得发狂的土耳其人砸烂了大门，冲了进来。一场可怕的屠杀开始了。在高高的祭坛上站着一位身穿主教法衣的希腊主教，正在高声为死者念弥撒。终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着了。然后他在一句祷文的半截戛然而止，端着圣餐杯，登上通往楼上走廊的楼梯。土耳其人像饿狼一般冲过来跟在他身后。他径直朝一面墙走去，墙上开着一扇门。他进了门，门又关上了。士兵们用长矛和斧子徒劳无益地击打着这面墙。从那往后的四百五十多年里，希腊人一直盲目相信，圣索菲亚大教堂重归基督徒之手的那一天，这面墙会打开，那位主教将会端着圣餐杯从里面走出来，他将站在高高的祭坛上继续念他的弥撒，就从被土耳其人打断的地方重新念起。然而，就是在世界大战 末期君士坦丁堡被协约国 的军队占据时，那位主教也未能现身。

我们造访此地时，穆斯林新月安然竖立在圆顶和尖塔之上，宣礼员在圆形阳台上宣布祷告时间。他的声音洪亮而清晰，向四面八方喊道：“真主至大！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快来礼拜吧。快来成功吧。真主至大！真主至大！”

在这座伟大的清真寺由无数盏油灯照亮的走廊里，我们见到了数以千计的信徒在虔诚地埋头祈祷。

“征服者”穆罕默德为苏丹宫奠了基，此后有25位苏丹在里面行使王权，直到阿卜杜勒·迈吉德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建起了多尔马巴赫切宫（Dolma Bagche Palace），时间恰好是征服该城整整四百年后。苏丹宫占据了本城的最高点，它的尖塔每日第一个被朝霞染成紫红，晚霞消散时又最后一个暗淡下来。从它的平台上可以看到马尔马拉海、金角湾和亚细亚海岸的壮丽图景。

苏丹宫包括几组建筑和院落，由几道门分隔开。近卫军宫院的“中门”是两道对开门，两道门之间是一间带有穹顶的黑屋子。假如一个帕夏 奉苏丹宣召来到这里，听见第一道门在身后“砰”地关上，而对面那两扇门却没有打开，他就会明白自己的死期已到，因为这个地方正是失势的帕夏们遭处决的地方。

第三道门“福门”里面是国库，除了贵重物品以外，还收藏着赛利姆一世 苏丹从波斯的伊斯玛仪 沙阿那里掠夺来的黄金宝座、珍珠、红宝石和绿宝石。先知的旗帜、大氅、权杖、马刀和弓箭保存在苏丹宫里一个隐蔽的地方，外人禁止入内。苏丹一年只有一次到那个圣地去。

一天，我们应苏丹之邀前往参加开斋晚宴（iftar）。宴席摆在伊尔迪兹亭（Yildiz Kiosk），由奥斯曼·噶西（Osman Ghasi）帕夏做东，此人以勇毅闻名，1877年驻守普列文城 ，抵挡了强大的俄国军队长达四个多月。餐厅很小，色调很暗，但是灯光非常明亮。窗外，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等待日落炮响起的时候，每个人都面对着纯金盘子，如雕像一般沉默不语。炮声终于响了，侍从端上饭来。

饭后，我们受到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的接见。他是个小个子男人，面容优雅、苍白，蓄着黑得发蓝的胡须，黑色的眼睛目光锐利，长着鼻梁很高的罗马式鼻子。他头戴红色土耳其毡帽，身穿一套深蓝色长制服。他把左手放在弯刀的刀把上，和蔼地点了点头，接受了我国国王派我们呈递给他的亲笔信。

我们也没忘了去参观“死者之城”。斯坦布尔城外、斯库塔里城内的墓地笼罩着一种静穆、安详的气氛。坟墓之间生长着高大、苍翠的柏树，无数墓碑标示着这个世界疲惫的朝圣者最后的安息之所。水平的碑石上时常会有一个碗形的坑，雨水积存在里面，小鸟们便飞来饮水。这些来访者的歌声给那安眠于石头下面的死者们以慰藉。 WbgBhm27LGsqxKakhwd3SN8NSuADeyorvkVHZP8rCffbZ5oro786FcPQyJRyg7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