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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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自传》的第 2 章是“中学时代”。荣格的中学时代、大学时代都是在瑞士的巴塞尔度过的。这里有他的许多成长经历与回忆。

荣格的祖父，这位同样名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人是荣格心中的骄傲。他是巴塞尔大学的医学教授，曾有传言说他与歌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但不管怎样，荣格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转变发生在母亲让他读了歌德的《浮士德》之后。那是荣格还在读中学的时候，12 岁左右。荣格在其传记中这样写道：“母亲，或者说是她的第二人格，突然开门见山地说道：‘这些日子，你一定得读读歌德的《浮士德》啊。’”

在荣格的回忆中，《浮士德》“像一种产生奇效的奇香一样沁入我的肺腑”。即使到了晚年，荣格隐居于他在波林根的住所时，仍然念念不忘浮士德。荣格将自己建造在波林根的塔楼，作为“斐乐蒙的祭坛—浮士德的忏悔”。辜鸿铭曾用《易经》中的“自强不息”来概括浮士德的精神，宗白华等研究歌德的中国学者，也多从《浮士德》中看到或感受到中国文化的身影。这也印证了歌德的一句名言：“东方和西方不再分离。”

在荣格的中学时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他爸爸带他一起去卢塞恩。当时山上有小火车，那种小火车我也坐过，样式很老，直通山顶。荣格的爸爸对荣格说：“你可以自己坐车去山顶，我在这里等你，两人都上山太贵了。小心，别摔着。”

一个人上去，非常重要，那可能是荣格长大的一个标志。荣格长大了，到了山上以后，他非常高兴，因为瑞士人都对阿尔卑斯山有非同寻常的自豪感。荣格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他终于来到了他心仪已久的山峰，他形容小火车、山上的风景、山顶的空气以及放眼望去的那种感觉的过程，都代表着他的成长，也可以说登上阿尔卑斯山让荣格产生了转变，这是他记忆中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

荣格上山的经历，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神性，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神性与他的分析心理学的自性和自性化有关，与心理分析的治疗和治愈有关。自性与疗愈都是带有神性的。

中学时代的荣格，感受到了他的“第二人格”的存在。荣格说：“只要我独自一人，我便会慢慢进入那种特殊状态。因此，我追求这‘另一个人’即第二种人格的安宁与孤独。”于是，“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之间的相互作用，贯穿了荣格的一生。成熟之后，荣格诸多深邃的思想，都与第二人格的存在有关，并带有其中学时代发现的意象的影子。

11 岁对我来说意义非凡。那一年，我被送到巴塞尔上中学。就是说，我被迫离开乡下的玩伴，真正进入“广阔的世界”。那里有许多有权有势的人物，他们的权势远大于我的父亲。他们住在巍峨壮观的豪宅中，乘坐骏马牵引的豪华马车，用一口高雅的德语或法语进行交流。他们的孩子衣着华丽、举止优雅、手头宽裕，与我同窗。带着极度的惊奇以及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可怕的妒羡，我静静地听他们讲述在阿尔卑斯山度过的假期。他们曾徜徉于苏黎世附近那座闪耀着银光的雪山中，亦在迷人的海边留下过自己的足印—后者尤其使我目瞪口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仿佛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那令人难以企及的、流光闪烁的雪山；来自那令人难以想象的、遥不可及的大海。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家那么贫穷，我的父亲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乡下牧师，而我，则是穷困牧师的儿子，脚踩有破洞的鞋子，穿着湿袜子，在学校一坐就是 6 个小时。我开始以迥异于以往的目光看待父母，理解他们的担心与忧虑。对父亲，我深感同情。奇怪的是，我对母亲的同情则少了许多。在我眼中，她一向比父亲坚强。尽管如此，当脾气暴躁的父亲肆意宣泄情绪之际，我总是站在母亲那一边。必须选择立场这件事，对我性格的形成并没有什么好处。为了让自己从这种冲突中解脱出来，我扮演起高级仲裁人的角色。无论愿意与否，我都得评判父母孰是孰非。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我的自我膨胀，而与此同时，我那本就不稳定的自信心，也变得时而高涨不已，时而烟消云散。

我9 岁的时候，母亲生了一个小女孩。父亲既激动，又欢喜。他对我说：“今夜，你有了一个小妹妹。”听闻此言，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对此毫无觉察。母亲卧床的次数多于以往，但我并没有多想，因为我认为，她时时卧床不起，只不过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软弱。父亲将我带至母亲床边，她怀中抱着一个小小的生命。这个小生命看起来是如此令人失望：她的脸红红的、皱巴巴的，看上去像个小老头，她双眼紧闭，可能像小狗一样瞎—我心中暗想。我还看到，她的背上有几根长长的红色毛发，难道她本该是只猴子？我震惊不已，心中五味杂陈。新生儿就长这样？他们含糊地说鹳鸟会送子。可是，那一窝窝的小狗、小猫，又是谁送来的呢？鹳鸟得来回飞多少次，才能把一整窝的小狗或小猫送过来？那母牛的孩子是哪里来的呢？我实在无法想象，鹳鸟能叼起来一只牛犊。而且，农夫们也说母牛产犊，小牛不是鹳鸟送来的。这样看来，鹳鸟的故事显然是人们灌输给我的谎言之一。我相当肯定，我的母亲又做了什么我不该知道的事情。

妹妹的突然出现，为我带来了某种模糊的不信任感，这使我变得更加好奇，更勤于观察。此后，母亲那些怪异的反应也证实了我的怀疑—大概有什么令人遗憾的事情与妹妹的出生有关，否则的话，我对这件事不会这么介意。尽管如此，这件事可能还是加深了 12 岁时的一段经历对我的影响。

母亲有一个令人不悦的习惯，那就是，每次我应邀去某个地方赴约时，她总是在我背后大声地提出各种自以为是的建议。前去赴约的我，不仅盛装打扮，脚踩锃亮的皮鞋，还会因为要以某种目的出行以及要在公共场合出现而产生高贵感与自尊感。也因此，如果街上的人们都能听见母亲在我身后喊出那些上不得台面的话，我就会备感羞辱。“不要忘了代爸爸妈妈向他们问好，擦擦你的鼻涕—你带手帕了吗？你洗手了吗？……”我坚决认为，出于保护我的自尊感与虚荣感，在我不遗余力地试图向世人展现一个无可指责的形象时，让我那伴随着自负的自卑感就这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实在是不公平。这些场合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去东道主家的路上时，我感觉自己既高贵，又有尊严。在工作日身着周日的盛装时，我也是这种感觉。然而，一旦东道主的房屋进入我的视线，我的感觉就会忽然发生变化，那些人的庄严与威力扑面而来，好像要将我压倒。我害怕他们，因为自己的渺小，我恨不得钻入地下，越深越好。带着这种心情，我按响门铃。门内的铃声响起，这在我耳中，无异于丧钟长鸣。我感觉自己像一只丧家犬，胆怯、畏缩。而如果母亲事先为我做好心理铺垫的话，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糟糕，铃声在我耳中就会变成喋喋不休的唠叨：“我的鞋脏，手也脏，我没带手帕，脖子也又脏又黑。”出于反抗，我不会转达父母的问候，或者表现出毫不必要的羞涩与固执。倘若事情发展得太糟糕，我就会想到家中阁楼上的秘密宝藏，它会使我重归镇静。因为，备感绝望与孤独时，我会提醒自己，我也是“另一个人”，拥有神圣的秘密、黑色的石头，一个身穿长衣、头顶高帽的小人。

我不记得孩童时期的我是否曾想过，主耶稣或者身穿黑色长袍的耶稣会会士、墓边那些身着黑衣且头戴高帽的人、草地上墓地般的洞穴、矗立着男性生殖器的地下殿堂以及铅笔盒中的小人之间可能有什么关联。有关男性生殖器之神的梦是我的第一个秘密，小人则是第二个。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曾意识到，“灵魂石”以及代表自我的那块石头之间有什么联系。

直至今日，83 岁的我记录下这些回忆之时，也从未厘清那些纠缠在一起的早期记忆。它们就像同一个地下根茎中抽出的许多各自生长的芽，像无意识发展之路上一个个单独的车站。虽然，对我来说，对主耶稣保持积极的、正面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我记得，从11 岁起，“上帝”这个概念开始唤起我的兴趣。我开始向上帝祈祷，这使我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满足，因为，这种祈祷不会让我心生矛盾之感。上帝不会因为我的不信任而变得复杂。除此之外，他不是身穿黑袍的人，也不像绘画中的主耶稣那样，身披鲜艳的衣裳，有许多人亲密地围在他身旁。他是独一无二的，我听说，人们根本无法正确地描述他。他无疑像一个权倾天下的老人。不过，最令我满足的是，有那么一条诫命要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因此，人们对他，不可能像对主耶稣那样亲近，主耶稣毫无“秘密”可言。我开始意识到，这些事物与我阁楼上的秘密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 ◊ ◊

学校开始变得乏味。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我宁愿描绘战争的场面或者玩火。神学课的枯燥实在难以形容，数学课则让我感到恐惧，十足的恐惧。老师假装代数研究的事物都是再自然不过的，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而我却连“数字”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它们不是花，不是动物，不是化石，不是任何能够想象出来的东西，只是计算出来的量。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人们用字母来表述这些量，而字母又意味着它可以用声音表达出来，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们有可能听到它们。奇怪的是，我的同学们能够应对这些东西，甚至还觉得它们是不言而喻的，却没人能够告诉我数字是什么，而我，也无法表述自己心中的这个问题。我惊恐地发现，没有人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变成了这么大的麻烦。我必须承认，老师曾不遗余力地向我解释，为什么要进行这些古怪的运算，将量转换成了声音，变得让我可以理解。我终于明白，其目的是为我们提供一个简洁的体系，借助这个体系，许多量都可以被放在一个简短的公式里。不过，我对此毫无兴趣，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专横武断的。为什么要用声音来表达数字？可以用声音表示数量意味着我们也可以用苹果树来替代a，用盒子来替代b，用问号来替代x。a、b、c、x、y、z都不具体，根本无法帮助我理解数字的本质，对我而言它们和苹果树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最令我恼火的是一种“命题”：如果a=b，而b=c，那么a=c，根据定义，a的意思完全不同于b，既然a不同于b，那么a就不可能等于b，更别说等于c了。既然讨论的是等值问题，那么就该是a=a，b=b，以此类推。这我可以接受。而a=b在我眼中，就是彻底的谎言或欺骗。同样令我感到愤怒的是，老师完全不顾自己对平行线的定义，居然声称它们会在无限远处相交。在我看来，这无异于愚弄农民的愚蠢把戏，我不能，也不想与之有什么关联。我的智力所具有的道德抗拒这种滑稽可笑的前后不一致，这自始至终都是我理解数学的障碍。即便我年事已高，我的感觉也一直没有改变。如果当时我能像我的同学那样，毫不纠结地接受a=b，或者说太阳=月亮，狗=猫之类的命题，那么，数学就有可能会一直愚弄我。如果那样，可能 84 岁的我才会开始意识到，我受了多少愚弄。毫无疑问，我可以正确自如地进行计算，可为什么我一直无法在数学王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了我一生都没有解开的谜。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我在道德上，质疑数学。

只有用某些具体数值替代那些字母，并通过真正的计算来核实这种运算过程的意义，我才能理解某个公式。在听过许多数学课之后，我差不多也能通过抄写自己根本不懂的代数公式，并试图记住黑板上什么地方写着哪些特殊的字母组合跟上课程进度。不过，我还是无法通过代入数字的方法来学习代数，因为老师时不时地说：“我们在这里代入表达式……”并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字母。我不知道这些字母从何而来，更不知道他为何这样做。我唯一能够感受到的是，这样做能让运算的结局令他满意。我无法理解这一切，这使我心生胆怯，也因此根本不敢提问。

对我来说，数学课成了“恐怖”和“折磨”的代名词。其他的课倒颇为轻松。因为我的视觉记忆力还不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都能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蒙混过关，还常常得高分。尽管如此，我那挥之不去的对失败的恐惧，以及面对广阔世界时油然而生的渺小感，不仅使我心生厌恶，还令我感到一种来自沉默的绝望，这些彻底摧毁了学校在我心中的形象。除此以外，我还因为完全没有绘画能力而被告知不用上美术课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合我意，因为我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这又是一次失败。毕竟我还是有一些绘画天赋的，不过那时的我并未意识到，能否发挥天赋完全取决于我自己的感受。我只能画出会激发我想象的那些东西，而上美术课时我却不得不临摹那些两眼茫然的希腊神像。我的作品让老师备感失望，他显然认为，我需要临摹一些更接近现实生活的东西，于是，他将一幅画有羊头的画放在我的面前。这次任务又以失败告终，也同时为我的美术课画上了永恒的句号。

除了数学课与美术课上的失败外，我还经历了第 3 种失败。我自始至终都非常憎恶体育课。由他人告诉我该如何运动是我无法忍受的。我上学是为了学习知识，而不是为了学习既无用又毫无意义的杂技。此外，因为幼时发生的意外，我对身体运动有些胆怯，多年以后，我才终于克服这种胆怯。而这种胆怯又与对这个世界及其潜在力量的不信任感紧密地连在一起。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这个世界既美丽，又相当符合我的心意，不过，它也充满了无法看清的且令人费解的危险。也因此，我总想事先知道，我做某件事意味着把自己托付给了什么，托付给了谁。或许这与母亲曾抛弃了我几个月有关。正如我在后文中描述的那样，我开始出现神经性昏厥的状况，医生禁止我上体育课。对此，我深感满意。我终于摆脱了这个负担，也咽下了又一种失败。

我并未因为获得了更多自由的时间而肆无忌惮地玩耍，而是将更多时间用于满足早已扎根于内在的阅读渴望，不放过落入我手中的任何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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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岁那年对我的人生起着决定性作用。1887 年的初夏，我站在教堂广场上，等着与我同路的同学一起回家。那是正午时分，上午的课刚刚结束。忽然，一个男孩猛推了我一下，我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头狠狠地撞在路缘石上，险些失去意识。之后的半小时，我的头一直昏昏沉沉的。被撞的那一刻，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闪过：从现在起，你再也不用上学了。我许久都处于一种半昏半醒的状态中。事实上，后来我已经可以站起来了，但我还是躺在那里，主要想以此来报复一下推我的那个孩子。接下来，有人将我抱到附近的一座房子里，那里住着两个终生未婚的老阿姨。

从那时起，每次到该去上学，或者被父母逼着做作业时，我就会出现神经性昏厥的状况。我 6 个多月没去上学，那是一段轻松惬意的时光。我自由自在，有充足的时间做白日梦，可以在林中或者水边随意游荡，还可以随意画画。我又开始绘制激烈的战争场面、被袭击或烧毁的古城堡，还有一张张漫画。时至今日，我入睡前，类似的画面还会出现在我的眼前，里面有一张张不断移动、变换的狰狞的笑脸，其中的一些是我认识的人的脸，他们在不久后就去世了。

最重要的是，在不上学的这段时间里，我能尽情畅游神秘的世界，其中有树木、池塘、沼泽、石头、动物，还能畅读我父亲的藏书。不过，我逐渐远离了现实世界，而且我也隐隐地感觉到良心上过不去。我将大把的时间用在闲逛、收集物品、阅读和玩耍上，却并未因此感到更加快乐。我隐约意识到，我正在逃避自我。

我已经完全忘记这一切都是如何开始的，不过我理解父母的担忧。他们四处求医，却一无所获，最终为我收拾好行装，送我去温特图尔的亲戚那度假。那座城市里有一座火车站，它带给我无尽的欢乐。可是，一旦我回到家中，一切又恢复原样。有位医生认为，我患有癫痫病。我知道癫痫病患者发病时是什么样子的，我在心中暗自嘲笑这荒谬的无稽之谈。我的父母越来越担心。有一天，父亲的一位朋友来访。他们坐在花园中，而我则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藏在附近的灌木丛后。我听见来访者问父亲：“你儿子还好吗？”父亲答道：“唉，这实在是令人难过。医生已经束手无策了。他们认为他可能患有癫痫病。如果治不好的话，就太可怕了。我已经失去了微薄的家产，如果他将来无法谋生，该怎么办？”

他的话，对我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我的思想与现实发生碰撞。“为什么？那……我得努力了！”这个想法蓦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从那一刻起，我忽然变成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孩子。我蹑手蹑脚地溜走，来到父亲的书房中，拿出我的拉丁文语法书，开始聚精会神地死记硬背。10 分钟后，昏厥症发作，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不过几分钟后，我感觉好些了，便又开始学习。“见鬼去吧！我不会晕倒！”我对自己说。我努力坚持着，过了 15 分钟，昏厥症再次发作，并再次好转了。“现在，你必须要好好努力！”我咬牙坚持。一个小时后，昏厥症第 3 次发作。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有放弃。我又继续学习了 1 个小时，直到感觉自己已经战胜昏厥症了。忽然间，我感觉自己比之前的几个月好多了。事实上，从那以后，昏厥症再也没有发作过。从那天起，我每天都拿出语法书以及其他的课本学习。几周后，我回到了学校，在学校里也没有再昏厥过。这些花招从此不再起作用，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我也算知道了到底什么是神经症。

渐渐地，我回忆起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清楚地看到，使我蒙羞至此的人正是我自己。也因此，我从未真正对那个推倒我的同学生过气。我知道，他受到了唆使，整件事都是由我自己的邪恶安排的。我还知道，这件事再也不会重演。一方面，我对自己感到愤怒，而另一方面，我也为自己感到羞愧。我知道，我委屈了自己，也愚弄了自己。我没有资格责备任何人，我才是那个该被诅咒的逃兵！从那一刻起，我再也无法继续让父母为我担忧，或者用同情的口吻谈论我。

神经症成了我的另一个秘密，不过，这是令人羞愧的秘密，是失败。尽管如此，它却让我有意识地认真、非比寻常地勤奋。那些日子，我开始变得认真负责，并非为了做表面功夫，而是真正地为自己负责。我坚持 5 点起床学习，有时甚至会从凌晨 3 点学习到 7 点，然后再去上学。

我发觉危急关头，将我引入歧途的，是我对孤独的热衷以及独处带给我的快乐。在我眼中，大自然如此神奇，我渴望沉醉其中。包括每一块石头、每一株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它们超凡脱俗，难以用笔墨形容。我完全沉浸于大自然之中，一点点地钻入大自然的本质，远离人类世界。

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大概也发生在那段时间前后。那时，我正从克莱恩许宁恩的家中前往巴塞尔上学，路途漫漫。忽然间，一种强烈的感觉在我头脑中一晃而过，我感到仿佛自己刚从浓重的雾中冲出一般。电光石火之间，我明白了一切：现在，我是我自己了！就仿佛我身后有一道迷雾之墙，墙后是没有“我”的。但此时此刻，我遇见自己了！此前，我也存在着，不过，一切都是自行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的。而现在，我出现在我的面前了。现在我知道：我是我自己，现在，我存在着。以前都是他人要求我做这做那，但现在我遵从我自己的意志。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说，既重要又新鲜—我终于拥有了“权威”。颇为奇怪的是，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以及神经性昏厥时不时地发作的那几个月，我彻底忘记了阁楼里的珍藏。否则的话，或许我会意识到我的权威感与那件珍藏为我带来的价值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过实际上，我并没有想起来，而且我对有关铅笔盒的所有记忆都消失殆尽了。

大约也是这段时间，我应邀去父母的朋友家度假，他们在卢塞恩湖畔有自己的房子。令我欣喜的是，房子就在湖边。他们还有船库和划艇。主人允许我和他的儿子用船，不过也严厉警告我们，不许莽撞行事。遗憾的是，我知道如何驾驭这种类似于贡多拉的平底船，所以我一开始并不想老老实实地站着划船。我家也有一艘这样的平底船，我们用它玩过形形色色的花样。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船尾的座位上，将一只桨插入湖中。这对那位满心焦虑的主人而言已经是过分之举。他吹口哨将我们唤回，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我垂头丧气。我不得不承认，我所做的一切，正是他事先禁止我们做的，被他教训是理所当然的。但与此同时，我又满心愤怒，这个肥胖无知的乡村野夫居然敢侮辱我！这个我不仅已经长大了，更重要的是，还拥有权威，是一个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拥有尊严的人，是位“老人”，是令人敬重与敬畏的对象！然而，现实却与我的思想有鲜明的反差。盛怒中的我忽然息怒了，因为一个问题蓦然出现，栖于唇齿之间：“你到底是谁？鬼才知道你是什么重要人物。你知道他完全有理。你才 12 岁，还是个学生，而他已经做了父亲，是一个富裕的、有权有势的人。不仅如此，还拥有两栋房子、几匹骏马。”

此时，令我极为困惑的是，我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是连代数都学不会的、毫无自信的学生；而另一个则是拥有重要地位的、不好惹的权威人物，和我父母的这个制造商朋友一样有威力、有影响力。后者是一位“老人”，他生活在 18 世纪，脚穿搭扣鞋，头戴白色假发，驾着一辆后轮内凹，弹簧与皮带将车厢悬在车轮之间的高大马车。

这样的想法源于一段怪异的经历。那时我们住在克莱恩许宁恩，有一天，一辆古老的绿色马车从黑森林中驶出，经过我家。那是真正的古董，看上去好像来自 18 世纪。我满心激动：“就是它！毫无疑问，它就来自我的时代。”仿佛我真的认出了它，因为我在自我中就曾经乘坐过同一类型的马车。接下来，一种奇怪的嫌恶感油然而生，仿佛有人偷走了我的东西，抑或有人欺骗了我，骗走了我心爱的物件。那辆马车便是来自那个时代的旧物！我无法形容当时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是什么东西如此强烈地感染了我：一种渴望、一抹乡愁，或者一种一直在我脑海中呢喃的认知—“是的，就是那样！就是那样！”

还有一段回忆，也让我联想到 18 世纪。在我一位姨妈的家中，我看到一座 18 世纪的小雕像，那是由两个人物像组成的彩陶作品。其中的一个人物是 18 世纪末巴塞尔名人老司徒博医生（Dr. Stückelberger），另一位则是他的病人。她双眼紧闭，伸出舌头。关于这两个人物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一天，老司徒博医生从莱茵桥上走过，忽然，这个烦人的病人不知从何处冒出来，不停地向他诉苦。老司徒博不耐烦地说：“是的，是的，你肯定是哪里有什么问题。请闭上眼睛，伸出舌头。”女人照做，老司徒博医生立刻趁机跑开。她则一直伸着舌头站在原地，被大家看热闹。老医生的雕像穿着搭扣鞋，我莫名其妙地认为那是我的鞋。我非常肯定，那是我穿过的鞋。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忽然激动起来：“怎么回事！那绝对是我的鞋！”我的心中还有那双鞋子穿在我脚上的感觉，不过我无法解释这种疯狂的感受从何而来。我无法理解自己对 18 世纪的认同感。那些日子里，我常常将 1886 年写成 1786年，每写错一次，我的心中都会出现一种无以名状的乡愁。

从那次因为小船恶作剧而又被理所当然地惩罚后，我就开始思考我头脑中那些如海上孤岛般的零星意念，并将它们整合成一幅连贯的画面：我以两种不同的身份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我备感迷惑，满脑子沉重的思虑。最后，我终于失望地认识到，不管怎么说，现在的我只是一个年幼的学生，该受到应有的惩罚，行为举止也该符合自己的年龄。至于另一个年龄的我，绝对荒谬透顶。我推测，他或许与我从父母及其他亲属那里听说的祖父有关。不过，也不见得如此。因为他生于 1795 年，主要生活在 19 世纪。此外，早在我出生之前，他便已离世。因此，我将自己等同于他的推理是不对的。可以说，那段时间，那些念头出现在模糊的闪念与梦境中，我并不记得当时的我是否知道，自己与歌德有难以置信的亲戚关系。不过，我认为当时的我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我记得，我是通过陌生人的讲述才知道这件事的。此处，我应该补充一句，根据恼人的传言，我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 ^[1] 。

同年，一个美妙夏日的中午，我在放学后来到教堂的广场上。蓝天澄净，阳光璀璨。教堂的屋顶熠熠生辉，崭新的琉璃瓦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夺目、迷人的光彩。眼前的美景使我陶醉，我心想：“这个世界真美，教堂真美。上帝创造了这一切，此时正坐在云端的金色宝座上……”就在这时，我的思想中出现了一个巨洞，一种窒息感忽然袭来。我怔怔地站在那里，心中唯一的念头便是：“千万不要再继续想下去！否则，会出现可怕的想法，出现我不愿想，甚至不敢接近的事情。为什么不能让这些想法出现？因为这会使我犯下最可怕的罪。最可怕的罪是什么？谋杀？不对，绝非如此。最可怕的罪是忤逆圣灵，这绝对是不可原谅的。任何犯下此罪的人，都会被永远贬入地狱。我想到了父母，如果他们心爱的独生子遭到这种永世的诅咒，他们一定会伤心至极。我绝不能让他们受到这样的伤害，我唯一应该做的，就是不再继续想下去。”

只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漫漫回家路上，我发现，我一次次地想起我异常喜爱的美丽教堂，还有坐在宝座上的上帝，然后，如同受到强烈的电击一般，这些思绪又飞快地掉头而去。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不要想它，千万不要想它！”我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母亲注意到我不对劲，问道：“你怎么了？学校里出了什么事吗？”确实无需撒谎，我向她保证，学校里没发生任何事。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向母亲坦诚地说出令我心慌意乱的真正原因，或许会对我有所帮助。不过，那样的话，我却又必须完成一件貌似不可能的事，即接着之前的思绪，继续想下去，直到想透这一切。我可怜的母亲没有产生丝毫怀疑，她根本不知道我正要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坠入地狱。我决定不向她坦白，尽量使自己保持低调，不引人注意。

那天夜里，我辗转难眠。那模糊不清的、实属禁忌的想法，一次次地探出头来，又被我不顾一切地压下去。接下来的两天对我来说实属折磨。母亲认为我生病了。我抵制住了坦白的冲动，不断地告诉自己，这样做会使我的父母备感悲伤。

可是，到了第 3 天夜里，我无法再承受这种折磨，却依然束手无策。我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教堂与上帝立刻冲进我的脑海里。我差点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想下去！我感到自己抵抗的力量越来越小，因为恐惧，我满身是汗，坐在床上，试图驱走睡意。“这一刻就要到来！这并非儿戏！我必须要深思熟虑。我为什么要思考自己并不知道的事？我发誓，我不想这样。可是，又是什么人想让我这样做呢？谁想强迫我思考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事情？这可怕的意愿从何而来？为什么要强加在我的身上？我本来想赞美这个美丽世界的创造者，深深地感激他的无价恩赐，可为什么我得去思考那样邪恶至极的事？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不能，也不应该让这样的想法接近我，否则的话，我就有立刻思考它的危险。我并没有这样做，也从不想这样做，它就像噩梦一样，蓦然而至。可是，这样的事情又从何而来呢？它就这样发生了，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为什么？无论如何，我并没有创造自己，我遵从上帝的旨意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说，父母塑造了我。也许，我的父母想让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可是，我那善良的父母绝对不会有那样的想法。他们的头脑中绝不会冒出如此邪恶的念头。”

我认为，这种想法实在荒谬透顶。于是，我又想到祖父母，我是从画像上知道他们的。他们看上去既体面，又有尊严，足以让我认为我不应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他们。那些我并不认识的列祖列宗从我的脑海中一一掠过，直到亚当和夏娃出现在我眼前。决定性的想法由此出现：亚当和夏娃是最早的人类，他们没有父母，上帝直接创造了他们，并故意使他们成了那样。除了完全遵从上帝的旨意，他们别无选择。因此，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可能会变得不同。他们是上帝创造出的完美产物，因为他只会创造完美。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犯下原罪，做了上帝不允许他们做的事。这怎么可能？如果上帝不赋予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他们是无法犯下原罪的。可以验证这一点的是那条蛇，上帝在创造亚当、夏娃之前，便创造了它，显然，是为了让它引诱亚当和夏娃犯下原罪。全知全能的上帝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因此，人类最初的父母犯下原罪，是上帝的旨意。

这个想法立刻让我从最痛苦的折磨中解脱出来，因为我知道，是上帝将我置于这样的境地中的。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意让我犯罪。我不想再通过祈祷来获得感悟了，因为上帝在不顾我是否愿意的情况下，就将我置于困境中，且未施以援手，必定是想让我依靠自己的力量探寻他的旨意，独自前行，走出困境。就在这时，另一个念头又冒了出来。

“上帝的意愿是什么呢？行动还是不行动呢？我必须探明上帝想要我做什么，刻不容缓！”当然，我心里明白，依据传统道德，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我必须尽力避免犯罪。迄今为止，我一直都在努力这样做，可是，我知道，我无法再坚持下去了。辗转不寐、精神危机使我心力交瘁，我无法承受再继续竭力避开这个想法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与此同时，在了解上帝的旨意，知道他想让我做什么之前，我也不能屈服。因为我确信，他正是这个令人绝望的问题的缔造者。奇怪的是，我从未想过，或许是魔鬼在愚弄我。那时，在我的精神世界里，魔鬼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认为，和上帝相比，他们手无缚鸡之力。从我走出迷雾，意识到自我存在的那一刻起，上帝的伟大、一体性以及超人的威严就一直在我的想象中徘徊。因此，我对上帝正在考验我深信不疑，至于我能否通过考验，完全取决于我能否正确地理解他。我知道，毋庸置疑，我终将被迫崩溃，被迫屈服，不过，我不想在自己还没有理解这一切的情况下落得那样的下场，因为，这关乎我那永生的灵魂能否得救。

“上帝知道我坚持不了多久了，我随时都可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他却不向我伸出援手。全知全能的他，本可以轻易地使我脱离困境，可是很明显，他并不打算这样做。他是不是想要通过这个不同寻常的任务，让我做有违自己道德标准，有违我所受到的宗教教育，甚至有违他自己制定的诫命的事情，做我因为害怕被永远打入地狱而竭力拒绝的事情，来考验我是否顺从？他是不是想要看一看，我的信仰与理智用死亡与地狱的幽灵来提醒我时，我是否依然能够遵从他的旨意？或许，这就是真正的答案！不过，这仅仅是我自己的想法。也许我是错的。我并不敢深信自己的判断。我还是得好好斟酌一番。”

我又细想了一遍，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心想：“显然，上帝也希望我展示自身的勇气。如果确实如此，而我也经受住了考验，他就会赐予我恩典与启示。”

我聚集了所有的勇气，仿佛准备纵身跃入地狱之火一般，让那个想法浮出水面—教堂与蔚蓝的天空出现在我的眼前，上帝坐在他的金色宝座上，高高在上，宝座下，一块巨大的粪便落下来，掉在熠熠生辉的教堂屋顶上，将它摧毁。教堂的四壁也被砸得粉碎。

原来如此！我感到非比寻常、难以形容的轻松。我并未受到诅咒，而是感受到了恩典降临，随之而来的，还有我从未体验过，也难以形容的极乐感。我流下了幸福与感恩的泪水。我臣服于他不可抗拒的命令，上帝则将他的智慧与善展现给我。我仿佛因为经历了某种启示而顿悟了，忽然明白了许多以前不理解的事情。我心想，父亲并未理解这一点，他未能体验上帝的旨意，而是用最充分的理由与最强烈的信念抗拒上帝的旨意。也因此，他从未体验到恩典降临的奇迹，这种奇迹能够疗愈一切，让一切变得浅显易懂。父亲将“《圣经》十诫”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相信上帝就是《圣经》以及祖先所描述的那样。可是，他不了解那个活生生的上帝，他全知全能，他在《圣经》和教堂之上，呼唤人们来分享他的自由，并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观点与信仰，毫无保留地遵从他的命令。在考验人的勇气时，上帝拒绝恪守传统，无论那些传统多么神圣。全知全能的他，会保证在考验人们的勇气之时，不会有真正罪恶的事情发生。人们只要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就可以肯定，自己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上帝也以这种方式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即他们必须思考自己根本不愿思考的事。他这样做是为了检验他们是否服从他的意志。当然，他也可以要求我去做一件我会因为传统教义拒绝的事，而正是因为服从，我被赐予恩典。有了这样的经历后，我知道了什么是上帝的恩典。人们必须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帝，除了按照他的旨意行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否则的话，一切都是愚蠢的、毫无意义的。从那一刻起，体验到恩典的我，开始真正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为什么上帝要弄脏他的教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不过，接下来，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出现了，即上帝也可能是可怕的。我经历了一个既黑暗又可怕的秘密事件。它是我一生的阴影，我常常因此而悒悒不乐。

这个经历也增强了我的自卑感。我心中暗想，我是恶魔或蠢猪，彻彻底底地堕落了。不过，我随后又开始查阅《圣经新约》，并心满意足地读着有关法利赛人和税吏，以及可弃绝之人乃是被选中之人的文字。那不公正的管家获得称赞，而彼得，信心动摇的彼得，则被指定为教堂的基石，这些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的自卑感越强烈，就越无法理解上帝的恩典。毕竟，我从未自信过。我根本不理解母亲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你一直是个好孩子。”我是个好孩子？这可真是新鲜事。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堕落、卑微的人。

关于上帝与教堂的那次经历，让我终于拥有了真正的大秘密，就好像我一直谈论天降落石，现在，我的口袋里终于有了一块石头。不过，这其实是令人感到羞耻的经历，我落入糟糕、罪恶与险恶的境地。可与此同时，这又是一种荣耀。有时，我极度渴望就此说些什么，并非讲述事情本身，而是想要暗示他人，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怪事。我想知道他人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我未在他人身上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因此，我觉得自己要么是被放逐的，要么是被择选的；要么是被诅咒的，要么是被祝福的。

我从未想过公开谈论我的经历，包括谈论那个有关地下宫殿的男性生殖器的梦和我雕刻的小人。事实上，我 65 岁之前，从未提起过那个有关男性生殖器的梦。或许，我曾向妻子提起过自己的其他经历，不过，那也是我进入晚年之后的事了。从幼年起，我一直将这些事情看作绝对的禁忌，从未向人提起过。

可以借助这个秘密来理解我的整个青年时期。它使我备感孤独，那是几乎难以忍受的孤独。这一时期，我的一个“伟大成就”即是抵住了诱惑，不曾与任何人讨论过这个秘密。因此，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早已被确定了。如今的我与当时的我并没有什么不同，一如既往地孤独，因为我知道一些事情，还必须暗示他人那些他们不知道，甚至根本就不想知道的事情。

母亲的家族里有 6 个牧师，父亲的家族中，除了父亲以外，两个叔叔也是牧师。因此，我听到过许多有关宗教的谈话、神学讨论以及布道。每次听他们谈论，我的心中都会出现一种感觉：“是的，是的，这听起来都不错。可是，我的那个秘密呢？那个秘密也是一种恩典，你们所有人都对它一无所知。你们不知道，上帝想通过强迫我做‘错的事’，强迫我思考令人厌恶之事来体验他的恩典。”其他人所说的一切，都与此毫无关联。我心想：“看在上天的份上，肯定有人对此有些许的了解吧。真相一定就在某个地方。”我在父亲的藏书中寻找，我阅读所有有关上帝、三位一体、精神以及意识的文字。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籍，却一无所获，我总是在想：“他们对此也一无所知。”我甚至翻阅了父亲收藏的路德（Luther）翻译的《圣经》。遗憾的是，《约伯记》（Job）中颇具“教化意义”的诠释使我无心深读下去，否则的话，我确实会在其中找到慰藉，尤其第 9 章第 30 节和第 31 节中提到：“我若用雪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

后来我母亲告诉我，那些日子，我常常处于沮丧、消沉的状态中。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我只是常常陷入沉思，是在思考这个秘密。那种情况下，我总是坐在石头上，心中充满了静谧与安宁。有时，这会使我从所有怀疑之中解脱出来。每当我想到自己就是那块石头，内心的冲突就会如雪一般消融。“石头并没有不确定性，没有交流的渴望，数千年来，没有丝毫的变化，”我心想，“而我，只是世间的一个过客，不断爆发出各种各样的情绪，就像忽然亮起却又转瞬即灭的火焰。”我只不过是各种情绪与感受的总和，而内在的另一个“我”则是永恒不灭的石头。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对父亲所说的一切都充满了怀疑。听他宣讲恩典时，我总是想到自己的经历。他的布道显得既陈腐又空洞，仿佛他所讲的一切皆是道听途说而来的，他自己都不相信。我想帮助他，却不知该怎么做。此外，我也不好意思告诉他我的经历，或者干涉他的个人事务。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年纪太小；另一方面，我也不敢让我的“第二人格”于我的内在中激活出的权威展现出来。

18 岁之后，我与父亲进行过多次讨论，每次我都暗自希望他能看到恩典的奇迹，以此缓解他良心上的痛苦。我坚信，如果他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一切都会好转。不过，毫无例外，讨论的结果总是令人失望的。我的说法使他气愤、伤心。他总是习惯性地说：“无稽之谈！你总想思考。人不该思考，而要相信。”我则想：“不对！体验了才会知道。”不过，我嘴上说的却是：“那把这种信仰给我吧。”对此，他会耸耸肩，默默地转身而去。

我开始结交朋友，他们多是性格腼腆、家庭背景简单的男生。我的学习成绩也有所提高。接下来的几年，我甚至在班上名列前茅。然而，我发现，成绩不如我的同学会嫉妒我，总想不失时机地赶超我。因此，我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好成绩而感到快乐。我痛恨一切竞争，如果有人带着过强的竞争态度参加游戏，我就会拒绝参与。此后，我一直在班里保持第二名的成绩，这让我感觉好受多了。我并不想通过竞争使一切变得更加沉重，学校的功课已经够烦人的了。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位老师对我有信心，我至今对他们充满感激。我每次回忆起其中一位老师的时候都会感到很愉快，他是我的拉丁语老师，是一位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因为我父亲教过我拉丁语，所以我 6 岁的时候就懂这门语言。因此，这位老师不仅不强迫我坐在教室里，反而常常打发我去大学里的图书馆为他取书。我满心欢喜地沉浸于这些书中，尽量延长返回教室的时间。

大多数老师都认为我既愚蠢又狡猾。只要学校里出了什么岔子，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我。如果学校里有人打架，他们就会认为我是始作俑者。事实上，我只参与过一次争吵，也是那时，我才发现，一些同学对我怀有敌意。他们中的 7 个人暗中等待我出现，然后群起而攻。那时我 15 岁，又高又壮，相当容易被激怒。我不由得怒火中烧，抱住其中一个男生，不停地旋转，用他的双腿将其他几个人撞倒在地。后来，老师们查明了这件事，我只隐约记得自己受到了某种不公正的惩罚。不过，从那时起，不再有人烦扰我，也不再有人敢攻击我。

拥有敌人，并遭受不公正的指控，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不过，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对我的所有指责都使我气恼，但我无法否认这些指责。我对自己实在不了解，而仅有的那些了解又如此互相矛盾，我无法问心无愧地反驳任何指责。事实上，我心中总有一种愧疚感，也看到了自己那些真正存在的以及潜在的过错。鉴于这个原因，对于指责，我尤为敏感。因为，所有的指责都会或多或少地切中要害。即便我没有做他们所说的那些事，我也会觉得自己确实有可能那样做。我甚至还列了一张证据和借口清单，以防别人因为某件事指责我。我真做了什么错事时，反而感到放松。因为我至少知道自己为什么心怀愧意。

我用外在的笃定来补偿内在的不安全感。或者，更确切地说，无需我的意志进行干涉，缺陷就会进行自我补偿。也就是说，我知道自己是有罪的，而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是纯洁无辜的。于内心深处，我一直知道自己具有双重人格，其中一个是我父母的儿子，他按时上学，和许多男孩相比，他并不那么聪慧、专心、勤奋、体面、整洁；而另一个则是成人，准确地说，是老人，他心中充满怀疑与不信任，他远离人类世界，却亲近大自然、地球、太阳、月亮、天气以及所有生灵，尤其亲近夜、梦以及“上帝”在他的内在直接创造出的一切。此处我给“上帝”加了引号，这是因为，尽管上帝创造了大自然与我，借以表达自己，但大自然和我一样，似乎被上帝列入了“非神圣”的一类。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无法让我相信只有人才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事实上，在我眼中，高山、河流、湖泊、树木、花朵以及动物，才更好地体现了上帝的本质，它们远胜于卑鄙、虚荣、虚伪、令人厌恶、自负、穿着怪异的人。这些“品质”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在我的第一人格身上，也就是那个生活在 1890 年的学生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一切。然而，除了他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世界，它就像一座神庙，每个进入其中的人都会发生转变，他们会因曾对整个宇宙窥见一斑而备受触动，因此，他们唯一的反应便是钦佩与赞美，进入忘我之境。“另一个我”就居住在这个世界中，他知道，上帝隐而不见，是个体性的，又是超越个体性的秘密。在这里，任何事物都无法将人与上帝分离，人好像可以与上帝一起俯视万物。

我现在正在一字一句地逐渐展示的，是那时的我并未真正意识到的事情，但我已经通过强烈的预感及感受体味了这些。在那样的时刻里，我知道我配得上自己，我是真正的自己。只要我独自一人，我便会慢慢进入那种特殊状态。因此，我追求这“另一个人”即第二种人格的安宁与孤独。

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之间的相互作用，贯穿了我的一生，这与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它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在我的一生中，第二人格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我总是尽力为内在涌出的东西腾出空间。他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人物，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感知他。大多数人的认知能力不够，不足以意识到他其实与他们无异。

◊ ◊ ◊

渐渐地，教堂变成了折磨我的地方。我不禁想说，真无耻。在那里，人们竟敢大声地宣讲上帝的意图和行为。在那里，人们被告诫，要拥有某些感受，要相信一个秘密。我知道，这个秘密便是内心最深处的、无以名状的确信的事情。因此，我只能得出如下结论：显然，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甚至牧师亦如此，否则的话，没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泄露上帝的秘密，用陈腐的感伤来亵渎那些言语无法形容的感受。此外，我坚信，这种接近上帝的方式是错误的，因为我根据以往的经历得知，只有毫无保留地遵从上帝的旨意，才能获得恩典。站在布道坛上的人也是这样说的。不过，人们总以为，上帝的旨意通过“天启”为人所理解。但我认为，那大概是最难以理解、最不为人知的事。在我看来，每天探索上帝的意志是人们的责任。我并没有这样做，不过，我可以肯定，如果有一些事情迫切地要求我必须这样做，那我就会照做。第一人格主宰我的时间过久了，我常常觉得，宗教训诫正在取代可能出人意料且令人惊恐的上帝意志，从而让人们不必理解上帝的意志。我心中的疑虑越来越重，父亲以及其他牧师的布道使我感到尴尬，但我周围的人似乎都认为接受这些“行话”以及从中溢出的晦涩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假思索地将所有矛盾的话语囫囵吞下。比如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因此早就预料到人类的整个发展进程。还有，上帝创造了人，使他们必会犯罪，但他却禁止他们犯罪，甚至以将他们永远打入燃烧着熊熊烈火的地狱来惩罚他们。

颇为奇怪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魔鬼都没有被我纳入值得思考的范围内。在我眼中，魔鬼并不比被拴起来的豪门恶犬更可怕。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对这个世界负责。我心里再清楚不过，上帝有时也相当可怕。每次听父亲布道，听他满怀感情地谈论“至善”的上帝、赞美上帝对人类的爱，并劝告人们也向上帝回报自己的爱时，我的怀疑与不安就变得非常强烈。“他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心中暗想，“他真的会像以撒那样，将我，他的儿子，置于刀下，作为献祭？他真的会将我交给不公正的法庭，让他的儿子像耶稣那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他做不到！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他无法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就像《圣经》所展示的那样，有些旨意相当可怕。”我心中越来越清楚，人们被告诫在生活中要先遵从上帝的意愿而非人的意愿一类的话只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他们并未认真思考过。显然，人们根本不知道上帝的意愿，真知道的话，即便只是对强大无比的上帝心存强烈的恐惧，人们也会以一颗敬畏之心对待这个核心问题。因为上帝能够将自己那可怕的意志强加在无助的人身上，我就被他那样对待过。那些佯装知道上帝意志的人，能预见他让我做什么吗？无论如何，《圣经新约》中没有记载任何类似的事。《圣经旧约》，尤其是《约伯记》，本可能在这方面使我有所领悟，不过那时我对它还不是很熟悉。在那时的坚信礼课程上，我也没有听说过任何类似的事情。对上帝的恐惧—课上当然对此有所提及，则被看作过时的，“犹太式的”，早就被宣扬上帝之爱与善的基督教讯息所取代。

我儿时体会到的象征意义，以及这些意象所具有的暴力性，使我备感沮丧。我不停地自问：“是谁如此说话？何人如此厚颜无耻，在神庙中如此赤裸裸地展示男性生殖器？是谁让我觉得，上帝以那般令人厌恶的方式摧毁他的教堂？是魔鬼安排了这些吗？”最后，我问自己，这些是不是魔鬼所为。我确信，只有上帝或魔鬼才会有这样的言行。对此，我从未产生过怀疑。我非常肯定，这些想法与画面中人的来源绝对不是我自己。

这些事件在我的人生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时，我忽然意识到：我必须要负起责任，我的命运取决于我自己。我面临着一个问题，必须为其找到答案。谁提出了这个问题？没有人告诉我。我知道，我必须于内在深处寻找答案。我独自站在上帝面前，上帝独自向我提出这些可怕的问题。

从一开始，我心中就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仿佛命运将我的生命赋予我，我必须接纳它并带着它度过一生。这为我带来一种内在的安全感，尽管我无法向自己证实它的存在，它却向我证实了它自己的存在。我并非拥有这种确定性，是这种确定性拥有我。没有人能够夺走我的信念—我注定要做上帝让我做的事，而不是我自己要做的事。这使我变得更加坚强，敢于走自己的路。我常常有一种感受，在所有关键事情上，我不再身处人类之间，而是独自与上帝同在。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不再孤单，我在时间之外，处于千秋之中。给我答案的那个人，一直存在着，在我出生之前便已存在，那个永远存在的他就在那里。与“另一个我”之间的对话，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经历：一方面，那是浴血之战；另一方面，那是无与伦比的极乐体验。

自然，我无法与任何人谈论这样的事。我也不知道能和谁谈论这些事，也许，我可以和我的母亲说几句。在某种程度上，她的思路与我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不过，我很快就注意到，我们无法进行旗鼓相当的对话。她对我既钦佩又赞赏，这对我并不是什么好事。因此，我依旧独自沉思。总的来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我自娱自乐，独自做白日梦，独自在林中徜徉，拥有我自己的秘密世界。

在我眼中，我的母亲是一位好母亲。她总让人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动物性的温暖。她擅长厨艺、喜好交友、热情开朗；她身材结实，是个耐心的聆听者，同时也擅长聊天、口若悬河；她在文学上天赋异禀，有欣赏品位、有感悟深度。只是这些品质从未适当地表现出来，而是隐藏在她那心地善良、体型肥胖的老妇人形象之下。她非常热情好客，而且极具幽默感，拥有人们所必须拥有的一切传统观念，不过，她的无意识人格却会时不时地浮出水面。此人格出人意料地强大，冷峻、威严，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确实如此，我非常肯定，她拥有两个人格：一个与人为善，平易近人；另一个则神奇怪异。她的第二人格只是偶尔浮现出来，不过，每一次都不期而至、令人惊恐。当她的第二人格出现时，她仿佛在自言自语，但她所说的话，都是针对我的，且往往直中我的要害，使我惊愕不已、哑口无言。

在我记忆中，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我 6 岁时。那时，我们的一户邻居相当富裕，他们是城里人。他们家有 3 个孩子，最大的是个男孩，与我年纪相仿，他有两个妹妹。在我眼中，孩子们被打扮得相当可笑，尤其是每逢周日，他们就会穿上漆皮鞋、有白色褶边的衣服，戴上小白手套。即便是工作日，孩子们也会打扮得干净整洁，连头发都梳得服服帖帖。他们举手投足间都透露着自命不凡，像躲避瘟神一般躲避我这个结实、粗鲁，身着破破烂烂的裤子，穿着有洞的鞋子，双手脏兮兮的男孩。我的母亲不断地将我与他们进行比较，还喋喋不休地训诫我：“你看看那些乖孩子，他们多么有教养、懂礼貌，而你却显得笨手笨脚。”这样的训诫使我备感羞辱，我决定狠揍那个男孩一顿，而且真的付诸行动了。他母亲气坏了，急匆匆地来到我家，向我母亲控诉我的暴力行为。我的母亲吓坏了，声泪俱下地狠狠教训了我一顿。她的话长篇累牍，情绪激昂愤怒，我还从未见过她这样。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错，恰恰相反，我对自己相当满意，因为我觉得，我以某种方式，补救了这些陌生人在我们村中那种不协调的存在感。不过，母亲的激动情绪使我深感敬畏，我懊悔地退到那架老式的立式钢琴后面，在我的桌子边开始玩积木。有那么一段时间，房间里很安静。母亲像往常那样坐在窗边织毛衣。接下来，我听到她自言自语，根据偶尔飘入我耳中的只言片语，我推断出她正在思考刚才的意外事件，但换了一个视角。忽然间，她大声说：“当然，人们根本不该用那样的方法养一群小崽子！”我立刻意识到，她指的是那些“衣冠楚楚的猴子”。与她最亲近的兄弟是猎人，他养了一群狗，他无时无刻不在谈论养狗，谈论杂种狗、纯种狗和一窝窝的小狗崽。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意识到，我的母亲也将那些讨厌的孩子看作卑贱的小狗崽，因此我不必将她刚才的训斥当真。不过，即便在那个年龄，我也知道，自己必须保持沉默，而非得意扬扬地对她说：“你看，你和我想的一样！”那样的话，她会愤怒地驳斥道：“臭小子，你竟敢这么说，一派胡言！”由此，我得出结论，此前，我一定有过一些类似的经历，只不过我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

除了这件事之外，在我对宗教的怀疑日渐强烈的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展示了我母亲人格的双重性。有一天，大家坐在桌边，聊到有些赞美诗的曲调是多么的乏味，并提到修改某些赞美诗集的可能性时，母亲轻声说：“哦，你，我至爱之爱，你，被诅咒的至福。（O du Liebe meiner Liebe，du verwünschte Seligkeit.）”一如既往，我假装自己并没有听到她的话，尽管我心中充满了胜利感，却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开心地叫出声来。

我母亲的两个人格简直有天壤之别。也正因为如此，幼年时期的我常常焦虑地梦到她。白天，她是慈爱的母亲；夜幕降临之后，她就变得古怪神秘。她如同预言家，像熊洞中的女祭司那样原始，又像真相与自然那样无情。在那些时刻里，她是我所谓的“自然心智（natural mind）” 的化身。

我自己也拥有这种原始本质，对于我来说，它是与我的某种天赋连在一起的。此天赋并不一定总是让人感到愉快，因为它可以看到人和事物的本来面目。当我并不想一探究竟的时候，我可以任自己被欺骗与蒙蔽，不过在心底我非常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下，我就像是一条狗，可能会受骗，但最终还是会嗅出蛛丝马迹。这种“洞察”基于本能，或者说，与他人的神秘互参（participation mystique），就好像有一双“幕后之眼”在客观地观察所发生的一切。

许久以后，某些怪异至极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才意识到这一点。例如，有一次，我详细地描述出了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但我其实不认识他。那天，我妻子的一位朋友举行婚礼。我对新娘和她的家人一无所知。婚宴时，我坐在一位中年绅士的对面，他蓄着长长的美髯。通过人们的介绍，我得知他是一名律师。我们热烈地讨论着犯罪心理学。为了回答他提出的某个具体问题，我编造了一个故事，并饰以各种各样的细节。滔滔不绝之际，我发现，此人脸色大变，整个饭桌陷入一片沉寂，我困窘地停下话头。谢天谢地，那时我们已经在吃餐后甜点，我快速地站起身，来到宾馆的公共休息室。我躲进一个角落，点燃雪茄，开始思考刚才发生的事。这时候，一位刚刚和我同坐一桌的客人走过来，带着责备的口吻对我说：“您怎么会如此冒失？”“冒失？”“是啊，就是您讲的那个故事。”“可是，那完全是我瞎编的啊！”

我惊讶不已，又感到恐怖。原来，我所讲的，正是用餐时坐在我对面的人的故事，甚至连各种细节都完全吻合。我还发现，此刻，我已经将自己讲的故事忘得一干二净—时至今日，我还是无法回忆起来。乔克 在他的著作 Selbstschau 中，也描述过类似的事件。有一次，他在一家旅馆时，竟揭露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是贼，因为他用内在之眼，看到了他行窃的过程。

在我的一生中，我常常能忽然知道我根本不可能知晓的事。这些知识直接进入我的脑海，仿佛它们本就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一样。我母亲亦如此。她有时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好像有一个声音带着绝对的权威，说出完全符合当时情境的话。

我母亲往往认为，我的心理年龄远大于我的生理年龄，她会像与成年人交谈那样和我说话。显然，她不肯告诉我父亲的话，都会告诉我，因为她早已将我看成她的知己，向我吐露心事。我 11 岁时，她告诉我一件有关父亲的事，那让我非常担心。我绞尽脑汁，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必须求教于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我听说，他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一天下午放学后，在并未告知母亲的情况下，我来到城里那个人的家。开门的女仆说主人出门了。我带着失望和沮丧回家了。然而，他不在家这件事，实在是上天的垂怜。因为此后不久，我母亲又向我提起了这件事，而这一次，她的描述与之前截然不同，要无足轻重得多。整件事情就这么烟消云散了。这使我深受打击，心想：“你真是头驴！居然相信了此事。你认真得那么愚蠢，差点导致了一场灾难！”从那时起，我决定不再全盘相信母亲的话。我对她的信任有限，因此，我无法告诉她，自己在内心深处都想些什么。

那段时间，她的第二人格会偶尔破茧而出。她在那种情况下说的话，是那么正确，直击要害，使我战栗不已。倘若母亲能够保持那种状态，我就会有一个极好的对话者。

父亲则颇为不同。我其实很想将自己在宗教上遇到的问题告诉他，向他求教，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早就知道，出于对自己职务的尊重，他不得不做出什么样的回答。此后不久，我的假定就得到了证实。他亲自为我上无聊至极的坚信礼课程。有一天，我快速地翻阅着教义问答书，希望能看到一些有关主耶稣的，听起来不那么伤感、难以理解、无趣的介绍。我翻到了有关“三位一体”的文字，并提起了兴趣：“一体性”的也是“三位一体”的，这其中蕴含的内在矛盾使我着迷。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能谈及这一问题的时刻。可是，在这一刻终于到来之际，父亲却说：“现在，该学三位一体这个概念了，不过我们还是跳过去吧，因为我对此实在一窍不通。”我钦佩父亲的诚实，可是，我也大失所望，我对自己说：“就是这样！他们一无所知，又不想动脑筋思考。那我怎么可能和他们谈论我的秘密呢？”

我试着和一些在我眼中还算愿意思考的同学讨论，不过徒劳无功。我们之间无法引起共鸣，他们的麻木也使我决定放弃这种尝试。

尽管感到乏味，但我还是尽力在自己并不理解的情况下就相信（貌似父亲就是如此），并为承载了我最后一丝希望的圣餐仪式做准备。我想，尽管这不过是一顿纪念餐，是一种纪念逝于 1890−30= 1860 年前的主耶稣的活动，但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暗示，比如“拿着吃吧，这是我的身体”，意思是，我们应该吃下圣餐面包，就好像面包即他的血肉之躯。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应该喝掉那原本是他的血液的葡萄酒。我心里很清楚，我们是要以这种方式将他纳入我们的内在。这在我眼中如此荒谬，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肯定，一定有什么伟大的奥秘隐藏在这些表象之后，而我，将在参加备受父亲重视的圣餐仪式时，参与到这样的奥秘之中。

按照惯例，教会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成了我的教父。他是一位制造车轮的匠人，是一位友善、寡言的老人，我常常站在他的作坊里，看着他用车床和斧子展示技艺。现在，他却身着长衣、头戴高帽，这使他威严立现。他将我带到教堂。在那里，父亲穿着我再熟悉不过的圣袍，站在祭坛后，念着礼拜公祷文中的祷词。铺着白布的祭坛上，放着几个盛满小块面包的大盘子。我能看出来，那些面包是我们的面包师做的，他做的面包大多味道平平。葡萄酒被从一个锡壶里倒入一只锡杯中，我知道这酒是从哪里来的。我父亲吃了一块面包，喝了一口葡萄酒，将杯子递给一位老人。大家都拘谨僵直、郑重其事，在我看来，他们对这些也漠不关心。我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看不出，也猜不出这些老人的内心是否有什么波澜。气氛并无异于教堂中举行的受洗或葬礼等其他仪式。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人们正在根据传统，循规蹈矩地举行仪式。我父亲主要关心的似乎也是：按照规定举行仪式。用强调性的语气读出或说出某些适当的话语，也是规定中的一部分。在其他所有仪式中总会有人强调距离耶稣死去已经 1860 年，在此次仪式中却无人强调。整个仪式无喜无悲，被纪念的这个人如此重要，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个圣餐仪式都显得过于单调、简朴，与世俗的庆祝仪式更不可同日而语。

忽然，轮到我了。我吃下面包，果然淡而无味，至于那葡萄酒，我只稍微抿了一口，味道寡淡，还有点酸，显然不是什么好酒。接下来，就是念最后的祷文了，然后人们陆续地走出教堂，既不沮丧，也不喜悦，脸上带着“好了，差不多就这样”的表情。

我和父亲一起走回家。我深切地感受到，我正戴着黑色的新毡帽，穿着黑色的新西服，这西服都快成礼服大衣了—那是一种加长的上衣，下摆分开，形成两翼；上衣的口袋里还可以放一块手帕，那是我眼中成熟男人的标志。我感觉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已被自然而然地接纳，进入了男人的社交圈。也是那一天，晚餐相当丰富，令人垂涎。我感到自己可以整日穿着新衣服，四处溜达，否则的话，便会备感空虚，不知自己到底有何感受。

接下来的几天，我逐渐意识到，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站在宗教启蒙的顶峰，期待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虽然我并不知道自己期待的是什么，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知道上帝可能会做出惊人之事，比如让我看到烈火，以及神秘的光。可是，不管怎么说，在那次仪式上，根本看不到上帝的踪影，一切仅止于言语，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在我眼中，上帝有深度的绝望、强烈的欢欣或洋溢而出的慈悲，可我在其他人身上，并没有感受到这些。我也没有觉察到任何“共享”“联合，合而为一……”的痕迹。与谁合一？与耶稣？他只不过是一个死于 1860 年前的人，为什么要与他合而为一呢？他被称作“上帝之子”，是像希腊英雄那样的半神，那一个普通人怎么能与他合而为一呢？人们称是“基督教”让他们产生联系，可是“基督教”的一切与我经历中的上帝没有任何关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耶稣这个人显然与上帝有一定的关联。他教诲人们，上帝乃是友善、慈爱的父亲后，就在客西马尼园中和十字架上失去了信心。那时，他肯定也看到了上帝的可怕。我可以理解这一点，可是，这吃着无味的面包，喝着酸葡萄酒的纪念仪式令人难受，它到底有什么目的呢？慢慢地，我意识到，这个圣餐仪式对我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经历。它不仅空洞、肤浅，显然还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我知道，自己以后再也无法参与这种庆祝仪式。我心想：“这根本不是宗教！这里根本看不到上帝。我不该去教堂，那里并没有生命，只有死亡。”

我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怜悯。忽然间，我理解了他的工作和生活的悲哀。他在与他无法承认的死亡做斗争。他和我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我看不到搭建桥梁逾越这条鸿沟的可能性，因为用“无边无际”来形容这条鸿沟并不过分。我无法让我亲爱的、豁达的，许多事情都任我自行决定，从不强迫我的父亲，陷入绝望与亵渎神明的境地，尽管那是体验神圣恩典的必经之路，但只有上帝才可以这样做，我没有这个权力，那是不人道的。上帝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人类的一切都无法妨碍他。他友善，却也可怕，因此，面对他时，人们自然试图拯救自己。人们只是单方面地依附于他的爱与善，因为他们害怕受害于诱惑者与毁灭者。耶稣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训诫道：“不要诱惑我们。”

我心中与教堂以及人类世界合一的感受被彻底破坏了。在我眼中，我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失败。在我心目中，我的宗教观是我与这一切之间唯一有意义的联系，而它已经土崩瓦解了。我再也无法与大家分享那种泛泛的信仰，而是沉醉于某种无法言传、无法与他人分享的秘密之中，这实在太可怕了。不仅如此，更糟糕的是，这是一种可怕的、庸俗的、可笑的、恶毒的嘲弄。

我开始苦苦思索：人们该如何看待上帝呢？关于上帝与教堂的想法，并不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更别提 3 岁时做的那个梦了。是一种比我自身的意志更强大的意志，将关于这两者的想法强加于我。自然该为此负责吗？可是，自然无非就是造物主的意志。将这一切归罪于魔鬼也同样于事无补，因为他也是上帝所造。只有上帝才是真实存在的，是一把毁灭之火，亦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恩惠。

圣餐仪式为什么未能感化我呢？这是我的失败吗？我严肃认真地为此做了准备，希望自己能够体验到恩典与启悟，但我什么都没有体验到，上帝并未降临。因为上帝，我觉得自己已与教会、与父亲以及其他所有人的信仰分道扬镳。只要他们代表着基督教，我就不会与他们为伍。这种认识令我备感悲痛，它为我的生活抹上了一层阴影，直到我上大学为止。

◊ ◊ ◊

父亲的藏书并不丰富，不过当时，它们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它们之中搜寻信息，看看是否有什么书籍能够告诉我，关于上帝，人们都知道些什么。最初我只找到了一些传统的观念，它们并不属于我所寻求的范畴。我要寻找的是拥有独立思想的作者。终于，我看到了比德曼（Biedermann）的 Christliche Dogmatik ，它出版于1869年。显然，比德曼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宗教是“一种与上帝建立独有关系的精神行为”。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我的理解是，宗教是上帝对我所做的事，是他所采取的行动，我唯一能做的便是服从，因为他比我更强大。我的“宗教”根本不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自己知之甚少的事物，比如上帝，建立关系？若与上帝建立某种关系，我必须对他有更多的了解。比德曼在“上帝的本性”一章中提到，上帝所展示的形象是“与人类的自我类比后构想出来的人格—独一无二、远离俗世、拥抱整个宇宙的自我”。

就我对《圣经》的了解，这个定义颇为恰当。上帝拥有人格，是宇宙的自我，正如我是我的心灵与肉身的自我。不过，此处我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人格，毕竟与性格有着紧密的关联。可是，性格非此即彼，就是说，它具有某些特定的属性。可是，如果上帝是一切，那他又怎能具有某种清晰可辨的性格呢？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他确实拥有某种性格，那他只能是某种主观的、有限的世界的自我。此外，他拥有怎样的性格或人格呢？一切都建基于此，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的话，是无法与他建立关系的。

我极其抗拒通过与我的自我类比来想象上帝。我认为，如果这不是对神明十足的亵渎，便是自己极度傲慢。在任何情况下，我都难以理解我的自我。首先，我知道，他由两个矛盾的方面组成：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其次，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的自我都是极其有限的，屈从于一切自欺、错误、心境、情绪、激情与罪恶。在他的经历中，失败远多于胜利，他幼稚、虚荣、自私自利、目中无人、渴求爱、贪婪、不公正、敏感、懒惰、不负责任等。让我伤心的是，他人身上那些令我欣赏与羡慕的天赋与美德，他都没有。我怎么能够通过与他类比，来想象上帝的本质呢？

我满怀渴望地寻找上帝的其他特性，发现它们已经都被罗列出来了，其方式正是我所熟悉的，是我从坚信礼课程中学到的。根据第172 条，“对上帝的超凡本质最直接的表达是，（1）否定性的：人们看不到他，等等；（2）肯定性的：他居于天堂，等等”。这对我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我的脑海中立刻涌入那些亵渎神明的画面，上帝直接或间接地（即通过魔鬼）将它们强加在我的意志中。

第183 条告诉我说，“上帝在凡尘俗世中的超凡本质”体现在他的“公正”上，这种公正并不仅仅是“明断”的，还是“对他的神圣存在的表达”。我本希望这一段能够涉及上帝让我备受困扰的阴暗面：有报复心、危险的怒气，还有他对全能的自己创造的生灵做出的那些令人费解的行为。他是全知全能的，因此，他一定知道这些生灵不完美，即便他早就知道，试炼他们，甚至是将他们引入歧途的结果是什么，他还是以此为乐。上帝到底是什么性格？如果一个人如此行事，我们会如何形容他的人格呢？我不敢打破砂锅问到底。接下来，我读到，尽管上帝“是自给自足的，不需要他之外的任何东西”，但他还是“出于令自己满意的目的”创造了这个世界，“他让自然的世界充满了自己的善，让道德的世界充满了自己的爱”。

首先，我苦苦思索“满意”这个令人费解的词。对何事、何物或何人感到满意？显而易见，他对这个世界感到满意，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好的。可是，我一直未能理解的也正是这一点。这个世界的确无比美妙，可与此同时，它也无比可怕。乡间小村，住户寥寥，平静安宁，相对于其他地方，在这里居住会对“老、病、死”的体验更为强烈、详细、赤裸裸。还不到 16 岁的我，却已见证了大量的有关人与动物的生命的现实，无论在教堂还是学校，我都没少听闻这个世界的苦难与堕落。上帝最多只对天堂感到“满意”，可是，他自己却又将毒蛇—魔鬼放进去，以确保天堂的荣耀不会长久。这也使他感到满意吗？我肯定，比德曼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在以宗教教导特有的愚笨方式，唠叨个不停，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胡言乱语。我认为，尽管上帝可能并未残酷到因为人类或动物受到不应受的折磨而感到满意，但假定上帝想要创造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一个生灵互相残杀、向死而生的世界，这并非荒谬之谈。在我眼中，自然法则那“美好的和谐”更像是被可怕的努力所驯服的混乱；那运行在既定轨道上的“永恒”星辰，显然更像是聚在一起的无秩序、无意义的天体。因为，人们无法真正地看到所谓的星座，它们只不过是被随意地组合在一起而已。

我没看到，也严重怀疑，上帝让自然世界充满了他的仁慈。但显然，这也属于那类只能相信，不能质疑的观点。如果上帝是至善的，那为什么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如此不完美，如此堕落，如此可怜呢？我心想：“显然，它受到魔鬼的影响，被魔鬼带入了混乱。”可是，魔鬼也是上帝创造的。我得赶紧研读有关魔鬼的文字，毕竟，他们似乎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又翻开比德曼那本有关基督教教义的书，为这个急需解答的问题寻找答案。磨难、不完美与罪恶产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一无所获。

我就此打住。这本厚重的教义巨著里不过是一些天花乱坠的废话，不仅如此，它满是谎言，愚蠢至极，唯一的目的便是掩盖真相。我备感失望，甚至气愤不已，并再一次对父亲心生怜悯，他就是这些莫名其妙的话的受害者。

可是，某时某地，肯定有人像我一样寻求真理。他们理智地思考，不想自欺欺人，拒绝接受这个世界中令人悲伤的现实。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母亲，或者说她的第二人格，忽然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这些日子，你一定得读读歌德的《浮士德》啊。”我家里有一部精美的歌德文集，我找出《浮士德》，它的馨香，直入我的心田。我心想：“终于有人严肃地对待有能力阻挠上帝创造完美世界计划的魔鬼，甚至与他订下血之契约。”但我对浮士德的行为感到遗憾，因为依我看，他不应如此片面，如此易受愚弄。他应该更聪明，更有道德。他草率地打赌，输掉了自己的灵魂，是多么幼稚啊！显然，浮士德是个满嘴空话的人。我觉得，此剧的重心与要点主要在于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如果浮士德的灵魂被打入地狱，我倒不会如此难过，他罪有应得。我并不喜欢剧终有“受骗的魔鬼”这种设置，因为梅菲斯特根本不是什么愚蠢的魔鬼，他被那些笨笨的小天使愚弄，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在我眼中，梅菲斯特式的受骗有另外的意义：他没有得到他曾被答应过会获得的权利，因为浮士德那个平庸乏味的家伙，一路行骗，直至彼岸。无可否认，在那里，他的幼稚暴露无遗，不过我认为他不配获得启悟，踏入那伟大的奥秘之中。如果是我的话，会让他尝一尝炼狱之火的滋味。在我眼中，真正值得重视的是梅菲斯特，他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我还模糊地感到，他与“母亲的神秘” 有关联。无论如何，梅菲斯特与剧终的伟大启悟，对我来说，都是触及我意识边缘的一次美妙与神秘的体验。

我的想法终于得到证实，确实有人见证过罪恶及其强大的威力，更重要的是，它在救赎人们脱离黑暗与苦难中，扮演着神秘的角色。就此而言，歌德是我眼中的先知。不过，我无法原谅他用小花招、小把戏就打发了梅菲斯特，我觉得这非常不切实际，过于草率，不负责任，歌德也迷恋用这种狡猾的手段使罪恶变得无害，为此，我深感遗憾。

阅读剧本时，我发现，浮士德也算得上哲学家。尽管他回避哲学问题，但他显然从中学到了要对真理保持开放的态度。那时，我对哲学一无所知，不过，我的心中出现了新的希望。我想，或许，有些哲学家也曾探索过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许他们能够带给我一些启发。

我父亲的藏书中没有哲学家的作品，他们因为思考而成了可疑的人，因此我只能用克鲁格（Krug）的第二版 General Dictionary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来满足自己，它是 1832 年出版的。我直接翻到有关上帝的文字。令我不满的是，它是从探讨上帝这个词（God）的词源开始阐述的。它说，这个词来源于“善（good）”是“毋庸置疑的”，它的意思是“至高的存在（ens summum）”或“完美（perfectissimum）”。它继续说，人们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也无法证明有关上帝的观念是固有的。而后者，即便并非潜在地存在着，也是先天存在的。无论如何，“智力”必须“先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如此崇高的观念”。

这种解释令我感到惊异。这些“哲学家”到底怎么了？我心中暗想。显然，他们对上帝的了解只是道听途说。在这一方面，神学家却截然不同，即便他们对上帝的描述互相矛盾，但至少，他们肯定上帝的存在。显而易见，词典编纂者克鲁格用晦涩难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其实，是想要表明自己相信上帝的存在。那么，他为什么不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假装认为，我们要“形成”上帝这个观念，而且，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先发展到某种程度？就我所知，即便是赤身裸体行走在丛林中的野人，也有此观念。他们肯定不是整天坐在那里，想要在思想中“形成有关上帝观念”的“哲学家”。我也从未刻意“形成”任何有关上帝的观念。上帝当然是无法被证明的。这样说吧，一只以澳大利亚羊毛为食的衣蛾，又怎能向其他衣蛾证明澳大利亚的存在呢？上帝是否存在，并不依赖于我们能否证明他的存在。我又因何确信上帝存在呢？人们告诉我有关上帝的形形色色的事情，可我却一点都不相信，他们的话并没有说服我。我关于上帝的想法，并非源于他们告诉我的话。事实上，这根本不是想法，即上帝的存在并非想出来的，不是通过想象、思考然后相信的。举例而言，尽管人们更努力地让我牢记有关主耶稣的事情，上帝只是隐约地在幕后暗示，我却一直对所有有关主耶稣的说法充满怀疑，从未真正相信过它们。那我为什么理所当然地接受上帝呢？为什么上帝明明存在，就像一块砖砸在头上那样直接、明确，可那些哲学家却假装上帝是一个观念，是他们能或不能想象出的武断假设呢？

忽然间，我明白了，上帝是最具确定性的、最直接的体验之一，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毕竟，那些关于教堂的可怕画面，并不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恰恰相反，我是被迫的，有人将它们强加于我，以一种极为残忍的方式强迫我去思考它，此后，便有难以形容的恩典降临在我身上。这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掌控。因此，我得出结论，那些哲学家一定有什么毛病，他们居然提出那么奇怪的见解，认为上帝是一种可以讨论的假设。此外，令我极其不满的还有，哲学家们对上帝的可怕行为并未提出任何见解或者做出任何解释。我认为，他们应该关注、考量这一点，因为据我了解，这个问题是神学家难以回答的。更令我失望的是，我发现，这些哲学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

因此，我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我感兴趣的问题上，也就是关于魔鬼的文字。上面写道，如果我们认为魔鬼从一开始就是邪恶的，就会陷入明显的矛盾，即我们会陷入二元论。因此，更好的做法是，假设魔鬼刚刚被创造出来时，本是良善的，但骄傲使他堕落。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正如作者所说，这种假设预先假定了存在他试图解释的恶，即骄傲。接下来，他继续说，恶的源头“尚未得到解释，也是无法解释的”。我对此的理解是：他像神学家一样并不想思考此事。有关恶及其源头的这段文字，同样令人一头雾水。

我在这里所做的描述，综合了我的一系列想法以及观念的发展变化，这样的过程历时几年，其中也有过长时间的中断。这些仅仅发生在我的第二人格之内，且极为隐秘。我偷偷利用父亲的藏书进行这些研究，并未征得他的许可。在研究中断期间，第一人格堂而皇之地阅读了格斯泰克尔（Gerstäcker）的全部作品，以及英文经典小说的德译本。此外，我也开始阅读德国文学作品，主要是一些经典作品。学校老师总是毫无必要地费力解释这些作品中显而易见的东西，不过，我倒没有因此对它们失去兴趣。我漫无目的地畅游在文学的海洋中，博览戏剧、诗歌、历史方面的书籍，后来我又开始阅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阅读不仅有趣，也是一种令人愉悦且颇为有益的消遣，它能使我暂时脱离正将我带入抑郁深渊的第二人格的影响。因为我在宗教领域里四处碰壁，即便碰巧有一扇门敞开，门后的东西也会使我备感失望。其他人的兴趣所在似乎与我截然不同。我认为某些事情肯定无误，亦高山流水，难觅知音。我前所未有地渴望能与他人交流，可是却找不到任何切入点。相反，我在他人身上所感受到的，只有疏离、不信任及恐惧，这使我顿时失去谈话的兴趣。我备感沮丧，不知该如何是好。为什么没有人与我有类似的经历？我问自己。为什么教科书对此缄口不言？难道我是唯一有此经历的人？为什么这个“唯一的人”就是我呢？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疯了，因为在我眼中，上帝的光明与黑暗都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它们使我感到压抑，却是可以理解的。

我成了孤家寡人，这让我感到害怕，因为这意味着与世隔绝。对此，我感到更加不开心，因为我被不公正地当作替罪羊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此外，学校里发生的一件事，也使我更加孤独。德语课上，我的表现相当一般，这与课程内容不无关系，尤其是德语语法和句法根本无法唤起我的兴趣。德语课上，我既懒惰，又觉得无聊。作文题目在我眼中往往肤浅又愚蠢，这种感受也完完全全地反映在我写出的文章中，它们要么粗制滥造，要么牵强附会。我以中等成绩蒙混过关，对此，我相当满意，因为这完全符合我不想引人注目的想法。总的来说，我比较同情来自贫困家庭的同学，他们和我一样，没有显赫的背景。而且，尽管我越来越因为那些不是很聪明的人愚蠢、无知而感到气恼，但我还是喜欢这样的人。他们的某些东西，比如单纯，是我内心深处极度渴望的，也正是因为单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渐渐地，我的“与众不同”开始带给我一种不愉快甚至可怕的感觉，即我肯定拥有某些自己并未意识到的令人厌恶的特质，所以，老师和同学们才回避我。

就在我的思绪处于这种想法中时，一个晴天霹雳降临。老师为我们布置了一道作文题，我难得地对此有兴趣，因此，我全心投入，写出了一篇在我看来精巧细致、极为成功的文章。我希望这篇文章的得分能帮助我名列前茅，当然不是名列榜首，那样太引人注目，接近榜首就可以了。

我们的老师习惯以文章的优劣为顺序来进行讲评。他最先点评的是获得第一名的同学所写的文章，这没什么。接下来，是其他同学的文章。我等待着老师叫我的名字，却空等一场。“这不可能！”我心想，“我的文章不可能这么差，不可能连他刚刚提到的这些拙劣作品都不如。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我参赛不计入名次吗？这意味着被孤立，并以最糟糕的方式引起大家的关注。

讲评了所有文章后，老师停顿了一下，然后说：“现在，还有一篇文章，是荣格写的。毫无疑问，这是所有文章中最好的一篇。我本应将它评为最好的。不过，遗憾的是，你作弊了。你从哪儿抄来的？说实话！”

我又惊又怒地站了起来，大声说：“我没抄！这是我费尽心血写出来的好文章！”老师也对我大喊：“你撒谎！你根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没人相信你！现在，你说，到底是从哪儿抄的？”

我徒劳地发誓自己是清白的。老师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开始威胁我：“我告诉你，如果我知道你是从哪儿抄的，学校就会开除你！”他转身离开。同学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我惶恐地意识到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的抗议无济于事。

我觉得，从那一刻起，我被贴上了标签，所有能让我摆脱“另类”形象的路径都被堵死了。我极度失望，也备感羞辱，发誓要报复老师。只要我有机会，一定要让他明白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可是，我如何才能证明我并没有抄袭呢？

几天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一意外事件，并一次次地得出结论—我对此无能为力。盲目又愚蠢的命运为我打上了说谎与欺骗的印记。我也明白了许多我以前并不理解的事情，比如，当我父亲向一位老师了解我在学校的表现时，他回答说：“哦，他表现平平，不过还是相当努力的。”他们认为我比较愚笨、肤浅，对此，我并没有真的感到气恼。让我怒火中烧的是，他们居然认为我会骗人，这无疑在道德上毁灭了我。

我的悲伤与愤怒到了即将失控的程度，然而一件我在自己身上已经注意到好几次的事发生了：我的内在忽然归于宁静，仿佛一道隔音门将一个房间里的喧闹与嘈杂关起来了，仿佛一种冷静的好奇忽然降临。我对自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吧，你情绪非常激动。诚然，这老师是个白痴，他根本不了解真正的你，就是说，他并不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因此，他和你一样多疑。你不信任自己与他人，也因此，你也属于天真、简单、容易被看透的人。一个人无法理解某件事的时候，就容易激动。”

我意识到这些不偏不怒的想法与以前那些想法具有相似性，当我不肯想那些被禁止思考的念头时，一个个想法会强行冒出来。尽管那时，我根本没看到第一人格与第二人格之间的区别，还将第二人格的世界看作我自己的个人世界，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有什么“非我”的东西正在介入。仿佛那拥有浩瀚宇宙、无尽繁星的伟大世界的呼吸触动了我，又仿佛一个灵魂不为人知地进入了房间。这是一个早已逝去的人的灵魂，却依然长久地存在于那超越时间的世界中，直至遥远的未来。这类人的结局往往被笼罩在神的美丽光环中。

当然，那时的我根本不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我也没有将我现在的意识状态归因于当时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我只是在试着表述我当时的感觉，借助我现在的知识来阐明当时朦胧的状态。

上述那件事过去几个月后，同学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始祖亚伯拉罕（Father Abraham）”。第一人格对此并不理解，认为这愚蠢、可笑。然而，于内心深处，我觉得这个外号一语中的。与此相关的任何隐喻都使我感到痛心，这是因为我阅读的东西越多，对城市生活越了解，就越感到我正在逐渐了解的现实，遵从于事物的另一种秩序，它完全不同于我在乡下的成长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世界观。那时，我徜徉在河边、林间，生活在小村中的人与动物之间，风和日丽，云卷云舒，夜间还偶有令人迷惑的事情发生。小村并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点，而是“上帝的世界”，完全依循上帝所制定的秩序运行，具有神秘的意义。可是，人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不知怎的，动物似乎也对此失去了感知，比如奶牛那悲伤又失神的目光；马儿那听天由命的眼神；还有狗的忠诚，它们绝望地依赖着人类；甚至猫自信的脚步，它们将房屋与谷仓选为居所与猎场，都让这一点显而易见。人们亦如动物，似乎和动物一样无意识。他们低头看地，仰头望树，寻找可用之物，考虑能将它们派上什么用场。他们像动物那样群聚、交配与争斗，并没有看到自己生活在统一的宇宙中，生活在上帝的世界中，生活在一切皆已出生、亦皆已死亡的永恒中。

我热爱所有温血动物，因为它们和我们如此相似，和我们一样无知。它们拥有和我们一样的灵魂，而且我认为，我们可以本能地理解它们。它们和我们都能体验到喜悦与悲伤、爱与恨、饥与渴以及恐惧与信任等一切生命的本质特征，不同之处只在于我们还有语言、敏锐的意识以及科学。尽管我对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充满敬佩之心，但我也认识到，它正在逐渐疏远、脱离上帝的世界，陷入堕落的境地，而动物是做不出这种事的。动物可爱又忠诚，不会变心且值得信赖。但对于人类，我却比以前更加不信任。

严格地说，我并不认为昆虫是地道的动物，我更趋向于将冷血的脊椎动物归类于昆虫进化过程中一类相当低等的中间阶段生物。这一类生物是可供观察与收集的对象，它们对人类来说较为陌生，不属于人类的王国，是非人类的生命表现形式，相较于人类，它们更像植物。

植物王国是“上帝的世界”在地球上最初的显现，它是“上帝的世界”与地球的直接交流方式。它对“上帝的世界”的呈现好像让上帝的行为受到了窥视，上帝本以为没人注意到他正在制造各种玩具与装饰。而另一方面，人类与严格意义上的动物是上帝的一部分，是已经独立的微小部分。也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行走，能够自行选择居所。植物则无论好坏都得待在原地，它们不仅表达出“上帝的世界”所拥有的美，还表达出其蕴含的思想。它们本身没有意图，也不会背离“上帝的世界”。树尤为神秘，在我眼中，它们直接体现了生命那令人费解的意义。因此，在树林中，我感觉自己最接近生命最深刻的意义以及令人敬畏的生命过程。

了解哥特式教堂后，这种印象得到了加深。但是在那里，宇宙的无限性、意义与无意义、非个人化目的与机械法则的纷乱皆蕴藏在石头中。石头不仅包含了存在的无尽奥秘，也是精神的具象体现。我隐约感受到，自己与石头的相似之处是一种神圣的本质，是一种生者与死者皆有的神圣的本质。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那时，我并没有能力明确、形象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与直觉，因为它们皆发生在第二人格之内，而我那本具有主动性与理解力的自我，却处于被动的状态中，被纳入那位属于往昔的“老者”的生命氛围中。我以一种不假思索的奇怪方式体验他的存在，感受他的影响。他在场的时候，第一人格会变得黯淡无光，几乎不存在。而当越来越认同第一人格的自我占据主导地位时，即便我还记得那位“老者”，他也仿佛只出现在一个遥远、不真实的梦里。

在16 岁与 19 岁之间的日子里，使我陷入两难之局的迷雾逐渐散去，我那沮丧的状态也有所好转。第一人格越来越清晰地浮出水面，学校与城市生活占据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我头脑里那些日益增多的知识也逐渐渗入或压抑了那个直觉会预感到的世界。我开始系统地研究自己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我阅读了一本简要介绍哲学史的书，并以这种方式简单地了解了一下这一领域中的各种想法与观念。我满意地发现，历史上不乏与我的许多直觉相似的想法。尽管用“苏格拉底式长篇论述”来形容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和柏拉图（Plato）的书并不为过，但他们的思想深深地吸引了我。他们的想法既美好，又充满学术性，就像画廊中的画作，不过，它们显得颇为遥远。只有在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 身上，我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气息—虽然我并不理解他。经院学者不能激起我的兴趣，在我眼中，圣·托马斯（St. omas）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知性主义比沙漠更死气沉沉。我心想：“他们都想通过逻辑推理的把戏来勉强得出那些他们根本没有获得，也并不真正知道的结论。他们想要向自己证明某个信念，而事实上，那只是一种体验。”在我看来，他们的行为就像仅仅听说过大象的存在却从未亲眼见过大象的人，试图根据逻辑推理论证：这种动物肯定存在，且必须长成它们应该成为的样子。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18 世纪的批判哲学对我毫无吸引力。19 世纪的哲学家中，黑格尔（Hegel）言辞傲慢晦涩，使我兴趣索然，我对他毫无信任可言。在我眼中，他用词句建起大厦，将自己困在其中，并在自己构筑的牢狱中，傲慢地指手画脚。

在我的探索之旅中，最大的发现是叔本华（Schopenhauer）。他是首个谈论世间苦难的人，他还提到了时时刻刻围绕着我们的困惑、激情与罪恶。其他人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一切，还总想将它们融入包罗万象的和谐与可理解性之中。终于有一位哲学家有勇气看到，宇宙的根基并非“一切皆向善”。他既不提造物主全知全能全善的旨意，亦不提宇宙的和谐，而是直白地指出，在人类历史的悲伤历程与大自然的残酷之中，隐藏着一个根本性的瑕玷—创世意志的盲目性。我早先曾观察过生病与垂死的鱼、患疥癣病的狐狸、冻僵或饿死的鸟，以及隐藏在鲜花草地中的残酷悲剧—蚯蚓被蚂蚁折磨而死，昆虫将彼此撕得粉碎，等等。它们都印证了这一点。此外，我在人类社会的体验让我明白，不能相信人类本是善良、正直的。我对自己的了解足以让我认识到，我只是在逐渐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

我完全赞同叔本华对这个世界的悲观描述，但对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持不同意见。我非常肯定，他所谓的“意志”，其实指的是上帝—造物主，这就等于说上帝是盲目的。而我的经验告诉我，上帝不会因为人们亵渎神明的言行而生气，恰恰相反，他甚至会鼓励人们这样做，因为他不仅仅想要唤起人们光明与正向的一面，还想唤起黑暗与邪恶的一面。叔本华的这种观点并未使我感到苦恼，我仅仅将它看作基于事实的结论。然而，他的另一个观点却令我格外失望，即理智只需用意志的形象对抗盲目的意志，促使它做出改变。意志既然是盲目的，又如何看到这一形象呢？即便它能够看到，但这一形象完全展示了它的意愿，它又怎么会被说服并改变自己呢？此外，理智又是什么？它是人类灵魂的一个功能，充其量只是一块镜子的小碎片，不是镜子。叔本华的观念就如同一个孩童拿着这一小片镜片对准太阳，却希望太阳因它而目眩。他居然对如此苍白的解答感到满意，这实在使我困惑。

这促使我更加深入地研究叔本华，他与康德（Kant）的关系给我留下的印象越来越深刻。因此，我开始阅读康德的著作，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这本书使我陷入艰难的思索。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至少在我看来，我发现了叔本华哲学体系的根本缺陷。他犯下了“死罪”，将形而上学的论断具体化，为一个纯粹的本体—自在之物—赋予了特殊的品质。这得益于康德的认识论，对我来说，相较于叔本华“悲观”的世界观，它或许为我带来了更大的启发。

这种在哲学领域的提升，从我 17 岁那一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我学医之后。学医，使我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以前的我羞涩、胆怯、多疑、身体单薄、没有生气、健康状况不稳定，而现在，我对任何事物都有极大的兴趣。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会采取行动，追求自己想要的。此外，相较以往，我明显变得更加容易接近，更善于交流。我发现，贫穷并不是障碍，也绝不是让人感到痛苦的主要原因。和贫穷、衣着破烂的孩子相比，那些富家子弟并没有什么优势。幸福与否并不取决于口袋里有多少零花钱，而取决于某种更为深刻的原因。我的朋友比以前更多，我们的关系也更好，我感到自己脚下的土地更加坚实，我甚至敢于鼓起勇气，在大家面前说出我的想法。不过，我很快发现，这些是令我后悔不已的误会。我遭遇了困窘和嘲弄，还有充满敌意的排斥。让我备感惊讶与挫败的是，我发现，有些人将我看作夸夸其谈、装腔作势的人，认为我是一个骗子。即便他们的方式较为温柔，但以前的骗子指控还是再次复活了。这次发现依然与一道我颇感兴趣的作文题有关。我格外认真地写完作文，精雕细琢、修饰文风，结果我还是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篇是荣格的文章，”老师说，“毫无疑问，相当出色，但粗枝大叶，一眼就能看出，作者根本就没有用心。荣格，我可以告诉你，你这种草率的态度在生活中是行不通的。生活需要诚挚、尽责、付出和努力。你看D.的文章，他没有你的才华，但他诚实认真，而且非常努力，这才是人生的成功之道。”

这一次，我所受到的伤害不像第一次那么严重。因为尽管他不情不愿，但他还是对我的文章印象深刻，至少没有指责我剽窃。我对他的责备表示抗议，不过他却用这样的话来辩驳：“《诗艺》认为，最优秀的诗篇会掩藏创作的艰辛。但是，我无法相信你的文章亦如此。因为，你只是草率地一挥而就，我从你的作品中看不到丝毫努力。”我知道，我的文章中有一些不错的想法，但老师根本懒得和我讨论。

这件事虽使我气恼，但同学们的怀疑对我来说是更为严重的，因为我可能因此而跌回之前那种孤独、沮丧的境况中。我绞尽脑汁，试图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受到他们的诽谤与中伤。经过小心翼翼地探询，我发现，他们之所以质疑我，是因为我总是对他们认为我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发表评论，或进行暗示。例如，我假装自己了解康德和叔本华，或者我们在学校里尚未学过的古生物学。这些令人惊讶的发现让我看到，所有强烈吸引我的问题，皆与日常生活无关。正如我的终极秘密那样，它们都属于“上帝的世界”，我最好不要谈论。

从那时起，我变得谨小慎微，不再和同学们提及这些深奥的问题。而在我认识的成年人中，也无人可以和我倾心畅谈。我无需再担心会被看作骗子或者夸夸其谈之人。不过，我的内在被分成了两个世界，我试图克服内在的分裂时所遭受的挫折依然是最令我痛苦的事情。各种事件不断地发生，促使我走出普通的日常世界，进入无边无垠的“上帝的世界”中。

“上帝的世界”这种说法，在某些人听来，可能有些伤感。对我来说却并非如此。任何超越人类的事物都属于“上帝的世界”，比如耀目之光、深渊之暗、无限时空的冷寂以及非理性偶然世界中的离奇怪诞。在我眼中，“上帝”是一切，是所有那些不具“教化意义”的事物。

◊ ◊ ◊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父母以及其他人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对此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我兴趣广泛，一方面，将真相建立于事实之上的科学深深地吸引着我；而另一方面，与比较宗教学有关的一切又使我着迷。在科学领域，动物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尤其吸引我；而在人文学科方面，吸引我的则是希腊-罗马考古学、埃及考古学与史前考古学。当然，在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相差悬殊的学科选择反映了我内在分裂的本质。科学吸引我的是具体的事实及其历史背景，而比较宗教学吸引我的则是那些哲学也有所涉猎的精神问题。不过，我觉得，科学缺乏对意义的探讨，而宗教则缺少实证精神。在很大程度上，科学满足了第一人格的需求，而人文或历史方面的研究，则为第二人格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我在两个极端之间左右摇摆，很长一段时间都拿不定主意。我发现，我舅舅正在将我缓缓地推向神学方向。他是母亲家的主心骨，是巴塞尔市圣阿尔班区的牧师，他的几个儿子都是神学研究者。有一次，舅舅与其中一个孩子坐在桌边探讨一个宗教问题时，他注意到了我非比寻常的专注与关心。我不知是否真有一些神学家能够接触到大学中那些深奥的知识，并且因此而比我父亲更有学识。他们的谈话留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并不关注真正的体验，更别说与我的体验相类似的体验。他们仅关心有关《圣经》中所叙述的那些教条的观点，所有那些观点都使我感到相当不舒服，因为《圣经》中令人难以相信的奇迹故事比比皆是。

上高中后，每个周四，我都可以在这位舅舅家吃午饭。我对他心怀感激，不仅仅是因为能够在他家吃午餐，还因为偶尔能够在餐桌上听到成熟、智慧、深奥的对话。发现诸如此类的东西存在，对我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体验，因为我从未在自己的家中听过任何人谈论这类学术问题。有时，我试着与父亲进行严肃的谈话，不过，他的不耐烦与充满焦虑的防卫心理使我困惑。直到几年后，我才理解，我那可怜的父亲不敢思考，因为他的心中充满了疑惑。他试图逃避自己，以此来坚持盲目的信仰。他无法将信仰看作恩典，因为他想“通过奋斗来赢得它”，想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让它降临。

我的舅舅与表兄弟能够冷静地探讨基督教教父所宣讲的早期教义，以及当代神学家们的各种观点。他们仿佛舒适地待在不证自明的世界秩序里，在那里，尼采的名字绝不会出现，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也只能获得勉强的赞扬。布克哈特是个“自由主义者”，“思想过于自由”；我估计，他在事物的“永恒秩序”中可能有些站不住脚。据我所知，我舅舅从未想过，我与神学相隔得多么遥远，我不得不令他失望，这使我深感抱歉。我从不敢与他分享我的问题，因为我非常清楚，这会为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我也没有什么话可以为自己辩解。与之相反，虽然我的科学知识依然贫乏，但是我完全浸染于当时的科学唯物主义，我的第一人格很快就占据了主导地位。我的第一人格只受控于历史证据以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而在我的周遭环境中，居然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后者。尽管我的神学家舅舅及表兄弟确实以赞美的口吻提到了康德，但他们仅用康德的原理来质疑对立的观点，却从不将它们用在自己身上。对此，我也决定保持沉默。

也因此，与舅舅全家一起坐在桌边时，我感到越来越不自在。因为习惯性的内疚感，周四成了我的“黑暗时光”。尽管我渴望这个世界中会时不时地降下启发智慧的甘露，但在这个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都令人感到安全与舒适的世界里，我还是觉得越来越不自在。我感觉自己不诚实、无地自容。我不得不承认：“是的，你是个骗子，你撒谎，欺骗那些用善意对待你的人。生活在社会与精神都安稳的世界中，他们对贫穷一无所知，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是他们的职业，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上帝也可能将一个人拉出其井然有序的精神世界，使其陷入亵渎神明的境地。这一切都不是他们的错。我无法向他们解释这一点，必须自己去面对这种憎恶，并学会忍受。”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并没有成功。

随着这种道德冲突日渐加剧，我觉得自己的第二人格也变得越来越可疑，越来越令人不快，我再也无法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我试着消灭第二人格，但也没有成功。在学校里或者与朋友们在一起时，我能够忘记第二人格；当我学习科学时，它也会消失。不过，只要我独自在家，或者与大自然独处的时候，叔本华和康德就会强势回归，随之而至的，还有宏伟的“上帝的世界”。我的科学知识也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使这块巨大的画布上充满了鲜艳的颜色与生动的图案。这时，第一人格以及它对职业选择的担忧也消失不见—这是19 世纪最后 10 年的一个小插曲。此外，当我结束过去许多个世纪的远征，回归到现实中的时候，那里的能量依然影响着我。我，更准确地说，我的第一人格，生活在此时此地，迟早会知道自己想要从事什么职业。

我的父亲和我进行了几次严肃的交谈。他说，我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任何专业，而如果我愿意征求他的意见，那么他建议我最好能远离神学。他语重心长地说：“当什么都可以，就是别当神学家。”那时，我们已经有心照不宣的约定，即有些事情，我可以说，也可以做，他不会说什么。比如，对于去教堂，我能逃则逃，而且也不再参加圣餐仪式，他从未因此责备过我。离教堂越远，我越开心。能让我想念的，只有管风琴和圣歌，绝非“宗教团体”。这个词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和“俗人”相比，那些经常去教堂的人还不如前者。前者的品德可能并不那么高尚，但从另一方面讲，他们情绪自然，更友善、随和、欢快、热心、真诚。

我让父亲放心，我对成为神学家毫无兴趣。不过我依然在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摇摆不定，二者都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第二人格并没有立足之地，在它之内，我超越了“此时此地”，感觉自己只是千眼宇宙中的一只眼，连地上的一块小石子都无法挪动。我的第一人格坚决反抗这种被动性，它想要挺身而出，采取行动，却因为无法化解的矛盾寸步难行。显然，我得默默地等待，静观事变。如果有人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会习惯性地回答：语言学家。其实我暗指的是亚述考古学及埃及考古学（Assyrian and Egyptianarchaeology）。然而，事实上，在业余时间里，尤其是假期在家和母亲及妹妹共度时光时，我都在继续学习科学和哲学。我向母亲抱怨“真无聊，我无事可做”的日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如今，假期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可以自娱自乐，怡然自得。此外，假期到来的时候，尤其是放暑假的时候，父亲总不在家，他会定期去萨克瑟恩度假。

有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我也出门度假了。那一年我 14 岁，遵照医嘱，我被送到恩特勒布赫接受治疗，以改善时好时坏的胃口与健康状况。那也是我首次独自置身于陌生的成年人中。我借住在一位天主教神父家中。对我来说，这是既可怕又令人着迷的冒险。我很少看到神父本人。他的管家尽管有些急躁无礼，倒也并不可怕。没有任何危险的事情发生。一位老乡村医生照顾我，他经营一家供各种康复期的病人疗养的宾馆式疗养院。这里的病人形形色色：有农民、小官小吏、商人以及几位来自巴塞尔的相当有教养的人。他们中有一位化学家，他拥有至高的荣耀—博士学位。我父亲也拥有博士学位，只不过是语言学方面的。这位化学家在我眼中格外新奇，他是一位科学家，或许他了解石头的秘密。他还相当年轻，教我玩槌球，不过他从未向我透露过他所了解的任何知识，但我猜他应该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我过于害羞、笨拙、无知，无法向他提出任何问题。我将他尊为首位我亲眼见到的、了解自然秘密的人，或者说，他至少了解其中的一部分秘密。他和我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吃着同样的食物，偶尔还和我说几句话。我觉得自己已经进入到更为庄严的成人世界中。当我获准参加为寄宿者安排的出游活动时，这种地位上的提升也获得了印证。在其中的一次活动中，我们参观了一家酿酒厂，并受邀品酒，而结果则完全符合下面的诗句：

美酒走近，霉运降临。 ^[2]

各种不同的酒一小杯又一小杯地下肚后，我飘进了一个全新的、出乎意料的意识状态中。无内无外，无我无他，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不复存在，谨慎与胆怯亦消失不见，天、地、宇宙以及在其中爬行、飞翔、转动、升起或落下的一切都合为一体。我耻辱地、快乐地、得意扬扬地醉了。我仿佛被淹没在一片快乐的冥想海洋中，不过，因为波涛汹涌，我必须用双眼、双手和双脚紧紧“抓住”各种坚实的物体，以求在不断摇摆晃动的街道、房屋和树木之间保持平衡。“实在是太棒了，”我心想，“可惜的是，稍微有点喝多了。”这段经历以相当悲惨的结局告终。不过，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种发现，一种对美和意义的预感，只不过被愚笨的我毁掉了。

休养结束，父亲来接我，我们一起来到卢塞恩，在那里登上轮船。那真是太幸福了！我还从未见过这种船，蒸汽机的运作令我百看不厌。正当我还沉浸在坐在这艘船上的幸福中时，有人说维茨瑙到了。村边有座高山，父亲告诉我说，这就是瑞吉山，有一条齿轨铁路可以通向山顶。我们来到一个很小的车站，那里有一台世界上最奇怪的机车，它的锅炉以一个奇怪的角度斜立着，甚至车厢里的座椅也都是斜的。父亲将一张票放在我手上，说：“你可以自己坐车去山顶，我在这里等你，两人都上山太贵了。小心，别摔着。”

我开心得说不出话来。此时此刻，我站在巍峨的高山山脚，这是我见过的最高的山，和遥远的童年记忆中那被晚霞染红的阿尔卑斯山不分伯仲。是的，我已经差不多是个男子汉了。为了这次旅行，我还专门购买了与环球旅行者相配的竹手杖和骑师帽。如今，我将要攀登这雄伟的高山！我已经分不清我和山到底谁更伟大。蒸汽机车喘着粗气，吭吭哧哧、摇摇晃晃地将我带上令人眩晕的高处，我将从未见过的深渊与不断变换的山景尽收眼底。最后，我终于站上了空气稀薄的山顶，眺望令人难以想象的远方。我心想：“是的，这就是了，是我的世界，真实的世界，这是我的秘密，这里没有老师，没有学习，也没有无法回答的问题，人们可以就这样存在着，而无需问任何问题。”我小心翼翼地走在小路上，远离周围险恶的绝壁。一切都是那么庄严。我认为，人们在这里一定要礼貌地保持安静，因为这里是上帝的世界。在这里，上帝的世界真实地、具体地存在着。这是父亲送给我的最好、最珍贵的礼物。

这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此后所有在“上帝的世界”中发生的事的记忆都被抹去了。不过，第一人格在这次旅途中也表现了自己，他给我的印象令我终生难忘。如今，这一切依然栩栩如生：我长大成人，变得独立，戴着一顶黑色的硬礼帽，随身携带着昂贵的手杖，坐在卢塞恩湖边一家格外气派的宾馆的阳台上，或者维茨瑙美丽怡人的花园中；阳光透过条纹遮阳伞，洒在铺着白色桌布的小桌上，我坐在桌边喝着咖啡，细品抹着金色黄油或各种果酱的牛角面包，心中思考着可以填满整个漫长夏日的出行计划。喝完咖啡后，我会冷静悠闲、毫不激动、从容不迫地踱向轮船，乘船前往圣哥达，前往被熠熠生辉的冰川覆盖的高山。

几十年来，每当我因过度工作而筋疲力尽，想要寻找一个小憩之处时，这样的画面就会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现实生活中，我一次次地向自己承诺这份美妙，却从未兑现这一诺言。

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意识旅行，第二次是在一两年之后。当时，父亲在萨克瑟恩度假，我获准去看望他。他告诉我说，他和那里的天主教神父成了朋友，这使我感到惊讶。在我眼中，这是异常勇敢的行为，我暗自敬佩他。在那里，我参观了克劳斯（Klaus）教士曾经在弗吕利镇隐居的地方以及他的遗物，那时，他已被宣福。我心中暗自好奇，天主教徒如何知道他已被宣福，难道他依然四处游荡，将此事大肆宣扬？这位“瑞士的守护神”为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不仅能够想象“全心事奉上帝的生活”存在的可能性，甚至还能够理解这一点。不过，这也使我不寒而栗，心中出现了一个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他的妻子和儿女如何能够承受自己的丈夫或父亲是一个圣徒呢？我的父亲不正是因为有某些缺点与不足才让我非常喜欢他吗？“是啊，”我心想，“怎么会有人能和圣徒生活在一起呢？”显而易见，他发现这根本不可能，所以他才不得不隐居起来。尽管如此，他隐居的小屋离家并不远。我心想，这主意倒是不错：让家人住在一栋房子里，他自己则住在和家人有一段距离的小屋里，屋中有很多藏书和一张书桌，还有可以烤栗子的火炉，他还可以在火炉上面支起三脚架煮汤。作为神圣的隐士，他拥有自己的私人小礼拜堂，也不必再去教堂了。

从克劳斯教士的隐居处出来，我信步向山上走去，陷入了沉思。就在我即将转身下山之际，视线的左边忽然冒出了一个年轻女子的苗条身形。她身穿当地的服装，清秀美丽，深邃迷人的蓝眼睛充满友善地向我问候。我们一起下山仿佛成了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她与我年纪相仿。我除了自己的表姐妹外，不认识任何女孩，所以我感到相当尴尬，不知该和她说些什么。因此，我开始犹豫地向她解释说，我是来这里度假的，只待几天，我在巴塞尔上高中，以后想上大学。说着说着，一种奇怪的“命中注定”的感觉悄悄涌上心头。我心中暗想：“她如此凑巧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而且她又那么自然地走在我的身边，仿佛我们本就属于彼此。”我从她的侧面偷看了她一眼，她的表情中既有羞涩，又有赞赏。这使我感到窘迫，但与此同时，又被深深地触动。我问自己，这是否有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我与她的相遇仅仅是偶然的吗？偶遇了一个农家女孩，这可能吗？她是天主教徒，不过，她的神父也可能正是父亲在这里认识的朋友？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当然不能和她谈论叔本华以及意志的否定，不是吗？尽管她看上去一点也不邪恶，或许她的神父也不是那种身着黑袍、鬼鬼祟祟的耶稣会会士，但我还是不能告诉她，我的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这可能会吓着她，或者惹恼她。至于和她谈论哲学或者恶魔（他比浮士德更重要，尽管歌德将他描绘得头脑简单，容易上当）也都是不可能的。她依然生活在偏远淳朴的乡下，而我则已投入现实，投入上帝所创造的瑰丽与残酷中。她又怎么能忍受得了聆听我讲述这一切？一道无法逾越的高墙耸立在我们之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也不可能有什么关系。

带着满心的悲伤，我缩回自己的小世界，转向不那么危险的话题：她是不是在去萨克瑟恩的路上，天气真好啊，景色如此美丽，等等。

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相遇毫无意义。不过，从内在的角度看，却意义重大。此后几天，这次相遇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甚至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如空旷的原野中，路边的神龛忽然映入眼帘。那时的我，依然非常幼稚，生活仅由单一且毫无关联的体验构成。谁能看到从克劳斯修士引向那位窈窕女子的命运之线呢？

这段时期，我的生命中充满了冲突。一方面，叔本华和基督教无法达成一致；另一方面，第一人格想要从第二人格的压力与忧郁中解脱出来。消沉的并不是第二人格，而是想起第二人格的第一人格。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因为对立面的碰撞，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系统的幻想”出现了，它一点点地显现出来。在我的记忆中，它来源于一次对我冲击极大的经历。

有一天，西北风在莱茵河的河面掀起阵阵波涛。我沿着河边，行走在上学的路上。忽然间，我看到北边驶来一艘船，它扬着巨大的主帆，乘风破浪，逆水而行。居然能在莱茵河上看到帆船！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让自己的想象力尽情驰骋。如果在我眼前的并不仅是这条湍急的河流，而是将整个阿尔萨斯地区都盖住的无边无际的湖泊，我们就能拥有形形色色的帆船与轮船，巴塞尔会变成港口，我们则临海而居，一切都会变得不同，我们就会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没有高中，也不用走那么远的路去上学，我也会长大成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湖中会有一座石山耸立，地峡将它与陆地连在一起，宽阔的运河在地峡上横穿而过。河上的一道木桥通向一道两侧有高塔守护的大门，大门后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中世纪小城。山崖上矗立着防卫森严的城堡，城堡的主楼很高，还有一座瞭望塔。这就是我的家。里面没有精美的大厅，或者任何华丽的装饰。各个房间也都相当简朴，空间不大，镶着木板。不过，里面有一间非比寻常的藏书室，你可以在那里找到任何值得了解的知识。此外，那里收藏了各式各样的武器，堡垒上还架着大炮。不仅如此，城堡中还有一个由 50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组成的卫队。小城里有几百名居民，由市长和元老院治理。我本人则是治安法官、仲裁人与顾问，深居简出，只在开庭时才会露面。小城的岸边有一个港口，那里停靠着我的双桅纵帆船，船上装备了几门小炮。

这些布局的关键以及存在理由便是隐藏在城堡主楼中的秘密，那是只有我才知道的秘密。这个想法使我震惊。塔楼内部，一根铜柱或者一根像人的胳膊一样粗的钢缆从城垛一直延伸到拱形地下室，它的顶部被分出若干细枝，如同树冠一般，或者更确切地说，像带着细细根须的树根倒立过来那样，伸向空中。根须从空气中吸收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并通过铜柱将之导入地下室。地下室里有一台同样不可思议的设备，那里像是实验室，我以铜根从空气里吸取的神秘物质为原料炼金。这确实是奥秘，对于这种奥秘的基本性质，我既没有概念，也不想形成什么概念。同样，我也无意去想象这样的炼金过程的本质特性。至于这个实验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想象力巧妙且略带紧张地避开了这一问题。我的内在似乎存在一道禁令：不可以细究这一过程，也不可以问从空气中提取了什么物质。正如歌德对“母亲”的形容：“即便谈及她们，都会使勇士气馁。”

当然，“精神”在我眼中，是不可言喻的，不过，从根本上讲，我不认为它与极其稀薄的空气有什么区别。铜根从空气中吸收并传送到铜柱中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精华，进入地下室后，它们变成了可见的金币。毫无疑问，这并非仅仅是一种魔术，而是一种珍贵的、极为重要的自然秘密。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获知这一秘密的，不过我必须对元老院隐瞒这个秘密，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必须对自己隐瞒这个秘密。

那漫长、无聊的上学和放学之路开始令人欣喜地变短。几乎刚一出校舍，我就进入了城堡，那里正在改建，元老院在议事，作恶者受到惩罚，纠纷得到解决，大炮也纷纷开火。纵帆船的甲板被清理干净，巨帆扬起，船在微风中小心翼翼地驶出港口。然后，它在岩石后面出现，迎着强劲的西北风前行。忽然，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自家的门阶上，这一路仿佛只走了几分钟。我如同走下毫不费力地把我送回家的车一般，走出我的幻想。这种颇令人享受的消遣活动一直持续了几个月，然后才令我感到厌倦。那时，我认为这样的幻想既愚蠢，又可笑。我不再做白日梦，而是开始用小石头修建城堡以及设计巧妙、防卫森严的炮台，用泥制作迫击炮，把当时还相当完好的许宁恩要塞当作我的制作原型。我一个个地研究了自己能找到的所有沃邦防御工事图，很快就熟悉了各种技术。接下来，我的研究方向又从沃邦防御工事转向现代防御方式，试图运用我有限的手段修建各种各样的模型。这些占据了我两年多的所有闲暇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对自然科学和具体事物的偏好程度逐步增强。不过，这是以牺牲第二人格为代价的。

我想，既然我对现实事物知之甚少，思考它们就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人都可以任想象驰骋，但有实际知识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的父母允许我订阅一份科学期刊，我立刻沉浸其中。我搜寻并收集了在侏罗山脉发现的所有化石，此外还有所有我能获得的昆虫、猛犸象骨和人骨，猛犸象骨来自莱茵兰平原的砾石坑，人骨则来自一个在许宁恩附近的可追溯到 1811 年的集体墓穴。我对植物也深感兴趣，不过我不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它们。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对它们如此感兴趣，而且我强烈地认为，不应将它们连根拔起，任它们枯萎变干。它们也是活生生的生命，只有成长、绽放才有意义，那是一种隐秘的意义，是上帝的想法之一。我们应该敬畏它们，以哲学式的惊叹凝视它们。生物学家对它们的描述，虽然有趣，但并非是从本质上出发的。不过，我无法解释本质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比如，植物与基督教或者意志的否定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无法看透这一点。显然，它们处于一种纯洁的神圣状态中，还是不要打扰为妙。相比而言，昆虫是变性的植物，它们本是花和果实，却转而用腿或长足爬来爬去，或者用花瓣般的翅膀飞来飞去，忙着啮食各种植物。因为这些非法行为，它们遭到集体处决，六月甲虫和毛毛虫就是这种征伐的主要目标。我“对众生的同情”严格地仅限于暖血动物，不过冷血脊椎动物中的青蛙和蟾蜍是例外，因为他们与人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1] 书中两次提到这一传说，即荣格是歌德的后裔。他说：“我曾祖父［弗朗兹·伊格纳兹·荣格（Franz Ignaz Jung），卒于 1831 年］的妻子，索菲·齐格勒（Sophie Ziegler）和她妹妹与曼海姆剧院有联系，且是许多作家的朋友。据说，索菲·齐格勒与歌德有一个私生子，这个孩子就是我的祖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人们对此几乎确信不疑。可是我的祖父在他的日记中，却对此只字未提。他只是提到，有一次在魏玛，他看到了歌德，仅仅是看到了他的背影！索菲·齐格勒·荣格后来与歌德的侄女洛特·凯斯特纳［Lotte Kestner（Lottchen）］交好。洛特常常来看望我的祖父，弗朗兹·李斯特（Franz Liszt）也时有来访。后来，洛特·凯斯特纳定居在巴塞尔，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她与荣格家族的密切关系。”无论在法兰克福歌德纪念馆的档案，还是曼海姆耶稣会教堂的洗礼记录，都找不到关于此家族传闻的可靠证据。那一时期，歌德并不在曼海姆。此外，也没有索菲·齐格勒待在魏玛或任何临近歌德的地方的记载。

一方面，荣格往往以某种满意、开心的态度谈论这个经久不衰的传闻，或许，这正含蓄地说明了他对歌德的《浮士德》的迷恋，在某种程度上，它属于内在的实相；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这个传闻“相当恼人”。他认为它“趣味低下”，并坚持说，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太多的傻瓜，他们不断地讲述着这种不知生父为何人的故事”。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他觉得，自己的正宗血统，尤其是传承于博学的天主教医生及法学家卡尔·荣格（卒于 1945 年）的血统（第 8 章结尾对此有所提及），也同样重要。—贾菲注"

[2] 出自威廉·布施（Wilhelm Busch）的 Die Jobsiade （译注：大意为“约伯纪事”。此喜剧诗实为卡尔·阿诺德·科图姆所写，而非原注的威廉·布施）。 Ogt8OljtUV0B/R9+N8Ga7bxdR65EnTRA2ZJJRHEFcfSmSwRe31SoV6mJBti1zPU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