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他用望远镜观察自己的灵魂，

看上去一片凌乱。

他却说他看到的是美丽的星群；

他在意识中增添了不为人知的宇宙。

—柯勒律治（Coleridge）， Notebooks

这本书创作的原点是 1956 年夏天在阿斯科纳举办的爱诺斯（Eranos）会议。会议期间，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 ）与来自苏黎世的朋友谈话时，表达了想让纽约万神殿图书公司（Pantheon Books）为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出版传记的愿望。荣格的助手乔兰德·雅各比（Jolande Jacobi）博士建议，由我来承担撰写工作。

我们都明白，这项任务绝非易事。荣格讨厌向公众披露私生活，这一点人人皆知。事实也确实如此，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怀疑与犹豫，他才同意了这件事。在他点头准许后，他每周都抽出整整一个下午，与我一起撰写这本书。鉴于他繁忙的工作日程，再加上他很容易疲劳—那时他已进入耄耋之年，能留出这么多时间，已相当不易。

我们于 1957 年春天开始创作。当时的计划是，以自传而非传记的形式撰写这本书，荣格是叙述者，这也决定了这本书的形式。起初他比较谨慎，我最开始的任务只是提问，并记录下荣格的回答。不过很快，他就对这项工作产生了热情，开始兴趣渐浓地讲述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成长、梦想与思想。

年底时，荣格对我们合作的积极态度让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动荡，他内心被淹没已久的童年画面逐渐浮出水面。他感觉，这些画面与他晚年著作中的观点有着紧密的关联，不过他对此却缺乏深入的了解。一天早晨，他对我说，他想要自己写下童年的回忆。到那时为止，他已经为我讲述了许多他早年的回忆，不过还有不少尚未提及的事情。

这个决定真是让人又惊又喜，因为我知道，写作多么消耗荣格的精力。年事已高的他根本不愿意写作，除非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他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也说明了他对这本自传的内在肯定。

此后不久，我记下了他的这些话：“我写每一本书都是命运使然。写作过程中总有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我无法为自己预设路线。因此，这本自传的发展方向和我最初的设想颇为不同。写下我早年的记忆已成必要之举。这件事拖延一天，浑身不舒服的感觉就会折磨我一天。一旦我开始动笔，这种不舒服的感受就会立刻消失，头脑也变得异常清晰。”

1958 年 4 月，荣格完成了前 3 章：“童年”“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最初，他将这 3 章命名为“我的早年生活”，其结尾是他于1900 年完成医科学业。

不过，荣格为这本书做出的直接贡献不止于此。1959 年 1 月，他住在波林根的乡间宅邸。每天早晨，他都会阅读我们这本书的一些特选章节。那时，这本书已初具雏形。到“论死后的生活”这一章时，他对我说：“这触动了我的内心，也为我搭建了思考的阶梯，我得提笔写作了。”“后期思想”这一章也就此成形。在这一章中，他表达了自己最深刻，也可能是意义最深远的观点。

1959 年的夏天，也同样在波林根，荣格写下了有关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章节。有关普韦布洛人的部分，则摘自一份未发表亦未完成的手稿，手稿的内容主要涉及原始人心理学的一般性问题。

为了完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正视无意识”这两章的内容，我纳入了荣格在 1925 年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的一些论述。在这次研讨会上，他首次谈到自己的内在成长。

“精神病治疗活动”这一章的内容以 1956 年荣格与苏黎世伯格尔茨利精神病院的几位年轻助理医师的谈话为基础。当时，他的一个孙子也是那里的精神科医生。这次谈话是在荣格位于库斯纳赫特的家中进行的。

荣格从头到尾地阅读了这份手稿，也对它表示认可。他偶尔会对手稿做一些修改，或添加一些新的材料，我则根据我们的谈话记录补充他自己撰写的章节，扩展他一笔带过的内容，或者删除重复内容。随着写作进程不断向前推进，我们两人的笔墨也融合得更好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的创作起点决定了它的内容。谈话或自发的叙述带有不可避免的随意性，这种风格在整本自传中都有所体现。书中的章节如快速移动的光束，将荣格的生活与工作中发生的事情照亮，但仅仅一闪而过。作为补偿，它们展示了荣格精神世界的氛围，以及一种将心灵看作真实实相的体验。我经常要求荣格为一些事件提供具体的信息，但徒劳无果。只有他人生体验中的精神本质，才会保留在他的记忆中，在他眼中，这才是值得讲述的。

相较于组织文字时的困难，个人色彩在撰写传记的过程中成了更大的障碍。荣格写信给一位大学时代的朋友时，对此有所提及。1957年下半年，在回复写下青年时代的回忆这一请求时，他写道：

“……你是对的。随着年事渐长，无论是我们的内在，还是我们的外在，都会被拉回到我们对青年时代的记忆之中。曾经有一次，大约30 年前，我的学生们让我讲解一下，我是如何形成有关无意识的观念的。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最近几年，不断有人建议我写一些类似自传的东西。我一直无法想象自己会做这方面的事情。我见过太多自欺欺人、满纸谎言的自传，而且我也深知，描述自己是根本不能做到的，因此，我并不想做这种冒险的尝试。

“最近，有人请我提供一些自传性的资料。在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时，我发现，某些深藏在记忆中的客观问题，需要我进一步检视。因此，我进行了慎重的权衡，并得出一个结论，即我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推掉其他事务，潜心回顾我人生的初始阶段，客观地考量这一阶段所发生的事情。事实证明，这个任务既艰难，又不同寻常。为了能够将这种探索继续下去，我不得不向自己承诺，这项工作的成果，在我有生之年不会被公之于众。对我来说，这样的承诺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保持必要的‘超然’与平静。我心中明白，所有生动的记忆，皆与引起我内心不安与激情的情感体验有关，这实在不利于客观描述！就在我决心临渊一跃时，你的信‘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命中注定—对我来说总是如此—我生活中所有‘外在’的东西都不具有本质性。事实证明，只有内在的东西才是本质的，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因此，有关外在的记忆皆已变得模糊。或许，这些‘外在’体验从未占据过至关重要的地位，即便它们曾经很重要，也是因为它们与我的某些内在成长阶段相一致，它们需要在那个时刻配合内在出现。我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外在’体验都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在我看来，其原因正在于我曾用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其中。我所遇到的人，经历过的旅行、冒险、各种瓜葛、命运带来的冲击等确实能够构成一本合乎情理的传记，不过，这些事情在我这里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幻象，我几乎无法记起它们，而且我也不想回忆，因为它们已经无法激起我的想象力。

“另一方面，我对‘内在’体验的回忆变得越来越生动多彩。这就带来了该如何描述它们的问题，我觉得自己难以恰如其分地将它们描述出来，至少现在如此。很不幸，因为上述原因，我无法满足你的要求，也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而深感遗憾……”

这封信鲜明地展示了荣格的态度。尽管他已经决定“临渊一跃”，这封信却以拒绝的态度结束。直到仙逝的那一天，他也似乎一直在“同意”与“拒绝”之间徘徊。他一直对此持怀疑态度，试图避开未来的读者。在他心目中，这些回忆并不属于科研工作的范畴，甚至不算他的作品。相反，每当提及这本书时，他总是称之为“阿妮拉·贾菲的项目”，自己只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应他的要求，这本书不会收入他的作品集中。

涉及他所认识的人时，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不为大众所熟识的亲朋好友，荣格都三缄其口。“我与同时代的许多著名人士交流过，比如那些科研界与政界的杰出人物，探索家、艺术家、作家、王室贵族与金融巨头，不过坦白地说，只有几次交流对我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我们的会面就像是公海上相遇的船只，仅仅互相挥旗致意而已。而且，这些人往往求教于我，我却不能随意与他们交流我的思想。因此，无论这些人在世人眼中多么重要，我对他们的记忆已经荡然无存。我与他们的会面并未给我留下特殊的印象，很快便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而且也没有产生深远的影响。而那些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如远古记忆般进入我的生活中的关系，却是不可说的，因为它们不仅仅属于我最深刻的内在，也属于他人。我不能贸然为公众推开那一扇扇一直紧闭的门。”

不过，用荣格自己的话说，对内在体验的描述以及书中所展示的丰富思想是其传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充分地弥补了外在经历的匮乏。首先，就荣格的宗教观点而言，这并非虚言。这本书中包含了荣格的宗教自白。荣格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推”到形形色色的宗教问题面前。孩提时期的幻想使他与宗教体验的现实面对面，而且一直伴其终老。此外，他对一切与心灵有关的事物，都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好奇心，这种强烈的求知欲也展现在他的科研工作中。最后，他拥有医者的良心。荣格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医生，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他心里非常清楚，病人的宗教态度在精神病治疗中至关重要。这样的观察结果也完全符合他的发现，即心灵会自发地创造出具有宗教本质的意象。他还发现，许多人因为忽视心灵的基本特质而患上神经症，人们生命的后半阶段更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荣格的宗教观念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传统的基督教，尤其是他有关“恶”的表述，以及他对上帝的想法。他并不认为上帝是至仁至善的。若站在教条主义的基督教的立场上，荣格无疑是一个“局外人”。尽管他享誉世界，人们却将此标签强加在他的头上。这使他伤心无比。本书中，他时不时流露出一种研究者的失望，那是因为自己的宗教观点未被充分理解而产生的失望。他不止一次地以激烈的口吻说：“若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当作异教徒烧死！”他离世后，越来越多的神学家才开始发声，认为荣格在 20 世纪的宗教历史中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荣格明确地表示，自己忠于基督教。不仅如此，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探讨基督徒的宗教问题的。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审视这些问题，并于自己的心中谨慎地在心理学和神学之间设定了界限。他通过这样的过程，在基督教对信念的要求中，强调了理解与思考的必要性。他认为这种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是人生的根本特征之一。1952 年，他在给一位年轻牧师的信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发现，我所有的思想皆以上帝为中心，围绕他展开，就像行星围绕太阳旋转那样，并无可抗拒地受到他的吸引。我觉得，若是对这种吸引力有任何抗拒，便是最大的罪过。”

荣格虽有诸多作品，但他仅仅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上帝以及他对上帝的体会。在描述自己青少年时期对教会的叛逆时，他曾说：“那时，我意识到，至少对我来说，上帝是我能感受到的非常直接的人生体验之一。”在自己的科研著作中，荣格很少谈及上帝，他尽量使用“人类心中的上帝形象”这样的术语。二者并不矛盾。一种是主观性的语言，基于自己的内在体验；另一种则是科学探索时的客观语言。第一种情况下，他以个体的身份发言，热情强烈地感受、直觉以及漫长且异常丰富的人生所带来的体验，都对他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以科研工作者的身份发言，有意识地将自己限制在有证可举、有据可依的范围内。作为科研人士，荣格是一名经验主义者。在这本书中，他在描述自己的宗教体验时，假定读者愿意深入到他的观点中。只有和他有过类似体验的，或者说，只有心中的上帝形象和他的相同或相似的读者，才可能接受他的主观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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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荣格在创作自传的过程中积极主动，但一涉及出版问题，他还是会持有颇具批判性与否定性的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相当害怕公众的反应。一方面是因为他在这本书中坦率地展示了自己的宗教体验与观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著作 Answer to Job 引起的敌意尚且存在，世人的不解与误会实在令人痛苦。“我一生都在守护这些资料，从不肯将它们公之于众。相对于其他作品而言，如果它们遭到抨击，我所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该远离这个世界，远离批评，这样我才能承受那些敌对性的反应。因为人们不理解，因为我说了一些人们不懂的事，我被孤立，备受折磨。 Answer to Job 都遭遇了如此多的误解，这本回忆录的命运会更加不幸。这本自传描述了我的一生，是我以自己在科研生涯中获得的知识为出发点进行观察后的记录。这二者其实是一回事。也因此，那些不了解或无法理解我的科学观点的人，很难读懂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人生是我所写的一切的精髓，而不是反过来的。我的存在方式与我的写作方式是一体的。我所有的想法与我所有的努力，都是我。这本自传只是画龙点睛之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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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这本书的几年里，荣格自己也变得更加客观。可以说，随着每一章逐渐成型，他与自己也逐渐拉开了距离。直到最后，他已经能够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自己，审视自己的人生意义。“若是自问我的人生有何价值，那我只能以过去的若干世纪为背景来衡量。然后，我不得不说，是啊，其实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若仅以当今的观念为衡量标准，我的人生则没有任何意义。”随着读者阅读进程的推进，这种客观性以及这些话语所表达出的对历史连续性的感受，会越来越强烈地浮现出来。

“著述”这一章简要地总结了荣格最重要的作品的创作过程。这一章的内容并不完整，可是又怎么可能完整呢？他的文字洋洋洒洒，作品集差不多有 20 卷！此外，无论在谈话中，还是在他自己所写的著作中，荣格都不愿意为自己的想法做总结。如果请他做这件事，他就会以自己那典型的、颇为激烈的方式回答说：“这类事情根本就超出了我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不明白，我明明已在论文中费尽心血地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再发表论文摘要又有什么意义？那样的话，我就得忽略所有的论据，转而依赖某种直截了当的论述，这并不会使我的研究结果变得更加容易理解。有蹄类动物典型的反刍活动，会让已经咀嚼过的东西反回到嘴里被再次咀嚼，这绝不会刺激我的食欲……”

因此，读者可将这一章看作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回眸一瞥，请勿对它的完整性有任何期待。

书后附录中简短的词汇表是我应出版社的要求添加的，希望能够对不了解荣格著作与其心理学术语的读者有所帮助。其中一小部分定义来自于 Wörterbuch der Psychologie und ihrer Grenzgebiete ，感谢词典编者库尔特·冯·苏瑞博士（Kurt von Sury，M.D.）的慷慨允准。只要有可能，我尽量引用荣格著作中的原文来阐释荣格心理学中的概念，并以同样的方式增补上述词典中的定义。即便如此，请务必将这些引文仅看作提示性的说明。荣格一直在以不同以往的崭新方式定义他的概念，因为在他眼中，“终极定义”是不存在的。他认为，将那些黏附于心灵实相上的无法解释的元素看作谜语或秘密，乃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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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这份艰难无比但令人备受启发的工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自始至终，他们一直对这本进展缓慢的书抱有极大兴趣，并通过激励性的建议与批评推动了这本书的创作进程。我发自内心地向他们致以谢意。在此，我想要特别感谢：来自洛迦诺（Locarno）的海伦（Helen）和库尔特·沃尔夫，是他们提议并促成了这本书的问世；来自苏黎世库斯纳赫特的玛丽安娜（Marianne）和沃尔瑟·尼赫斯-荣格（Walther Niehus-Jung），他们在整个成书过程中一直帮助我、支持我；还有来自马略卡岛帕尔马的理查德·赫尔（R.F.C.Hull），他以极大的耐心为我提供建议与帮助。

阿妮拉·贾菲/1961 年 1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