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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荣格自传》（ Memories ， Dreams ， Reflections ），将有机会遇见荣格。其中的内容不仅可以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还可能与我们相见于梦中，或者我们还可以借书中的内容反思自己，将其中的意义融入生活。
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虽然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由荣格口述，并由他的秘书阿妮拉·贾菲（Aniela Jaffé）整理记录的，但第 1章“童年”、第 2 章“中学时代”、第 3 章“大学时代”是荣格亲自撰写的。最开始的这 3 个部分被他称为“我的早年生活”，记录了他从 1875 年到 1900 年的生活。
当然，每逢《荣格自传》写到关键时刻，荣格总是会不同程度地直接参与其中，比如第 6 章“正视无意识”、第 11 章“论死后的生活”以及第 12 章“后期思想”等部分的文字或由他亲自执笔，或根据他提供的日记、手稿编纂而成。在荣格看来，创作每一本著作都是他的使命，包括写这部传记。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 年出生在康斯坦茨湖畔的凯斯威尔。父亲是约翰尼斯·保罗·阿基利斯·荣格（JohannesPaul Achilles Jung），母亲是埃米莉·普雷斯沃克（Emilie Jung，nee Preiswerk）。如今，在荣格出生的房屋墙壁上依然镶嵌着一块石匾，上面刻着这样的文字：“在这座房子里诞生了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 年 7 月 26 日—1961 年 6 月 6 日），一位人类灵魂及其潜在奥秘的探索者。”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出生的时候，有人曾赞美他的母亲，说她为世界带来了一位伟人。弗洛伊德不负所望，荣格亦如此，他确实是人类灵魂及其潜在奥秘的探索者。荣格与弗洛伊德共享无意识心理学发现与发展的殊荣。人们把弗洛伊德称为心理学界的哥白尼，将荣格比作哥伦布以称赞他的贡献。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个体无意识的基础上，荣格进一步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继而阐释了构成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与原型意象，以“自性（self）”与“自性化（individuation）”为主题，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深度心理学，如今人们称之为“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2009 年 9 月荣格的《红书》（ The Red Book ）出版，掀起了世界范围的“荣格热”，美国《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发文称：“这是近百年来心理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1] 。荣格的影响不仅限于心理学领域，凡是与人的心理有关的，或者说与人类心灵有关的哲学、人类学、文学、文化和艺术，包括在“新时代运动（New Age）”和“后现代思潮（Post Modern）”等领域中，都有荣格思想的传播与发展。而荣格的这部《红书》，是他在1913 年—1928 年前后写下的私人日记，为我们阅读《荣格自传》提供了难得的补充与参考。
荣格在《荣格自传》的前言中写道：“我的一生是无意识自我实现的故事。无意识中的一切均竭力于外显化，连人格都力图从无意识状态中脱离出来，获得一种完整的体验。”完整性（the wholeness）是荣格一生的追求，也是其自性化的一种表达。在中国的文化中，这种思想就是“天人合一”。
在诸多西方心理学家及其理论，以及相关临床治疗的方法中，几乎唯有荣格及其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有如此深厚的渊源。荣格曾学习汉字，研习《易经》，自称是中国文化的信徒，道家的追随者。他为卫礼贤翻译的《易经》作序；为《太乙金华宗旨》撰写评论，著成《金花的秘密》（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为《西藏度亡经》（原书名为《中阴得度》）和《涅槃道大手印瑜伽法要》（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Great Liberation ）做专门介绍……这些特殊的著述至今都具有深远影响。我一向认为，当我们需要面对症状背后的原因，要在无意识层面上做深度心理学的反思和治疗时，除了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或方法外，我们自己的文化基础也非常重要。就此而言，阅读《荣格自传》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从“童年”到“论死后的生活”再到“后期思想”，荣格一生的回忆充满梦的神奇，留下了睿智的反思。在《荣格自传》第 1 章中，荣格记述了他儿童时期的居住环境，以及妙不可言的最初记忆。我们可以从荣格所描述的童年记忆中体会他的内在小孩的感受，以及其个性形成的过程。
荣格在瑞士巴塞尔读中学。在《荣格自传》第 2 章中，荣格提到，大概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叫住他，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这些日子，你一定得读读歌德的《浮士德》啊。”这句话出现得有些莫名其妙，然而，少年的荣格读了《浮士德》后似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启迪。由此，荣格与《浮士德》结下不解之缘，这部著作影响他的一生，也影响了他的分析心理学。
在荣格的大学时代，有两件事尤其重要。第一件事是荣格感受到了自己内在人格的存在，并称其为“第二人格”。在荣格看来，浮士德几乎就是歌德的第二人格。第二件事便是读了克拉夫特-埃宾（Krafft -Ebing）的
Lehrbuch der Psychiatrie
。作者将精神病称为“人格之病”，这让荣格怦然心动，也决定了他的专业发展。他将这一理念与自己早年对自然和生物的兴趣整合在一起，探索人类精神的奥秘。
接着，荣格来到瑞士苏黎世伯格尔茨利精神病院（the Zürich mental hospital of Burghölzli），在这里的所见所闻构成了《荣格自传》第 4 章“精神病治疗活动”的主要内容。“精神病人的内心究竟发生了什么”是荣格最初的好奇，也是其分析心理学的缘起。在这里，他遇到了萨宾娜（Sabina Spielrein）—他的第一位深度分析病人。荣格最初曾用催眠进行治疗工作，随后尝试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接着他便开始采用著名的词语联想法（Word Association），以及后来发展出的积极想象法（Active Imagination）。
荣格与弗洛伊德似乎有着命中注定的缘分。1907 年，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就一口气畅谈了 13 个小时，可谓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随后不久，两人同时受邀前往美国参加克拉克大学 20 周年校庆。他们一路上促膝谈心，相互分析梦，增进了理解与友谊。1910 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IPA）成立，弗洛伊德推荐荣格为第一任主席。不久后的 1912 年，荣格的《转化的象征》（ 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 ） [2] 出版，他对性与精神分析的不同理解，成为与弗洛伊德分裂的导火索。在《荣格自传》的第 5 章“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中，我们可以读到荣格对弗洛伊德的印象与评价。在荣格的心目中，弗洛伊德仍然是伟大的。
《荣格自传》的第 6 章“正视无意识”的主题，对荣格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荣格十分坦白地表示：“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我内心产生一种无所适从感，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说我处于迷失方向的状态中也毫不夸张……”随后，荣格几乎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无意识之中是从创作《红书》开始的，他追求从深度的精神与心灵中发现的知识。在此期间，荣格画了很多的“曼陀罗”，运用他的积极想象法，与无意识中的意象对话，从梦中做自我分析。正所谓“善学者师心不师圣”，荣格从其所进入与接触的无意识中，不仅发现了积极想象的方法，而且，获得“以利亚（Elijah）”“莎乐美（Salome）”“黑蛇”以及“斐乐蒙（Philemon）”等深远意象的启迪，领悟了“心灵的真实性”与“心灵的自主性”。
接着，《荣格自传》的第 7 章是“著述”。用荣格自己的话说：“我追溯我那些内在意象的年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岁月—一切根本性的东西都在其中确定了。”将这些直接接触无意识的感受与体验表达出来，便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重要特色。在这一章中，荣格重点介绍了其主要著作如《心理类型》（
Psychological Types
）、《伊雍：自性现象学研究》（
Aion
：
Researches into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elf
）、《心理学与炼金术》（
Psychology and Alchemy
）、《转化的象征》、
Mysterium Coniunctionis
等的创作背景。荣格一生著作甚丰，我们在翻译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荣格作品集）的过程中，编辑整理了“荣格精选集”（译林出版社），但仍然有数十部荣格的著述，和许多不同时代的演讲稿和书信等还没有被译为中文。
第7 章“著述”之后是第 8 章“塔楼”。所谓“塔楼”，是荣格于 1923 年前后，在瑞士波林根
建的塔楼结构的隐居所，荣格将其作为“斐乐蒙的祭坛—浮士德的忏悔（Philemonis Sacrum—Fausti Poenitentia）”。实际上，荣格之后，这里已是分析心理学或心灵探索者的圣地。这里有荣格自己刻制的石头与石像，塔楼内的墙壁以及天花板上有荣格绘制的各种图案和意象。荣格说，尽管他尽己所能地将自己的研究发现形诸于著作，然而，文字和纸张依然不能将这些成果尽善尽美地表达出来，于是，他就选择了用石头和建筑来表达。从这种意义上说，荣格波林根的塔楼，也是他重要的心灵作品。
《荣格自传》第 9 章的主题是“旅行”。荣格选择了“非洲”“印度”“美国的普韦布洛人村落
”等作为重要的叙述对象，他在每一段旅途中都有重要的发现、感悟和收获。比如，在非洲之行中，荣格获得了《易经》渐卦的启发并接触了原型意象；从印度返回后，荣格写了《印度的如梦世界》（
The Dreamlike World of India
）及《印度能教给我们什么》（
What India Can Teach Us
）
[3]
；而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访问原住民时，荣格与奥奇维艾·比昂诺（Ochwiay Biano，也被称为“山湖”酋长）留下了著名的对话，那是关于“心”之思维的深刻反思。
《荣格自传》第 10 章的主题是“幻象（Visions）”。在第 10 章中，荣格讲述了他所感受到的深刻意象与象征，包括濒死体验。1944 年，荣格心脏病发作，在接受急救以及恢复健康期间，他感到诸多幻象曾涌现出来，获得了十分特殊的心灵感受。不久后，他的医生患病身亡，荣格认为，这与他感觉到的幻象的真实性有关。面对死亡，方能感受命运的存在和意义。
接着是第 11 章“论死后的生活”。如我们前文中提到的那样，这是荣格亲自完成的一章。其中探讨了无意识的生命，以及无意识的生命与意识自我的互动。荣格列举了生命在个体死后仍然延续的神话、诸多预见他人死亡的梦，这些大都是他自己的真实经历。其中，荣格讲述了自己梦到已经过世的妻子在法国普罗旺斯，梦中的妻子仍然在关注圣杯的研究，于是，荣格认为，这是一个人死后灵魂的延续与发展。荣格也生动地描述了有关自我与自性的梦：在祭坛前，一位圣徒盘腿而坐，正在沉思；荣格看到他长得和自己一模一样，于是在惊恐中醒来。对此，荣格在反思后认为：这位圣徒做了一个梦，我就是（他的）梦。这件事发生后，他还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我的自性正在沉思，设计着我的尘世形体。
《荣格自传》的第 12 章，是有关“后期思想”的，荣格将其分为3个部分来讲述，从“恶”，以及如何面对恶，讲到“神性”与“自性”，最后以“爱”及其意义作结。恶以及与恶有关的阴影，如何面对恶以及如何面对阴影，可谓荣格分析心理学留下的值得当代人深刻思考的课题。在荣格看来，随着光明到来的，还有阴影与恶，我们人类已经面临不公、独裁、说谎、奴役以及良心受压制等诸多严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或者反思如何才能面对阴影。于是，自性、自性化，以及其中所包括的神性，也就成为分析心理学的核心内容。荣格用“爱”来结束其“后期思想”，引用《圣经》中“爱‘凡事包容’且‘凡事忍耐’”，传递出其中的深远寓意。
在整整 12 章之后，是《荣格自传》的“回顾”。荣格说：“我对我的一生感到满意，它是慷慨的，使我受益良多。”尽管我们出生的世界野蛮而残忍，但它又圣洁而柔美，荣格及其分析心理学面对矛盾与悖论时富于智慧，也有对其他理念的超越。在全书的最后，荣格以这样一段话作为结语：“老子之言‘俗人昭昭，我独昏昏’正表达了年迈的我此时此刻心中的感受。老子代表了具有卓越洞察力的人，他看过且体验过‘价值’与‘无价值’，在其生命行将结束之际，他希望复归其本来的存在，复归到永恒的、不可知的意义之中……事实上，我甚至觉得，那些使我与这个世界隔离如此之久的疏远感，仿佛已经融入我的内在世界，向我揭示了我对自己出乎意料的陌生。”
荣格所引用的是《老子》第 20 章的内容：“……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这便是荣格一生的写照，也是其自性体验与自性化过程的呈现，是荣格留给世人的最后意象。
我曾应乐黛云老师之约，撰写了“中学西渐丛书”中的《荣格与中国文化》，用“我梦中的荣格”作为后记，并讲述了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讲座时的一个故事。那是为了北京大学与瑞士驻北京大使馆合办的“首届中国荣格学术周（2006）”策划的讲座，讲座主题是“荣格与中国文化”。记得当时我是这样开始讲座的：“走进北大图书馆报告厅之前，我看到有关这次活动的海报。醒目的大字：‘走进荣格的神秘世界’。不知道通过这几天的时间，我们是否能够‘走进’去；也不能肯定，走进去的一定是一个我们所认为的‘神秘世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若是我们愿意，我们能够接近他，或接近心理分析；就心理分析的目的而言，我们要走进去的不是荣格的神秘或神秘的荣格，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于是接近心理分析，也就意味着接近我们的内在自我或自性。这种内在的心灵世界，不仅显得神秘，而且充满了神奇。而一旦我们走近了荣格，那么，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将走进中国文化心理学，进入我们文化的心灵境界。”
于是，我就用了“走近荣格与走进自己，感受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作为当时演讲的题目。
那么，我们也可以将这种观念作为这篇序言的回响。自性与自性化，不仅是荣格思想与他的分析心理学体系的核心，而且是他一生的追求，是他留给世人的心灵礼物。荣格最想表达的，涵盖在《荣格自传》全书中的，便是正心诚意、明心见性、虚心悟道以及天人合一。那么，请同我一起阅读《荣格自传》，遇见荣格，感悟自性。
[1] The Holy Grail of the Uncouscious （大意为“无意识的圣杯”），萨拉·科比特（Sara Corbet），《纽约时报》， 2009 年 9 月 16 日。
[2] 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 。英译本： 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 ，1917；后更名为 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 ，1956。现已有中文译本《转化的象征》。
[3] 从印度返回后，荣格为 Asia 杂志（纽约，1939 年 1 月和 2 月）撰写了两篇文章，分别是《印度的如梦世界》和《印度能教给我们什么》。它们被收录在《文明的变迁》（ Civilization in Transition ）中，参见荣格作品集第 10 卷。—荣格秘书贾菲注
他用望远镜观察自己的灵魂，
看上去一片凌乱。
他却说他看到的是美丽的星群；
他在意识中增添了不为人知的宇宙。
—柯勒律治（Coleridge）， Notebooks
这本书创作的原点是 1956 年夏天在阿斯科纳举办的爱诺斯（Eranos）会议。会议期间，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 ）与来自苏黎世的朋友谈话时，表达了想让纽约万神殿图书公司（Pantheon Books）为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出版传记的愿望。荣格的助手乔兰德·雅各比（Jolande Jacobi）博士建议，由我来承担撰写工作。
我们都明白，这项任务绝非易事。荣格讨厌向公众披露私生活，这一点人人皆知。事实也确实如此，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怀疑与犹豫，他才同意了这件事。在他点头准许后，他每周都抽出整整一个下午，与我一起撰写这本书。鉴于他繁忙的工作日程，再加上他很容易疲劳—那时他已进入耄耋之年，能留出这么多时间，已相当不易。
我们于 1957 年春天开始创作。当时的计划是，以自传而非传记的形式撰写这本书，荣格是叙述者，这也决定了这本书的形式。起初他比较谨慎，我最开始的任务只是提问，并记录下荣格的回答。不过很快，他就对这项工作产生了热情，开始兴趣渐浓地讲述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成长、梦想与思想。
年底时，荣格对我们合作的积极态度让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动荡，他内心被淹没已久的童年画面逐渐浮出水面。他感觉，这些画面与他晚年著作中的观点有着紧密的关联，不过他对此却缺乏深入的了解。一天早晨，他对我说，他想要自己写下童年的回忆。到那时为止，他已经为我讲述了许多他早年的回忆，不过还有不少尚未提及的事情。
这个决定真是让人又惊又喜，因为我知道，写作多么消耗荣格的精力。年事已高的他根本不愿意写作，除非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他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也说明了他对这本自传的内在肯定。
此后不久，我记下了他的这些话：“我写每一本书都是命运使然。写作过程中总有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我无法为自己预设路线。因此，这本自传的发展方向和我最初的设想颇为不同。写下我早年的记忆已成必要之举。这件事拖延一天，浑身不舒服的感觉就会折磨我一天。一旦我开始动笔，这种不舒服的感受就会立刻消失，头脑也变得异常清晰。”
1958 年 4 月，荣格完成了前 3 章：“童年”“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最初，他将这 3 章命名为“我的早年生活”，其结尾是他于1900 年完成医科学业。
不过，荣格为这本书做出的直接贡献不止于此。1959 年 1 月，他住在波林根的乡间宅邸。每天早晨，他都会阅读我们这本书的一些特选章节。那时，这本书已初具雏形。到“论死后的生活”这一章时，他对我说：“这触动了我的内心，也为我搭建了思考的阶梯，我得提笔写作了。”“后期思想”这一章也就此成形。在这一章中，他表达了自己最深刻，也可能是意义最深远的观点。
1959 年的夏天，也同样在波林根，荣格写下了有关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章节。有关普韦布洛人的部分，则摘自一份未发表亦未完成的手稿，手稿的内容主要涉及原始人心理学的一般性问题。
为了完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正视无意识”这两章的内容，我纳入了荣格在 1925 年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的一些论述。在这次研讨会上，他首次谈到自己的内在成长。
“精神病治疗活动”这一章的内容以 1956 年荣格与苏黎世伯格尔茨利精神病院的几位年轻助理医师的谈话为基础。当时，他的一个孙子也是那里的精神科医生。这次谈话是在荣格位于库斯纳赫特的家中进行的。
荣格从头到尾地阅读了这份手稿，也对它表示认可。他偶尔会对手稿做一些修改，或添加一些新的材料，我则根据我们的谈话记录补充他自己撰写的章节，扩展他一笔带过的内容，或者删除重复内容。随着写作进程不断向前推进，我们两人的笔墨也融合得更好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的创作起点决定了它的内容。谈话或自发的叙述带有不可避免的随意性，这种风格在整本自传中都有所体现。书中的章节如快速移动的光束，将荣格的生活与工作中发生的事情照亮，但仅仅一闪而过。作为补偿，它们展示了荣格精神世界的氛围，以及一种将心灵看作真实实相的体验。我经常要求荣格为一些事件提供具体的信息，但徒劳无果。只有他人生体验中的精神本质，才会保留在他的记忆中，在他眼中，这才是值得讲述的。
相较于组织文字时的困难，个人色彩在撰写传记的过程中成了更大的障碍。荣格写信给一位大学时代的朋友时，对此有所提及。1957年下半年，在回复写下青年时代的回忆这一请求时，他写道：
“……你是对的。随着年事渐长，无论是我们的内在，还是我们的外在，都会被拉回到我们对青年时代的记忆之中。曾经有一次，大约30 年前，我的学生们让我讲解一下，我是如何形成有关无意识的观念的。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举办了一场研讨会
。最近几年，不断有人建议我写一些类似自传的东西。我一直无法想象自己会做这方面的事情。我见过太多自欺欺人、满纸谎言的自传，而且我也深知，描述自己是根本不能做到的，因此，我并不想做这种冒险的尝试。
“最近，有人请我提供一些自传性的资料。在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时，我发现，某些深藏在记忆中的客观问题，需要我进一步检视。因此，我进行了慎重的权衡，并得出一个结论，即我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推掉其他事务，潜心回顾我人生的初始阶段，客观地考量这一阶段所发生的事情。事实证明，这个任务既艰难，又不同寻常。为了能够将这种探索继续下去，我不得不向自己承诺，这项工作的成果，在我有生之年不会被公之于众。对我来说，这样的承诺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保持必要的‘超然’与平静。我心中明白，所有生动的记忆，皆与引起我内心不安与激情的情感体验有关，这实在不利于客观描述！就在我决心临渊一跃时，你的信‘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命中注定—对我来说总是如此—我生活中所有‘外在’的东西都不具有本质性。事实证明，只有内在的东西才是本质的，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因此，有关外在的记忆皆已变得模糊。或许，这些‘外在’体验从未占据过至关重要的地位，即便它们曾经很重要，也是因为它们与我的某些内在成长阶段相一致，它们需要在那个时刻配合内在出现。我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外在’体验都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在我看来，其原因正在于我曾用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其中。我所遇到的人，经历过的旅行、冒险、各种瓜葛、命运带来的冲击等确实能够构成一本合乎情理的传记，不过，这些事情在我这里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幻象，我几乎无法记起它们，而且我也不想回忆，因为它们已经无法激起我的想象力。
“另一方面，我对‘内在’体验的回忆变得越来越生动多彩。这就带来了该如何描述它们的问题，我觉得自己难以恰如其分地将它们描述出来，至少现在如此。很不幸，因为上述原因，我无法满足你的要求，也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而深感遗憾……”
这封信鲜明地展示了荣格的态度。尽管他已经决定“临渊一跃”，这封信却以拒绝的态度结束。直到仙逝的那一天，他也似乎一直在“同意”与“拒绝”之间徘徊。他一直对此持怀疑态度，试图避开未来的读者。在他心目中，这些回忆并不属于科研工作的范畴，甚至不算他的作品。相反，每当提及这本书时，他总是称之为“阿妮拉·贾菲的项目”，自己只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应他的要求，这本书不会收入他的作品集中。
涉及他所认识的人时，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不为大众所熟识的亲朋好友，荣格都三缄其口。“我与同时代的许多著名人士交流过，比如那些科研界与政界的杰出人物，探索家、艺术家、作家、王室贵族与金融巨头，不过坦白地说，只有几次交流对我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我们的会面就像是公海上相遇的船只，仅仅互相挥旗致意而已。而且，这些人往往求教于我，我却不能随意与他们交流我的思想。因此，无论这些人在世人眼中多么重要，我对他们的记忆已经荡然无存。我与他们的会面并未给我留下特殊的印象，很快便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而且也没有产生深远的影响。而那些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如远古记忆般进入我的生活中的关系，却是不可说的，因为它们不仅仅属于我最深刻的内在，也属于他人。我不能贸然为公众推开那一扇扇一直紧闭的门。”
不过，用荣格自己的话说，对内在体验的描述以及书中所展示的丰富思想是其传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充分地弥补了外在经历的匮乏。首先，就荣格的宗教观点而言，这并非虚言。这本书中包含了荣格的宗教自白。荣格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推”到形形色色的宗教问题面前。孩提时期的幻想使他与宗教体验的现实面对面，而且一直伴其终老。此外，他对一切与心灵有关的事物，都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好奇心，这种强烈的求知欲也展现在他的科研工作中。最后，他拥有医者的良心。荣格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医生，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他心里非常清楚，病人的宗教态度在精神病治疗中至关重要。这样的观察结果也完全符合他的发现，即心灵会自发地创造出具有宗教本质的意象。他还发现，许多人因为忽视心灵的基本特质而患上神经症，人们生命的后半阶段更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荣格的宗教观念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传统的基督教，尤其是他有关“恶”的表述，以及他对上帝的想法。他并不认为上帝是至仁至善的。若站在教条主义的基督教的立场上，荣格无疑是一个“局外人”。尽管他享誉世界，人们却将此标签强加在他的头上。这使他伤心无比。本书中，他时不时流露出一种研究者的失望，那是因为自己的宗教观点未被充分理解而产生的失望。他不止一次地以激烈的口吻说：“若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当作异教徒烧死！”他离世后，越来越多的神学家才开始发声，认为荣格在 20 世纪的宗教历史中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荣格明确地表示，自己忠于基督教。不仅如此，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探讨基督徒的宗教问题的。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审视这些问题，并于自己的心中谨慎地在心理学和神学之间设定了界限。他通过这样的过程，在基督教对信念的要求中，强调了理解与思考的必要性。他认为这种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是人生的根本特征之一。1952 年，他在给一位年轻牧师的信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发现，我所有的思想皆以上帝为中心，围绕他展开，就像行星围绕太阳旋转那样，并无可抗拒地受到他的吸引。我觉得，若是对这种吸引力有任何抗拒，便是最大的罪过。”
荣格虽有诸多作品，但他仅仅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上帝以及他对上帝的体会。在描述自己青少年时期对教会的叛逆时，他曾说：“那时，我意识到，至少对我来说，上帝是我能感受到的非常直接的人生体验之一。”在自己的科研著作中，荣格很少谈及上帝，他尽量使用“人类心中的上帝形象”这样的术语。二者并不矛盾。一种是主观性的语言，基于自己的内在体验；另一种则是科学探索时的客观语言。第一种情况下，他以个体的身份发言，热情强烈地感受、直觉以及漫长且异常丰富的人生所带来的体验，都对他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以科研工作者的身份发言，有意识地将自己限制在有证可举、有据可依的范围内。作为科研人士，荣格是一名经验主义者。在这本书中，他在描述自己的宗教体验时，假定读者愿意深入到他的观点中。只有和他有过类似体验的，或者说，只有心中的上帝形象和他的相同或相似的读者，才可能接受他的主观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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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荣格在创作自传的过程中积极主动，但一涉及出版问题，他还是会持有颇具批判性与否定性的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相当害怕公众的反应。一方面是因为他在这本书中坦率地展示了自己的宗教体验与观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著作
Answer to Job
引起的敌意尚且存在，世人的不解与误会实在令人痛苦。“我一生都在守护这些资料，从不肯将它们公之于众。相对于其他作品而言，如果它们遭到抨击，我所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该远离这个世界，远离批评，这样我才能承受那些敌对性的反应。因为人们不理解，因为我说了一些人们不懂的事，我被孤立，备受折磨。
Answer to
Job
都遭遇了如此多的误解，这本回忆录的命运会更加不幸。这本自传描述了我的一生，是我以自己在科研生涯中获得的知识为出发点进行观察后的记录。这二者其实是一回事。也因此，那些不了解或无法理解我的科学观点的人，很难读懂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人生是我所写的一切的精髓，而不是反过来的。我的存在方式与我的写作方式是一体的。我所有的想法与我所有的努力，都是我。这本自传只是画龙点睛之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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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这本书的几年里，荣格自己也变得更加客观。可以说，随着每一章逐渐成型，他与自己也逐渐拉开了距离。直到最后，他已经能够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自己，审视自己的人生意义。“若是自问我的人生有何价值，那我只能以过去的若干世纪为背景来衡量。然后，我不得不说，是啊，其实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若仅以当今的观念为衡量标准，我的人生则没有任何意义。”随着读者阅读进程的推进，这种客观性以及这些话语所表达出的对历史连续性的感受，会越来越强烈地浮现出来。
“著述”这一章简要地总结了荣格最重要的作品的创作过程。这一章的内容并不完整，可是又怎么可能完整呢？他的文字洋洋洒洒，作品集差不多有 20 卷！此外，无论在谈话中，还是在他自己所写的著作中，荣格都不愿意为自己的想法做总结。如果请他做这件事，他就会以自己那典型的、颇为激烈的方式回答说：“这类事情根本就超出了我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不明白，我明明已在论文中费尽心血地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再发表论文摘要又有什么意义？那样的话，我就得忽略所有的论据，转而依赖某种直截了当的论述，这并不会使我的研究结果变得更加容易理解。有蹄类动物典型的反刍活动，会让已经咀嚼过的东西反回到嘴里被再次咀嚼，这绝不会刺激我的食欲……”
因此，读者可将这一章看作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回眸一瞥，请勿对它的完整性有任何期待。
书后附录中简短的词汇表是我应出版社的要求添加的，希望能够对不了解荣格著作与其心理学术语的读者有所帮助。其中一小部分定义来自于
Wörterbuch der Psychologie und ihrer Grenzgebiete
，感谢词典编者库尔特·冯·苏瑞博士（Kurt von Sury，M.D.）的慷慨允准。只要有可能，我尽量引用荣格著作中的原文来阐释荣格心理学中的概念，并以同样的方式增补上述词典中的定义。即便如此，请务必将这些引文仅看作提示性的说明。荣格一直在以不同以往的崭新方式定义他的概念，因为在他眼中，“终极定义”是不存在的。他认为，将那些黏附于心灵实相上的无法解释的元素看作谜语或秘密，乃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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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这份艰难无比但令人备受启发的工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自始至终，他们一直对这本进展缓慢的书抱有极大兴趣，并通过激励性的建议与批评推动了这本书的创作进程。我发自内心地向他们致以谢意。在此，我想要特别感谢：来自洛迦诺（Locarno）的海伦（Helen）和库尔特·沃尔夫，是他们提议并促成了这本书的问世；来自苏黎世库斯纳赫特的玛丽安娜（Marianne）和沃尔瑟·尼赫斯-荣格（Walther Niehus-Jung），他们在整个成书过程中一直帮助我、支持我；还有来自马略卡岛帕尔马的理查德·赫尔（R.F.C.Hull），他以极大的耐心为我提供建议与帮助。
阿妮拉·贾菲/1961 年 1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