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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具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气魄。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
近年，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对中国文明史再认识的新思潮。
这一新思潮，是自发的，缓慢的。但是，它所产生的根基，却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远比“五四”时期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历史的极端化、简单化、政治化的“运动”思潮，要深厚得多。
因为，只有在今天，我们才真正摆脱了极端的物质匮乏，走向了深度改革下相对富裕的商品经济生活。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初步实现了和平崛起，真正走到了向新的文明形态跨越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决定了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必然出现在社会意识之中，并且必然引起普遍性的思考。
这个历史命题就是：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必须对自己五千年的传统文明做出全面的、深刻的重新解读与重新认知，借以确定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这一历史命题第一层面的具体化，是确定：我们的文明历史中究竟哪些是应该继承的良性传统，哪些是应该抛弃的腐朽传统？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究竟应该是曾经的哪个时代？我们的国学，究竟应该是单一的独尊，还是百家争鸣的多元平衡？
如果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会始终停留在文明话语权缺失的状态。
有一种物理现象——音障，说的是航空器逼近音速时会遇到巨大尖利的音波震荡障碍。只有突破这一障碍，航空器才能达到超音速飞行。
类似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史障”。特定的国家与民族，其社会发展到某种文明突破的临界点时，几乎必然会出现一种对既往历史根基的困惑与迷失，以及由这种困惑与迷失衍生的社会精神的探索波澜。只有突破这种困惑与迷失，只有推进并深化这种精神探索，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跨越。
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而产生的史障，在欧洲中世纪的末期出现过。欧洲人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历史形式，突破了史障，实现了文明的突破与跨越。在中国，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的史障正在出现，或正在酝酿，但距离突破史障还尚远。
中国人的文明史意识，已经沉睡得太久太久了。
就普遍意义而言，在中国人文学界的视野里，只有具体琐碎的中国历史，没有立足根基的中国文明史。换言之，我们的学界只拥有如山如海的历史资料，只拥有对无数历史事件的考据成果，只拥有无数编年纪事的中国通史或者断代史，只拥有无数个专业领域的专史，只拥有无数个地方区域的方志整理与地方史记述，等等。从考据意义上说，我们自有纪年的历史，几乎达到了每一天都能说得清的地步。
但是，我们没有系统整理中国文明发展脚步的历史学成果，甚至在历史研究中渗入文明研究理念，也还很不普及，甚或还是凤毛麟角。许多史学著作，虽然冠以“文明史”名号，实际上依然是事件整理，或文物遗存考据，或地下发掘考据，远远没有达到文明史研究的水准。也就是说，关于五千年中国文明的特殊历史形态，中国古典文明的基本发展阶段，中国古典文明的特殊历史性质，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在哪个时代、其后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阶段，我们文明史的最基本坐标（最重大事件与最重要人物），等等，我们都没有一个接近于社会共识的说法。
正是这种关于文明与文明历史的失语，形成了我们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口的一种无比奇特的史障。长久的沉吟迷思，既无法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做出基本的文明价值评判，更无法确定未来的突破方向。
我们的文明历史有五千年之久。我们的发展道路是极其特殊的。
说极其特殊，是说我们的古典文明形态，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大文明系统。无论相比于欧洲，还是相比于美洲、非洲，抑或相比于亚洲其他国家，中国文明都是一个庞大的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对如此一个拥有漫长历史而又在自己的土地上绵延相续至今且庞大无比的文明系统，世界说不清其中诸多要害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人同样说不清其中最基本的若干问题，就是非常奇怪的了。
我们拥有最庞大的文明体系。
我们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中国文明史研究体系。
这就是我们文明话语权的困境，就是我们的史障。
突破这一困境，突破这一史障，首先的一步，是要说清我们的文明根基。
我们的文明，从神话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虽然，鉴于缺乏文字记载的可靠性，我们可以将神话时代大体先搁置一旁，而只在思维方式的意义上研究中国神话的特殊文明价值。但是，从黄帝时代开始，我们的文明脚步已经是清楚的，且越来越清楚。之后，我们历经了近千年的族群大联盟文明发展，在大禹治水的后期，我们进入了国家时代。
此后，历经夏（早期邦联制国家）、商（成熟邦联制国家）、西周（经典联邦制国家）、春秋（突破联邦制时代）、战国（大分治时代）、秦帝国（大统一时代）六个时代。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这六大时代，分作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夏、商、西周，是我们的国家文明由邦联制向联邦制不断跨越的历史阶段；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是我们的文明以不断走向分治的历史形式，酝酿新的文明突破的历史阶段；第三阶段是秦帝国统一中国，又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阶段。
自秦帝国创建中国统一文明开始，我们的文明形态在此后两千余年没有变化。
这就是说，历经近两千年的六次历史大锤炼，我们终于实现了文明大爆发与文明大飞跃，形成了全人类古典社会最为发达、最为成熟、最为稳定的统一文明。在全人类的历史上，历经六次大翻新、大锤炼、大创造而最终形成了稳定文明的，只有我们。
六大时代，是我们的原生文明。秦帝国时代，是我们的统一文明正源。
我们的文明体系总根基，是六大时代。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是秦帝国时代。
自西汉的汉武帝时期开始，我们的统一文明开始变形。
基于政治上的逆反心理，基于偏狭的“安定”意识，汉武帝时期的国家政权，自觉地尊奉一种保守主义的学说体系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利于对社会灌输服从意识。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明大转折。这一转折的文明史效应，是第二代中国统一政权背弃了中国文明的多元化传统，仅仅将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抬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而对无比丰厚的中国原生文明的思想价值大体系，采取了自觉遏制的政策。
自此，儒家学说变成了国家的教化工具。
中国原生文明的多元思想价值体系，开始了国家平台遏制之下的萎缩过程。
由此，我们的文明创造精神渐渐趋于凝滞。其最大的危害，是中国的修史权力，以及国家对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的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力，从此交到了一个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学派手里，别种理念不能染指。
中国文明史的萎缩趋势，由此开始，弥漫后世，未尝稍减。
自公元10世纪后期的宋代开始，中国文明严重下滑，进入了整个社会精神严重僵化的时期。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历时近千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系，将原本已经是保守主义的儒家思想体系，“提纯”到了极端僵化的非人类精神的“绝学”境地。由此弥漫，出现了扼杀思想活力，扼杀自由创造的文字狱；强化了迫使社会知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条的科举制。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的思想文化，已经发展为严密的绝对教条体系，进而衍生出弥漫整个社会的教徒式治学风习。
中国社会的开放精神、理性精神、探索精神、正义精神、百家争鸣精神、原典创造精神等，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扑灭。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经书、考据注释、官方修史、整理笔记、撰写游记等方式，作为治学正统途径。整个社会人文领域，堕落为一种“只能解释，不能创造”的庞大的神学院体系。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则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
在如此僵化的社会状况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以“文富弱”为外在特征，民族进取精神日渐委顿，国家竞争意识几乎泯灭，绥靖主义思潮大肆泛滥。但有外部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大规模的汉奸军队，大规模的卖国条约，大规模的割地求和，大规模的镇压抵抗力量等种种恶行，孳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陋奇观。
这，就是今天我们脚下的社会历史土壤。
这样的社会历史土壤，能作为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吗？
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具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气魄。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
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那里有我们的大阳精神，那里有我们的凛凛风骨，那里有我们如山岳如大海的原典世界，那里有我们的国家竞争精神，那里有我们的民族血气与大争之心，那里有我们实现凤凰涅槃的文明圣地……归根结底，那里是可供我们坚实矗立的历史土壤，那里是我们实现历史飞跃的无比广阔、无比丰厚的文明资源宝库。
为什么要提出文明遗产继承原则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陷入了文明遗产沼泽地。
自1840年以来，我们跋涉了一百八十余年，还没有走出这片漫漫沼泽。中国文明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仍然云里雾里，一片泥潭。沼泽地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西汉之后在儒家文化霸权之下长期形成的传统价值观体系，与“五四”时期新价值观体系的冲突，与近现代文明理念的冲突，与“文化大革命”理念的冲突，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冲突，与当下社会新文明思潮的冲突。同时，对以儒家体系为轴心的传统价值观体系持批评立场的所有价值理念，相互之间又有着不同深刻程度的冲突。种种冲突相互交织，相互重叠，相互渗透，就形成了关于中国文明遗产的巨大沼泽地。
这片沼泽地，使我们民族在面临新文明重建的历史关口，拔不出腿，直不起腰。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之林中极具特色的独特文明体系。
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中国文明发生了沉沦式的演变。演变的结局是，博大渊深的多元文明体系，被保守主义的儒家体系所取代；以诸子百家为生命形式的多元文明，就此严重萎缩；以“变革图强”为根基理念的法家体系，就此沦落为君主专制的卑微工具；中国文明中的诸多创造性思想体系，就此遭遇严重遏制，从而导致了中国国民精神的深刻衰退。
在人类所有的文明形态中，政治文明都是灵魂所在。
中国古典文明中，最有价值的政治文明体系，是诞生于春秋战国并在秦帝国时代普遍实践于全社会，因而具有最强大生命力的法家体系。法家体系，不仅是法家学说，还是以战国法家学说为轴心，以兵家、墨家、纵横家，与农家、水家、工家、医家等诸多实用学派为思想同盟的中国强势文明系统的灵魂。这种法家体系，是中国古典文明中最成熟、最辉煌的价值观体系。其“求变图存”的改革理念，其求真务实的实践能力，其强健昂扬的生命状态，其强势生存的价值取向，其关注民生的治世主张，其代表人物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人格魅力，其力求领先时代潮流的创造精神，其震古烁今的历史业绩，等等，都远远超越了基于复辟根基而产生的儒家保守主义思想体系，是中国文明体系中最为灿烂的星系，也是最具继承性的历史遗产。
中国民族要实现新历史时期真正的文明跨越，必须以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为文明遗产之根基，以继承这一时代政治文明体系的轴心——法家体系为历史条件，建立真正既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又符合今日国情的新文明体系。
我们的基本理念是全面厘清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遗产，同时顾及西汉之后形成的儒家历史传统，确立能够真正反映中国古典文明基本面貌的继承原则，为我们民族在新时代的文明跨越奠定根基。
这一继承原则是百家共存，法儒共生，多元并进。
什么是“百家共存，法儒共生”？
首先，以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为基本历史平台，中国文明多元化的历史特质已经在历史进程中确立了坚实的根基。将诸子百家的多元体系，确立为我们的文明根基；将秦帝国时代，确立为我们的统一文明正源，这是符合历史实践的明智选择。
其次，法家体系是我们文明遗产的灵魂。同时，儒家体系又在西汉之后的两千余年形成了新的保守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尽管儒家在本质上是主张滞后于历史的保守主义学说，但是，儒家在西汉之后的两千余年发展中，也做出了许多方面的自我修正，从一个纯正的复古、复辟的政治学说派，演变为以伦理哲学为轴心的人文学说派，并就此形成了某些新的人文传统。我们批评儒家，实际上只是反对“独尊”，我们不主张“铲除”，更无所谓“打倒”。我们寻求的目标，只是接近于中国文明基本面貌的文明遗产继承道路。
再次，法家体系与儒家体系，是中国文明遗产中最为基本的两个价值观体系。假如说，在西汉之前，一直是法家体系占据思想主流，在引导着我们历史前进的方向；那么在西汉之后，就一直是儒家居于思想文化的霸权地位，在规范着我们的历史方向。固然，我们应该正视儒家体系在中国文明沉沦中的历史责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既定的历史影响力，看到儒家剔除复古复辟学说后的不同历史风貌，看到儒家学说中有价值的一方面。
为此，中国文明大体系中的这两个基本体系应该共生。不需要刻意为它们做国家定位，也不需要顾忌它们学说内涵的冲突性。任何学说体系之间的冲突与差异，都应该以“百家争鸣”的方式去解决。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不能以国家的权力，将某一家再次抬上“独尊”的地位。譬如，我们国家在国外普遍建立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就是变相的“独尊儒术”，就是再度将中国文明遗产沼泽化的不适当政策。（孔子学院已经由国家宣布于2020年取消，这是中国文明的逐步前进的结果。）
“百家共存，法儒共生”，是我们的文明遗产继承原则。
“多元并进”，则既是我们文明的历史原生形态，又是我们新时期的文明发展方向。
人类文明史是渐进的历史过程，各个民族的文明史也是渐进的过程。
文明的发展与跨越，需要耐心，更需要一个民族以饱满昂扬的生命状态做持久的努力奋争。以国家形式为载体的文明发展，不可能抛弃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必须在自己的文明历史中发掘出最有价值的文明遗产，结合当代历史潮流，形成最具有推进力的社会价值体系。因为，特定形态的文明生命力，既取决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生命状态，又会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生命状态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
近代史以来的中国备受欺凌，其最深刻、最本质的原因，正是中国文明沼泽状态所导致的国民精神萎缩，而绝不仅仅是什么“生产力落后”的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华发生巨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借助新的思想体系，激活了中华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使中华民族真正挺起了脊梁，在血与火、贫困与灾难中接受了极其残酷的挑战，直至昂昂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政治文明在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中都居于核心地位。
政治文明有三个最基本的层面：其一，该国的现实政治制度；其二，该国的政治文明传统；其三，被该国民众普遍认可的政治哲学价值观。从这三个基本方面来看我们的政治文明遗产继承，会相对清楚一些。
第一方面，不是遗产，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第二方面，是文明遗产，是我们的讨论范围。可是，这方面的状况很糟，我们的政治文明传统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君主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可继承性。
第三方面，是我们讨论的中心，它既存在于我们的政治文明传统，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政治意识。这就是我们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并至今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意识中的政治哲学。
中国政治哲学的灵魂何在？在“尚一”理念。
我们民族具有悠久的“尚一”传统，具有悠久的反多头政治传统，具有极其强大的统一国家传统。《老子》概括得最典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吕氏春秋》则有“执一”“不二”理念。民间则有谚语：“龙多主旱。”这些都是历史给我们的政治哲学，每个中国人都了然于胸。中国有过分裂，有过多头分治的历史现实，但是从来没有过多头分治的政治哲学。这种强大的“尚一”传统，曾经长期牢固地凝聚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使中国统一文明在辽阔的国土上汪洋恣肆地发展壮大，使中国在最衰弱的时代，艰难维护了文明的生存延续。这种传统，曾经带给我们无尽的光荣与辉煌。
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历史形成的政治哲学，也不可能一朝改变这种政治哲学。
唯其如此，我们主张正视中国国情，以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为相应历史阶段的核心使命；政治文明的发展，则要渐进化；不追求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允许我们民族在历史的脚步中，逐渐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文明建设法则。
中国人要对世界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盲从，不能重蹈苏联被西方和平演变肢解的惨痛覆辙。当代的西方民主，既不适合中国现实，更不适合中国传统。中国政治文明体系的最终成熟，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发展过程。我们既要吸取西方政治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更要寻找那种能与中国传统和现实相结合的东西。这种兼容不同文明，进而做出最出色历史选择的本领，是中国文明的先天优势，也是中国文明的一个强大传统。我们要对中国文明的化解能力有最充分的自信，要有战国法家在历史实践中磨合创造出新制度的历史精神。
人本精神的最终体现，是人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实现途径，不是一条路。西方的道路，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只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历史目标，我们就要允许历史跨越所必需的时间来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要建立法治社会，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法制，而要在中国法治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既具有时代进步性，又具有中国文明特色的法制体系。要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首先得承认战国法家体系的文明价值与历史作用，辛勤发掘，努力整理，翻新创造出新的中国法学理论体系。战国法家具有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法经》《商君书》《韩非子》《荀子》，以及发掘出土的秦法竹简等，都是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清醒的民族。
一个伟大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清醒的国家。
清醒的声音，是一个民族最具勇气的声音。
对于一个民族，最大的勇气是什么，最大的清醒是什么？是抛弃曾经的腐朽价值体系，是发掘被历史烟雾湮没的优秀文明传统，是重塑必须重塑的新文明体系。
只要我们有认真的探索精神，道路就在我们脚下。
从公元前三千余年的古巴比伦王国开始，人类各民族相继进入了国家时代。
以国家为单元的人类文明的竞争演进，迄今已经有五千余年的历史了。
漫漫岁月，沧桑变幻。人类文明在灾难与收获的交互激荡中拓展伸延，已经由缓慢发展的古典文明社会，进境为发展速度骤然提升的工业文明时代了。但是，文明的进境与发展速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并没有改变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没有改变人类面对的种种基本难题。贫困与饥饿依然随处可见，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重演。古典社会曾经反复论争的种种基本问题，并没有因为工业与科学的创新而消弭。甚或相反，科学的发展，交通的开拓，信息的密集，使人类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生存资源更显贫乏，各种冲突更为剧烈，更为残酷，更为全面。
我们蓦然发现，当下的人类世界，面临着一个整体性的困境。
这个整体困境就是，人类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与人类文明停滞不前之间的巨大矛盾。
一方面，我们的生产能力，我们的科学发现，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我们对宇宙空间的普遍探索，已经拉开了绚烂的序幕；我们对人类生命的微观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对复制生命的使用就会成为现实；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较为普遍的空前改善；世界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准与享受方式，已经进展到令任何古典贵族都瞠目结舌的地步；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方面，我们已经拥有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跨越国家政权的世界组织——联合国，我们几乎已经迈入了建立世界性文明秩序的门槛。这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可另一方面，我们的文明发展却停滞不前，我们的道德水准正在急剧下滑。
腐败与堕落的生活方式，充斥着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另一极；巨大的浪费与极度的匮乏同时并存，形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两极差别；对遍布世界的贫困、饥饿与天灾人祸，发达国家有着普遍性的淡漠，所谓的共同救援组织的作为，始终停留在杯水车薪与虚应故事的层面上；人类的文明教育，对不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缺失现象无能为力，致使主要以这些地区为社会土壤所滋生的邪教组织、恐怖主义势力不断蔓延，并与各个国家的分裂势力相融合，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的沙尘暴；作为世界组织的联合国，则日益沦为少数强势国家操纵下的某种机器，主持正义与伸张公理的能力，已经微乎其微；掌握最先进战争手段的强国，依然醉心于价值观的输出，醉心于意识形态的对峙，忙碌于对世界资源的巧取豪夺，忙碌于富裕集团对全球利益无休止的分割；结构与目的同样混乱的各种军事同盟，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出现，都在如堂吉诃德一样地盲目寻求与风车作战；曾经百余年领先世界，并曾以炮舰强权主导世界文明进程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已经在一场首先爆发于其心脏地带的经济大危机中，褪尽了“活力无限”的光环，显示出空前的国家疲惫与制度弊端；对“世界警察”强国的普遍不满正在不断地弥漫增长，在某些地区已经淤积为深刻的仇恨，并且以丧失理性的恐怖主义方式不断爆发出来……
面对种种灾难与整体性困境，我们的世界陷入了一种万事无解的尴尬局面。
从总体上说，我们这个时代，解决普遍问题的能力正在急剧衰减。极端化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实际争端无法解决，即或对很小面积有争议的领土与海域资源，大多数相关国家宁可兵戎相见，也不愿意接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开阔思路；另一个是文化争端，强权国家在炮舰时代通过侵略战争方式抢劫了大量世界级文物，无论被抢劫国家如何呼吁，强权者都只是颇有绅士风度地耸耸肩了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当下的时代，已经丧失了文明发展的主题与方向，丧失了一个时代应该具有的主流精神。曾经主导世界文明秩序的列强力量，已经无法创造出新的人类精神，更无法以高远的视野、开阔的胸襟，平衡人类的利益冲突与价值观念的冲突。这种曾经的主导力量，正在各种实际细节争夺与意识形态对峙中持续地沉沦下去。世界秩序失去了曾经的主导精神。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正在迅速地模糊化、逆反化。
真正值得忧虑的是，面对如此巨大的整体性困境，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类文明危机，世界政治家阶层却是空前麻木，既没有自觉感知的理性揭示，也没有奔走呼吁的世界精神与天下意识，更没有高瞻远瞩、联手协力的主动磋商应对战略。频频举行的形形色色的高峰会议、强国集团峰会，除了发明出种种时尚而庸俗的外交秀，在圆桌会议上争吵议论的，几乎都是中世纪地主一样的利益细节的纠葛。整个人类所期待的着眼于解决基本问题的诉求，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家视野里，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巨大的整体性困境，使世界文明的发展陷进了极其罕见的沼泽时期——无论是前进或是后退，如果我们盲目做出反应，就有可能全面沉陷下去。
结束困境的途径只有一个，要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审视中，寻求我们的思维突破。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时期的突破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讨论的路径。
这个突破时期，就是人类结束第一次文明沼泽期——中古社会的历程。
中古文明沼泽期，在西方，是指罗马帝国后期及罗马帝国灭亡后一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在东方的中国，这个时期开始得要更早一些，是指秦始皇创建的中国统一政权灭亡后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在这样的文明停滞期，人类在技术层面上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虽然速度很缓慢，但在文明形态的发展上，却始终是徘徊不前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沼泽期，亦即文明史的停滞期。
这里，有一个逻辑的环节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文明意义上的发展？
文明，是人类在“自觉的精神，自觉的秩序”意义上的整体生存形态。文明意义上的发展，最重要的基本点，在于社会制度的创新，在于社会生活方式的普遍提高，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普遍改变，在于社会价值观念与社会主流精神的历史性跃升。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中，生产手段（技术）的局部更新，并不必然与文明发展相联系，更不必然等同于文明发展。古典社会在某个领域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达到当代技术无法复制的地步。但是，仍然不能由此而说，古典时期的文明发展程度比当代要高。因为，技术手段如果不能发生普遍性变革，从而达到激发整个社会文明发生普遍变革的程度，技术就永远是局部的生产手段，而不是文明的历史坐标。
中国在隋唐之后的历史现象，很能说明技术发展不能等同于文明发展的道理。
东方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的两大发明——火药与印刷术，诞生于公元10世纪前后的宋代；中国的古典数学，在元代出现了新突破；中国的古典筑城技术，在明代达到了最高峰；中国的古典园林技术，在清代达到了最高峰。这些，都是古典科学技术的很大发展。但是，中国的宋、元、明、清四代，恰恰是中国文明严重下滑、社会严重僵化的时期。这四个时期，历时千余年，中国出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系，出现了以扼杀思想活力与自由创造为基本诉求的文字狱，强化了以迫使社会知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条为基本诉求的科举制，又衍生出弥漫社会的考据治学风。由此，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创造精神，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扑灭；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书缝、考据细节为治学之正统途径；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在这一时期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甚或，宋明时期还对中国文明的历史遗产进行了全面清扫，连荀子这样具有客观立场的战国大师，也被请出了孔庙，并有了极其荒唐的“灭荀运动”。至此，中国的修史权利与对社会文化思想的主导权力，彻底全面地落入了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唯一一个学派集团手里。思想领域的客观公正精神，社会学派的多元发展，从此消失殆尽。如此“教化”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民族精神日渐委顿，但有外部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汉奸军队便孳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陋奇观……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中古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沼泽期。
同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停滞期，西方社会的文明突破，取得了历史性成功。东方社会的中国，却陷在了文明沼泽期，长期不能自拔。无论这种差别的背后隐藏了多少历史的奥秘，我们都暂且搁置在一边。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西方的欧洲如何突破了中古社会的文明沼泽期，它给当代世界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启示？
欧洲的文明突破，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历时四百年左右。
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发端于14世纪而弥漫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最简单地说，就是欧洲的艺术家们最先深感中古社会的僵化窒息，开始怀念并召唤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的鲜活艺术精神，并实践于当时的宗教艺术创作。由此滥觞，欧洲社会渐渐开始了对远古文明的重新思索，其文明目光高高越过了千余年的中古时期，而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直接实现精神对接！也就是说，欧洲社会思潮将自己所要继承的文明根基，确定在了已经远远消逝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而不是当时的中古文明传统。
应该说，这是文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思维方式的突破。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从18世纪初弥漫西方的启蒙运动，到19世纪普遍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这一时期的思想创新，是文艺复兴的直接延续。具体说，就是社会思潮对如何重新构建国家体制、如何重新确立价值观念所进行的理论大探索。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通过英国大宪章运动的君主立宪方式，或通过法国大革命的方式，波及了整个欧洲与北美，实现了普遍的制度大创新与文明大创新。
从此，人类文明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请注意，人类突破第一次文明沼泽期的基本方式，是诉诸理性的。
对中古文明沼泽期突破的历史过程，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启示。
这一启示的核心方面是：要实现真正的文明跨越，就必须认真审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种文明形态的合理价值，不能以当下自己的本体文明为唯一的价值观；只有大大放宽文明视野，以超越本国文明、本民族文明、本时代文明的历史高度，有勇气与不同的文明价值观实现自觉比较、自觉对接，才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其他文明的合理价值，才能完成对自身文明的创新与重建，才能找到新的文明出路，同时最大限度地影响世界文明的进程。
东方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成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进入资本主义文明时代，人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但是，很快地，人类就陷入了第二次文明沼泽期。
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仅仅只有百余年时间。对于一种新生的文明形态，这是很短很短的历史。由于生产方式的全面跃升，由于价值观念的重新构建，由于社会制度的创造变革，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一度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曙光。
可是，作为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有着一个根本性的缺陷。这一缺陷就是，在对待国家关系与民族关系的价值理念上，资本主义以动物界的丛林法则为根基，而不是以人类合理的竞争精神为根基。由于这一根本性的价值观，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国家群体出现的初期，就没有对普遍落后于它们的国家与民族，采取正当竞争的手段，以达到推动人类文明共同前进的目标。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一开始成长，就立即利用自己的全面优势，对国内社会开始了残酷的原始积累，对外部世界则开始了战争征服、暴力掠夺与残酷杀戮。
在资本主义生命的本质结构中，没有担负世界道义的基因。
资本主义文明的最主要基因，是将实力征服理念尊奉为国家关系价值观的核心。
在文明的人性根基意义上，这是人类的恶欲文明。
由于这一本质因子的迅速裂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初便骤然降临了！
此前，资本主义对全世界无比宽广丰厚的“无主”财产，包括尚未以国家领土形态存在的陆地与海洋，通过“发现”“开发”“购买”等方法，已经大体完成了争夺式的分配；对全世界落后国家中潜藏的物质财富与商业利益，则通过局部战争、炮舰通商、毒品通商等方法，完成了对世界殖民地势力的划分。至此，举凡人类可以居住的地球环境，已经基本上都变成了国家形式的“有主”财产。
可是，实力与恶欲一起膨胀的资本主义文明并没有就此满足，争夺的范围迅速转向内化——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征服与争夺大规模地展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欧洲为中心，波及全世界，从1914年打到1918年，牺牲人类生命两千多万。战后的人类世界，开始了弱肉强食的混乱争夺，变成了战争胜利者对世界利益的瓜分。世界近代史上宰割弱国的绝大部分不平等条约，都是在这一时期“签订”的。
至此，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停滞不前的沼泽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文明沼泽期更趋恶化了。持续恶性膨胀的资本主义文明，孳生出了最大的文明灾难——法西斯主义。短短21年后，以德国法西斯主义为中心，世界三大法西斯主义国家结成了邪恶轴心，向全世界开始了种族屠杀与灭国战争。这场真正的全人类战争，历时6年，牺牲人类生命一亿有余。1945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整个世界陷入了普遍的贫困与饥饿，人类的地球一片萧条。
经过这次极其惨痛的人类全面战争，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终于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文明反思。这一反思的基本点是：真正对人类存在构成毁灭性灾难的，是资本主义文明自身孳生的无限度的国家恶欲，而不是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以“争夺生存空间”为目标，以种族灭绝为手段的法西斯主义，是整个人类的极恶势力，其膨胀的结果是毁灭包括资本主义自身在内的整个人类；要防止这种整体毁灭的灾难，必须建立某种世界秩序。
于是，世界出现了联合国，人类有了大体的秩序，发动战争的难度加大了。
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这次文明沼泽期出现了。
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是与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对立的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这种思想体系的最早根源，产生于对资本主义极恶作为的严厉批判。这一理论体系，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与混乱，迅速普及全世界，并相继产生了一系列以这一理论体系为根基的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国家。
从文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体系立足于穷困人群与落后国家的自由解放，具有天然的人类文明胸襟；从文明的人性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是人类正义与良知的觉醒，是人类的善性文明，与资本主义的恶欲文明直接对立。社会主义文明所诉求的人类境界，社会主义文明所秉持的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的价值原则，都比资本主义要更高。如果按照正常的历史逻辑，并保持不间断地发展，人类在这两种不同本质的文明体系的对立与竞争中，完全有可能达到新的突破、新的平衡、新的发展，出现类似于人类突破第一次文明沼泽期那样的文明理性的历史跨越。
但是，社会主义出现了历史的变异，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消散了。
这种“解体”式变异的最根本原因，潜藏在社会主义实践与社会主义原发理论体系的矛盾之中。按照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要求其国家形态必须建立在比资本主义工业与科学更为发达的社会基础之上，才能有效实现比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社会主义文明，才能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向健康方向发展。可是，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极恶掠夺，促使受害方必须最快地寻找到反抗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于是，社会主义恰恰诞生在了许多贫困落后的国家。正是由于实践方式与理论本质的相对脱离，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历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异。
这一历史变异，给资本主义重新崛起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间。
人类文明的发展，失去了总体制约，失去了总体平衡。资本主义重归“垄断”，其恶欲本质立即重新膨胀起来。曾经的文明突破的希望，迅速地湮灭了。我们这个时代，又迅速回到了几乎没有中断的文明沼泽期。
当然，这次沼泽期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沼泽期，不是完全相同的。
新沼泽期有所变化，其基本点如下。
1.少数几个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仍然以各自不同的历史形式存在着，社会主义文明仍然以某种不断改革的方式，继续发展着。
2.资本主义对待国家关系的丛林法则，有了多种形式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发动战争的主要诉求，演变为人权与民主。战争胜利之后，一般不再提出直接的领土要求，而代之以种种方式的利益置换。
3.整个资本主义价值观体系经过了很大改造，资本主义原教旨的丛林法则被隐藏起来，其核心价值观被限定在“科学、民主、人权”三个方面。改造后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出了多元化的强大的文化载体，向世界各国进行强大输出，某种程度代替了经典的炮舰政策，代替了直接的战争掠夺。
4.核威慑、常规高科技军事力量威慑、经济制裁三大手段，成为谋取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并维持强权的主要实际方式，某种程度上取代了野蛮的直接侵略；对各种世界组织的精致操作，取代了赤裸裸的要挟；对世界资源分配的操作，具有精致的“商业方式”，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横刀立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粗野方式。
资本主义文明体系，戴上了白手套，挎上了金手杖，以绅士风度出现在人类面前。
可是，整个世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不理解却在日益加深，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不信任有增无减。甚或，局部地区与民族对资本主义最强势国家的仇恨，变得更加深刻，更加不理性。由此产生的恐怖主义势力与各国分裂势力相融合所掀起的文明沙尘暴，几乎成为普遍灾难。世界任何重大的基本问题，都得不到有效的磋商、有效的解决。世界任何声音，都失去了让整个人类认真聆听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矛盾，整体困境。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依据人类的基本哲学观，任何矛盾的主导方面，都在强势一方。
在资本主义文明体系还依然主导世界进程，社会主义文明还处于相对缓慢成长期的总体格局下，我们要讨论世界文明走出整体困境的历史突破点，其第一个着力点，一定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所奉行的国家关系准则做出反思。
在国家时代，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永远依赖于国家关系层面上的首先突破。
人类世界目下面临的这种文明困境，其最基本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表面理论与实际作为的极端矛盾性。这种极端矛盾的实际表现形式是，一方面，资本主义强势国家集团，以经过重大改造的价值观体系为旗帜，大力向全世界输出“科学、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在不间断的局部战争中，任意入侵、肢解与自己有文明差异与意识形态差异的国家；对与自己有实际利益冲突的国家与地区，则毫无商量余地，坚决以战争方式解决；对所谓的“利益相关地区”，则绝对地以自身价值观念为唯一法则，进行以军事威慑为后盾的“会谈”，如若不从，则战争随后；对不服从于自己的小国，对有文明差异的落后地区，则以强势制裁为主要手段，拒绝平等对话；对“潜在对手”国家，则竭力以敌对军事同盟包围等手段全面遏制；即或是商业进出口贸易，也绝对地以
狭一己的国家利益为准则，动辄祭起单方标准的“制裁”手段，全然不顾平等的通商原则。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种自相矛盾，意味着一种令人不愉快的事实——资本主义的强权征服价值观，依然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并没有因为论说形式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如此发展下去，人类文明要走出这一沼泽期，希望是很渺茫的。
资本主义强势集团的国家关系准则，如果能发生真正的改变，则这种文明突破的进程无疑将会大大加快。至少，以下的几个方面，应该有可能改变。
其一，抛弃意识形态对立，抛弃文明差异歧视，不以军事同盟围堵遏制这些国家，而是与全世界国家展开真正的良性竞争，给世界不发达国家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其二，对各个地区国家间的实际利益争端，包括有争议的小面积领土与海域，若必欲介入，应该以真正公平的精神做真正的仲裁者，譬如组织庞大的历史、科学家集团进行全面调查，向全世界公布调查结果，在此基础上做出裁定，而不是一力维护同盟国家，压制不发达国家或“潜在对手”。
其三，对资本主义的原罪，应该全面清理。至少，应该将在炮舰时代公然抢掠各国的世界级文物发还本国，并做出赔偿。
其四，对主要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土壤所滋生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思潮，应该严厉禁止；不能只对不发达国家滋生的恐怖主义严厉出击，而对滋生于自身的人类更大的恐怖主义思潮采取怪异的容忍政策。
……
一种文明体系核心价值观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资本主义文明，能否成为人类走出整体困境的主要动力，尚需历史给出答案。
资本主义文明，如果错过了这次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承担道义的历史机遇，其前途必将是全面黯淡，全面衰落。在此期间，无论它获得了多大程度的技术发展，都难以逃避文明整体衰落的历史命运。
凡是中国人，不能不关注儒家。
说它是宗教也好，说它是文化也好，说它是学派也好，说它是教育也好，一言以蔽之，在中国要说清任何事情，归根结底都绕不开儒家。在写作《大秦帝国》的十多年中，几乎日日都随着战国人物与儒家做方方面面的精神纠缠，浸润既久，对儒家也就有了许多思考。诸多问题与现象之中，以对儒家文化霸权与中国文明衰落之间的关联想得最多。
春秋、战国、秦帝国，是儒家获得文化霸权之前的原生态时期。
儒家的学派基因，正是在这极为特殊的三大时代形成的。不了解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真实面目，就不可能理解儒家在获得文化霸权之后的种种作为，更不可能理解儒家文化霸权对中国文明产生的令人欲哭无泪的深远影响。
儒家诞生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前476年），是一个蓬勃生长的新文明浪潮对摇摇欲坠的旧文明根基不懈冲击的时代。至孔子立学成派，华夏天下已经是士人大起、学派大兴、变革迭生的春秋中后期。其时也，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各种学派，已经林林总总，比肩而立，竞相叱咤风云了。面对剧烈变化的时势，面对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谁也不能回避种种社会变革。那时，所有学派都不约而同地展现出一种使命意识：对社会变革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鲜明主张；对社会变革的实践，积极投身其中。彷徨骚动的社会，对清醒的理论有着紧迫的需求，对理念鲜明而躬行实践的名士大家，更是奉为上宾。
这就是那个时代浓烈的社会风尚——“贵士”。
当此大势，各家各派的士人们义无反顾，轻生死，谋天下，非但慷慨地承担起在理论上探索社会出路的重大责任，而且身体力行，积极入仕，力图实践本学派的政治主张。潮流相催，彼此竞争，一时蔚为时代大观。非但大学派（显学）如此，操持实务技术与玄妙思辨的学派，也不能不将本学派的实践与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如工家之公输般，医家之扁鹊，水家之李冰、郑国，名家之惠施、公孙龙子，甚至最是消极的老子、庄子，也都一样曾经有游说诸侯，预言邦国命运，阐发治世之道的经历。可以说，那个时代没有置国家兴亡于不顾，置天下变革于不顾的学派，也没有蝇营狗苟、一味逃遁的名士。那是一个参与意识最为急切的时代，也是知识阶层入世精神最为浓烈的时代。
应当说，这是整个中国知识阶层在生成时代与生俱来的精神基因，也是世界文明生成时期绝无仅有的一种典型现象。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士人阶层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极大地鼓荡了那个时代的国民精神，也奠定了中国文明中的“天下”意识，形成了中国民族独有的精神大格局。
正是在那样的时代，孔子立学成派，提出了一整套有关社会未来走向的主张。
大要说来，孔子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德治仁政，回归周礼，回归井田，兴灭国，继绝世等。总体上说，孔子的政治主张，就是完全回复到周代的礼治社会去。孔子对社会架构的主张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仁本，也就是完全回归西周严格的礼治社会。孔子主张的处世理念是忠恕中庸，文行忠信，完全回归到礼治社会温柔敦厚的人际关系。孔子对社会阶层分工的主张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完全地维护已经消逝了的礼治社会的构成基础。孔子的教育主张是有教无类，六艺教人，始于诗书，终于礼乐，回归到以上古经典为归宿的王化教育。
在儒家获得文化霸权之后，孔子的种种理念被生发得庞大无比。孔子的任何一句话，都成了说不完的学问。当然，这是后话。就其本来面目而言，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初始儒家的社会主张，大体就是上述五个方面。
在孔子提出的种种主张中，最为社会所关注的，是政治主张。
孔子终其一生，带领弟子们全力效命的，也是实践其政治主张。
孔子以政治主张立学成派，儒家以政治主张不见容于天下。
政治主张，是孔子的本质所在，也是儒家的本质所在。政治实践是孔子的生命历程，也是儒家的生命历程。不从政治主张与政治实践入手，甚或有意识地忘记、淡化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政治生涯，而只在抽象意义上“研究”孔子语录与儒家经典，一定无法触摸到儒家的社会本质，也永远不能了解这个学派由“惶惶若丧家之犬”的狼狈，到后来却能霸权加身的历史奥秘。
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相比，原生态儒家政治主张的最突出特点是：公然尊奉一个已经消亡的时代，并将那个时代作为理想社会；强烈主张正在变革的动荡社会完全返回到礼治时代去，恢复纯正的田园诗一般的上古王道。
这是儒家复古主张的独一无二之处——完全复古，不是局部复古。
儒家对过去时代的全盘肯定，以及无以复加的赞颂，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区别。事实上，当时主张变革的大家中，不乏对上古社会一定程度的肯定者，譬如墨子，譬如商鞅，譬如荀子，譬如韩非子。可以这样说，主张变革的各个学派，没有一家，没有一人，对上古社会（尤其是上古圣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强调的是：三王不同礼，五霸不同法，世事因时而变。变革学派不否定任何一个时代的合理性，更立足生身时代的变革合理性。即或今日，这种观念仍然放射着炫目的光彩。
儒家却很特异，对自己的生身时代完全否定，对已经消亡的社会却完全肯定。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比苟延残喘的周天子还要坚定，还要鲜明。直到今日，我们仍然看不出孔子这种完全复古的合理性究竟在哪里。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学派，有如此完全彻底的不可思议的复古主张。
这个举世唯一的彻底复古学派，后来却不可思议地霸权加身，实在值得深加揣摩。
原生态时期的儒家，其生活轴心只有一个：全力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儒家兴起之初，社会新兴势力对其政治主张的力度，还是不甚了了的。至少，没有多高的警惕性。孔子的名声之所以很大，十有八九是探索时代的士人群体，以开阔胸襟捧场的结果。也就是说，无论各个变革学派如何不赞成孔子儒家的政治主张，都还承认孔子学派的治学态度，承认孔子学派以天下唯一的彻底复古派的孤绝态势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由此，士人世界承认孔子学派是“天下显学”之一。
但是，在鲁国真正任用孔子“摄相事”——不是丞相而行使丞相大权，大张旗鼓地重新整合鲁国社会之后，儒家的命运却骤然发生了极大的转折。孔子雷厉风行的“隳三都”（摧毁三家新兴势力所建城堡），断然诛杀鼓荡变革的新派名士少正卯，使天下新兴势力与天下士人阶层骤然明白：这个以君子自居的大学问家，原来是个骇人听闻的正牌复辟人物！
当然，孔子“摄相权”期间，绝不是仅仅做了上述两件事。在齐国与鲁国的“夹谷会盟”中，孔子以齐国乐舞有夷狄乐舞之嫌疑，断然喝令中止。齐国再献歌舞，又以不合礼仪规范为由，喝令鲁国武士砍下了齐国乐舞师的手足。此事，使齐景公与名臣晏子大为震恐，但慑于鲁国有“武备”而来，只有作罢。
几件事之后，天下汹汹，合力攻讦。
鲁国旧贵胄恐惧于孔子可能激发民变——新兴地主阶层的强烈反弹，并开罪大邻邦，只有罢黜了孔子。
从此，孔子及其儒家，陷入了漫长的历史困境。
强硬的复辟实践，仅仅只有这一次，而且迅速地失败了。但是，这仅有的一次，却最充分地显示了孔子的强横政风——对政敌毫不手软，更不讲恕道，是决然的有形摧毁主义。孔子没有任何保留，也没有试图以迂回的方式复辟，提刀便上，迎头砍杀，所谓的“君子风度”在孔子的政治实践中荡然无存。如此政治作为，虽然只有几次，天下也足以看透了。从此，整个社会对孔子及其儒家，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状态——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孔子没有倒下，儒家没有倒下。
孔子履行政治理念的顽韧精神，就此开始充分展现出来。
孔子带着全套弟子，孜孜不倦地周游列国，向各诸侯国以不同的说辞，阐发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反反复复地诉说着自己的“仁政”方略，诉说着自己的反“苛政”主张。孔子在以反复的诉说，表示着某种失悔。孔子甚至公然表明：“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哪国再用我，我就不一定要重建东周了！
可是，无论如何辩解表白，还是没有人敢用孔子。后来，甚至连吃喝也不好好招待了，以至于在陈蔡两国“绝粮”，孔子自嘲“似丧家之犬”。尽管如此，孔子还是没有气馁，没有屈服，依然顽韧地周游列国，顽韧地游说诸侯，做着寄希望于万一的努力。直到七十岁古稀之年，孔子才停止了绝望的奔波，才从复古情结中极不情愿地摆脱出来，开始了以治学方式传承政治理念的独特实践。以自己的复古史观（春秋笔法），整理文献，编辑史书，教育弟子。
我们无法知道，孔子是否在屡屡碰壁之后，真正地汲取了某些教训。
因为，基于种种原因，孔子的辩解表白，是极其模糊的，是可以做多种解释的。更重要的是，社会从此再也没有给孔子及其儒家弟子提供整合社会的任何机会。我们没有理由在缺乏实践证明的情况下，以揣测方式判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问题是，原因在哪里？是春秋时代再也没有了企图复古的当权势力吗？是周王室与所有诸侯国，都不赞同孔子的政治主张吗？显然不是。在任何一个大变革时代，基于传统根基的保守势力，都是极其强大的，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重新整合旧传统的机会。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派迭遭惨祸，可谓明证。
孔子及其儒家，此后始终不为天下复古势力所接纳，其间之根本原因在于：孔子与儒家学派，已经成了完全彻底复古的理论大旗；政治实践上，则被天下公认为最强硬、最彻底的复辟派。任何一国的复古势力，但用其人，该国完全可能立马成为招风大树，招致“天下共讨之”的危局，旧贵胄们连苟延残喘、以待最佳时机的可能也没有了。复古势力阵营政治家们的政治嗅觉，显然比孔子儒家灵敏得多，看得很清楚，只好忍着心疼，冷冰冰地一次又一次拒绝了孔子。
后来的实践依然如故，孔子之后的儒家，依然是顽韧的。从孔子到孟子，儒家一以贯之地奔波了三百多年，最终还是处处碰壁。虽然如此，儒家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主张。认真思索，似乎很难简单地说，这只是儒家的政治意识过于迟钝。
原生态时期的儒家悲剧，令人常有扼腕之叹。
那么，导致这种悲剧结局的深层原因，究竟在哪里？
这个悲剧根源，不在于儒家的复古主张。古今中外，政治上的复古派、复辟派、保守派多如牛毛，最终酿成悲剧者，却并不多见。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复古派、复辟派、保守派崛起，以至于大权在握者比比皆是。其首领与集团势力之善终者，也比比皆是。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学派的悲剧根源在于：以哲人的智慧与洞察力，却提出了一种与社会变革及民生需求相去甚远，甚或背道而驰的完全复古理念，并以最强硬的手段实施于社会。失败之后，又坚韧不拔地为其奔波数百年。既未在实践碰壁之后做出应有的反思，也未在此后的实践中表现出应有的改变。
精神世界的封闭性与孤绝性，是孔子及其儒家悲剧的最深刻根源。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我们很难在社会实践生涯中，尤其很难在政治实践生涯中，找到这种完全以已经消逝的“过去”为信仰的学派团体、领袖人物。即或是同样具有殉道精神的宗教团体，也是以“来世”或者“天堂”为号召力的。以已经消逝的过去社会为自己的坚定信仰，并甘愿做出殉道式的努力，古今中外，唯有孔孟，唯有儒家。
认真回想起来，原生态时期的儒家，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学派团体。
一方面，是鲜明得毫无掩饰的彻底复古理论，是强硬得毫无回旋余地的施政作风，因而知音难觅，终被整个社会遗弃；另一方面，是强毅顽韧的履行精神，是持之以恒的信仰原则。这种极其可贵的生命状态，感动着当时的社会，也感动着无尽的后人。两者合一，酿成了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孤绝悲剧，也埋下了后来霸权加身而终为社会接受的种子。
一个顽韧彻底的复古学派，何以被雄风尚在的西汉王朝骤然独尊？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其中奥秘，儒家从来都是讳莫如深。
谜团的核心在于：儒家被独尊之后，鲜明的政治立场，忽然变得极其模糊；彻底的复古主张，忽然变得极其空泛；顽韧的复辟情结，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古非今而攻讦现实的癖好，忽然变成了唯官府马首是瞻的忠顺。
一言以蔽之，自从成为唯一的官方学派，作为儒家立学成派之根基的政治复古特质，便迅速地淡化了，消失了。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再也不是原生态时期的儒家了。客观地说，任何一个学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都是正常的。即或是最具有惰性特质的宗教教义，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修正教义，也是极为普遍的。但是，任何学派与学说的发展，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后来的修正者，必然要竭尽全力向社会与信众昌明原教义的缺陷以及适时发展的必要，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与信众的理解，保证本学派不因学说的修正、发展而缩小影响。譬如西方之天主教，也曾有过不止一次的宗教改革。每次改革，倡导者都得千方百计地向信众说明改革的必要。甚或，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要改变某些结论、某些主张，同样要对中国社会做出最基本、最必要的说明。
唯其如此，我们质疑的不是儒家的变化与发展，而是儒家对待自身变化发展的一种极为反常的历史表现。这一历史表现的基本点是：对于淡化“原教旨”（政治立场与政治主张）的巨大变化，儒家从来不做任何正面解释，既不说明其变化原因，也不解释变身前后学说内容的显然失衡，就好像儒家的理念从来如此。
如此改变信仰体系者，古今中外唯此一例。
唯其如此，后来不得不修习儒家之学的知识阶层，在各种混乱中歧义百出。
为什么如此？
似乎没有人问过，似乎也没有人回答过。
着意品味儒家被独尊之后的变化，是很微妙的，也是很尴尬的。
分明是显然的变化，却硬是掩耳盗铃，佯作无事。其基本的表现是：儒家再也不顽强地传播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复井田之类的政治主张了，再也不游说天下做复辟努力了。那个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最鲜明立场的政治实践学派，忽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远离现实政治的纯粹治学派了。
涉及政治主张，儒家的复辟立场，已经演变为“王道仁政”之类的哲学式敷衍；涉及历史论述，儒家所有关于复古的强硬主张，都巧妙地演变为一种柔性的崇古颂词；涉及治道吏道，原本具有复古特质的仁政学说，已经演变为一种反对苛政的现实吏治主张；涉及孔子、孟子一班祖师圣人，构成其一生主旋律的孜孜复辟的政治实践，已经被大大淡化为抽象的颠沛流离的人格赞美。
在现实政治中，儒家原本有两大癖好：一是喜好是古非今，二是喜好攻讦法治。如今，也都在这种对远古社会的赞美性陈述中，变成了完全避开当年现实政治的学术评价。虽然掩耳盗铃，然而在官方的默许与保护之下，历经千百年反复渲染，也终于渐渐弄假成真了。魏晋南北朝之后，臣服于儒家的整个知识阶层，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儒家本来的政治复辟特质，完全变成了对现实政治有所裨益的人伦政治学说。儒家自己则“忘记”得更彻底，似乎儒家教义从来就是如此这般。在世界文明的大宗教中，几乎每个教派都有坚持原生信仰的原教旨主义派别。古老的儒家儒教，却从来没有类似于原教旨主义的派别。汉武帝之后两千余年，儒家从来没有出现过坚持弘扬孔孟复辟立场的儒家原教旨主义。
与此同时，一个显然荒诞的事实是：儒家的原始经典，仍旧是天下之“经”，谁也没有着意删改；所有后世儒家，也都很在意地反复宣称，自己是孔孟的忠实信徒。谁也没有宣布过背叛孔孟，背叛儒家原生教义。儒家祖师圣贤，被供奉得越来越神圣崇高，儒家的原生经典，也越来越成为万世不移的真理；初始圣人与原生经典所赖以存在的政治根基与实践特质，却早已经荡然无存了。
骨头没有了，正肉没有了，留下的只有一锅似是而非的儒家肉汤。
儒家变了吗？变了。
儒家变了吗？没有。
要说清楚吗？难矣哉！
我们有理由问：儒家失语如此，知识阶层健忘如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任何秘密都会被漫漫岁月洗去尘封，儒家的变身奥秘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永远的玄机。
西汉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王朝。
西汉时代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推翻了创建中国统一文明的秦帝国，处在中国统一文明开创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最具有发生种种变化的社会潜质，最具有重塑中国文明的种种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汉王朝承担着“如何承前，如何启后”的最重大的历史课题。由于秦帝国过于短命，没有巩固统一新文明所必需的时间条件，使新创建的统一文明具有相对脆弱的历史缺陷。唯其如此，西汉王朝的历史抉择，便显得特别特别地重要。
就基本的历史事实说，推翻秦帝国的社会力量有三方：一是率先发难的陈胜、吴广的农民力量，一是以项羽集团为核心的六国旧贵族复辟力量，一是以刘邦集团为核心的布衣士人力量。三方力量的消长，最终取决于各自领袖阶层的政治视野及其所能代表的社会利益广度，而绝不是表面上轰轰烈烈又极富传奇色彩的秉性差别与权力阴谋。这种政治视野，这种社会利益广度，有一个具体核心：如何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统一文明框架？正是这个看似宏大宽泛，实际上却囊括了种种社会利益铺排的现实核心问题，最终决定了三方反秦力量不同的历史命运。
利益结构的合理性，决定着特定政治集团的历史命运。
从三方反秦力量的社会利益构成看，西汉的开国阶层，显然是由各种社会职业的布衣之士组成的。刘邦集团中，除了一个韩国旧贵族后裔的张良，其文臣武将大体是由下层吏员、小商贩、小工匠、小地主、游学布衣，以及各色苦役犯等六种人构成。广义地说，这些文臣武将所出身的阶层，都是游离出“布衣之士”的社会土壤。这一社会土壤生长出的佼佼者，无不具有战国布衣之士的特质。
具体地说，刘邦阵营的灵魂与核心是两种人：下层吏员，布衣士人。刘邦、萧何、曹参、陈平等，是下层小吏；吕后、樊哙、韩信、周勃、灌婴等，是小地主与下层职业布衣。也就是说，西汉集团的核心层中，绝大多数都是社会中下层人士，鲜见六国贵族后裔。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春秋、战国、秦帝国三代，是士人阶层发生、成长、壮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士人阶层是鼓动社会风云并推动社会变革的直接力量。从社会阶层的意义上说，只有士人阶层对社会与时代有着相对全面、客观、清醒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刘邦阵营对待秦帝国统一文明的立场，与项羽旧贵族阵营有着巨大的反差。项羽阵营作为既得利益的丧失者，对帝国统一文明恨之入骨，彻底地有形消灭，无形摧毁；其所要建立的社会制度，则是完全的封建诸侯制——回到诸侯时代去！刘邦阵营则不然，虽然反秦，却对帝国统一文明及其煌煌功业，始终有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景仰。对于帝国统一制度，至少不是简单地彻底否定，而是极其审慎地权衡取舍，抉择如何建立大动荡之后的国家体制。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西汉终于完成了历史的权衡抉择。
这种权衡抉择，并不全部都是难题。对于诸如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生产交通之标准、移风易俗、社会基本法度等，西汉王朝都没有丝毫犹豫地全部继承了帝国体制。因为，这些实际制度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民众生计。事实上，秦帝国所创立的基本制度，被全社会迅速地接受了。
所谓权衡抉择，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领域：
一则，如何对待拥有强大传统与既得利益基础的诸侯分封制？
二则，如何对待同样拥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竞争传统？
具体说，对待分封制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废除实地分封制，实行虚封制；对待文化自由竞争传统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遴选一种学说作为治国之道，作为官方意识形态。
这两个领域，一硬一软，都是直接影响整个社会核心结构的命脉所在。西汉王朝在这两个领域所做的试探摸索，可谓几经顿挫。对于分封制，西汉王朝几经诸侯之乱，到汉武帝时期，已经基本确立了“有限实地分封制”，显然比秦帝国有所倒退。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容当另论。
对于具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竞争传统，西汉王朝在初期采取了审慎的摸索态度。所谓初期的审慎摸索，其政策表现是：对经过反秦战争大动荡之后所存留下来的各有残缺的文化学派，不做官方评价，也不着意扶持任一学派，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一事一论。譬如，需要建立皇家礼仪，便起用了儒家；为论证与民休息之合理性，又一度尊奉了黄老无为之学；整肃吏治民治，则起用了一批法家之士，等等。
与其说西汉初期的这种实用主义是一种审慎自觉的政策方针，毋宁说它是一种摇摆不定的不自觉摸索。在西汉王朝的摸索过程中，大动荡之后几乎全都丧失了领袖大师的各个学派，也都在艰难地恢复元气，艰难地展开竞争。竞争的方式，与战国时代、秦帝国时代已经有了很大区别。最大的区别，是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大论战形式，没有了庙堂讨论大政方针的大论战，没有了蓬蓬勃勃的官学私学并立从而相得益彰的社会舞台。
西汉初中期，各个学派所能进行的竞争，实际上只有两方面：一则，各自重新组合力量，对流散的典籍恢复整理，以为本学派之传承文本，借以获得立足生存之地，再图谋传播范围的扩大；二则，尽最大能力影响官方，看哪个学派能对现实政治发生影响，从而在国家支持下获得重大发展。在这样的竞争过程中，除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墨家销声匿迹，战国之“显学”，都曾经暂时性地先后或同时占据过主流，一个是大体可以划入道家的黄老之学，一个是法家之学，一个是儒家之学。
汉武帝时期，西汉社会的思想土壤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汉武帝前期，一时曾经奇峰突起的法家群体，随着贾谊、晁错等一批执“申、商、韩、苏、张”之言的法家能事之臣在政治斗争中落败，西汉法家的势头已经大为衰减。从学派态势上说，此后基本上是道家“黄老之学”占据主流，儒家则正在积蓄力量渗透上层。
当此之时，忽然发生了一个越往后越觉得重大的事件。
这件事，是汉武帝忽然以“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对策”的方式，来讨论思想学派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基于汉武帝此前此后的作为，我们可以大体推定：汉武帝对于西汉思想界的多元并进，并不认为是好事，而认定是一种混乱，需要整肃一番，从而达到“汉家自有汉家威仪”的自我存在。
这里要探讨的问题是：在这次对策中，汉武帝为什么最终接受了董仲舒的主张？
只要比较仔细地研读《汉书》中汉武帝与董仲舒的三次问对，就不难看出其中脉络。我的研究结论是：三次问对所表现的磨合轨迹，显示出这样一个两相交换的关系——儒家以放弃复辟上古社会之政治主张为条件，换取“绝百家之道”的独尊地位；汉武帝则以“天下洽和”为目标，将阉割了复辟根基的柔性儒家推上文化霸权地位，使之发挥“教化”社会之功能。
这三次问对的大体脉络是——
第一回合，相互试探。
汉武帝下诏，说明自己对三王之道的崇敬，“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请贤良们抒发高论，并且保证“朕将亲览”——“我会亲自看”。由此，董仲舒第一次上书对策，洋洋近两千言，主要陈述了三层意思：其一，上古王道的源流演变及其伟大崇高；其二，将天下沦丧之根源归结于法家，攻讦法家“任刑虐政”，“欲尽灭先王之道”，而导致天下沦丧；其三，着力分析“教化”社会的重要，一力褒扬孔子之学的“教化”功能。请注意，董仲舒虽然大肆赞美了上古王道，却只字未提原生态儒家坚持了几百年的复辟主张。也就是说，董仲舒实质上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儒家是尊古的，但当下的儒家未必一定要坚持回到上古社会去；只要国家能像上古三代那样教化民众，社会就不会动乱；教化之能，莫如儒家。
第二回合，相互磨合。
汉武帝回答董仲舒的对策，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都说秦代“任刑”而导致天下倾覆，可是，如今我竭力按照王道行事，如何还是一片混乱？由此，董仲舒第二次对策。仍然是洋洋近两千言，意思却相对明确多了：其一，再次描述上古禅让制的美好，与社会习俗的敦厚安宁，指出其根本原因是“教化大行，天下和洽”；其二，严厉指斥秦帝国“绝教化之道”，任用法家，导致社会大乱，人心大坏；其三，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使其作为“教化之本源”；其四，提出了任用官吏的两个标准，“量才以授官，录德以定位”。
这次，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依然赞美上古，却还是只字未提原生态儒家的复辟主张。董仲舒着意强调的重点是，教化人心，极端重要。董仲舒提出了教化方略，但却不是孔子、孟子的原生教义——以西周礼制教化民众，而是两个新主张：以“太学明师”为教化本源，以“才德官吏”为教化力量，可大行教化之道。请注意，董仲舒这次上书，没有提出儒家独尊之意，反而表示了在太学中与天下之士共存的意思，在任用官吏标准上，也将“才”摆在了“德”之前。显然，董仲舒还是在试探。
第三回合，终见真章。
汉武帝再答董仲舒对策，表示了“虚心以改”的求教诚意，同时明确表示：先生还是说得不甚明白，希望听到更具体、更明确的意见。由此，董仲舒第三次上书对策。这次，董仲舒洋洋洒洒近三千言，终于将最真实的主张和盘托出。
首先，董仲舒万分感慨地检讨了自己前两次上书没说清楚，“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而后，董仲舒汹涌直下，一鼓作气将自己的对策层层说来：其一，以天道为轴心，详细剖析了三代教化的异同，指出了教化民心的根本，是“乐而不乱，复而不厌”的大道。生发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化永恒论；其二，再度攻讦法治社会，强调王道教化，提出了一条图谋极深的主张——天子纵然行法，亦当以王道教化驾驭之，即“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其三，最终提出儒家独尊主张，“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如何，董仲舒说清楚了吗？
很清楚。董仲舒提出的根本目标，是绝百家之道；当下策略，是“勿使并进”！
董仲舒的主张，演化为文化政策就是：官方不能接纳百家之学，社会也不能给其他学派留并进之路；在儒家保持文化霸权的条件下，法家与法制才是可以作为手段使用的。此所谓“统纪可一，法度可明”。用当代文明理念解析之，董仲舒以实现儒家文化霸权的形式，将法家及其相连的法治，置于了儒家统御之下，从而完成了国家统治方式的倒退——以儒家意志驾驭法制，从秦帝国的法治时代退回到人治时代。
同为政治学派，法家是儒家最大的天敌。儒家可以不顾忌别家，但是不能不顾忌法家。董仲舒的三次上书，每次都要大肆攻讦法家，将儒家压倒法家作为最实际的学派目标，充分说明了儒家对于法家的忌惮。更重要的是，秦帝国之后，儒家也已经看到了，法制不可能完全退出社会。三代王道礼制，也不可能无保留地复辟。
唯其如此，董仲舒对法家提出了这样的安置——我为统驭，你为工具。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主张，自此，儒家开始了长达两千余年的文化霸权。
儒家学派有若干一以贯之的精神缺失，我称之为儒家的学派性格。
迂阔之气，大约是儒家性格中唯一有着些许可爱之处的缺失。
迂阔者，绕远而不切实际也。儒家蔑视任何民生技能，蔑视任何形式的劳动，在所有学派中，独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殊荣。见诸政治实践，入仕多居“清要”之职，对需要专业技能的领域涉足极少。譬如兵事，譬如工程，譬如经济，譬如行法，等等，少见儒家身影。喜欢做官，却不喜欢做事，尤其不喜欢做那种既辛苦又专业的苦差事。美其名曰“君子论道不计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执着之处，只在专一地扫天下而不扫庭院，只在专一地坐而论道，最热衷于担当道德评判角色。
此风流播后世，便有了一班“清流”儒家，以做官不做事为名士做派，终日玄谈，在职酗酒，观赏性事，竞赛颓废。其种种作为，直比当时腐败的社会更腐败，实在令人齿冷。儒家迂阔处，还在于议政议事之言论，多大而无当，很少具有操作性。此风在原生态时期，以孟子为甚，雄辩滔滔云山雾罩，似乎有着某种精神指向，却不知究竟要你做甚。“笔下空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之评，可谓传神。凡此种种迂阔处，若仅仅是个人做派，自是无可无不可。然而，儒家却将这种迂阔之风，带进了庙堂官署，带进了学堂书房，不敬业，不成事，不务实学，不通民生，酿成官场流风，酿成治学恶习，沾沾自喜，不以为非，实在是中国文明变形之一大奇观，教人不敢恭维。
偏执习性，是儒家又一性格缺失。
儒家偏执，基本点在三：其一，咬定自家不放松，绝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另外活法；其二，不容纳其他任何学派的任何主张，绝不相信自家经书之外还有真理。你说山外有山吗，人上有人吗，扯淡，儒家理论绝对天下第一；其三，对其他学派恶意攻讦，人身伤害，其用语之刻毒天下仅见。
孔子骂人很少，稍好，大约生平只骂过一件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直骂陶殉，实骂人殉。此等事该骂，不能算作孔子缺点。但是，孔子此骂，瞄准了“无后”，却定下了儒家骂人定式——人身攻击，直捣传宗接代。此种秉性，以孟子为最，骂论敌刻毒异常。骂墨子，是“兼爱无父，禽兽行”；骂杨朱学派，是“无君，禽兽行”；骂纵横家，是“妾妇之道”。近见网络文章，有人将孟子称为“战国职业骂客”，比较实在。儒家动辄口诛笔伐，毒骂入骨，实在是一种阴暗心理，恶劣秉性。用语武断的指斥性评判，孟子更是多见。一则典型例子是，古文献记载武王伐纣的战争很残酷，有“血流漂杵”四个字；孟子偏不信，昂昂然宣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指示弟子当即删去了古文献的这一句。
如此武断偏执，千古之下，无出其右。
论事诛心，是儒家又一性格缺失。
儒家论人论事，有一个可怕的习惯——动辄诛心。
什么是诛心？不问行为言论之本身正确与否，只专一地纠缠行为动机，以求心罪。不是看你如何做事，而是看你如何想法，这就是论事诛心。此法成为一种杀人方略，有学者考证认为：出于战国时期的《公羊春秋》，成于董仲舒的种种论证。无论其演变如何，儒家在原生态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种以“道”定罪的路子。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正是儒家“诛心”套路的自我表白。
儒家以《春秋》立起的政治标尺，不是行为法度，而是道义标尺，教义标尺，心理标尺。由诛心之法，衍生出儒家攻讦政敌、论敌的一个威力无穷的非常规武器——“名教罪人”。你可以没有犯法，但你完全可能因为某句话某件事，而被认定为“名教罪人”。原因无他，只是“其心有异”。
此风传承流播，儒家大得其手，非但将有形之敌统统打倒，更将无形之敌也置于死地。后世之宋明理学更甚，非但要“存天理，灭人欲”，还要破“山中贼”，更破“心中贼”。如此汹汹诛心，勘问灵魂，天下孰能不诚惶诚恐？孰能不臣服儒家？
记仇，是儒家的又一性格缺失。
在所有的先秦学派中，儒家是最记仇的一家。但有歧见，殷殷在心，一有机会，便新账老账一起算，绝不手软。这种性格，与儒家提倡的“恕道”很不相应，使人难以相信。但是，事情就是如此奇怪——一个孜孜提倡“恕道”的学派，事实上却是一个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学派。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与几乎所有的学派，都因主张不同而产生过龃龉。其间，除了论战中的观念批判，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揪住儒家不放。儒家却是耿耿于怀，念兹在兹，一遇机会，便以“史家”禀性，将论敌种种时期的言辞作为清算一通，而后再做定性式的人身攻击。读儒家经书，每遇此等攻击之辞，不用说，便是儒家在发泄仇恨。
然，若仅仅如此，还不能说明儒家记仇。
儒家记仇，积成秉性，有基本事实为依据。
基本事实一，儒家在春秋战国时代被无情遗弃，所以，对生身时代仇恨极深。举凡儒家修史，“自周以降，风气大坏”之类的词句，比比皆是。司马迁的《史记》稍好，但也是否定春秋战国，以儒家观念做史家评判的。《汉书》最鲜明，大凡直接表现修史者观念的领域通论，诸如《刑法志》《食货志》《礼乐志》《律历志》《郊祀志》等，无不先狠狠赞颂一通上古三代，紧接着便是一句必然的转折定性——“周室既衰”，春秋时代如何如何坏；“陵夷至于战国”，更是如何如何坏；连番指斥两大时代，然后又一转折，说到“汉兴”之后如何好，再变为连篇累牍的颂词。如此三段论法，已经成为定式，实在是有趣得紧。显然，在儒家眼里，所有的时代中，唯春秋战国最不是东西！
基本事实二，儒家在秦帝国时期大遭“压制迫害”，从此对秦帝国永远地咬牙切齿，不由分说一言以蔽之——暴政暴秦！两汉之后的儒家，干脆只管骂秦，连论证都懒得做了。说儒家患有“秦过敏症”，似乎不为过分。事实上，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新政权，都必然要镇压复辟势力。事情起因，在于儒家自己不守秦法，伙同六国贵族大肆散布种种流言，从而获罪，被坑杀了寥寥几人（被坑杀者绝大多数是方士）。纵然冤枉，两千余年之后，竟仍然不能释怀，一概骂倒秦帝国，也是绝无仅有了。除了“记仇成癖”，不知道还能有何种解释。
基本事实三，儒家在原生态时期善为人敌，几乎被天下学派孤立。一旦得势，儒家立即以“独尊”平台为条件，全力排斥百家经典的流传。至近代梁启超时期，《墨子》文本已经难以寻觅，隐藏到道家炼丹术之类的书里去了。一个学派“独尊”，在春秋战国时代，无异于痴人说梦，任何学派都不可能有如此狼子野心。所以，西汉时期的其他任何学派，都没有提出如此狂妄、如此荒谬的主张。唯独儒家，不但要说，还要做。这便是儒家，为图复仇，敢与天下作对，敢与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的文明成就作对，破罐子猛摔，以求出人头地，唯求复仇为快。
其心之野，其图之大，两千年之后，尤令人咋舌。
君子报仇，三百年不晚。世界文明史之一大奇观也。
身为学问家，身为史家，身为显学大派，百年千年之后，尚不能摆脱一己一家一团体之恩怨，而相对客观地看待历史，将中国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肆意涂抹，将好赖有些贡献的秦帝国一言毙杀，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个学派的道德水准？该如何评价这个学派的心理特质与秉性特点？
执青史之笔，泄一家之怨，将三大时代无数的志士英烈，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唯将自己粉饰得光彩煌煌。如此学派，说它是中国文明的精华，说它是中国文明的根基，说它是万世师表，说它是中国文明的良知道义，不滑稽吗？
人云，“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是真理”。
儒家将谎言重复了两千年，自然成了圣人。
谁要再说它是谎言，只怕连自己也要心虚了。
历史往往在荒诞中前行。诚哉斯言！
终于，儒家黄袍加身，获得了文化霸权，走上了“文化寡人”的道路。
一个曾经有过些许健康心理的学派，在三百多年压抑之后，竟获得了文化霸权。这当真是一个奇迹，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一次惊人的死灰复燃。深层探究其原因，足以构成专门学问。这里说的，只能是儒家获得霸权之后的基本作为、基本影响。
儒家复活后，其潜在能量惊人地爆发出来，开始了大规模重新“整合”中国文明漫长而浩大的工程。让我们简单地数数两千余年中，儒家的基本大事。
第一件事，以修史之权，效春秋笔法，对既往历史做整理记述。
自西汉司马迁开始，此后两千余年的修史大权，一直操持在儒家学派手里。儒家修史，是绝对以儒家理念整理历史的。春秋笔法之下，纵然不能过分掩盖、扭曲某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也必在文后以评点形式，给予鲜明褒贬。无论是《史记》的“太史公曰”，还是《资治通鉴》的“臣光曰”，以及全部二十四史的种种作者评点，全部目的只有一个：告诉世人，历史就是如此，只应该这样认识历史！应该说，儒家掌控修史大权的实质，是“重塑”中国文明发展的足迹，是掌控社会意识形态的走向。儒家之心，不可谓不重。修史，是儒家的看家功夫，做得老到细致，绝对以真学问面目出现，绝对以道德仁义为评判标尺，几乎使你不能不相信，事实就是如此。
第二件事，掌控教育制度，以儒家与符合儒家观念的上古经典为唯一教材。
从此，神圣如教义一般的“四书五经”问世，其他所有学派的所有学说，一律从教育领域退出。应该说，教育是儒家的基本功之一。从孔子办学开始，儒家唯一可以骄人的实际成就，便是办教育。但在先秦时代，实在不能说儒家办学最好。就实而论，先秦学派大都是办学高手。除了老子、庄子学生寥寥，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鬼谷子、荀子等，办学本领与实际水平，都丝毫不输于儒家。尤其是墨家，只怕比儒家还强出了三分。唯其如此，儒家深知教育办学的重要，一得霸权，自然要在教育上全力以赴。一家一派掌天下教育大权两千余年之久，而能使教育不濒于窒息者，未尝闻也！
儒家独尊之后，办教育的要害是两处：一则，以儒家经书为教材；二则，以对儒家经典的研习程度为官方应试标准，为入仕标准。如此两个要害，便实际掌控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奋争出路，使天下“读书人”不得不“入彀”了。
第三件事，对其他学派学说一律封杀，全部逐出官方视野，逐出学堂庭院。
自有“五经”立世，儒家便以其霸权地位，驱逐诸子百家学说于庙堂学堂，使其余学说沦为民间形式，逐渐自生自灭。对诸如墨家、法家这等声望过于显赫的死敌，儒家无法强硬抹杀，便极尽冷落排斥，逼你自我萎缩。魏晋南北朝时期，墨家经典已经淹没于“杂书”之中，几乎无法找到文本了。到了清代，涉足法家、墨家、名家等先秦学派的学者，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第四件事，掌控科举制度，从而掌控整个知识阶层的入仕路径。
儒家在这方面的实施方略是，与已经掌控的教育制度相配合，以儒家认可的方式与内容考核知识阶层，从而确定知识分子是否具有做官资格。见诸实践，读书读儒家之四书五经，科举考试考儒家经典题目，阅卷标准是儒家理念，阅卷人是当时的儒家大师，凡此等等关口，你还能逃出儒家手心？这一招厉害之极，连根收拾了所有具有“事功”精神的贫寒阶层。你想改变自身命运，便得经过儒家学问这一关，奈何？自唐代科举制度建立之后，儒家忽然人才多多，儒学也代有翻新。至于宋明，理学大为兴盛，可见其中奥妙。
第五件事，将文化人的求学方向单一化，学问内容单一化。
如此做法，目标只有一个——使知识阶层仅仅成为职业文官基地。
儒家的设定是，知识阶层的人生使命只有一个，求学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官。人从启蒙开始，修学的内容只能有一种，那便是当官的学问。据儒家说，这是“治世”之学。出于这般设定，儒家对修学内容全面改造。孔子“六艺”中的射箭、驾车等生存技能，因于当官无涉，被后世儒家全部删除；工、水、医、农等末支细学，全部不入正式学堂；官学私学，修学者只能以四书五经为圭臬，舍此无他。
为此，后世儒家以通俗形式，做出了社会性说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要当了官，一切享受与特权应有尽有，完全不需要生存技能。所以，一切“末支细学”都是有失身份的，统统不能学。
此等社会政策之下，中国有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奇特阶层——“读书人”。这种所谓“读书人”，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种种形象表征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自己书；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黄卷青灯，皓首穷经；手无缚鸡之力；不修边幅；君子远庖厨，等等。于是，“读书人”也有了一个社会名号——书呆子。对于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书呆子”现象，中国“读书人”圈子非但丝毫不以为忤，反倒以此类呆痴做派为能事，多有标榜，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两千余年，儒家已经渗透了中国古典社会的每个毛孔，一一罗列，难而又难。
仅仅是上述基本方面，儒家文化霸权已经给中国文明带来了极为深远的负面影响。
这种深远的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
其一，中国文明迷失了本色，日渐趋于衰落，以致最终僵化。
中国的原生文明，形成于中国历史的前三千年，以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为核心与历史高峰。那时候，诸子百家汪洋恣肆，门派种类应有尽有，其雄浑强健与妖娆秀美相得益彰的气势，其质朴实用与玄奥思辨和谐并存的架构，使中国原生文明有着一种极其坚实的本色，堪称世界文明之唯一。这种本色，要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刚柔相济，强势生存”。从根基上说，中国文明在本质上摒弃懦弱，摒弃“文胜于质”的低劣竞争力。
在这种健康的相互制约而又共生共荣的文明生态环境下，保守复古的儒家，是不足为害的。其学派悲剧，甚至成了一道孤绝凄美的独特文化风景。有强大的天敌制约，儒家既无法泛滥成灾，无法危害社会，又对社会起着一种保守主义的制约作用。儒家自身的健康一面，又为时代增添着内涵。这便是中国文明原生态的伟大意义所在。破坏了这种文明原生态，必然遭受历史的惩罚。
但是，从儒家文化霸权开始，中国原生文明海洋中最保守的孤岛，骤然跃升为自己从来没有担当过的领袖角色，骤然没有了任何学派的制约。从此，中国文明的健康生态开始失衡了。儒家洪水在整个华夏文化圈内猛烈地泛滥着，弥漫着，中国文明开始了漫长的儒家洪水时代。从此，头戴王冠，坐拥霸权的儒家，丧失了对自己赖以成长的伟大文明时代的敬畏，鼓荡着漫天的污泥浊水，开始肆意淤塞最壮美的中国文明原生态环境。儒家越走越远，中国文明原生态，也越来越沙漠化，枯萎化。恒久侵蚀，恒久淤塞，伟大的中国原生文明，终于渐渐僵化了，腐朽了。
及至晚清，中国文明已经沦为一堆令世界强盗垂涎的“古老肉”了。
百余年前，中国惨遭列强连番凌辱，国人方才开始反思。最深刻的困惑是，中国究竟怎么了？为什么忽然之间变成了世界民族之林的孱弱者？我们的老祖先害了我们吗？由此，知识界开始艰难地淘洗已经被侵蚀污染得无法辨认的古老文明，力图淘洗出她本来的颜色。
于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出来了，新文化运动起来了，难觅踪迹的墨家被挖出来了，法家被挖出来了，林林总总的被淹没学派也被挖出来了。革命有了，运动有了。轰轰烈烈百余年，反反复复“翻烧饼”，那个最根本的老问题，还是没有明确答案：中国文明的力量根基究竟在哪里？
时至今日，淘洗工程似乎有了些许眉目。
人们开始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探索中国原生文明了。社会开始关注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了，民族特质的东西，似乎比过去被看得重了。但是，普遍的社会思潮，仍然将儒家看作中国文明的正统。即或如此刚刚开始淘洗，许许多多的“读书人”也已经惶惶不安了。在“新儒家”的旗号下，有人重新考证出“克己复礼”是进步的；有人重新考证出董仲舒是法家；有人重新考证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儒家提出来的；有人要光大“国学”，恢复儒家经典在启蒙教育中的作用，要发起读经运动，等等，不一而足。即或是我们的官方，也将境外文化机构定名为“孔子学院”了；一度，孔子像也住进天安门广场了。
显然，在许许多多的中国“读书人”看来，儒家仍然是他们的灵魂依托。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种种儒家手段，为儒家的合理性辩护，进而继续维护儒家的文明文化正统地位。更不要说，还有许许多多专吃儒家饭的“专家”群了。显然，要为中国文明确定一个文明历史坐标，从而弄清中国文明的原生态根基，依旧是十分艰难的话题。
其二，中国民族的生命状态严重萎缩，知识阶层的创造力大大降低。
儒家独尊，其内敛保守的学说思想渐渐蔓延渗透社会，中国人的生命状态在一个一个时代中不断递减。西汉之后至隋唐，缓慢递减。宋代开始，迅速递减。中国民族的整体素质，大为下降，民众愚昧之势蔓延社会，书生迂腐之气积重难返，社会尚武之风大为衰落，事功创造精神日渐委顿，实用性科学技术备受遏制，以致被视为“奇技淫巧”，堕入下九流地位。
最重要的是，职业官僚阶层的精神世界严重退化。执政理念不断趋于僵化，政务能力日益沦为钻营发迹的厚黑伎俩；腐败无能充斥官场，乡愿之风弥漫政坛。由儒家观念引领的中国王朝之“公器”阶层，日益封闭堕落，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麻木沉睡。
于是，历史劫难接踵而至，屡次濒临亡国之危。一个基本事实是，在11世纪（北宋）及其之后的抗御外来侵略中，中国开始出现了全世界蔚为奇观的大规模汉奸现象——汉奸政府、汉奸军队、汉奸团体、汉奸文人，花样繁多，丑类汇聚，令人咋舌！外侮当前，相互攻讦的内斗之风大起，“宁亡外敌，不资家奴”的令人目瞪口呆的口号，也从中央庙堂喊了出来……凡此等等丑行，鲜有不以“大儒”自居者所为。
我们不能说，儒家都是软骨头。
但是，软骨头总是儒家，却是十之八九不错。
庙堂淤塞，知识阶层必然窒息。整个11世纪之后，中国“读书人”阶层，几乎完全丧失了文明创造力。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成为知识阶层无可奈何的哀叹与共鸣。凡此等等，中国文明在后一千年经受的种种顿挫屈辱，已经给了儒家霸权最好的结局说明——奉儒家为圭臬，中国文明必然走向衰落。
可以预料的是，许多“读书人”与儒家信奉者，必然要振振有词地将种种危难归结于腐败政府，最终再喊一句：“儒家并不当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我们要问一句：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作为决定民族精神指向的居于文化霸权地位的学派，作为曾经的民族精神领袖，儒家究竟做了些什么？儒家不值得检讨吗？信奉儒家的“读书人”们，不值得探究其原因吗？
我们呼唤伟大的中国原生文明。
我们期待伟大的中国文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