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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已经注定成为地球文明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这一年，以全球新冠病毒持续加强并不断变异的多层次冲击为诱因，以普世灾难所激发的世界各国不同的应对政策及其连带产生的不同效应为历史标识，世界格局呈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重大的实质性变化。这一变化的深刻程度，显然已经大大超越了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亢奋认定的“历史终结”人设效应，对人类国家文明在近代历史基础上形成的框架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对人类文明如何继续向前发展也提出了深刻新颖又内涵巨大的历史课题。
新出现的这一世界格局，由三大板块构成——
其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崛起以来，传统的世界轴心——美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群，已经陷入历史峡谷，且在瘟疫泥沼中持续下滑。以国家治理能力为活体核心，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文明体系，已经在全面的社会动荡中呈现出严重的机体锈蚀与肌肉萎缩效应；国家机器整体运转效率极低，紧急状况下的执行力与协调力极差；国家法治体系对人性恶的遏制度极低，疯狂的极端化的个人自由主义对社会契约原理所要求的多元妥协呈现出深刻的破坏性。其经济发展之内在张力，其社会民生之高福利光芒，已经严重丧失了本该具有的最起码的自救与应急弹性，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不可思议的硬着陆式的刚性下跌。由此，二战后以“七强”为轴心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群，在冷战大获全胜后，以全世界难以想象的低能应急与内在分裂，不同程度地纷纷跌入了历史峡谷之中。
其二，广泛存在的非资本主义与非发达国家群，基本都处于一种两线作战的困难境地。一是必须全力遏制新冠病毒灾难的冲击，二是必须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趋势下艰难阻止本国经济民生的大幅下滑。传统的热点地区国家，还有另外一重灾难——必须防止美国等传统强权力量的无端封锁及制裁，甚或武力挑衅与发动战争。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这场世界性灾难中置身事外。最好的状况，大约就是处于世界灾难冲击波的边际效应状态了。
其三，长期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及少数发达国家所斜视的东方文明大国——中国，却在世界瘟疫灾难的第一波冲击浪潮中，以周严的、正确的、高效的、覆盖性的社会政策应对与国家管控能力，迅速控制了疫情，使一个13亿人口的特大国家迅速摆脱了灾难状态，进入到全力防范零星病例的自觉防御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呈现出空前的民族大团结，上下协力，区域互助，国家机器如臂使指，社会空前稳定；从2020年夏季开始，中国大面积恢复生产，保持了大国经济的正增长，成为拉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最强动力。
这就是2020年形成的具有强烈对比效应的地球大格局。
这一地球格局的历史内涵，具有永恒的真理性——世界各民族生存方式的形成发展是多元化的，各个民族所创建的国家文明形态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世界上没有绝对无缺陷的国家文明形态，也没有能够“终结历史”的国家文明形态，更没有一种永恒的天赋领袖世界的国家文明。强盛时期的中国古典统一文明如此，今日的美欧资本主义文明更是如此。任何国家文明要想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都需要不断修正自己，不断完善文明形态的内在缺陷；企图一劳永逸地成为世界领袖，只能是自大狂与妄想症。2020地球病毒风暴，已经将美国文明的“世界灯塔”神话，将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神话绞得灰飞烟灭了。历史实践证明，美国永恒居于世界霸权地位的历史企图心，已经与美国资本主义文明生命力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现实鸿沟。
这一世界格局尚在持续变化，将随着时间推延不断清晰。
可以明确的是，2020世界格局，是以各个文明形态之生命力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国家竞争格局。它既是似曾相识的文明冲突的再版，又具有不同于任何一次因重大转折而形成的世界格局的新的历史内涵。新内涵的基本方面在于：这次重大转折所开辟的未来时期国家文明生命力的竞争，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国家竞争的局部性及具体性，更超越了既往国家文明竞争的生产力基础；将以人类在高科技时代所能达到的辉煌成果为历史条件，进行以民族生存形态与人种生存形态为现实基础的全方位、整体性的国家文明竞争。
由此，各个国家文明形态的种种差异，国家文明形态的内在生命力，都将以远远超越冷战阵营对峙的历史深度，第一次以清晰、深刻、全面的整体比较方式展现出来。世界国家关系的竞争形态，将在剥去冷战时期的阵营伪装及种种不得要领的对峙之后，进入到更为全面、更为根本的整体性“大争之世”。请记住，“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八个字，是中国古典大政治家韩非子对战国时代国家竞争形态的概括。在这样似曾相识的时代，各个民族群将以自主创建的国家文明为历史平台，进行国家文明之生存方式的全方位竞争。
这是人类文明在大竞争中走向大融合的历史序曲。
2020年重大转折所开辟的历史前景，将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它明确宣告，人类文明历史并没有因为某一阵营的消逝而终结；它也同时宣告，地球文明将迎来高科技时代全方位的以文明差异为基础的国家文明形态之间的全面“大争”；在这一历史性“大争”中，地球格局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深刻而普遍的各文明形态的大融合。在不断快速发展的历史实践中，我们将必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预感——这个以国家文明全面竞争为内涵的人类历史“大争”时代，将是人类文明融合互补，淡化文明认知差异，进而跨越非理性冲突有可能引发的人类文明同归于尽的历史陷阱；在全球文明相对融合的基础上，创建全新的地球联邦社会，完成飞向宇宙文明的伟大前奏。
应该说，人类命运的共同需求性，在这个新的转折时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公约数。作为世界国家之林的众多单元，一个国家若无视这一空前的世界新格局，无视这一历史最大公约数，无疑意味着这个国家丧失了推动历史前进的思考能力；若资本主义国家群无视这一世界新格局所提出的历史新课题，则是资本主义文明最大的悲剧。
毕竟，面临重大历史转折而能当即觉醒者，往往是极少数。
唯其如此，深刻认知高科技时代的文明冲突，深刻认知文明冲突极端化的历史陷阱，深刻认知更为残酷的大国文明对冲，既是中国文明安全的最基本战略需求，也是地球文明跨越非理性冲突的历史陷阱而走向更高发展形态的最基本战略需求。
资本主义对世界格局的认知，必须从美国意识的变化开始。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领军世界资本主义文明的现实格局所决定的。其后，冷战也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两大阵营对冲中，因苏联帝国阵营的解体而结束。绷紧了对抗神经的西方世界顿感松弛，陷入了一片狂欢。狂欢心绪的代表性呐喊，就是美国思想界极端亢奋的理论产出——历史终结论。这一“理论”的认知表述是：世界文明的发展终止于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这一臆想宣言，使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事后连自己也觉得脸红的扭曲性狂躁。可是，狂欢躁动之后的美国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又很快陷入了一片茫然——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没有了敌人，往前的路应该如何走？
这个问题，对于思维正常的国家文明，显得非常突兀。
没有敌人了，不是更有利于向着更高社会形态的发展目标去努力吗？何有茫然之说？十足的笑话。的确，对于正常的国家文明意识，当然如此。可是，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国家意识，恰恰就是问题，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美国意识的茫然，来自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缺陷。
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对人类未来缺乏认知能力的文明。
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在已知的人类文明形态中，所有文明都曾经提出过超越自身所处时代的人类未来社会的生存形态，以作为人类生存发展更为高远的目标。中国古典文明在三千余年之前，就曾经提出了“大同”社会的未来文明形态；西方古典文明在两千余年之前，就曾经提出过“理想国”，之后又相继提出了“乌托邦”及“太阳城”的未来文明形态的发展目标。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则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阶段的人类未来社会生存的文明形态目标。显然，这些目标在提出时代都是没有条件实现的。它们只是饱含激情与理想的人类，在某一特定时代依据自己的认知能力，并借助丰富的想象力，所设定的一种关于未来社会生存的理想形态。不管这些理想目标中包含了多少缺失与谬误，它们都是作为智慧生命种群的人类的善性激情与智慧理性的爆发，都对人类文明的良性发展与持续前进起到了难以估量的精神推动作用。
而资本主义文明，没有这样的认知产出。
资本主义文明，从以资本为核心基因而生发的时期开始，就只认定自身所创建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唯一合乎人性内在需求的永恒生存状态；在资本主义的认知体系中，不存在未来社会的发展目标问题。
这一认知，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借助资本主义国家群强大的工业体系、科学体系、制度体系及传媒体系形成的强劲辐射力，几乎覆盖了整个世界。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发达性的认知，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时段的普世认知。以致到20世纪末期，因为苏联阵营的突兀解体而冷战骤然结束，资本主义文明的生命力便在既往的认知基础上被无限度地抬高了。由此，西方思想界狂妄地将资本主义文明定位为“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原本只是资本主义文明基于资本趋利本能而不自觉认定的一种自我封闭认知，在资本主义国家群的两次阶段性胜利后，被疯狂地固化，并亢奋地宣告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历史的终极存在”。
这就是美国西方世界“终极狂欢”的认知基础。
基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单向认知功能，美国国家意识的思维结构也必然是单向性的。这种单向认知能力的外在呈现方式是：只有寻觅直接敌人（或曰竞争对手）的功能，没有提出未来社会形态发展目标的功能。当然，更不会存在为未来社会形态的实现而做出实际努力的远程规划性质的国家认知。
基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这一本质缺失，美国意识中的文明理念在总体上可以这样表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最好的绝对无缺陷的文明社会；资本主义文明，只存在国民生活不断提升与国家经济不断增长的问题，根本不存在社会形态的未来发展目标问题；资本主义文明帝国，只有不断捕捉敌人吞灭敌人而饮血壮大的现实功能，而没有提出新社会形态的未来发展目标并努力实现的理想功能；美国的国家行为，只有不断获取现实功利的义务，而没有围绕人类未来的共同发展目标而付诸行动的国家义务。
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实践之路，确实是这样走过来的。
美国是后发资本主义文明，一路走来二百四十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之路上，美国文明都是饮血成长的，都是一步一步打出来的。各个阶段都有明确的敌人，各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盟友，各个阶段都有明确的功利目标，不存在国家意识盲目性的问题。是故，美国文明始终是精神抖擞的，从立国起步到逐步壮大，到全力以赴领袖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殖民主义功利奋争，美国从来没有丧失过敌人。
像今天这样，突然没有了敌人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当真是旷古未有。美国西方世界的敌人突然消于无形，与之强力对峙的敌对阵营也消于无形。试想，一个以美国为轴心聚拢架构的资本主义帝国霸权机器群落，骤然之间四下找不见敌人了，庞大无比的霸权机器只有轰轰然空转了，当真是使世界为之噤声的最恐怖的事情。一时之间，世界沉默了。连志得意满的美国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在一时狂欢后陷入了集体茫然。
在没有敌人的和平竞争世界里，美国的强权势力将无处施展；巨无霸式的战争机器，无从饮血存活；以霸权威慑为后盾的经济贸易往来中的独占独赢，也将不复存在；美元金山将会倒塌，美国人在优裕生活之上的浪漫自由，可能将成为丑陋贫困的流浪；美国自由文化的魅力，很可能将迅速暴露出谎言欺骗的本色……总之，果真进入平等竞争的新世界，美国如何能无限度聚敛世界财富，美国拿什么独占利益动员社会，美国又有什么动力向前发展？至于带动整个地球文明的发展，积极援助不发达国家等等，在美国资本主义文明的视野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美国从来没有带动全球发展的任何义务。
总之，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美国，没有敌人是一个致命问题。
于是，如何寻求新的敌人，以使美国社会重新获得满血运转的内在活力，就成为美国资本主义文明最紧迫的问题。但是，当此时段，资本主义文明似乎丧失了思索研究能力，竟然迟迟没有出现自觉构建世界未来格局的深度研究成果，主流思想界更没有出现对世界文明未来发展的深度研究。
从历史实践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并不缺乏研究精神，各个历史时期也并不缺乏对世界格局深入思索的社会土壤。从生发点上说，资本主义文明被创造出来的历史根源，正在于“十字军东征”后西方社会基于对东方文明的长期比较反思，才开始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长达数百年的思想探索；在此期间，对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黑暗性做出了深刻揭示，才在新的蒸汽机出现前后的历史时期，创造性地构想出以资本阶级价值理念为本位、以“三权分立”为政治文明根基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正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率先崛起，给世界人类文明的竞争，带来了新的知识体系与新的思想体系。
由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血腥的原罪掠夺战争中，对人类世界带来了一种与生命鲜血俱来的丛林法则的时代启蒙；什么是弱肉强食，从此有了血光闪耀的世界标杆。尤其是美国这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在初期所呈现的蓬勃朝气，在二战时期所呈现的世界意识，与其对法西斯敌对势力深入到国家文明层面的研究，以及努力推动建立战后世界新秩序的种种国家行为，都曾经成为耀眼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光芒。
但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根基性的黑暗缝隙的存在。
这个根基性的黑暗缝隙是，美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人类文明及世界格局的思索与研究，从来都不是基于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社会形态的发展而生发的，而从来都是基于确定敌人，为战胜敌人而研究敌人的国家动机生发的；对二战后创建联合国及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也是从实现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世界这一巨大的现实功利目标出发的。当二战“轴心国”对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形成巨大威胁的时候，当德国与日本成为美国最主要敌人的时候，美国对敌对阵营的研究是非常深刻的。其中，《菊与刀》《日本帝国的兴亡》《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代表性研究著作的出现，典型体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敌研究精神的社会土壤之深厚。
所有这些国家行为，都不能掩盖资本主义文明结构中道义元素缺乏的根基性缺陷。文明体系结构中的道义元素，特指一种文明形态在生发创建阶段所产生、所汲取的人类终极关怀精神的丰厚程度。一种文明形态在开始阶段所生发的人类善性基因越多，其对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的关怀与探索，就会愈加充分。如果，一种文明形态在生发建构时期选择以功利元素为主要架构，甚或为唯一的价值理念支撑面，那么这种文明形态的道义精神，就会成为基因性的天然缺陷，永远地呈现为面目狰狞的功利本位主义文明。
毕竟，人类生命种群有别于任何其余生物种群，其高远悲悯的终极关怀与内在发展精神，是人类区别于任何生物种群的根本界限。没有道义精神的人类恶性文明，虽然也会产生一定的客观性的历史作用，但终将会成为被人类摒弃的恶性存在，成为人类前进中的历史遗迹。
令人遗憾的是，以资本趋利功能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资本主义文明，就是这样的一种道义缺失的文明。因此，资本主义文明所能达到的历史发展最高度，就只能是以强大霸权力量主宰世界秩序，借以最充分地实现其饮血功能。这个功能性历史目标一旦达到，资本主义文明将无可挽救地陷入持续衰落，直至崩溃灭亡；其最终存在形式，只能是融合为人类新时代所创建的共性文明的边缘部分。
这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茫然无措，不是研究精神与思索能力的缺乏，而是文明基因的本质缺陷带来的认知盲区的存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仍然会持续下去，只不过依然是只寻觅敌人，而不是寻求实现人类文明更为高远的发展目标。
终于，在苏联解体后的第三年，“文明冲突论”出现了。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文章，认为冷战后国家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并简要分析其原因并列出其表现形式。这篇文章的潜台词很清楚——国家冲突存在，美国的敌人就依然存在；不同的是，要以新的思维去发现新的敌人。仅是如此一篇破题文章，顿时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及多方争论。拥戴者自感醍醐灌顶大解饥渴，反对者则众说纷纭各方质疑，包括斥责其命题古老毫无新意。
历经三年的思想整理，1996年底，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自己的“文明冲突论”做出了相对系统化的进一步阐释。从基本方面说，亨廷顿对冷战后世界格局变化的认知，有四个值得注意的出新方面——
其一，两极世界结束后，世界政治正形成一个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各种国家冲突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加突出和更加复杂化了；新的国家冲突，不再是民族国家或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和文明的差异。
其二，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其在书中的排列次序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有可能的非洲文明。
其三，在这个新世界中，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世界乱象呈现无序化状态；恐怖主义泛滥、宗教冲突加强，各种乱象不断生发；种种灾难现象，有可能带来世界失控现象。
其四，既往的世界秩序理论（和谐整体发展等）都完全过时，只有以若干个文明单元划分世界，才可以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冲突框架，才易于把握未来的走向。
表层地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抛弃了既往资本主义世界
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将新时期的世界格局定位为“多元文明的冲突”，似乎很客观。也正是这一特征，引起了中国知识界与诸多非资本主义国家知识界较为热烈的反应，他们为西方思想界的“客观”立场，以及好容易获得的一次与资本主义文明“平等”的说法，很是兴奋了一阵子。从本质上看，这完全是一种胶柱鼓瑟的“吃瓜”反应。
何为胶柱鼓瑟？以不得要领的蠢笨方式堵住了真正的琴音发声部位也。要真正认识亨廷顿理论的真实意图，及其所追求的实际效应，就必须认真全面地分析“文明冲突论”及其关联效应，而不是以个别论点的共鸣性而做出全面的价值肯定评判。
首先，从内容上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不是一种预言性质的理论，而是一种发现性质的理论。这两种思想产品的区别是：对尚未出现的未来事物所做出的种种预测及分析构成，称之为“预言”；对历史上或现实中客观存在并反复出现的事物或现象，做出前所未有的认知揭示，称之为“发现”。也就是说，亨廷顿所论述的文明冲突现象，在本质上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冲突形式，而是从来就有并反复出现的。如果要从高科技时代的文明冲突的形式特点出发，说亨廷顿理论具有新意，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依然不能取代历史上曾经的客观存在。
至少，从两千多年前的亚历山大东征开始，当时的东西方文明冲突就出现了，并且在环地中海地区留下了所谓“希腊文明圈”的历史存在。后来的罗马帝国东扩，并与东方第二波斯帝国的残酷战争；再后来二百年左右的“十字军东征”，更后来的资本主义初期大规模的殖民主义原罪战争等，更是极端化的残酷性的文明对冲。其中，中国古典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匈奴）长达千余年的冲突与融合，更是世界文明冲突长期化的典型；欧洲地区在罗马帝国跌落为一地碎片后，所经历的百余年的“宗教战争”，更是奠定欧洲中世纪国家基础的地区文明冲突典型。
亨廷顿的认知误区在于，他将自己实际是发现性认知的研究性陈述，当作了预测性的预言，且做出了论断性表述。因此，亨廷顿的著作缺乏对历史反复出现的文明冲突现象做出基础性的陈述与解析，更没有总结开掘文明冲突现象所呈现的共性法则类的历史启示，或者文明冲突历史所积累的某种经验教训。这种基础性缺失，使亨廷顿的理论自动抛弃了系统研究所应该呈现的体系性内容，而完全跌入了政策应对的实用主义水准，成为与当时的布热津斯基、莫伊尼汉等策论家共同争鸣的国策专家群之一员。
但是，这一缺失并未影响亨廷顿文章与著作的国策效应。
从达成目标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问世目的，本来就不是出版一部文明史研究著作了事，而是旨在唤醒资本主义世界在冷战后的集体无意识状态，是要填充西方世界在一时失去敌手后四顾茫然的精神真空状态。一般意义上说，研究著作与实际国策是两种形态的理论产出：对策一般不需要基础深度，只需要实用可行；著作一般不需要实用可行，只需要认知深度。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亨廷顿的目标显然是达到了。他本来就是“预言”式的论断表述，要的就是国策效应，而不是理论效应。
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意识中，与《大混乱》《大失控》等诸多夹杂大量现象陈述的策论著作相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对明晰，也有相对的历史高度，对现实国家关系的覆盖性也更为广泛。在美国的国家意识看来，无论这一理论有没有历史基础，无论它是“发现式”还是“预言式”，都有极为现实的政策意义——既可以在无比宽泛的时空寻求并确定潜在的“竞争对手”，更可以具体地、即时地确定当下应当打击的“敌人”或“流氓国家”。在如此逻辑演变之下，美国霸权力量将在“西方文明”之外有数不清的“文明差异”国家，可以随时随地将任何不同文明国家确立为“敌人”。
显然，亨廷顿无意“发现”的历史认知，为资本主义世界发掘出了一种回归人类文明基础差异的古老的“寻敌”依据，借以能够为美国霸权寻求源源不断的敌人。对于美国意识，这一理论的现实可行性实在是一劳永逸，实在是妙不可言——只要人类文明差异存在，资本主义世界就永远不缺敌人。于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尽管因基础浅薄而仅仅成为一时的理论泡沫，但在冷战后的国策应对思潮中，却实实在在地引导美国走出了“寻敌乏力”的认知困境。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在1993年前后，西方世界政治群落中与亨廷顿持同一理念者不在少数。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已经开始了整合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努力。1993年，“欧洲联盟”（欧盟）正式成立，在1967年成立的“欧洲共同体”的基础上，更加组织化与协作化，成为能够独立发行货币的实体化形态，并有统一欧洲的大趋势。应该说，这是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时代预为绸缪的步伐。
自欧盟成立及北约同步扩大，冷战后第一时期的世界格局的实际态势是：无论世界其余地区的力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西方文明”的国家阵营已经赫然列成，进入待战状态。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也已经明确了两个对手目标：一个是有现实威胁的诸多“恐怖主义”势力及“流氓国家”，一个是有足够份量的潜在竞争对手——中国。
由此，美国首先将消灭“恐怖主义”与震慑“流氓国家”放在了第一位，中国问题暂时居于第二位。在敌人已经明确的大格局下，美国霸权精神再度振作，并预先给新的敌人精心设计出四面“罪犯辨识旗帜”：一曰恐怖主义，二曰大规模杀伤武器，三曰破坏人权，四曰流氓国家；同时，对于由美国力量操纵的渗透它国的叛乱势力，则插上一面“独立自由”的道义同盟旗帜。在其后的二十余年中，这五面“罪犯旗帜”被美国霸权行动与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已经插得满世界血色迸溅了。
但是，美国霸权在既往竭力维护的“文明道义”迷彩，也被自己彻底抖落而完全显示出浴血狰狞的真面目。世界大多数主权国家，因美国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一时期毫无遮掩的单向霸权行径，深刻清晰地看到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双重标准”的粗鄙与残酷，美国的“道义灯塔”第一次遭到了世界性的自我毁灭；美国霸权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黑暗性，第一次成为非资本主义国家群的普世认知。客观地说，美国在二战之后形成的道义制高点，在冷战后的“寻敌”风暴中完全沦陷，曾经覆盖世界的美国文明魅力一去不返了。
问题的另一面是，美国的自我感觉却非常良好。
依据“文明冲突论”的“寻敌”逻辑，冷战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间，以“西方文明”为利益集团标识的美国霸权碾压世界，一时风头无二，似乎处处都没有敌手。进入奥巴马时期，美国已经志得意满，膨胀到了历史最高点。在澳大利亚一次国际活动的公开讲演中，奥巴马公然提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对资源的消耗数量”，是中国及其余国家不能达到的禁区标准；如果中国人也过上了美国人一样的生活，世界资源是无法承受的。这一宣告的背后逻辑非常清楚：有限的世界资源只能优先保证美国人的生活水准，中国和其余非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比美国穷，必须比美国弱。可以说，这种没有任何遮掩的极端化野心宣示，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粗鄙也最为野蛮的国家意识。
至此，美国全面谋划“重返亚太”，准备对最后一个大国敌手，一个足够份量的竞争对手——中国，发动全面威压与战争准备了。
历史的幽默，往往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就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寻敌”效应风生水起的时候，资本主义头狼的美国，却发生了国家运转轨道严重扭曲的悲剧——美国特朗普政府骤然脱离资本主义世界刚刚确立的对敌认知，一头栽进了国家意识大混乱的泥坑，在全世界开始了几近国家失忆状态的疯狂闹剧；当其时也，恰逢覆盖世界的新冠病毒大冲击，美国应对乏力，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灾难混乱。由此叠加所形成的“美国悲剧”，带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骤然跌入了黑暗峡谷。
孰能预料，历史以如此惊人的方式，打开了新的世界格局。
特朗普是一个纯粹的大商，是一个正宗的大资本家；同时，也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锤炼，且已经再也没有锤炼余地的70余岁的固化老人。喜欢寻求刺激的美国社会，在选择黑人担任总统尚觉不错之后，又选择了一个已经固化的老资本家做总统。就社会意识的基础面看，这一选择显然意味着大资本群落对美国的既往道路要有所“纠偏”。对于这一基本点，美国以白人社会为基础的资本群落是一心赞成的。否则，在特朗普“纠偏”陷入灾难泥沼之时，美国白人社会的反应岂能如此激烈？
但是，美国白人社会与大资本群落没有料到，正是因为特朗普将国家完全当作了一家私人大公司去办，最充分的以国家行为发挥资本逐利的价值功能，走上了违背国家平台综合功能要求的极端化道路，才导致了无可挽回的“美国悲剧”的发生。
须知，人类所创建的国家平台，毕竟有超越任何一个阶级要求的某些最基本的共性综合特质。即或是构成资本主义文明最本质元素的大资本群落，譬如美国政治群落的“建制派”，也不能完全无视国家平台与资本家公司相区别的那些共性综合特质。谁要以偏执极端的集团利益为唯一的国家功能，肆意违背国家平台运转的最基本共性特质，谁就会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搞得一团混乱，就会将这个国家带入社会分裂的悲剧，最终使这种国家文明形态走向崩溃。
这就是特朗普造成“美国悲剧”的深层根源。
特朗普执政，立即以固化老资本家特异的国家认知，将以“文明冲突论”为基础的“寻敌”方式，来了个大大的反转。特朗普政府认定：美国既往的“寻敌作战”国策，并没有给美国带来经济上的丰厚收入，并没有使美国人过上更为优裕的生活；美国称霸世界的“寻敌作战”方式是错误的，结果反倒是美国吃亏，完全有违大资本群落的价值理念；正确的美国国策，应该立即回归纯正的资本逐利功能，以那些使美国“吃亏”的国家与工商业集团为敌，打击它们，封锁它们，制裁它们，消灭它们，从而绝对维护“美国优先”的神圣原则。只有彻底“纠偏”，只有彻底脱离美国既往的“寻敌”理念，才是使“美国重新强大”的不二法门，才是美国逐利于全世界的真谛。
特朗普的国家认知，实在是资本文明的“原教旨主义”回归。
二战之后，美国提升资本主义文明水准的历史脚步，已经基本上中止了。美国意识认定，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发展到无缺陷状态了，已经是“世界灯塔”了。由是，美国社会日益走向浅薄与浮躁，各种颓废思潮与反伦理、反人性的畸形叛逆思潮，风靡美国社会；决定国家意识的社会政治生活，已经严重粗俗地广场化及娱乐化；美国人追求新鲜、追求刺激、追求绝对自由的粗鄙浮躁心理，伴随着低素质移民人口的大大增加，已经弥漫全社会。二战前后的魅力美国，迅速演变成为一种世界性溃疡。
在此等国民社会形成的基础大势之上，特朗普政府独有的、新奇的、粗鄙的、直接诉诸财富移民及国民收入等浅层社会问题的“精算会计师”式的国家政策，立即激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响。传统的美国白人社会，立即认定特朗普回归了资本正道，回归了白人正宗及白人至上的美国精神，激情地铁心地支持特朗普政府。黑人社会与其他人种的美国人社会，也同样觉得“美国优先”并大占世界便宜，实在是暖烘烘的过好自家日子的国策，如此何乐而不为焉。
于是，美国的国家行为突然大转向，一切向钱看。
独特的“美国悲剧”开始了。一切以美国独赢独占为目标，展开了光怪陆离的“美国多面打”风暴。以消灭中国贸易顺差为重点，大树贸易壁垒，大肆推行美国司法创造的“长臂管辖”，以种种前所未有的特异方式制裁中国及其高科技企业；同时，国家贸易战处处烽烟，谁在美国有贸易顺差，谁就是美国的敌人；任何国家条约，任何世界组织，只要不能使美国获得显而易见的当下重大收益，或美国不能一言堂的场所，则美国立即退出；任何国家只要有美国驻军，就必须向美国缴纳巨额的保护费——在既往驻军费基础上大大提高，否则美国撤军；韩国、日本、欧洲，一律如此。其中，以对中国的贸易战最为全面，最为强硬，甚至不惜直接制裁中国政府官员。如此短短四五年之间，美国粗鄙霸权掀起的勒索收费风潮、贸易壁垒风潮、阻断移民风潮、退出世界组织风潮、贸易战风潮、地区挑衅风潮、高价军火风潮等一时弥漫全球。
一时之间，美国几乎就要回到“光荣孤立”时代去了。
正当特朗普掀起的“挖钱狂潮”肆虐于全世界之时，世界范围的新冠病毒冲击波开始了。任谁也预料不到的是，第一个顶住瘟疫冲击波而持续稳定下来的，竟然是被西方世界一片唱衰的中国；第一个在病毒冲击波中轰然倒下的，竟然是医疗水平最高、科技实力最强、生活顺准最高且号称“文明无缺陷”的美国。在灾难与动荡中，强大富裕的美国、世界灯塔的美国、自由民主的美国、文明无缺陷的美国、月亮都比外国圆的美国，竟然被一场大规模的新冠病毒冲击波全面击垮，伤痕累累，连白人社会与资本群落的根基都松动了。美国社会各群体之间的裂痕，美国政府的管理混乱，美国整体自救能力的低下，美国大选的层层黑幕，美国国会被攻陷的社会动乱……既往那些几乎无人相信的美国文明缺陷，都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了全世界面前。
今天，当特朗普政府已经成为世界笑料，强大的美国光环也如同流星尾焰一样，在大规模病毒与社会动荡的持续冲击下，黯然黑化了。可是，直到特朗普下台，世界舆论依然基本保持着沉默。
历史过山车太过粗暴，世界需要时间消化一场突兀的悲剧。
但是，就历史实践所催发的世界反思效应说，美国的“特朗普悲剧”，或曰特朗普的“美国悲剧”，对国家文明的兴亡却实实在在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国家元首假若过于偏离国家政治的一般性轨道，陷入过于偏执的个性化国家认知，对一个国家的实际影响会有多么深重，会不会直接导致国家崩溃或最终灭亡？如果这种危害是可能的，一个文明国家应该如何预防？
世界将如何回答这一拷问，尚在各民族国家的自我思索中。
单就“美国悲剧”的演变前景看，特朗普翻不了天，颠覆不了美国文明。美国法治虽然已经暴露出重大缺陷，但确保最高权力有风险地交接成功的自救能力，在美国还是基本稳定的。美国文明真正的“阿喀琉斯之踵”，并不在表层的国家权力秩序，而在美国社会基础的构成缺陷，在美国只有人种主体而没有民族主体的独特的社会深层裂痕。因此，总体上说，特朗普所导致的“美国悲剧”，不会对美国造成毁灭性结局。
美国文明时间虽短，但却是一路战争一路饮血走过来的超级实力大国。这种深度裂痕所引发的社会阵痛，一定时段内确实会影响美国的实力增长，但也会得到相应的修复。另一方面，就自然灾难性的疫情后续发展说，美国一定会因自己的严重失误而付出更为沉重的生命死亡代价。但是，美国毕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与科技实力，一旦国家运作进入相对正常化轨道，再加上有可能的各种世界援助，数年之间，美国应该会从历史峡谷中以满血复活的状态走出来。
但是，就历史实践的发展趋势看，2020瘟疫灾难与特朗普效应相叠加而铸成的“美国悲剧”，已经撕开了美国文明不那么厚实的历史防护罩，已经使美国文明产生了相对深度的全面震荡。如此程度的国家悲剧，已经对美国文明发出了极其严重的历史警讯——美国文明的历史命运，将取决于其结构性缺陷能否在灾难之后得到深刻的自我完善。如果不能，那么这种已经产生严重裂痕与暴露出根基性缺陷的文明形态，能否经得起下一次内部动荡与外部风暴的深层次全面性的残酷冲击，就成为一个危险系数极高的历史悬念了。
这样的历史趋势，毕竟已经开始了方向性的衍化。
虽然如此，美国霸权还是会带着累累伤痕，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跛足冲撞。因为，没有敌人的美国，就无法感知自我，无法延续霸权。
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只要文明差异存在，文明磨合、文明竞争及文明冲突，甚或极端化的文明对冲，就不会消失；文明冲突极端化的历史陷阱，就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当代高科技生产力条件下，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明冲突，会以什么样的新方式出现，我们尚未有一定程度的实际认知。在这样的意义上，“文明冲突论”在当代所引发的“西方文明”对其余文明的自觉对冲，在这次因“美国悲剧”而出现的世界格局重大转折的时段，只会暂时消失。在这一转折之后，“西方文明”一定会再度回归“寻敌”逻辑，国家文明形态的竞争与冲突，将会在更高阶段上回归曾经的历史轨迹；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冲突，将在现当代高科技条件下以更为多元而全面的方式展开。
在人类国家历史上，中国是唯一全程走来的文明大国。
在人类文明冲突历史上，中国是从来没有失败过的大国文明。
当以美国为轴心的“西方文明”——亨廷顿单独列出的囊括了全部西方世界的一个文明板块——剥去了一切道义迷彩外包装，而将未来的国家关系回归于全面性本质性的文明冲突，使人类各个民族以国家文明为历史平台的生存方式竞争进入全方位冲突时，中国民族群是淡定从容的，是没有丝毫生疏感的。因为，对于只有二百余年历史的美国文明，及只有千余年历史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文明冲突是一种颇有新意而又方便“寻敌”，同时又非常适合资本主义文明主动攻击性的国家关系状态。但是，对于历经五千余年沧桑变幻的中国，文明冲突只是镌刻在国家意识与民族精神历史中的纷繁复杂甘苦难辨的深刻年轮而已。
由于地球自然地理环境的原因，中国与美国及西方世界的距离相对遥远。在农耕经济及冷兵器时代粗朴的交通条件下，中国与西方欧洲文明的核心生长点——地中海文明，中间横亘着广袤的西亚（中东）地区及中亚大沙漠与南亚次大陆地区。因此，在世界近代史之前，中国与欧洲早期的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没有直接发生文明冲突的历史条件；到欧洲中世纪时期，同样由于山重水复的西亚、中亚、南亚的阻隔，欧洲的“十字军”也无法越过这些广袤阻隔而直接冲击到遥远的东方中国。因此，直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群崛起，东方中国对于欧洲西方世界，已然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对于后起的美国，中国则更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文明存在。同理，“西方文明”世界对于中国，也是一片朦胧的存在。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国文明是在太平长河中走来的。
在资本主义文明出现之前，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冲突热点区域，是以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群数量分布为历史基础形成的。当时的国家集中区域是三个：其一，是早期国家群最集中的西亚（中东）地区，在世界轴心时代（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200年）来临之前，这一地区曾经有12个早期国家（当时的世界国家总数是15个），是世界早期国家文明冲突最激烈的地区。
其二，是欧洲西部的地中海区域，先后有古希腊联邦、亚历山大帝国、古罗马帝国三个国家存在；整个欧洲进入中世纪封建社会后，欧洲地区的国家数量大为增长；因此，包括欧洲在内的整个环地中海地区，同样也是国家文明冲突激烈化的地域。
其三，是亚洲的东北亚地区及南亚、东南亚地区，以古老的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为大国文明形态，在公元10世纪已经增长到数10个国家，也是国家文明冲突激烈化的地域。
总体上说，在世界古典文明时代，这三个地区的文明冲突，在加入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力量因素之后，呈现为三种历史形式的文明冲突：其一，本地区内各国之间因文明差异（主要是宗教形态不同）而引发的文明冲突。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各国长达百余年的“宗教战争”，西亚地区的波斯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长期战争冲突，都是地区文明冲突的典型。
其二，两大地域之间的国家文明冲突。其历史典型，是从公元前300余年亚历山大东征开始，直到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十字军东征”的千余年里，欧洲文明与西亚文明的长期性剧烈对冲。
其三，地区国家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世界游牧民族文明对冲夹杂在一起的全方位、长期性文明冲突。这一类型的文明冲突的典型，正是中国文明在1840年之前走过的漫长的文明冲突的历史道路。若再将1840年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群对中国文明的原罪战争连续计入，则中国文明所经受的历史性冲击，在世界文明历史上堪称最为深重、最为长期、最为残酷，所经历的冲突方式又最为丰富多元的全方位文明冲击。
在如此浴血奋争中走过来的文明中国，是世界唯一的存在。
唯其如此，中国所积累的文明冲突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人类在未来高科学技术时期的文明冲突，及走出文明冲突极端化的历史陷阱，都具有深刻的启迪，是人类文明在竞争融合中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历史灯塔。其中，中国文明在与游牧民族文明对冲的千余年里锤炼出的三大战略应对，是中国文明永远的骄傲。
在人类冷兵器时代，世界游牧民族力量拥有的以集群骑兵为主力的快速打击能力，几乎是所向无敌的。单向地说，从公元前700年左右开始，世界范围内的游牧族群开始逐渐聚合，并逐步形成，不断滚大，且阶段性地形成有分、有合、有政权的军事集团。大约从公元前四五世纪（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世界游牧力量主要聚合在东北亚地区，对中国文明造成了长时期的巨大冲击。在这样的世界性强力黑潮的冲击下，中国文明开始了从春秋战国时代直到三国魏晋时期的对匈奴“胡患”长达千余年的文明对冲历史。
中国文明以厚重精细的农耕经济为根基，以严整的国家组织力量为主导，以深邃的战争文明与强大的军事力量为直接打击手段，辅以持之以恒的国家层面与民间层面的长期融合国策；历经春秋时代的“尊王攘夷”、战国时代的常态对峙与局部反击、秦帝国时期的大规模反击、西汉中期的大规模反击、东汉时期的连续反击，与三国时期曹魏集团持续对峙，加之长期对匈奴势力的融合与分化国策，终于取得了这场“文明对冲”的巨大胜利。其时形成的历史格局是，将同时聚合了欧洲东部大多数游牧力量的“匈奴集群”，有效分化为南北两大集群；南匈奴集群全部归化中国文明，北匈奴集群大为衰落并迁徙东部欧洲。至此，与中国文明对冲千余年的匈奴集群宣告历史性失败，大为衰弱的北匈奴集群大规模向西方席卷而去，成为蹂躏西方世界的“上帝之鞭”。
虽然如此，这仍然只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篇章而已。
在之前之后的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减少过各种规模的文明冲突。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代差”性热兵器为原罪战争手段，中国才陷入了将近两百年的水深火热的历史灾难。两百余年之后，中国文明浴血重生，又以无可遏制的趋势重新成为强大的现代国家。
认真审视中国在漫长的文明冲突中走过的历史道路，总结我们应对文明冲突的最为根本的经验，主要是长期恒定的三大战略——
其一，强韧而又持之以恒的良性共赢的文明融合战略。
能够超越政权形态的兴亡，而一贯秉持文明融合国策，来自中国文明内在结构中伟大而深厚的道义根基。中国文明，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以“自强自立”为本位的偏向于内在完善的文明形态。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超越时代的“大同”社会的高远目标。在此后的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主动发起过诉诸战争的大规模文明对冲，从来都是被动迎击一波又一波冲击浪潮。这种漫长而稳定的文明生存姿态，在历史上酿成了历久弥香的中国文明的独特魅力——亲和而智慧，朴实而高贵，浩大而坚实，精美而厚重，真正的乐于容纳百川而自成汪洋大海。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移民群体，只要真正生活在中国之后，都很快化成了中国人，包括最难融化的古犹太人。其间答案，就在中国文明与生俱来的对“人类契约精神”的力行实践——相互理解、相互妥协、共存共荣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未来的高科技时代的文明冲突中，中国在继承文明融合传统之后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定会弘扬出新的璀璨的历史光芒。
其二，以创新竞争为本位的自身壮大战略。
中国文明的内在结构，具有“多元互撑”的天然合理性。其中的奋争创造精神，是中国文明最为宝贵的动力性价值体系。中国原生文明的根基特质，是天然排斥保守性的。这种创造性，非但表现在社会人文形态的文明架构创造力上，更为基础的方面是表现在生产力的不断推陈出新上。不要忘记，中国是最早进入铁器时代的国家，中国在战国时代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建造水准就已经是超越时代的，中国的冷兵器制造水准更是世界超一流的；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与工艺技术的创新，在古典文明时代同样是领先世界的。这种以“大争之世”为本位的科学技术创新精神，成为文明冲突中保持强大国家实力的最深厚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生产力创新基础，秦汉时代对匈奴集群势力的远距离战略大反击，就是不可能的。
继承并进一步发展这一战略国策，就要摒弃在后来历史上形成的漠视与遏制技术发展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就要与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大创造精神对接，摒弃依靠外部科学技术输入的“造不如买”的捷径理念，将中国的科学技术实力推向新时代的巅峰。
坚持这一优良的传统战略国策，有着与现实需要相结合的认知基础：要在高科技时代的文明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就要在重型战略武器系统的建设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就要大幅度超越中国自近代以来居于弱国地位而形成的“火力不足恐惧症”，否则，不足以应对极端化文明对冲的最残酷战争形态。只有在科学技术全面创新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重型化的远程战略武器系统的不断升级。只有通过坚持创新生产力的历史战略，将中国的战争实力推向世界超一流水准，才能为跨越大国文明对冲的历史陷阱做好实际准备。
其三，坚持统一文明本位而凝聚中国民族精神的战略。
详察中国走出文明冲突极端化陷阱的历史道路，其最重要、最核心的历史经验，就是中国统一文明本位所生发所激扬的雄厚民族力量。举凡中国统一文明强固之时，都是中国文明大开放大融合的鼎盛时期；举凡中国处于分裂分治时段，都是中国在文明冲突中处于乏力的历史时期。因此，弘扬中国统一文明本位的强固传统，坚定彻底地反对一切分裂，是中国文明走出文明冲突极端化历史陷阱的最为基础的战略法则。在未来高科技时代的文明冲突中，要持续强固统一文明本位的历史传统，就要将中国当代现实的政治文明体系——社会主义国家形态与中国统一文明的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的统一文明体制，进行大胆的无缝对接，借以实现中国文明在新时代的历史与现实的一体化融合，给中国当代政治文明输入强大的历史力量，在历史风暴中发展成为强大的新生文明形态。
三大战略传统在前，中国文明将“如日月之恒，不蹇不崩”。
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满怀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历史风暴。
孙皓晖
2021年1月18日
于西北大学中国文明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