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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之前，必须对其基础方面做出简约说明，是为前言。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本名公孙鞅，战国时期卫国人，故又称卫鞅。《史记》卷六十八有《商君列传》，并在《秦本纪》和相关人物的列传中，记载了商鞅变法的诸多实践活动，及战国名士政治家对商鞅的评价。此前，先秦典籍如《商君书》《战国策》《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亦多方面记录了商鞅变法的实际活动与后续效应，及当时人物的多方评价。
这些多方位的历史信息，既给我们提供了商鞅在历史实践中的实际作为及历史效应，又给我们提供了商鞅本人的思想依据，同时又留下了战国大争之世对商鞅的即时评价。如此，给我们以历史实践为根本，以政治家的主体思想与当时的社会评价为维度，相对全面而客观地审视一个特定政治家的历史贡献与价值，提供了相对坚实的基础。
本书的中心目标，是研究上述综合性历史依据中的特定政治家商鞅的思想结晶——《商君书》，力图从政治家主体思想的维度，去发掘解读隐藏在变法实践中的某些重大却不具直观性的内在设定，即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政治动机的揭示。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说，以历史实践为依据，深度解读《商君书》关于变法的原发思想，并揭示变法实践随时产生的对法令变革的动态纠偏需求，及这种需求提出后的实践应对方式，是深度理解这场“千古大变”之内在逻辑的关键所在。
只有遵循这样的研究路径——既要将历史实践（变法进程及实际效应）、商鞅其人、商鞅理论三者结合，进行三位一体的深度综合研究；同时，又要对三者进行深度的分项研究，才能将中国古典文明巅峰时代这场伟大的革命性变法的历史经验，及其时代局限带来的历史缺失，深刻全面地发掘出来，成为当代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历史借鉴。
本书的任务，便是上述分项研究之一——对商鞅理论的专项研究。具体说，就是对《商君书》的深度开掘。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学派之一——法家的代表作。依据秦后两千余年（包括近现代以来）的种种考证，学界对《商君书》的全方位辨识一直没有停止，其主流观念是：《商君书》成书于战国后期，法家学派后学士子群在收入商鞅生前所作篇章的基础上，又辑录了秦国的相关法令文献；同时，因种种原因零碎“加塞”，渗进了法家术治派、势治派及其余学派的片段论说，后以《商君书》定名。
这是《商君书》的原生形态。
西汉之后，直到近现代社会，《商君书》历经艰难曲折的漫长传承，除了少数篇章的佚失，及唐代依据魏徵编纂的《群书治要》而增补进的《立法》一篇，基本上没有从根基方面撼动《商君书》的原生形态。时至新中国前期的多次意识形态浪潮冲击，及新变革时期回归常态的学术研究，对《商君书》解读与评价虽多有争议，但对其内容的历史真实性并没有根本性的质疑。
高亨先生的《〈商君书〉作者考》对《商君书》的传承辨识，有这样的认定：
今本《商君书》即自汉以来相传之本，这部书的内容都符合商鞅的思想实质，没有重大的自相矛盾之处；但各篇并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可以说它是商君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如果说全是商鞅所作或全非商鞅所作，都未免流于片面。
高亨先生是中国现代声望卓著的专家。从总体上说，我们未必认可其研究内容中的个别观点或结论。但具体而言，先生此文基本厘清了有关《商君书》成书的历史脉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亦有学者指出：“当今学者普遍认为，无论该书各篇成书何时，一定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反映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及其主张。”
从基本方面看，我们赞同上述评判。
也就是说，《商君书》历经漫长的全方位扒拨辨识，虽然已经是满身伤痕，多有扭曲，然而《商君书》终究以其思想所反映的历史实践的强固性，及深深植根战国变法风暴的深刻性，始终矗立于历史风雨之中，成书体系没有散佚崩塌，篇章内容基本没有流失。应该说，这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幸运。
漫长的传承中，《商君书》形成了各个时期的多种版本。
到明清两代，《商君书》尚有二十余种版本。
经过慎重仔细的多方位辨识，我们选定的用以作为考辨评析的《商君书》版本，是以清代文献大家严万里（可均）的校正版本为基础，再经中国现代大学者蒋礼鸿先生依据严本所做出的校订注释本，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我们的发现性研究。
严万里在校正《商君书》时做了这样的说明：
余得元镌本，始《更法》，止《定分》，为篇二十六，中间亡篇二，第十六、第二十一，实二十四篇，与今所行范钦本正同。后又得秦四麟本，颇能是正谬误，最为善本，其篇次亦同。
该版本之《商君书》，后来被收入清光绪初年浙江书局的《二十二子》辑刊本，是影响很大的一种版本。
蒋礼鸿先生在《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的《例言》中明确认定：“（《商君书》）正文依严万里校本。”其在《后叙》中又再次申明“（对严本《商君书》）凡所发正，但著其说，不易严本一字”。
我们认为，依据严万里的《商君书》校正版本，而经由蒋礼鸿先生的《商君书锥指》再度精细校释，其内容的可靠性是相对较高的；认定其“最为善本”，是基本符合实际的。在我们的具体的考辨评析中，在时有对照其余版本的情况下，每有文字不同，则多因严—蒋本文义相对通畅，而作为考辨评析的依据。
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四个基本点：
其一，以历史实践为根基，对《商君书》涉及的战国时期的种种历史事实，以及当时各个学派对这些历史事实的不同观点，力图最大限度地做出客观考辨，以确认《商君书》所持理念的作用及意义。其中，包括对渗入《商君书》的“加塞”片段，及被法家势治派与术治派以“修正”方式扭曲的片段，做出基于历史实践的辨识评析。
其二，对《商君书》中被后世各个时期扭曲的观点与论说，甚或对整篇文章立意的“挪位”，亦力图做出有历史根据的考辨，以还原其真实本意。
其三，对近现代以来的《商君书》研究成果留下的盲点、争议点及空白点，包括少数被认定为“无解”的语汇，进行多方考辨，提出我们的看法或结论，以作当代学界及后来者参考。
其四，以现当代政治文明理念，解析《商君书》中的古典治国理论及法治理论的遗产意义，明其价值，亦明其缺陷，以使这部古典政治文明之经典名著，完成其历史“镜鉴”的转化。
上述四点，皆有一个根基——以历史实践为考辨认定之最终依据。在历史实践面前，任何漠视或脱离历史实践的论断，都不是我们所依据的标准。
让我们与读者一起走进《商君书》。
孙皓晖 董健桥
2023年8月
于西北大学积微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