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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世纪，即耶稣降生前五百年，世间伟人迭出，他们以一生之短，而有不朽之名，为尘世留下极其有益的影响，为人类价值的创建做出丰厚的贡献。时至今日，我们仍然生活在他们的泽惠之中。据说萨摩斯的哲人毕达格拉斯活到公元前497年，印度的佛陀乔达摩大约在二十年后涅槃。虽然这些记载可能并不精确，偏差亦不会很大。生平同样略显模糊的老子也生于同一时期，并且曾是孔子的一面之师。墨子出生在几十年之后，苏格拉底 （公元前469—前399） 、希波克拉底 （公元前460—前370） 、柏拉图 （公元前428—前348） 都属于同一时期。孟子 （公元前372—前289） 比柏拉图年轻，二人同样长寿且才智相当。他们全都活到了心智成熟的晚年，尤其是“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更是在世近百年。这些圣中之圣，哲中之哲，为何同时出现于东西方，十分难解。我们或可接受室利·阿罗频多的说法：他们都属于“上界之神圣力家族”，或如中国传统称之为“应天命而生”。文艺复兴时期有一理论依稀透露出相同的观念，认为世界的德性从一个国家转向另一个国家，首先从亚述移至波斯，然后到米底，依次传递。
这些圣哲中，只有孔子一人之名未曾有任何战争、流血和迫害行于其下。墨家思想以利他为核心，甚爱和平，然而自墨子之后只传了几代，遂近消亡。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此派的杰出领袖都甘愿为其所追求的社会改革事业舍弃生命，于是其学说同其性命一样损失大半了。相较于世界上的其他宗教而言，儒教最少血腥和破坏性，更未曾以创造之意而行破坏之事。
拥有确切历史记载的圣者之中，孔子绝非最无名望，却唯独最无传奇色彩。即便在基督教外也尽人皆知的耶稣，一生中也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不见于任何记载。司马迁的《史记》中仍存有孔子的传记，不仅详细记录了孔子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另有一篇专门记述诸弟子中之著名者，为一综合传记。同为儒家学派哲学家的孟子和荀子合属一篇。《史记》还专以一篇记述了精通儒学经典的汉代学者及其家学传承。中国文字历经了两千年也未曾有什么变化，我们仍可以像阅读现代报纸一样轻松地阅读大量的古典文献。
然而困难亦在于此。我们的研究工作不缺少文献资料，除《史记》之外，其他文献资料可谓数量巨大。然而，向不熟悉中国古代文化的英语读者清晰明白地解说孔子和儒家思想，并非易事。读者首先要弄清楚诸侯的国名，公侯伯子男爵的姓名和头衔，宗族和家族的名称，山川、河流和关口的名称，还有依不同编年方式表述的日期和年代。不了解这些知识，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事实证明，这确实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而且没有替代的办法。为使读者不被细枝末节所累，我只会大致勾勒出孔子的生平。毕竟，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主要原则、哲学思想以及孔学教义之大体。亦如老子曾对孔子说过，“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孔子生于鲁国，位于现在的中国山东省境内。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后裔，宋是商朝皇族所居之国，商朝亦称殷朝 （公元前1600—前1046） 。孔子的曾祖父是宋国贵族，为躲避内乱移居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在鲁国官居高位，是一名力大过人的武将。孔子的母亲颜征在也出身贵族。叔梁纥娶颜征在时年事已高，婚后五年生孔子，三年后叔梁纥去世。孔子3岁无父，24岁时母亲去世。
按公元纪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9月28日，现在这一天在中国被定为教师节
。古代学者早在公元3世纪就已经对孔子时代的日期做过精确计算，依照现代历法，似是无疑。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4岁。
顺便提及，“孔子”在英语中通常译为Confucius，源于拉丁文对“孔夫子”的音译。“孔”是姓氏，“夫子”是“老师”的意思。“子”是对人的尊称，亦如现在对知名人士的尊称。如此称谓还有老子、庄子、墨子等等。孔子的名为“丘”，是“小山”的意思。孔子的字是“仲尼”
。孔子出生前，他的母亲曾去一座名为“尼丘”的山上祈求生子，孩子出生后，为了纪念，取名为“丘”。“仲”是“第二”的意思，而山的名字“尼”也一同放在了“字”里。后世对孔子的崇敬致使他的名字近乎成为禁忌，出现“丘”字时，则代以读音不同的“某”字，表示不明确的指代。
至此为止，一切都很平常。孔子出生时是普通人的形状，出生前没有天使报喜，出生时天无异象，出生后身上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标记，不似佛陀乔达摩出生时曾有十二好相。并不是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传说，孔子出生前及其在世时都有过类似传说，例如曾有一女孩出生时，掌中有字；另有一男孩出生时掌中有字，长大后颇有名声。但是，异相多与后世英雄的出生相关。或在生子时，或在受孕前，其母有梦，或得见异象，然而这些英雄大都不是十分伟大的人物。曾有记载称，孔子的头顶四周高，中间凹，也就是说他的头骨形状特殊，这记载极可能是真实的，却根本算不上是神圣标记或吉祥之相。
孔子19岁时娶宋国丌官姓女子为妻，两年后生下一子。孔子的儿子出生时，鲁昭公送给孔子一条鲤鱼，于是孔子给儿子起名为鲤，字伯鱼，伯就是“最大”。值得注意的是，孔氏家族的血统在过去两千五百多年间一直未曾中断过。孔氏家族目前已传至第七十七代，其中有一人是著名的大学教授。颜氏家族也以同样的传统生活至今。对世袭血统有如此确实记录的例证，如今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很难找到了。
在玩耍中领头的孩子长大后多能成为卓越的领袖。孔子儿时喜欢玩弄礼器模样的器物，模仿各种祭祀仪式和其他礼仪。这些作为可能源于其成长的贵族家庭环境。当时的贵族教育基于传统的礼仪训练，旨在强健体格，启蒙心智。孔子青年时精力充沛，教养良好，成年后身高九尺六寸，时人称其为巨人。 （周朝使用十进制，1尺大约相当于22厘米。） 孔子力大过人，据说可以举起沉重无比的悬城门，这可能部分源于父母的遗传，部分源于经常的训练。孔子未曾以此显名，因为他的兴趣不在于此。读者或可注意到，大概除了商羯罗和罗摩克里希那之外，世界上从未有伟大的宗教领袖体质羸弱。他们几乎全都体格强健，有能力承受世上任何他们认为应当且值得承受的苦难。穆罕默德俊美出奇，身形健硕，更是无须多论。孔子擅长射箭，古代的仪典上有许多仪式并饮酒，孔子在仪典上表演射箭时，人们争相前往观看。
可以想见，孔子的父亲去世后，这一支的孔氏家族在经济上一直颇为拮据。孔子曾为鲁国贵族工作，负责管理国家谷仓，谷物称量公平精准。孔子还曾负责管理公地，牲畜繁殖丰盛。然而我们可以确信，孔子精通诗文，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孔子在20岁之前就已经对古代礼仪知识非常熟悉了。当时鲁国有一个大夫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儿子要向孔子求学，并称孔子是自己的老师。这位大夫说，据他所知，孔氏几代祖先都是贤德的圣人，孔子身为圣人之后，虽无权位，但必为圣达。大夫的儿子遵从父亲遗愿，同另外一位公子南宫敬叔前往孔子处学礼。不久后，南宫敬叔向鲁昭公表明，自己想与孔子一同拜访周朝王室，即当时已经衰弱不堪的中央政府。昭公为他们准备了一辆车、两匹马和一名随从。此行目的是学习古礼，他们在周都见到了掌管王室典籍的老子。据说孔子由周都返回鲁国后，向其求学的弟子渐渐多了起来。
我们确实可知的是，孔子从23岁起开始为师，自此而后直至生命结束，身边一直有众多弟子追随。他教授过的学生有3000人，其中著名者有72人，或说有77人。孔子说过“有教无类”
，还曾说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只有当孔子在朝为官时，他身边的学生才有所减少，而且这一情况也并不十分确定。“有教无类”是一件十分特别而且了不起的事。这种做法完全不同于古代婆罗门，他们认为精神知识的传授只限于再生者。这就难怪现代人称赞孔子是颇具民主精神的教育家了。
只有大致了解孔子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才能恰当地理解孔子中年的政治生涯。孔子生活在周朝后期，即“晚周”。孔子编订史书《春秋》，记述“晚周”前期242年历史 （公元前722—前481） ，史称“春秋时期”。这是最混乱的时代。
公元前770年，由于西北蛮族的入侵，周朝将原在陕西的都城向东迁到了洛阳。西周王朝随着都城的陷落而寿终正寝。我们知道，在欧洲，罗马帝国大约崛起于公元前753年，约略在西周都城陷落二十年之后。而周朝的命运颇似罗马，在西方陷落后，继续存活在东方。然而与东罗马帝国不同的是，东周中央政府的权力从此逐渐衰弱，虽然在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仍然保留着古旧的传统，维持着统摄诸侯国的威望和尊严。
前文提到，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处于良好的约束和规范之中已经四百余年了，春秋时代正是一个生命力磅礴爆发的时代。如果西周是经典时代，与之对比鲜明的春秋时期则是浪漫的反叛。今天，人们喜欢将这一时期和随后的战国时期 （公元前475—前221） 一同赞誉为自由与解放的伟大时代，旧制度土崩瓦解，中国文化进入史无前例的繁荣期，出现各种哲学流派，有“百家”之称 （当然实际上不满百家） ，远超后世，与古希腊哲学流派遥相呼应，思想内容也颇为相类。然而，如果没有发生于前的经典时代，没有和平与统一的西周时代，如果中华民族的文化之力未曾经过四百余年的规范和蓄存，我们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思想迸发期出现于后。不积大水无以成洪流，或说，种优土沃才会花开奇艳。
中国古代学者曾用类似现代统计学的方法统计过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大事。春秋时期有15个主要的诸侯国，还有一些存在时间极短的小采邑。东周王室共有12位正式的王或君主，实际有14王，因有一王在位不足一年便死去，另一王死于孔子之后。其他统计数字如下：
鲁公 12位
大战 23次
诸侯讨伐 213次
侵掠
60次
霸主 5位
诸侯结盟 109次
特盟 （鲁往他国4次，他国来鲁5次） 11次
诸侯会谈 97次
齐桓公执牛耳之会 11次
齐桓公兵车之会 4次
围城 44次
侵入国都 27次
战败迁都 10次
灭国 30个
弑君 36位
亡国 52个
自然灾害 52次
日食
（视为凶兆
）
36次
地震 5次
山崩 2次
还记有霜灾、旱灾、火灾、蝗灾、台风、
洪水等其他不寻常的自然现象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他编写的史书《春秋》正是记录春秋时期之事。有现代学者怀疑《春秋》一书作者并非孔子，因此我有必要对这部史书略作说明。
“春秋”即四季中的春秋二季，《春秋》一书是记录鲁国大事的史书。孔子对《春秋》做过修改编撰，删除了其中不值得存留的内容，正因如此，《春秋》作者之名自古以来归于孔子。所以从根本上说，这部书当然并非孔子创作。早在公元11世纪，大学者王安石，亦是一位失败的社会经济改革家，曾讽刺《春秋》为“断烂朝报”。《春秋》确有破烂残缺之处，例如书中至少有两处句子只有两个字。然而王安石如此评价《春秋》可能另有原因，也许他对这部书没有学术兴趣，或者因为他曾试图为《春秋》写注，但已有同代人写了非常出色的注释，便心生嫉妒。如果有充足的材料和证据能够证实《春秋》的作者并非孔子，那绝对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发现。
我们还应当知道，在那个时代，诸侯大国都有自己的编年史。晋国的编年史名为《乘》，“乘”是“车辆”的意思。车能载人而不论人之好坏，喻为国史记事而不论事之好坏。楚国也有史书，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因此，《春秋》仅是鲁国的编年史，记录每年发生的大事。祭祀和军事行动是那个时代的国家大事，最重要的仪式一般在春耕之前或秋收之后举行。封建之初，周公封于鲁，为褒奖周公伟绩，鲁国可行天子礼乐。所以，鲁国因保存有最完善的西周礼乐而闻名。
诸侯国设置史官一职并非周朝的先例，史官设置可以追溯到更为古老的朝代。孔子老年时
（后文会有详述）
研究本国编年史，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编辑”了鲁国史。《诗经》也是同样性质的书，其中没有一首诗是孔子的创作，而是他依照自己的标准，从三千多首民歌、诗歌和祭颂中选取值得保存并可在仪式上配乐演唱的305首，集成一书。
如果编撰诗集需要依据标准，编撰史书就更应该有所标准。史书避不开对人物事件的判断和评价，赞誉或指责，欣赏或贬视。其标准则基于撰史人的生命观和宇宙观，中国人称之为“大义”。这样的“大义”体现在书写语言或技巧之中，言中之意不必直接说出，却可以清楚明白。读者可以从书写内容和行文方式中读懂“大义”。有古代注释家认为，《春秋》蕴含着深奥的机密，为了不让公众知晓而有意隐匿，其实不然。实际上所有学者都知道，许多“大义”仍然存在，虽然有些已经过时，有些会令外国人不高兴。如果我们正视这些“大义”，《春秋》的作者如果不是孔子，也一定是同孔子一样伟大的圣人。然而，现代学者似乎未能发现这样一位无名的圣人。
《春秋》至汉代有五家注释，其中三家较为出众，文本仍在。另外两家已经消亡，一家因观点无人赞同，一家因最初便无文本存世。如果拥有五家注释之多的《春秋》是一本名为孔子所作而实出无名的伪书，那是极难想见之事。如果《春秋》真是伪书，孟子和庄子对《春秋》的引证就全都是伪造的或篡改的，不然这两位圣哲都被同一个错误的传统蒙蔽了。这都是极不可能的事。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春秋》真正的作者是谁，而在于这本书的权威性。自孔子以后，《春秋》获得极大的尊崇，曾经左右许多朝代的命运。《春秋》中有许多历史教诲成为古人构建国家内外政策的重要例证。如果现代学者能够充分证明《春秋》并非出自孔子——当然，没人做得出这样的证明——那么书中所有精粗之思想、大小之原则，以及历史例证之权威性，将如纸牌屋一样坍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将来是否会用《春秋》中的道理建构出一个国家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些道理的确曾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回到《春秋》作者的问题上，我们可看几段《孟子》中的文字：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这三段文字清晰明了，从内容、风格和上下文上判断，绝非他人篡改之词。事实上，孟子夸大了《春秋》一书在当时的影响力。但是历史表明，《春秋》对后世教益之巨，孟子所言终非虚夸之词。
除孟子之外，还有其他可以引证的古代哲学家。
《春秋》文字寓褒贬、正名分，即古语所说的“微言大义”，这是在孟子之前就已公认的事实。我们还可引证《庄子》中的几段文字。后世视庄子为道家人物，而庄子轻视儒家学说。《庄子》书中有关孔子的故事大体皆为道家后人的杜撰，不可作史实看待。然而，《庄子》第二篇中有一处提到“春秋”，说到“春秋”的“经世”和“先王之志” （志即是记录） ，并说圣人讨论这些话题但不争辩。既然提到“经世”，便可知《春秋》并非毫无深意的编年史。从人文主义的角度看，如果一部编年史没有贯穿其中的书写原则，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书写。如果历史什么也不能教给我们，就不是有意义的历史。即使现代的科学或技术手段也必定有所指向。《庄子》最后一篇指出“春秋以道名分”。这一篇可能并非庄子所作，而是出自惠子之手。惠子是庄子的好友，死于庄子之前。这句对《春秋》的评论被广泛接受，因孔子曾谈论“名分”之事。然而我们或可怀疑，这段文字是由某位汉代学者故意插入《庄子》。《荀子·劝学篇》也曾提到《春秋》的“微言大义”。《荀子·大略篇》中有如下文字：
《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 （“能变”即是“能纠正自己的错误”） 。
荀子晚于孟子，但他对《春秋》的看法一定与孟子相同。这句话正是对《春秋》“微言”的解释。自班固开始，汉代以及之后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司马迁在其自传中也解释过孔子编撰《春秋》的原因，历史学家之卓越者如司马迁，如果他所绍继的仅是一虚假的传统，这是我们实难想象的事。我们似不必再否定孔子之作《春秋》，更不必为《春秋》另寻作者了。
当然，学者对《春秋》中若干褒贬词汇的含义仍有疑问。《春秋》文风短简，褒贬评价仅区别于一二字之间。考虑到《春秋》记述242年历史仅用了18 000字，如此文风或许实难避免。我们只需要考虑两点。
第一，在中国，有给予过世者谥号的传统。谥号是单字或双字的称谓，此称谓在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犹如在古埃及，死去的人渡过冥河接受检验，评判生前所为之善恶，以此决定能否享受国葬。中国贵族十分看重死后的谥号，活着的时候就对此耿耿于怀。这有些类似欧洲“骄傲的昆塔”和“公平的腓力”这样的称谓，但谥号的意义要远甚于此。功绩或德行出众的普通人死后也会被授予谥号。简单说，谥号就是间接授予家族后人的荣誉，是对生者莫大的激励。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由此可见，《春秋》以一二字褒贬人物功过是非的传统并非始于孔子。
第二，古代史官于历史书写的权威要远大于统治者本人。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两名史官默立在君王两侧，记录君王每日的言行。值得注意的是，在位的君王不可以阅读史官对自己的记录，只有他的继承者在他死后才可阅读。君王可独裁，史官可获死，但君王在位期间的编年史却不可阅读。这一传统源于孔子之前。及至孔子时，诸侯国的史官对褒贬词汇的使用都极其严肃谨慎。发生在春秋时期的一件事可以为证：齐国大臣崔杼密谋杀害了齐国的独裁暴君，史官即刻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听后大怒，立刻下令杀了这名史官。被杀史官的弟弟也是史官，听到哥哥被杀，前去接替哥哥的职位，同样写下“崔杼弑其君”，也被杀掉。而史官的三弟赶来，也写下同样五个字，崔杼没再杀害史官的三弟。另有史官听到崔杼杀史官之事，即刻抱着竹简赶来，路上有人告诉他，被杀史官的三弟已经记下了事实，他才返回。由此事可以看出古代史官的尊严，以及他们对待自身职责或说历史真相之忠实。孔子编撰《春秋》当然是继承了这一古老的传统。据说，即使孔子最喜爱也最具有天赋的弟子也无法更改这本书中的任何一个字。
孔子是否有意依此改变已然分崩离析的社会呢？或许没有。虽然孔子生活在一个不幸且动乱的时代，诸侯国内部多已瓦解殆尽，但孔子仍期冀理想的君王之治，因此他奔走四方以求获用于诸侯，为的是发挥才智，实现理想。孔子不断地寻求服务于君王的机会，又不断地失败。及至晚年退隐之时，除去编写《春秋》和其他书籍之外，已无他事可为。而这是极其艰巨的工作，首先在规正名份，其次在价值辩护。孔子希望后人能凭借他所留下的遗产实现其高远的理想。而此时，他所能把控的仅有一支笔而已。
因此，《春秋》为孔子所作，似乎已无任何异议。然而仍有一个经久未决的争论，即《春秋》应归于“经”还是归于“史”，“经”“史”固然不同，而学者之倾向多为后者。后文论及孔子晚年的工作时，还会论述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