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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国际教育中心希望我能开设介绍儒学的讲座,囿于彼时情形,终未如愿。然而我一直未曾忘却此事,后又觉得,与其开设讲座,不如写本小书,略述儒学大义及其殊胜之处,或许会有更长久的参考价值。

我们知道,如果一部学术著作无有关乎永恒或重大的真理,通常逃不脱被人抛弃、漠视或遗忘的命运。人类写过读过的书不计其数,做过听过的讲演也不可胜数。但是,任何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如果严肃且诚实地回忆,还能记得多少呢?只有少数异常聪慧的头脑才能记住大量往昔的细节,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事物被遗忘了,消失在灰暗的空虚之中。遗忘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人类不断地进步,每当知识积累到繁复不堪,以致妨碍前行时,其中的道理无论大小,都会一同泯灭。这事并非不幸,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十分有益,正如一个人不能也不需要在记忆中保存孩童时所学的一切一样。虽然如此,我们回顾过去,从被遗忘的文化遗产中搜寻知识,以新的眼光重新评估甚或使用这些知识,总不会毫无益处。总而言之,本书所讨论的古代知识,大多数东方学者仍然十分熟悉,现代人已基本认其为过时了,但大略浏览一番,也是会有所收获的。

室利·阿罗频多 (Sri Aurobindo) 曾与弟子讨论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在谈话中提及中国,我冒昧引述如下:

弟子:“非常奇怪,斯宾格勒没有注意到民族的复苏和重新觉醒。”

室利·阿罗频多:“是的,比如中国。中国在非常古老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城市。那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民族,一直受到侵扰,又总是保持不变。如果你研究一下千年前的中国历史,你会发现他们处在动乱之中,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

鞑靼王焚烧他们的书籍,试图毁灭他们的文化,但是没有成功。现在的动乱结束后,再过两千年,他们仍然会和今天一样,对此我不会有任何惊讶之感。那正是这个民族的特点。”

当今世界很难找到对中国历史有如此清晰洞见的思想家了,这是多么精要且对我们中国人具有启发性的评论呵!过往的历史显示出中国人非常保守,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的内乱和外侵,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道路。公元6世纪上半叶,曾经有人试图用佛教统治一个大帝国,但是失败了。除此之外,道家是这个民族心思中的巨大暗流,但从未显著地浮上表面。

今天,我们想象所及,只能是与人类一同进步前行。在上文的谈话中还提到了一个理论,认为人类历史一直处于以五百年为周期的轮回之中 ,实际上这一理论所出甚古,可溯至亚圣孟子。孟子所说的轮回并非指首尾相接的圆周,显然他是从古代历史中推演出这样的结论,每五百年会出现一位真正爱好和平的君主,同时会有圣人将其时的一切安排妥当。 (参见赵岐注《孟子》) 孟子认为,从黄金时期到他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七百多年了,却仍然没有理想的王国出现。孟子知道他自己就是那一众杰出人物中的一个。孟子心中的楷模,或说他最敬佩、最愿效仿的老师就是孔子。翻阅中国历史,我们可以见到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动乱之中,如无内乱,便有外侵。外侵大多来自北部或西北部的游牧部落,匈奴、鞑靼、蒙古人,因于贫困,因于艳羡古代中原文化辉煌的物质财富,故而不断入侵,成为最持久的困扰。然而一旦中国重获和平,文化就会立即复苏,随即繁盛。中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和平时期是周代,长达八百年 (公元前1046—前256年) 。此后亦有黄金时代,废除死刑长达几十年,国内监狱空无一人,那是没有内忧外患的时代。

伟大的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东方的希罗多德,曾计算出从周公 (殁于公元前1104年) 至孔子间隔五百年,从孔子到他的时代也是五百年。司马迁十分珍视并自豪于自己生在这样的节点或时会上,从而可以跟随先贤的脚步,完成有益于人类的特殊使命,他留于后世的巨著《史记》,堪称不让孔子之作。《史记》纪年结束于公元前97年,司马迁虽非圣人,但《史记》却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史记》记有“天运”信仰,“天运”与星象相关,也与人关系密切,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次大变为一纪,经历三纪,方才变化完备。这其中或许暗示了一种循环变革的观念,虽然这种循环观念并非我们所理解的首尾相接的圆形,但是至少显示出人类的进步并不是一条无限伸展的直线。

我们知道,所有民族或个体生命的历史都充满了接连不断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其中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即在最悲惨无望、绝倒无助的时刻,会有“光”突然出现,有圣人降世。在印度,称之为“降世应身” (Avatar) ;在中国,则称之为应天命而生的“圣人”。《诗经》中有暗示,古代中国人也相信降世应身,曾提到有神降自高山,遂生两位贤人。我们无法确知这样的信仰是否得到广泛接受,其中涉及古人如何理解“天”和“神”,实属另一宏大主题,暂且不论。总之,孔子正是出生在这样的时代。

孔子的生平及其时代背景后文会有详述。实际上,西方人对本书的主题并不陌生。从17世纪开始,更早可至1580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1552—1610) 来华,受聘于皇室,在北京生活了多年。自此不久,西方世界就对中国文化渐有所知。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一定要知道中国文化的高峰期和典型代表,正如信奉基督教的东方人一定了解耶稣的生平和事业一样。法国大革命之前一百年,《论语》《大学》和《中庸》的拉丁文译本就已经在巴黎出版,之后不到五十年,杜赫德 (Du Halde) 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华帝国全志》在巴黎出版 (1735年) 。在西方文化界,每当一部东方著作译为任何一种西方语言——这是十分艰辛的开荒工作——其他语言的译本便会接踵而至。如今这样的译本数量众多,尽可随意取用。读者可以比较不同版本的译文,经过一番努力,然后获得正确的理解。误译是不可避免的,自古以来中国学者对经文就有不同的解说,学派之间的偏见亦无法避免。通过这种方法,即便不懂中文的读者也可以获得中文经典的核心观念。本书涉及的大多是人们常常提及却又略显注重不够的主题,我将这些主题放置在历史背景中讨论,并参考其他文化。我不想让读者负担大量的中文音译名,也不愿仅为造出一座古代教义的高台而堆砌学究式的枯燥概念。本书之所以采用简明、非学究式的表述方式,只是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

我还想在开端处向读者提及一点,如果仅从外部来看,儒家学问无法引起兴奋、惊奇甚或有趣之感。对于已经习惯于各种强烈刺激的现代人如此,对于古代人亦是如此。相较于世界上其他伟大的思想体系,儒学自身较少色彩和激烈性。在儒学中,我们见不到埃琉西斯 (Eleusis) 、涅槃、十地或逝去灵魂所往的三十三重天。关于生命有体,儒学中没有超上飞鸿 (Paramahamsa) 、菩萨或超人,但是有君子。关于人类活动,儒学未曾教导无为、苦修、弃绝或禁欲,亦无炼金术、长生丹,不能驱魔祛邪,更无治病良方。儒学中确实有“超上之道”,但没有全能的宙斯,没有六天创造世界的上帝,没有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阿祇尼 (Agni) 、因陀罗 (Indra) 、阿黎耶门 (Aryaman) 以及韦陀众神殿中的所有神祇都不存在,更不用说阿胡拉玛兹达 (Ahuramazda) 和安格罗曼纽 (Angromainyous) 了。 流行的观念认为儒学在本质上是世俗的,或以为儒学仅为一堆严格的道德训诫或枯燥的哲学原则。事实却恰恰相反,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亦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量测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与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

身处现代世界,我们怀疑一切,欲以科学精神检验并重估一切旧物。虽然以上的评述皆是传统之论,读者或仍疑其有夸张过誉之嫌。孔子所处时代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了,以中国人口之众,难道就从来没有如我们一样头脑聪慧者挺身而出,来质疑孔子的学说,并挑战他作为中华民族至圣先师的权威吗?然而时至今日,却从未有人怀疑过孔子的精神性。什么是“精神性”呢?室利·阿罗频多的定义值得我们体味:

神圣的完善,在我们上面长存;而在人,在知觉与行为中化为神圣,澈内澈外过一种神圣生活,乃是所谓精神性;一切较微小的意义加于这名词者,皆是未适合地揣摩或欺骗。

这是一遍在的真理,而我们见到孔子正是这一真理的典型印证。如果将孔子视为婆罗门意义上的降世应身,我希望再次引用“神圣母亲”的话:

在永恒的变是之中,每一位降世应身都是未来更加完美之实现的宣告人和前行者。

在儒学中寻找不到起于后世的诸多学说和理论,但这不妨碍儒学的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给予孔门教义甚或孔子本人的赞誉愈加多了起来。印度人认为圣言 (Aryavada) 是知识的来源,在中国亦是如此。总有一些教义,我们无须仔细审视便可信从。重估孔子的学说是正当的且有益的事情,但是我们首先应当以孔子所处的时代及其历史背景来理解他的思想。我们甚可超越自己的祖先,虽然能否做到这一点至今仍可怀疑,然而在人类精神寻求的永恒提升之路上,我们实无必要将标示古人行迹的丰碑夷为平地。

其主要原因正在人性之中。人类的心思总是趋向新奇与惊异,因此而有进步。自佛教传入中国,在其完全被容纳转变之前,曾吸引这个民族中最优秀的智识头脑几近六百年之久。源出中国本土的道教虽然不似佛教那般光彩夺目,也是极具魅力的,同样在若干世纪间吸引了无数的天才人物,影响时间之长甚或过于佛教。而儒教的地位却一如既往,经世未曾动摇或颓败过。或有疑问,为何诸多聪慧人物会转向“异端”如佛道二教?答案是,儒教平和而冷静,无法牵曳住炽烈的性情,此类人物自然较易转入其他宗教。这答案对于旧儒学来说或许恰当,然而肇始于宋代 (960—1279) 的新儒家却幸运得多了。时至今日,宋代儒学仍然占据主流。我不倾向于称儒学为宗教,称为信仰或许更恰当。然而,如果这世界上有所谓的国家宗教,在中国,只有儒教负担得起这个称谓。即便是今日的中国,亦曾兴起研究孔子思想的极大热潮,并且持续了三年有余。

有一则发生在元代 (1271—1368) 的逸事或有助于阐明儒教的特点。 读者需要明了一点,自公元4世纪初起,三种“宗教”在中国并存而不悖。首先是儒教,其外部为哲学,而内部核心是一宗教信仰;其次是佛教,中国人视之既非宗教亦非哲学,仅为一“法”,如以欧洲视角理解“法”,仍可称之为宗教;再次是道教,有宗教一面和哲学或说形而上学一面,两方面差异巨大。纵观历史,普通中国人对待宗教的宽容态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比拟的。为争取皇权的支持,教间冲突固然不断,佛道之间尤其如此。皇帝的偏爱可以引出王公大臣的资助,其教义可以更加便利地在民众中传播。元文宗图帖睦尔在位时 (1328—1332) ,有高僧为帝师,由中国西部至京都,文宗命一品以下官员骑白马迎于郊外。朝臣皆依命跪地俯身,向帝师献酒,帝师不为之动,端坐庄严有似佛像。国子监祭酒鲁翀举杯对他说道:

“帝师,您是佛陀的弟子,天下僧人的老师,我是孔子的弟子,天下儒生的老师,让我们不必拘此礼节吧。”

众人皆惊。但帝师微笑起身,与鲁翀共饮而毕。

之后,文宗问鲁翀,三教之中,谁为最优,鲁翀答道:“佛教如黄金,道教如白玉,而儒教可比之为稻谷。”

文宗问道:“如此,儒教最为卑贱?”

鲁翀答道:“黄金白玉固然贵重,无之亦无妨,而稻谷则一日不可离也!”

文宗叹道:“说得好!”

我们在史书中读到这则故事时,会发现对于一位头脑朴质的外族君主,如此切实的比喻极易理解且具说服力。这比喻阐明了儒家教义对于维护生命的重要性,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在生命中遇到的所有困惑,都可以在其中寻出答案。现代文明已经行进至这样一个地步,生命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致找不出任何满意的解答,苦难如此沉重,以致否决任何救愈之可能。如果将这些困难归约为一简单的程式,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群体,问题的核心仍是如何寻到一种适宜且幸福的生活方式。如果此言确实,我们仍可从儒学的源泉中汲取多多。另有一则故事,一位蒙古太子曾说起,佛教僧人讲授佛学,他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而中国老师讲授儒学,他却很难明白。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佛教的基本教义相对简单。虽然佛教戒律已经发展成为一套极其复杂且精细的系统,束缚压抑人的生命活力,原初却是十分简易的。第一戒是“不许杀生”。幸抑或不幸,儒教中没有这样的戒律。儒教对待事物的方式颇为不同,但与佛教归指不异。最终我们会发现,即使有如此基本且重要的戒律,也是相对的真理,不为绝对。或许一位现代作家和思想家对这一观念的理解最好,他说,“黄金法则”就是“没有黄金法则”。在中国,我们称之为“道”。

在精神之域,养护生命且生命须臾不可离者,可称之为“神” (Divinity) 。印度人则妥当地视其为“彼”或“大梵”。虽然孔子被封为至圣先师,神圣应身,但他本人极少谈论这一主题。关于“精神”的物质或物理方面,或说其人文方面,我们倾向于认为那是高度发展和文化了的生命,也可视其为文化本身。“文化”在汉语中的意思是,依照人性中的菁华而使人转化和完善。大体而言,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命运端赖于两位圣人的塑造,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享其余泽,也可称他们为文化领袖。首先是周公,其次是五百年后的孔子。如果将中国历史和生活在中国之外的亚洲西北部、中亚和东南亚的民族历史相比较,“文化”的含义就会更加明显。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民族古时被称为“蛮夷”,现在看来,这称谓并非全无道理。日本和西藏是两个对比明显的例证。日本在古时全般接受了儒教,并生发出自己的文化,然而在西藏却并未有之。任何去过西藏的旅人都能见到这个民族现在的文化水平。西藏的憾事暂且不论。

依泛神论的看法,宇宙间万事万物皆具神性。但是我们倾向于认为文化比其他一切事物都更具神性。如上文提及,可以视文化为“精神”之人文方面。“精神”之超越性在万物之上,漠视人的生死乃至世界之兴衰存亡,却又内在地与我们的生死和这个世界紧密相连。依照严格的逻辑原则,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然实为真理,或是超越了逻辑的真理。中国古代儒家贤圣及其弟子和践行此道者,大都着重人文,着重此世或精神之文化层度,用力于转化人类的低等自性,塑造其品格,擢升人至更高层度。其影响遍布极广,恒长持久,中国文化因此发展与繁盛。从根本上讲,如果没有这一发展,我们仍旧处在原始阶段,一切有关于“神”的概念也将不会形成。关于另一层度,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精神之精神,虽然从未公开传授,但是几乎所有名副其实的圣人都曾对“其”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认识。这从来不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只有仔细分辨圣贤的言行,才能有所知晓。古代圣哲或多或少都会言及体悟,之后却都归于缄默了。

一般而言,很难用一本小书的篇幅讨论儒学这样庞大的主题,但却不妨一试。但是,研究和写作任何主题,欲不加主观批判,实非易事。写作者应当排除一切偏见或成见,无好无恶,必须客观地处理其所书写的主题,就事论事。然而即使写作者仅仅陈述事实,仍会不自觉地在文句和书写方式中融入自己的意见,读者亦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作者或许自信公正,实际上却很难做到。更妥当的方式,也就是本书所取的方式,让读者阅读原典文字,形成自己的看法。但这样做,就不能避免大量引用原文,读者最终可能对基本观念或整体图景茫然无所得。这是第一个困难。

另外,汉语的结构与一般欧洲语言差别很大,因而思考形式也不同。中国人现在仍然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古汉语,其间的差别远小于古今希腊语。然而有一普遍问题,某些汉语词没有对应的英译词,只能人为造作,在英语读者看来自然十分古怪。能令译者毫无遗憾的译文少之又少,与原文意思完整对应、无增无减的译文几近天赐,赞赏之余,终是为数不多。除此之外的译文则如雾中赏花,风姿虽在,却总似轻纱笼面。这是第二个困难。

由此可知,为何写作这样一本小书是一项艰辛的劳作,而且注定难以完美。因此,我希望读者能循着引文阅读原书,如有可能,最好翻阅原典。这意味着全面研读中国古代文化,至少需要阅读孔子编撰的“六经”,如此才能对孔学大义有更深入的了解。即是说,读者需要阅读和记忆大约43万字,这对于中国古代学者来说,并不算难事。如今已有更科学和更先进的方法来解读文本了,但是同样艰辛的付出或许仍然不可避免。 C1VwUFO+rcrZPHenil0zsmfptLioNNAjWypHEZDwIZ05lLdLOmPb84JjwWj3Gy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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