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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地，印度佛教的模式整体上发生了改变。律仪必须根据不同的居住条件进行修正。在新情况下，戒规（Śīla）也应作出很多调整。律藏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更进一步成为独立的一宗，以道宣（596—667）为祖师。在诸部派的律中，只有《四分律》或《法藏部律》（Dharmagupta）被广泛接纳并采用。《四分律》中有比丘戒250条，比丘尼戒348条。道宣作为一位注疏家也广为人知，其注疏的哲学基础最终还是建立在唯识理论上的。律宗与密教截然相反。通常普通人无法读到如《摩诃僧祇律》（ Rules of Mahāsa ṃghikā ）等关于律法的书籍；它们通常被密藏在寺院之中。如今在精神医学研究中应用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

除律宗之外，其他宗派也十分兴盛。这些宗派的区分是由对三藏的系统分类而产生的。天台宗（天台山是一座名山）以智（538—597）为其宗师，以《妙法莲华经》（ Saddharmapu ṇḍarika-sūtra ）为根本经典，教授止观禅修之法（Śamatha-vipaśyanāni）。以法藏（643—712）为祖师的贤首宗或华严宗仅以《大方广佛华严经》（ Buddhāvata ṃsaka-mahāvaipulya-sūtra ）为根本经典。以窥基（632—682）为祖师的慈恩宗主要宣讲唯识理论，“慈恩”是唐高宗为纪念生母而修建的寺院之名。净土宗（Sukhāvatī / “Pure Land”）则始于慧远法师（334—416），并为昙鸾（476—542）所发扬光大；净土宗以《弥陀经》为经典，其信众主要供奉阿弥陀佛（Amitābha Buddha），他们时时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像一些印度教徒念诵“唵” （Aum）一样。除此之外，更有“禅那（Dhyāna）派”，又称禅宗。尽管禅宗尊菩提达摩（Bodhidharma,?—526）为祖师，其教法与任何印度佛教部派都不同，它自成一派，其中更有南宗北宗之分。在这些宗派之下还另外生发出一些更小的宗派；它们多受到儒家或道家思想的影响，更多时候则两者兼有；在此就不做讨论了。或许有人会问：如果这些宗派都是佛教的话，哪一宗才是人们应当信奉的正统呢？

历史上，很多学者信奉某一宗佛教，写成、编纂并保存了无数三藏译文的注疏。与此同时，其他哲学流派的观点也进入了佛教；这些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正统，但从未被排斥。尽管儒家很难被称为一种宗教，我们也常常见到将“三教”合称的趋势。道教可以说是一种宗教，但道家哲学思想也是独立于其宗教性方面之外的。儒学或者说宋明理学与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类似之处极少。我们常常见到想要将三教合而为一的努力，尽管它们从未成功过。这可能是因为寻求真理者先是窥见或观想到一些或大或小的启示，之后才从这些信仰系统中找到并使用了用来描述这些启示的专有词汇。又因为人们能在这些系统中找到等同或对应之处，所以不同宗教的结合是可能的。同物质的真相一样，一定有某种精神之真相；其本质可以被认知，而外在表现形式则未必统一。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此也会考虑到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总是倾向于各宗教的合流这一社会因素。一个宣称有着数百万信众的宗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统治者们不仅不会无视这种力量，更会渴望得到它的支持。从反面来看，宗教融合可以避免过多的纷争；从正面看，统治阶级则可以通过宗教力量的支持来巩固自身的政权。因此，他们总是赞赏并支持因循守旧或者兼容并蓄。这种虚构的融合更使得各个宗教的独特之处改变甚至消失，但总体来说，后果并不严重。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佛教不同于其印度源本（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佛教自身的另一重鲜明特色。通常，一个人成为佛教徒时，需要一段见习期。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宗教中都存在，如古希腊时期在秘仪（Mysteries）之前有一段用于洁净仪式的时间。一名佛教徒也需要在寺院中居住数年，才能成为一位受全戒的比丘或比丘尼。但是在中国，有的佛教徒不曾受过任何戒律仪轨，却对佛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在家佛教徒被称为优婆塞（upāsaka）或者优婆夷（upāsikā）。他们通常是在家信众，多为大学者、社会名流或显赫官员。他们自发形成了一个社会团体或阶级，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他们的支持，僧团就不可能昌盛，有时甚至难以生存下来。成为优婆塞或者优婆夷也需要一个简单的仪式，但很少有人真正执行。事实上，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称自己为优婆塞或者优婆夷。著名的在家众包括杨文会（1837—1911）、欧阳渐，以及他们的同时代人如梅光羲（1880—？）、李正刚；他们也都是大儒。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佛教得以在本世纪复兴并发展。或许我们可以夸张地说，在中国佛教之内更有一种在家众佛教。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只重视在家众佛教；这种佛教也是本书所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