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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自远方移植而来的花蕾，即使能在他乡生长，也多会改变它的特性。从基因上来讲，这还是同一种花，但它生长的速度、叶子、开花结果的时间等等都可能改变。有时，这种改变会大到我们几乎无法认出是原来的物种的程度。月季或菊花的诸多品种就是例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抵挡自然界中的演化与变迁。佛教也是如此，它在进入中国后的许多个世纪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形式多样、千变万化的主题时，为了研究目的而持合理的怀疑和保留态度总是没错的。

世界上的伟大宗教领袖总是被个人的超凡魅力（charisma）或者神秘感所环绕。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曾怀疑作为一个人的耶稣基督（Jesus Christ）是否存在过。至于乔达摩佛陀的历史真实性，则没有太多的怀疑。不论是南传还是北传的三乘，都认为以下事实是可信的：净饭王（Suddhodana）的王子萨婆额他悉陀（Sarvartha Siddha）从他的宫殿里逃了出来，换上了苦行者的衣服，修习苦行，并在35岁证悟；此后他传法逾45年，并在80岁时（约公元前486年）于拘尸那罗城（Kusinara）入灭（Parinirvā ṇ a）。随后产生的佛本生传（jātaka）故事，应该被认为仅是优秀的传统文学作品。它们展示了丰富的想象力，对于人类学和语文学研究都有着很大的价值；但它们并不能被当作信史。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说，耶稣存在与否并不重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人是犹太人之王（Rex Judaerum）或是其他人、他是被绳子还是钉子钉在十字架上，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教法或福音：这并非诡辩。在这里，哲学——尤其是伦理学——比枯燥的历史更重要。但在佛教中，我们有两种并行的系统：小乘（Hīnayāna）或者说部派佛教与大乘（Mahāyāna）佛教。此二乘类似基督教（Christianity）中的天主教（Catholicism）与新教（Protestantism），但大乘佛教与部派佛教之间并无争斗。而且，佛教从其开端就有北传和南传之分。上述所有佛经也都是经年累积而成的，没有一篇可以完全肯定是由佛陀本人所亲授。这种情况可与《薄伽梵歌》（ Bhagavad Gītā ）相比：我们知道它的作者是广博仙人（Vyāsa），然而《薄伽梵歌》中一定有非他所作的、被篡入的部分。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文本很有可能不全是由黑天神（Lord K ṛṣṇ a）在拘罗（Kuruk ṣ etra）战场上所教授的，但在佛教中所有的佛经都被归为佛陀所授。佛经并非产生于同一时代，而是渐次出现的。

因此，我们应该假设所有的佛教文献都是由印度的智者们在发展佛陀教义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但什么又是真正的、原初的佛教呢？这仍然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勾勒出大致的框架，但其中仍有很多疑点。

就像对耶稣基督的崇拜先于对圣母玛丽亚（Virgin Maria）或其他圣徒的崇拜一样，对佛陀的崇拜也先于诸菩萨及之后的诸佛。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 Schopenhauer）所说，从一神崇拜转向多神崇拜或从简单转向多样是很自然的，因为普通人所崇拜的对象不可能永远局限于一个人或者一个偶像。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乘佛教是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基于原始佛教自发改变而成的。自佛教进入中国以来，所有佛教徒都认为大乘经典是佛陀真正原初的教法。许多佛学大师也是这么宣称的。但他们越维护这一点，越说明这仅仅是一个假设。虽然小乘经典也曾被译介，但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后，真正繁荣发展的只有大乘佛教。在基因上，大乘佛教仍然是佛教，但其外在形式与特色都是新出现的，汉地的社会风俗更使它逐渐远离了原来的形态。在这一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或许是正确的。因为法（Dharma）或者宗教总是监督并规范人们的生活，甚至就是生活的一方面，而且因为不同国家的生活环境总是不同的，所以即使一个宗教的核心教义或许得以保留，它也必须适应新的环境而随机应变。此外，佛教进入中国时，面对的是儒家与道家这两个伟大的哲学或宗教系统。三教之间的斗争——尤其是在争取皇室支持方面——史籍多有所载，这也是所有宗教历史中都有的情形。无论如何，为了存续，佛教需要顺应并迎合形势，需要为生存而竞争；而为了自身的发展立足，它需要去除自身的某些方面，并与其他信仰甚至迷信系统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佛教需要改变自己。因此，说在印度佛教之外另有一中国佛教，也是合理的。印度佛教中的大乘佛教在公元10世纪后就渐渐衰落，它与密教共存了近两百年之后，终于还是消失了；而中国佛教则存续至今。

在此，笔者想要简单地谈一谈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的区别。二者都是佛教，但后者源于前者，并以龙树（Nāgārjuna）为祖师。龙树并没有创制出一套在此后被称为“大乘”的体系，而是对在他之前酝酿了百余年的思潮进行了系统化。龙树的年代无法确定：他最有可能生活在公元3世纪左右。在藏文译本中，他的著作有118种，其中19种为供唱诵的偈文（gāthā），51种为对密教教义的注疏与阐释，48种为对显教教义的注疏与阐释以及其他杂篇。这其中的11种有汉译本。瓦西里耶夫（W. P. Wassilijew）认为有两位名为龙树的大师，但这一观点仍须进一步论证。 ^[1]

二乘之间区别显著。首先，二者的目的不同。部派佛教中修行者的目标在于证得阿罗汉（Arhat）果，永居于无生无死的涅槃境界中；而大乘佛教徒则以成佛为目标，这不仅意味着在进入涅槃之时将个人从一切苦难中解脱出来，而且要不顾自身去救助一切众生。其次，二者的教义也不同。部派佛教认为凡佛所言皆真实不虚，因此一切法都是真实义；而大乘则否定了包括“我”和一切法在内的世间万物的真实性，只有空性是真实不虚的。同属部派佛教一支的上座部（Āryasthāvīra）也讲空性，它认为法之空性与色（rūpa）之空性一样，但其解释并不十分全面。空性否定世间万物，意即一切皆为幻相（māyā）而并非真实：这就是法的自性。龙树的中道（Middle Path）就不立有或非有。再次，在修行上二乘也有不同。部派佛教推重禁欲与出家；大乘则并不向信众作此要求，其早期支持者也主要是在家众。最后，大乘更有三乘区分：下为声闻乘（Śrāvakayāna），中为独觉乘（Pratyekabuddhayāna），上为菩萨乘（Bodhisattvayāna）。佛教寺院中所供奉的很多造像都是菩萨（Bodhisattva），这在部派佛教中并不常见。

[1] 佛教（以及印度教、耆那教）历史上有许多位名为Nāgārjuna的大师，除了中观派哲学的创始人龙树以外，还有密教注疏家龙树、成就者龙树、炼金士龙树等等。参见David Gordon White, The Alchemical Body: Siddha Traditions in Medieval In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p. 6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