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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佛经整体上由三藏
（Tripi
ṭ
aka）
构成：经藏
（Sūtra）
，律藏
（Vinaya）
，论藏
（Abhidharma）
。依传统印度佛教的观点来看，“经”是一篇较短的文本或是一些教言的合集，如著名的《梵经》
（Brahma-sūtra）
；但汉文佛经也包括了由无数大小章节构成的长篇著作。一部佛经可能由多卷构成，如《大般若经》
（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
就有六百卷；也有较短的版本，如同属般若部的《心经》
（
H
ṛdaya-sūtra
）
就只有一页，与一篇短奥义书
（Upanishad）
接近。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总体上一部经有数卷，称为“品”；经通常被认为是佛陀亲授的教言。律藏也被认为是佛陀所授的，它包括行为准则与寺院清规。这些教言在佛陀涅槃
（Nirvā
ṇ
a）
之后，由弟子们在结集时背诵并记录下来。诸对法论
（Abhidharma Śāstra）
则是对那些同样是佛陀所授之教义的解释，由后世弟子写成。最新的三藏编目由曾任支那内学院研究部主任的吕澂
（1896—1989）
于1980年出版；这一编目清晰勾勒了三藏的全貌。
笔者在此引用这一权威资料，并将其译为英文：
经藏 （总688部，2790卷）
宝积部 0001—0249
般若部 0250—0326
华严部 0327—0394
涅槃部 0395—0424
阿含部 0425—0688
律藏 （总210部，879卷） 0689—0898
论藏 （总196部，1094卷） 0899—1094
附疑伪外论 1095—1113
除开以上三藏，还有密藏，也应被纳入三藏之中，故此
密藏 （总388部，639卷） 1114—1497
附疑伪目 （7部，26卷） 1498—1504
这些只是译经，中国佛教徒对这一浩瀚文库的贡献亦十分巨大。在历史上，中国佛教逐步形成了六或七个主要宗派，这些宗派的经典包括论、注、疏、答问、历史、词典、目录及其他杂类著作共582种4172卷。这种分类系统比日本《大正藏》
（Taisho）
稍粗略些，但仍然足够全面且合理。仅仅是木刻雕版的历史、新版本的编纂与流布，已经是一门单独的学科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佛学大师欧阳渐
（1871—1943）
在半世纪前已有大成。
上述的统计不过是让人一窥汉文
（或者说在汉地的）
佛教三藏之浩繁的卷帙。藏文的佛典翻译也是极好的参照。北京版《甘珠尔》
（Bka
’’
gyur
）（其中包括经藏和律藏）
有1055部，论藏则被收在《丹珠尔》
（Bstan
’
gyur）
中，共3962部。其他的蒙文或满文译本体量同样浩大，也同样重要，但此二者近来引用得相对较少。
当代的印度或中国学者不应忘记先辈们的宏伟成就。如果我们现在的视野仍局限于韦檀多哲学的某些流派的话，这些成就就是我们拓宽视野的理由。为研究这一如今在印度已几乎不复存在的宗教，人们的眼界也应放得更远。达斯古普塔 （S. Dasgupta） 的《印度哲学史》 （ 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 ） [1] 在探讨大乘佛教 （Mahāyāna） 教义时，仅使用了巴利文与梵文材料，他几乎不引用汉文资料，读者或许会对此感到遗憾。其他的欧洲佛教学者也多有同样的局限；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我们总会觉得其中缺少了什么。伟大的灵修大师室利·阿罗频多虽然被誉为“当代的柏拉图”，对古印度、古希腊与受希腊罗马影响的西方古典文明都有着深厚而广泛的了解；然而，他对古代中国却知之甚少。这是我们中国人之失，因为我们没有让自己的文化为人所知；不然，以世界文化的标准，中国文化，不论古代或现代，都值得人们研究了解。近三四十年来，随着梵文古写本的出土发现，以及印度传统梵文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进行的、对于汉文中留存下来却在印度佚失的经典的重构或重译工作的开展，我们可以期待这些由乔达摩佛陀所教授的佛法焕发出新的光彩。
[1] Surendranath Dasgupta, A 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