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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文化之交流，在历史上十分繁荣。虽然中间有着很长的间断，但是，这种文化交流关系自公元纪年伊始已经持续了近千年。这些间断多由外部原因造成，两个民族之间从未有过根本上的对立。然而这种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单向交流，因为只存在佛教自印度向中国的东渐。佛教首先间接由西域传入，后来又直接自陆路或海路传至中国。人们穿行在两国之间，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佛法。在形形色色的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或传说记载中，最为可靠的应该是在公元前2年，大月支王使伊存为博士弟子景卢口述佛教经典一事，它标志着佛教在远东地区（the Far East）之开端。很多认为佛教传入年代更早的其他历史记载不应取信。因为印度王侯（rājā）们数次请求将汉地的道家经典进行翻译，这些经典也被引介到南方与西方诸国，但似乎影响极为有限。著名的道家经典《老子》至少两次被译为梵文，但是如今已经佚失。

文化间的交流促进了两个民族的互相理解。汉地佛教徒们自称“释氏” （Śākyā），这一名号自古沿用至今。它不仅将佛教徒与家族分离开来，也使得他们与自己的民族产生了区别。如“旧时吾等之先兄伽叶（Kāśyapa） ”等表达，在汉文佛教文献中随处可见。这些文献通常措辞典雅庄严，显示了与邻国之民的亲密关系。所有的佛教徒，不论印度或中国，在根本上都是出世的。他们的生活为一种出世间而不离于世间的苦行精神所引导，僧团内部有其自身的手足情谊。因此，这样的表达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印之间的这种交流产生了许多正面影响。它引发了千数年来翻译佛经的活动；译经是与佛教文献学相关的一个专门题目，它过于广大，在这里不再深入。不论如何，这些翻译的成果正是这一宗教之灵魂所在。通常认为有四大译师：鸠摩罗什（Kumārajīva，344—413），玄奘（602—664），义净（635—713），以及不空（Amoghavajra，705—774）；其中鸠摩罗什来自西域，不空来自天竺，另两位为中国译师。译经工作由一群学僧与学者组成的团体进行，他们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今日之研讨班（seminar）的大型组织。这种集体合作十分高效，其组织形态值得进一步研究。

这群译者通常由一位将梵文原典进行口头翻译的译主主持。他的讲解被数名笔受记录下来。此外还有解释梵文口语的度语，检查梵文原义的证梵本或参译，负责润色文字的润文，以及负责全篇翻译的证义；这些人构成一个小组，在大译堂中集合。除开数名抄写与书记外，还有仅负责检查正字的校勘。每次集会皆由梵呗唱诵开场，并有监护大臣参加；监护大臣多是朝廷高官。所有参加集会的弟子皆为听众。对于译经团体成员的资格有严格考察。设若翻译工作进行得顺利有序，那么其成果通常是无可挑剔的。

这种集体合作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推崇的。然而，中国并不自居为这一翻译方法的发明者。最好的例子在古希腊。被称为“七十子译本” （Septuaginta）的古希腊文《旧约》（Old Testament）约在公元前270年被译出，它由72位学者合译而成。另一例子是英文的《詹姆士王圣经》（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这一译本集合了54位著名圣经学者之力，耗时超过四年（1607—1610）。只有在极少情况下，翻译宗教经典这样一项重大的任务可由一人独力完成；即便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编定1522年《九月圣经》（September Bible）的过程中，也有著名的助手梅兰希通（Melanchthon）相助。然而古代中国的译经活动并不限于一篇经典——单篇经典无论如何复杂浩瀚，总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标准化。历史上自印度进入中国的佛教经典始终不绝如缕（或者更准确地说，奔流不息）。对浩如烟海的现存汉文佛教经典进行最保守的估计，其部头也是《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的六百倍。通读所有这些经典需要耗费毕生之力，也不值得推荐；不论古今，很少有大师曾通读过所有的经典。然而，这些经典作为一个整体，我们也应对之有些确切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