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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一时间全国到处是粮食紧张、副食品紧张，连水果也紧张。
从慈湖回芜湖后，我又想重操旧业，想一边卖水果，一边到土方队上班。然而，由于水果紧张，我依然做不成水果生意，只能把全部心思都放在拉板车挖土方上。
回到土方队，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不仅业务熟，人员也熟。我一贯能吃苦，又肯吃苦，干起活来舍得下身子。当时我刚20多岁，正年富力强，人际关系处得又不错。干了一个多月后，正好小队长调到别处了，大家一致推选我当小队长。我想推辞还推辞不掉，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
在土方队当小队长，没什么待遇，只有劳累。一个小队十几个工人，十几辆板车，连办公室都没有。队长与工人一样，拉一板车土给一板车报酬，一天不干活一天没工资。每天早上分配任务都是在工地上露天里，十几辆板车围在一起，我说下今天的具体工作任务，土方往何处拉，填哪口塘就行了。若遇上雨天，则全队休息，不用上班，当然也没工资。
当时一个小队还配有一个木匠和计工员，木匠主要负责放“炸雷子”所需要的木桩、木柱和板块，以及队里板车的维修等活。计工员则主要负责记工、量方、发券，以及工具保管等工作。他俩的工资与放“炸雷子”人员的工资一样，与全队人员的一天劳动效益多少挂钩。
我们小队的木匠师傅姓耿，大家都喊他耿师傅。耿师傅50岁左右，江北和县人，为人忠厚，木匠手艺出色，平时工作也任劳任怨，全队工人都很尊重他。谁的板车把手坏了、车厢板坏了，需要维修更换，他都能及时修好。有时板车拉到半路上，土方把车厢板压断了，只要有人带信给他，他都会骑上自行车带着工具及时赶到，帮忙把车厢板修好。为了安全，他总是事先准备好厚木板和木柱。一旦黄土山上两条竖槽沟掘好，他立即就把厚木板顶靠到土方上，再用长木柱从山下紧紧顶住，进行保护，防止土方塌落造成危险。他用厚木板在土方上这样一顶，下面弯腰挖掘底槽沟的人的胆子就大多了。
放“炸雷子”时，他小心地移走厚木板和木柱，然后扛上几根粗木桩爬上山头，用大锤使劲将木桩夯进土里。这时我们都会帮忙，将绳子套在木桩头上，站在山脚下使劲拽，帮忙把“炸雷子”轰然放下。随着工地上一阵尘土飞扬，巨大的几十方土块立即灰飞烟灭。每到这时，耿师傅就会找一块干净的地方悠闲地休息喝茶，然后慢慢地掏出香烟，一人不落地散给我们帮忙的人抽。
我们拉土方的人的中餐一般都在工地上吃，为了节约时间，大多人是家属送饭来工地。我中餐则是在外面买着吃，老母亲身体不好，她能自己糊上嘴就不错了，怎忍心让她老人家烧好送给我吃？我喜欢吃面食，中午吃面条不抵饱，就吃馒头和发糕。新芜路上一家合作商店卖的馒头和发糕很受欢迎，不仅面白个儿大，还不用粮票，一块钱一只。我每天都去买，而且一买就是20只，用竹篮装着，上盖张报纸，拎到工地上吃。
我为人热心，还有点穷大方。馒头拎到工地上后，见谁没吃饭我就抓两只馒头送给人吃。耿师傅家有时饭送迟了，我总要抓两只馒头让他先垫下肚子。耿师傅也不客气，擦擦手，接过热馒头就啃，吃得很香，拉土方的人都苦惯了。
给耿师傅送饭的是他大女儿，他大女儿一般是在家吃过午饭才过来，为的是下午好留下帮耿师傅干点活，做做下手。
耿师傅大女儿生得端庄秀气，衣着朴素大方，一看就是本分人家的闺女，而且还能吃苦。她帮耿师傅干活时，不怕脏不怕累，经常身上沾满木屑。有时看她吃力地搬抬大木桩，我都会主动上去帮她忙，生怕她那瘦弱的身体吃不消这种重体力活。她很年轻，比我小两岁，名字也好听：耿秀云。起先我还不好意思与她说话，后来见面机会多了，相互熟悉了，我和她说话的机会也变得多了起来。
耿秀云在家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妹妹虽比她小，但出嫁比她早。她至今既未婚，也没正式工作，依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听说她没正式工作，我关心地劝她，如愿意可来我们土方队工作。我来跟金队长说说，相信金队长这点面子会给的。
她说这事还要回去问问母亲，她们家大事小事都是她母亲做主。不但儿女要听她的，连耿师傅也要听她的。中午休息时，我把这事跟耿师傅说了下。耿师傅很高兴也很干脆，笑着说谢谢我，还说这是好事，他回去跟老伴商量一下，觉得老伴也会同意这事。
第二天中午，耿秀云又来送饭时告诉我，她母亲同意她来土方队上班。我听了自然高兴，并立即给耿秀云安排好工作。
当然，我这个小队长绝不会安排耿秀云去拉板车挖土方，而是安排她当计工员和保管员，让她每天发发板车券、记记账、量量土方，还有就是保管保管工具，这个工作应该说是最适合女同志干了。
同在一个单位工作，见面机会多，接触机会也多，加上我好歹还是个小队长，在工作上多多少少会对耿秀云有点照顾。渐渐地我对她产生了好感，看得出她对我印象也应该是不错。彼此心知肚明，只是谁都不好意思说穿。耿师傅看我经常照顾他女儿，自然与我处得也好。有时他家送来好菜，还热情地邀我品尝。我也不客气，接着他递过来的筷子，高兴地夹起菜就吃上几口。
我们土方队工作都是露天作业，跟农民一样也是看老天爷吃饭。只要天一下雨，我们就要收工。
这年盛夏的一天上午，艳阳高照，我们冒着高温早早出工，快到中午时老天爷忽然变脸。眼看着乌云密布，狂风大作，不一会豆大的雨点便从天而降。我只好叫全队人赶紧收工休息，耿师傅也收好工具准备早早下班。临走时，耿师傅见我没带雨具，还在屋檐下躲雨，就热情地撑开伞，邀我跟他一起走，顺便到他家去喝杯酒。
耿师傅家住在芜湖市东郊新家巷附近，我年轻不懂事，也不知道礼貌与客气，竟空着一双手就跟着耿师傅来到他家。
耿师傅爱人耿师娘正在家中忙，她身材不高，瘦瘦的，但为人热情。一见到我，耿师娘很是高兴，又是请我坐，又是泡茶，还赶紧下厨忙着烧菜。
不一会，耿秀云也冒雨回来了。她没想到我会来到她家，惊讶得只顾着笑，不知说什么好。还是耿师傅提醒她，赶快上街去买斤酒、斩碗鸭子，买点花生米来。
芜湖街头到处是卖卤鸭的摊位，谁家来客人了，常见的菜就是斩碗红皮卤鸭，既方便又好看，而且味道还不错。不一会，耿师娘烧好两个蔬菜，加上耿秀云买回来的一碗红皮卤鸭和一包花生米，配上一斤地瓜酒，耿师傅热情地招呼我就喝了起来。
耿师傅平常话不多，但喝了酒话也就多了起来。他不断地询问我家的情况，又不停地与我碰杯。我边回答耿师傅的问话，边陪耿师傅喝酒，喝了一杯又一杯。耿秀云见状生怕我喝多了，劝父亲少喝点，但是此时，耿师傅已听不进去了。加上地瓜酒都是山芋干酿的白酒，度数高、烈性大，不一会我头就晕乎乎的。耿秀云看我满脸通红有点支撑不住，心疼地夺过酒杯，坚决不让我喝。耿师娘也骂耿师傅，不该把我灌醉，并让耿秀云在地上放一块木板，铺上凉席，扶我去休息。
第一次到耿秀云家做客就喝多了，我知道这很不礼貌。但是，又确实没有办法。我坐都坐不住，只好勉强起身，在耿秀云的搀扶下，倒在凉席上就呼呼大睡起来。
这一睡就是近两个小时，待我酒醒天色已近傍晚，雨也停了。我不好意思地向耿师傅一家人连声道歉，匆匆忙忙离去，身后耿师娘还在大声地喊着：“别急呀，吃了晚饭再走嘛！”
有时坏事也会变好事，第一次到耿师傅家做客，虽然酒喝多了失态醉倒，有点失礼，却促成了我的好事，成全了我的婚姻大事。
过了很多天后我才知道，那天我醉倒睡下后，耿师娘不仅关心地替我身上盖了件衣服，怕我着凉，还反复认真地打量我的长相。
耿师娘说我为人忠厚老实，不会耍赖，不能喝酒还要喝，又夸我长得不丑，饱鼻子饱眼睛，大方俊气。她一直在烦大女儿婚姻，对耿师傅说：“我看这小孩不错，我们就把大姑娘给他！”
耿师傅听了，却立即表示反对：“小年人是好人，但没正式工作，靠出苦力过日子。”他解释说，“我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怎么还让大姑娘跟他去受苦受累？”
“你晓得什么东西？”耿师娘边骂耿师傅，边把他拉到我身边，说，“你仔细看看，这小孩以后肯定有出息！”
耿师傅本来就怕老伴，一向听老伴的话，也不好再反对了。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千百年的传统，耿秀云本来就对我有好感，现在母亲又替她做主，她当然没有意见。
我更是觉得喜从天降，真是睡着了都笑醒了。我把这事跟母亲说了，她老人家听了都有点不相信，心想哪有这等好事。母亲笑着说：“该应我家三九子有福气，你爸爸在地下保佑你了！”
第二天，母亲就叫我上街买几样礼物，赶紧趁热打铁去拜下丈母娘，把婚事确定下来。
不久，母亲又叫我到街道上去批点木材，把家里房子翻修一下，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掉。
我按母亲的吩咐一一去做。可是，街道上只批我0.3立方米的木材计划，根本不够房屋翻修用木材。巧的是木材公司的熟人朋友，听说我是结婚翻修房子，知道这点木材计划不够用，竟然主动帮忙给我争取到两个立方米的木材计划。我高兴得赶紧叫来几辆板车，一趟头就把两立方米的木材全部运回了家。
两立方米的木材占的面积相当可观，我家堆放的地方都没有，还是门口邻居家的阁楼空着，让我堆放了部分木材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翻修房屋时我特意请耿师傅帮忙，他当然十分乐意。耿师傅本身就是木匠，翻修房子肯定内行，而且又是女儿的婚房，这事交给他就不用我多操心了。至于运材料、做小工这些杂活累活，我又有一定优势。加上老母亲高兴，又是买菜又是烧煮，还有门口的邻居也伸手帮帮忙。这样前后忙碌了好几天，父亲留下的三间草房在我手里变成了三间瓦房，而且里里外外都粉刷一新，母亲看了高兴得合不拢嘴。
1961年国庆节前夕，我和耿秀云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在市中心中山路上的同庆楼酒店，热热闹闹地办了有13桌酒。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以及生意场上与土方队的同事也都欢聚一堂，向我和耿秀云表示祝贺。
当时同庆楼酒店的掌勺大厨缪师傅就住在我家附近，从小看着我长大。他知道我父亲去世早，母亲又没工作，家里经济比较困难，热情地给我帮忙与照顾。当年一桌喜酒需要15元，他却要酒店只收我9元。
母亲知道后，不仅向缪师傅表示感谢，还喜滋滋地逢人就说：“我家三九子运气真好，净遇好人、贵人！”
母亲这话，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