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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芜湖市中心的马路两边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揭露这个批判那个，到处是乱哄哄的游行队伍。晚上高音喇叭吵得人无法入睡，相互辩论，相互攻击。戴着袖章的红卫兵随处可见。
我所在的土方队也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成立什么造反战斗队，取名为“飞虎队”，而且在芜湖十分活跃，大名鼎鼎。有人劝我也参加“飞虎队”，我明确告诉他们：“我没文化，大字不识，怎么参加‘文化革命’？”
别人听我这样说，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也就不再劝我。土方队“飞虎”造反队整天忙着造反，上街游行，根本不拉土方挖土方，什么活也不干，我干脆也就不去上班，在家休息。
起先乱虽乱，吵虽吵，意见对立的双方还和平相处，只动动嘴，辩论辩论，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抬抬杠”。或者动动笔，相互贴贴大字报。你贴几张大字报，我也贴几张大字报。相互说理，甚至相互攻击。但是，随着对立情绪越来越大，双方就不仅仅是动笔和动嘴了，而是开始动手了。芜湖街头相继不断发生武斗，而且武斗还逐渐升级，由动刀动棍，用冷武器，逐渐用手枪步枪，发展到动用机关枪，用热武器，形势十分可怕与恐怖。
那是一段动荡不定的日子，到处都乱哄哄的，连我们街道上的会议也多了起来。今天是学文件，明天是传达最高指示。我反正无所事事，整天在家休息。但是，一听到街道小组长挨家挨户地喊开会，我头皮子都痛。可又不敢躲避，不能不参加。一天到晚是提心吊胆、忍气吞声地过日子。每次喊开会，我是随喊随到，从不敢迟到。开会时也不敢往前坐，总是坐在最后一排，而且是只听不说，只带耳朵不带嘴。
一天下午，天比较寒冷。北风呼啸，吹得人缩头缩脑不敢外出。偏偏这时门外又传来街道上通知“马上到小广场上开会”，我不敢怠慢，忙打开门应了声，天再冷也要去。
街道上的会大多是露天会议，说是在小广场上，其实就在我家巷口前面的一小块空地上。我顶着寒风赶去，小广场上稀稀拉拉已坐了一些人。我依然走到最后一排的长条椅上坐下，一张长条椅上可坐七八个人。街道每次开会，最后一排长条椅上坐着的都是受过政府处理的有问题的人。只要街道上开会，我们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坐在最后一排，而且坐姿都一样，好像经过培训似的。个个都弯着腰，缩着头，仔细听着每一句话，直到散会后人都走完了，我们几个人才敢离场。
那天开会时，我突然感到会场的气氛有点紧张，连街道主任说话的口气也明显感觉不同。不仅语气强硬，而且每句话的内容都与街道上的具体事情紧密相连。街道主任是个上年纪的中年妇女，长得瘦精精的，齐耳短发，个头不高，但声音不小。一场会就她一个人能从上场讲到下场，一两个小时连水都不喝一口，而且声音还不哑，这也是本事，不得不佩服。
那天，我明显感到会场的气氛有点不妙，而且会场后面靠我们这排长条椅两边站着不少戴袖章的红卫兵。他们根本不是街道上的居民，全是学生模样。我边听边偷偷张望，不觉感到有点害怕。
果然，街道主任的话锋突然一转，大声吼道：“‘文化大革命’怒火熊熊燃烧，现已席卷全国。我们街道绝不能死水一潭，也要紧跟形势，也要联系我们街道上的实际问题，活学活用，揪斗我们街道上的现行反革命坏分子！”
街道主任说着，停顿了一下，然后把手朝会场后面那几个红卫兵一挥：“你们几个红卫兵小将，要敢闯敢干，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魄。现在都准备好，马上投入战斗！”
几个红卫兵小将闻声立刻雄赳赳气昂昂地跑到我身后站着，我想回头看看他们准备干些什么，但又不敢。
“我喊一个坏分子名字，你们就把坏分子给我揪上台来！”街道主任说着，猛地提高了声调，“现在把坏分子年广九，给我揪上来！”
街道主任话音未落，三四个红卫兵立刻冲上来把我团团围住。你抓胳膊他按头，硬是把我从座位上拎了起来，我连站都没站稳，就跌跌撞撞地被推到台上。接着一边一个红卫兵使劲扭住我胳膊往后扳，并按着我的头，不让抬起。我手臂被反扭得顿时痛得失去知觉，想喊又不敢出声，只能咬牙忍住，随红卫兵作弄。一会头发被往后拽得仰起脸让群众看看，一会头又被按下，说低头认罪。若不是两个红卫兵使劲扭住我胳膊，我早就在台上瘫软倒下……
随后，街道主任喊一个人名，红卫兵便揪出一个人。什么新中国成立前当过保长、地主、富农的，新中国成立后被打过右派，坐过牢的，统统被叫作“牛鬼蛇神坏分子”，纷纷被叫站起身来，一个个被红卫兵揪到台上，站成一排，接受群众批判控诉。
我胆战心惊地站在台上，只知道台下不断有人起身大声批判，却听不清楚到底批判些什么。
当天被揪上台与我站在一起的有8个人，罪名各不相同。我的罪名是“坏分子”，前几年因投机倒把坐过牢，属于劳改释放分子，当然是揪斗对象。
批斗会进行了一下午，我的头也被按了一下午。腰和颈椎先是疼痛、酸胀，后来是麻木，渐渐地连一点感觉也没有。傍晚散会时，我身边的两个红卫兵才松了手。估计他俩也累了，我却直不起腰，也抬不起头。过了好一会，才慢慢恢复了知觉，浑身一阵阵酸痛……
散会后，群众陆陆续续地都走了。我们这8个批斗对象，却被集中到一起，接受街道主任和派出所所长的训话。大致意思是要老实做人，接受群众监督与批判。每天早上要到居委会大门口站着低头认罪，虚心接受群众批判，还要定期向居委会做思想汇报。另外，还要负责打扫街道上的公共卫生，即扫马路、扫厕所等。
我听了不免有点不服气，心想，如这样我哪有时间做生意？嘴上不觉咕哝了一句：“我又没犯法。”
正好这话被派出所所长听到了，立刻呵斥道：“年广九，你投机倒把，怎没犯法？”
我低声反驳说：“我卖水果做点小生意，怎么又算投机倒把？”
“什么，你走资本主义道路，嘴还厉害！”派出所所长猛然把桌子一拍，大声吼道，“年广九，今晚你不要走！”
看着派出所所长怒气冲冲的模样，我知道事情坏了，赶紧闭上嘴什么也不敢说。
可是，迟了……
当天晚上，派出所所长就把我又送进了北京路公安局后面的看守所，关了起来。我的第二次牢狱生活，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寒冷的冬天开始了。
北京路公安局后面的看守所我熟悉，第一次坐牢也是在这里。上次我关的号子是7号，这次关的号子是9号。在看守所里面，称之为“北小”，就是朝北的小号子，整天见不到太阳。冬天关在这里比别的号子要冷得多，好在号子里关了三个人，相互间多少能聚点热气。9号小号子除我外，还关着芜湖飞机场的两位部队头头。据说两个人的军衔级别还不低，因涉及政治问题站错队，正接受审查处理，临时关到这里。要不然像他俩这样高级别的罪犯，怎会跟我这个普通小商贩关在一起？
两个部队头头都比我大一点，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每天聊天，他俩说起话来一套一套，都是我没听过的故事与知识。我很爱听，有时他俩不说，我还劝他俩聊聊。有时我也聊聊做生意的经历，他俩也没听过，也感兴趣。在监狱里反正没事，聊天最能打发时间。可惜没过个把月时间，他俩又被关到别的号子，不知为什么离开9号小号子。是不是与我们整天聊天有关，我就不清楚了。
这次我又被关了六个多月，不明不白地进去，不明不白地出来。既无公安局的逮捕证，又无检察院的起诉书，更无法院的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