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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2月，我的大儿子出生了。第一次做父亲，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也不懂什么风俗习惯，整天只知道咧着嘴笑。还是母亲提醒我，上街买了两大筐鸡蛋，由母亲帮忙煮熟，再染成红蛋，然后，挨家挨户地送给亲戚好友、街坊邻居，让大家一起分享我家的喜悦。
耿秀云更是高兴，喜滋滋地催我：“快给宝贝儿子起个好听的名字！”
母亲也在一旁笑着说：“要不就花点钱，请拆字的先生帮忙起个名字。我年家大头孙子，名字一定要好听，还要叫得响！”
我高兴地抱起儿子，微笑着说：“我虽没文化，但起名字不成问题。我们年家太穷了，现在有了儿子，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财气。我看就叫金宝吧，叫起来响亮又好听！”
妻子耿秀云和母亲一听，异口同声地说：“好，叫金宝，就是我们年家的黄金宝宝！”
很快，儿子金宝就到了满月那天。与我一起摆摊卖烧饼的蒋师傅得知我儿子满月，提出要来我家看看刚满月的儿子。蒋师傅因烧饼炉子与我水果摊紧邻，我俩关系相处很好，没事就一起谈心拉家常，已到无话不说的地步。他知道我儿子金宝刚满月，坚持要来我家看看儿子，说一是道喜，二是想沾沾我儿子的喜气。
那天晚上，天下着暴雨，又刮着大风。我家的房屋被大风吹得似乎在晃动，门都难以打开，好不容易我用身体抵着门慢慢打开，又难以关上。雨势凶猛，像从天上倒下来一样，哗哗地直往门缝里灌，不一会靠门口的地上就汪了一摊水。这种恶劣的天气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特别是那豆大的雨点似乎泛红色，仿佛下的是红雨，十分怕人。我心里不由得感到不安起来，隐约觉得今晚可能要出事。联想前段日子为打击投机倒把、长途贩运，割资本主义尾巴，芜湖对长街小商品市场进行整顿，竟然实行强硬的武装封锁，就让人后怕。
我越想越感到害怕，连忙找出平时卖水果装钱的背包，递给耿秀云说：“今晚我感到有点不对劲，眼睛老是跳。你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收拾收拾，全部装进包里。”
耿秀云听我这样说，反劝我：“你别胡思乱想！”
我说：“你生宝宝，在家休息至今没上班，根本不知道长街发生的事吧？”
耿秀云摇摇头，惊讶地问：“长街发生什么事啦？”
我抽根烟，大声告诉她：“封锁长街，小贩子个个都吓得不敢乱动！”
“乖乖，这是怎么回事？”耿秀云也吓得嘴张多大，说不出话来。
“看这个形势，我恐怕也有点危险！”说着我吐了口烟，不由得叹了口气。
耿秀云听我这样说，知道形势不妙，立即默默地开始收拾起来。结婚后我只管做生意，耿秀云负责当家理财，家里经济也全由她掌管。
耿秀云把一些值钱的物品和现金，以及结婚时我给她买的银项链和银首饰等都找了出来，细心地统统装进包里。
我要耿秀云把小包收藏好，并吩咐她：“万一我出事了，你不要急不要乱。首先把儿子带好，还有把我老母亲照顾好。”
耿秀云听着有点难过，不由得小声说：“你不要想得太多！”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这么大雨谁会来？我有点疑惑，怕听错了，慢慢走到门口。透过门缝朝外看去，只见一个穿着雨衣的人正站在门外。我慢慢打开门，站在门外的是炕烧饼的蒋师傅，他浑身湿透，手上却捧着一只大瓷缸。
蒋师傅跨进门就把大瓷缸递给我，脱下雨衣说：“年师傅，我来看你儿子，顺便带点我老婆做的肉圆子烧菜薹，给嫂子尝尝。”
我连声说：“谢谢，难为你这么大暴雨还跑来！”然后，领着蒋师傅走到里面房间里，让他看看正在熟睡的儿子。
蒋师傅看儿子睡得正香，怕打扰又退了出来，笑嘻嘻地对我说：“你儿子长得大头大脑，胖乎乎的，长大肯定有福气！”
我说：“我俩就不说客气话了！”
按说我应泡杯茶，陪蒋师傅抽根烟，让他坐坐歇歇。人家冒这大雨来看我儿子，我心里已过意不去。但是，我总觉得形势不妙，连声催蒋师傅赶紧走。
蒋师傅有点莫名其妙，不满意地说：“你急什么？我俩先讲几句话，等雨小点我再走。”
我听蒋师傅这样说，越加急了，大声问他：“我俩是不是好朋友？”
蒋师傅听了更加不理解，也大声说：“我俩怎不是好朋友？不然天下这大雨我还来看你儿子？我俩当然是最好的朋友！”可见我一本正经的样子，他急忙又问道，“今晚你好像有什么事？”
我也没有客套，直接对他说：“今晚真有事，你不要多问，以后我会告诉你。”说着，我从墙角处拎出那只装钱的包，递给他，“你赶紧走！这包就交给你了，谁都不要给，我全家性命就在你老弟手里了！”
蒋师傅听我说得如此严重，好像明白了其中的秘密。毕竟是当过兵的人，什么也不问，严肃地接过包立即背到身上，迅速穿上雨衣，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了声：“年师傅，你放心，我会保管好这个包！”说完打开门，一头钻进大雨中。
蒋师傅走后，估计也不过走出有200米远的路，雨突然停了，风也小了。我打开门想透透气，刚站到门口台阶上，忽见街道主任领着七八个人正朝我家急匆匆走来。
我知道情况不妙，转身退回屋内想关上大门，但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派出所两个年轻民警一步冲到门口，用身体挡住门，大声说：“年广九，你被拘留了！”
话音刚落，我就被两个民警推到大桌前。只见其中一个民警拿出拘留证往桌上一拍，厉声说：“签字！”
我一惊，立刻反问：“我犯了什么法，要拘留我？”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你自己看！”那个年轻民警指着拘留证大声说。
“我没上过学，不识字！”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那个年轻民警听我这样说，估计想起我是不识字，于是什么也不说，抓起拘留证大声念道：“年广九，犯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罪……”
我知道摊上这个罪可不小，忙辩解说：“我只卖点水果，卖点西瓜，算什么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罪？”
“有人检举揭发你，到南京贩运水果，低价买高价卖，不是投机倒把、长途贩运是什么？”那个年轻民警把拘留证往桌子上一拍，掏出钢笔吼道，“快，签字！”
街道主任也在一旁帮腔：“你公然与国营商店对着干，无证水果摊点就摆在国营商店附近，明目张胆地在挖社会主义墙脚！”
街道主任的话明显透露，那家国营商店肯定对我抢他们生意有意见，并且暗地里告了我的状。
面对着拘留证，我清楚想不签字不行，只好接过民警递过来的钢笔，歪歪斜斜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说实话我的确不识字，只认识自己的名字，也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年广九”3个字。
签好名后，我立即被两个年轻民警管制到墙边站着，不许乱动一步，我想与耿秀云讲几句话也不行。
七八个街道干部立刻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耿秀云没见过这种场面，急得连声问：“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跑我家来翻找什么？”
这时，我那已睡觉的老母亲也被吵醒，披衣起床也想阻止。可是，来的人根本不理睬，继续在我家旮旮角角翻找。
当然，他们什么也没翻找到。我暗暗庆幸蒋师傅走得快，不然那装钱的小包肯定会被没收。
我家本来就穷得叮当响，除了一张床、一个衣橱、一张方桌和几把木椅，几乎一贫如洗。几个人咕噜了几声，两个民警押着我就往外走，其他人紧紧跟在我身后。
我扭头对耿秀云说了句告别的话：“你在家好好带儿子，我的事你不要多操心，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回来。”
话虽这么说，但我心里还是有点伤感，也没多少底，不知道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儿子刚满月，耿秀云又不会经商，老母亲又年事已高，我在上海旅社门前的摊位又该怎么处理……想到这儿，我忍不住深深地叹了口气！
当天夜里，我就被两个年轻民警押送到北京路后面的看守所，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牢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