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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仲雨自从夏天感染上一场疟疾后，身体就变得衰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一直萎靡困顿，力乏得不行，锄头抡不了一会，就觉得气喘。贫下中农们都很善良，看见孙仲雨脸色发青，便催促他回屋去休息。孙仲雨拗不过，只好把锄头扛在肩上蹒跚着回到自己的“知青屋”。贫下中农们看着他瘦精精的背影，一起感叹说：这孙仲雨，也真是该走了，比他迟来几年的知青像刘文汉、牛春梅都走了。刘文汉进机关成了政工组的干事，牛春梅则进了县拖拉机厂当了一名钳工。原先孙仲雨刚来的时候还有说有笑的，话也多，可在农村待的时间越长，话就越少，现在有时整日里一句话也不说，下了田就闷头干活，收了工就径直回他的“知青屋”。年纪不大，却不修边幅，胡子养得好长。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
孙仲雨是老知青了。他是70届高中毕业生，算一算，已经来到蔡桥公社满江红大队朱旺村小队五整年了。按理说，插队两年就有招工资格，可孙仲雨几次推荐回城都被县知青办否定了。县知青办也叫县“五七”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姓仇，一个黑黑的胖子，每次孙仲雨硬着头皮去找他，他总是从鼻孔里面哼道：
“像你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待几年并不算长，别人待两年，你就要决心待四年。农村是个大熔炉，你要在广阔天地中炼出一颗红心来！”
孙仲雨每次都被仇胖子教育得无话可说。其实孙仲雨知道，自己一直回不去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他的父亲是右派。二是孙仲雨除了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自己的要求外，从来没有上门向仇胖子以及公社书记私下汇报过自己的思想。用当时的话来说，这叫“走后门”。孙仲雨连仇胖子等一干人的家住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回城呢？孙仲雨知道有很多知青都是因为走后门走得勤被“放飞”的。公社里还有不少上海下放知青，更吃不了农村的苦，走后门走得更勤，也舍得花血本。孙仲雨就知道公社原来有个上海下放知青叫余阿男的，每次从上海回来，都带着大包小包的去公社柳书记家走后门，送的都是异常紧俏的的确良布料、饼干、奶油蛋糕之类的。柳书记抽的烟都是上海知青进贡的，不是“凤凰”，就是“牡丹”。“凤凰”烟嘴长长的，抽起来不仅气派，烟丝还散发着一种浓浓的香味，比花露水好闻多了。所以柳书记走到哪做指示，只要往那一坐，点上“凤凰”烟，大家都愿意凑上前去，用鼻子拼命地吸着，不是为了聆听指示，而是为了吸到烟的香味。
也有走后门走得更厉害的，那往往是女知青，尤其是细皮嫩肉的上海女知青。仇主任、柳书记、大队支书以及其他相关的什么人，“进贡”“走后门”往往还不够，还要女知青当面做思想汇报。上海女知青大都是吃不了苦的，肩膀嫩，腰杆软，韭菜、麦子分不清，胆子也小，每次卷起裤脚战战兢兢地下田，只要一两只蚂蟥吸上来，立即吓得大哭大嚷，在水田里乱跑一气。过两天肯定要向书记主任支书汇报思想，一边哭诉一边要求。领导有时抚慰得过分一点，上海女知青们一闭眼，想到蚂蟥的可怕，自然是敢怒不敢言。于是教育者就进一步得寸进尺，外面就有风言风语。女知青由于深明自己的处境，铤而走险充耳不闻，最后完成了胜利大逃亡。有一次公社柳书记酒醉之后吐真言，说：
“上海小姑娘的水色真是好，嫩得都能掐出水来！”
孙仲雨心知肚明着这一切，所以心若止水，决意把“村”底坐穿。尤其是今年夏天染了那场疟疾后，孙仲雨更是对前途感到彻底失望。
刚刚下了一场短暂的秋雨，孙仲雨坐在“知青屋”的门槛上眺望着眼前的一切。有两只狗在不远处的旷地里撒欢打闹。槐树长得丰茂的地方，村里的屋子歪歪斜斜地挤在一起，有几头黑猪、白猪在泥地里乱拱。三五成群的鸡聚集在村前刚收完的稻田里。母鸡们有的慌慌张张地啄食，有的则闲庭信步骄傲异常。公鸡们则肆无忌惮地昂着头，不时地闯进母鸡群，一会儿调戏这个，一会儿又强奸那个。而母鸡们则有点见怪不怪，被强奸时，就撅着个屁股，一动不动；被奸之后，就抖抖全身的羽毛，打个响嚏，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岁月沉重，不仅仅是人麻木，连鸡也麻木了。
再往远处瞧，有两株高大枫树的地方，不属于蔡桥公社，是上海人的一个劳改监狱，叫翡翠湖农场。里面有个湖，不大，水特别深，也特别清，很绿，就叫翡翠湖。20世纪50年代上海人在这一带建劳改农场，选中了这个地方，就把翡翠湖给圈进去了，又围起了一长溜的铁丝网，建起红砖砌的高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朱旺村的人就再也没看见过翡翠湖了。两株大枫树也成了标志，靠这边的仍然归朱旺小队，那边的则归了劳改农场。农场的一切都很神秘，一条公路从朱旺边上穿过，进进出出的都是罩得严严实实的大篷车。上海人一切都是自力更生，几乎不跟地方上有任何联系，所以一开始朱旺村人还对附近这座上海农场持有兴趣，到后来，因为所有一切都跟自己毫无关系，慢慢也就将身边这座劳改农场忽略了。
孙仲雨看着看着，觉得眼睛有些疲乏，也就将视线收回来了。屋子左边歪歪斜斜的小路上，摇摇晃晃出现了一个老长的身影，孙仲雨瞄了一眼，就知道是附近竹子铺生产队的知青“长脚”。
“长脚”的真名叫吴瑞冠，是行署所在地的下放知青。“长脚”的父母亲都在地区京剧团工作，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有个弟弟。老大自然是要下放的，“长脚”也没有什么背景，在竹子铺生产队下放已满三年，可是每次招工都轮不到他。
“长脚”看见孙仲雨，异常兴奋，步子明显加快，急匆匆竟小跑起来。走得近了，他先是一步跨进屋子，然后回过头来，鬼鬼祟祟地将孙仲雨拉进屋里，又掩上门，拉开灯。知青用电是不用交钱的，屋子里一片雪亮。“长脚”神秘地一笑，冲着孙仲雨一龇牙，问道：
“猜猜看，我这次带来了什么？”
孙仲雨这才注意到“长脚”手里还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那是当时流行的，塑料做的，灰颜色，上面印着白色的漆字：上海。
孙仲雨一吸鼻子，高兴地叫道：“哈，狗肉！”
“猜对了！”“长脚”开心地大叫一声。又猛拍了一下孙仲雨的肩膀，说：“你小子真有福气。”蹲下身来，一边拉开塑料包的拉链，拿出用塑料纸包得严严实实的狗肉，一边得意地说：“那只小花狗真是不知死活，硬是跟着我往屋里跑，这叫自投罗网！我可不管它出身贫农还是地主，用铁丝圈往它脖子上一套，掷到屋梁那边，一拽，这小花狗一点声音也没发出，就完蛋了。”
孙仲雨笑着说：“这小狗真是年少不懂事，连屠狗大将军樊哙都不认识，真是该死。”
“长脚”得意地从塑料包里摸出包“东海”烟，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又诡秘地一笑，说：“这儿还有瓶正宗的‘高粱大曲’，咱们二五对开，怎么样？”
孙仲雨龇开嘴笑了，连声说了几个“好”字。两个人面对面坐在桌子边，孙仲雨有点急不可侍，用手撕了一大块狗肉塞进嘴里，嚼了几下吞了下去，双目一闭，一副陶醉状：“呵，真是好吃啊，名副其实的美味佳肴！”
“长脚”却不慌不忙，他拆开了“东海”烟，拍出两根，将火柴划着，自己先点上，再给孙仲雨点。孙仲雨摆了摆手，埋头吃着狗肉。“长脚”又将双方的搪瓷杯倒满酒，端起杯子，郑重其事地说：
“来，哥们，咱们干一杯。”
孙仲雨左手端杯，右手仍执着一根骨头在嘴巴里啃咬，一副野兽模样。“长脚”一仰首，一杯酒干净利索地倒进嗓子眼里。孙仲雨见状，也将杯中酒一口闷掉，只觉得嗓子眼里如火燎过一般，可是心里却异常畅快，淤积胸中的一团湿热之气化去了不少。
几盅酒下肚，双方的话匣子打开了，“长脚”跟孙仲雨都是县文化馆组织的业余文工团的成员。长脚擅长表演，两块铜板叮叮当当一敲起来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山东快书。内向的孙仲雨表演才能不行，他只会写，写山东快书，写对口词，写三句半，有时候也写活报剧，也写多幕戏曲的剧本。前一段时间，县文工团公演的《果园风波》就是孙仲雨执笔写的，这是一出类似《海港》的皖南花鼓戏：丰收的果园内，苹果红了，梨子甜了，阶级敌人来搞破坏了，女支部书记勇敢地带领一群叽叽喳喳的贫下中农子女跟富农老婆作斗争，夺取了胜利，捍卫了丰收果实。
“你写的那是什么鸟戏？
！”“长脚”对孙仲雨的劳动成果不屑一顾。
孙仲雨的脸微微地有点红了，他当然知道那出戏的分量，只是没有想到“长脚”用如此直接的方式攻击他，他没有反驳，只是尴尬地苦笑。
“什么‘阶级斗争为纲’？老子在农村待了十几年了，整天睁大眼睛寻找阶级敌人，想立功受奖，可硬是一个也没有逮到。”“长脚”的脑子有点愣，什么话都敢说。
“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总是隐藏得非常好，平时是看不出来的，只有风吹草动时，他们才会冷不丁地跳出来。”孙仲雨调侃地说。
“屁，依我看，地主富农，一个个老实得像龟孙子一样。”“长脚”说。
“对对，”孙仲雨附和说，“其实数你这种人最不老实，把贫下中农的狗啊鸡啊全偷吃光了，当心哪一天贫下中农群情激愤革你的小命！”孙仲雨指着“长脚”的鼻子，笑嘻嘻地骂着“长脚”。
“老子才不怕呢，贫下中农还有房子、土地，老子可是一无所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谁怕谁呀！刚开始老子来的时候，低声下气请教这个请教那个，他们都把我当孙子看，把我使唤得来使唤得去，让我进城里买这个买那个，钱都不给。后来老子索性破罐子破摔，整日里偷鸡摸狗，没想到谁见到我都点头哈腰，惹也不敢惹我……”“长脚”的酒兴上来了，脸红脖子粗地吹起牛来。
狗肉吃了一半，酒喝了一半的时候，双方激烈的言谈慢慢缓冲下来了，话题也转了，先谈的是吃，什么东西最好吃。孙仲雨说古书上皇帝吃的都是熊掌、燕窝什么的，肯定会很好吃。再就是海鲜了，海参、鱿鱼、黄鱼什么的，也很好吃。“长脚”问孙仲雨可吃过，孙仲雨咽着唾沫，摇摇头说没有。“长脚”不屑一顾地说，没吃过怎么能说好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那是不能乱说的。“长脚”认为还是猪肉最好吃，才七角三分钱一斤，眼睛不眨可以吃三斤，总是吃不厌，只是猪肉不好买，按分配的肉票，每个人一个月才半斤。
孙仲雨忍不住揶揄道：“那是因为猪不好偷，要是能偷，你小子早就吃腻了。”
“长脚”忍不住笑了，心里面觉得孙仲雨说得有道理，猪的力气比狗大多了，脖子也粗，杀头猪，得四五个人拥上去，才能将它绑得结结实实，有时候配合不好，猪一扬蹄子跑起来，十几个人都逮不到。这么一想，又因为聊了一顿食物，两人都感到很开心，胃口也大开，又开始大口吃着狗肉，一盅接一盅地喝酒。
吃的事聊完了，他们又聊起了女人。“长脚”问孙仲雨可碰过女人，孙仲雨诧异地瞪着眼睛，对“碰”字表示不解。“长脚”醉醺醺地说，“碰”就是“日”的意思，就是跟女人有实质性的接触。孙仲雨慌忙摇头做否定状。“长脚”气粗了起来，说：“原来你还是个未开叫的小公鸡，真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长脚”的一连串的“可惜”让孙仲雨一阵心虚而自卑，说话的声音都因此小了不少。过了一会，双方都酒足饭饱了，谈兴也淡了下去。从窗户看出去，天色已暝，外面也没有人声了，一些夜鸟像猫头鹰、夜莺等开始在风中叫唤了，气温也下来了，两人明显感到有些寒意。“长脚”喝完杯中的剩酒，说：
“后天就是中秋节了，今年中秋、国庆在一块，有好几天假。明天我要回家，你呢？”
孙仲雨摇了摇头，苦笑着说：
“我是有家难回呵，不回去了，就在朱旺过。”
“长脚”看出来孙仲雨似有难言之隐，也就不追问，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准备告辞。门开了，一轮满月照进来，现出“长脚”满脸的得意。
“孙仲雨，我一直没告诉你，我也要招工了。”
“哦？”孙仲雨感到诧异。
“不是我想要走，是那帮农民大伯联名推荐我走。”“长脚”又是一脸的得意。
“为什么？”孙仲雨感到不解。
“那还不清楚，我在这儿一天，他们的鸡啊狗啊就不得安宁，所以他们这是在‘送瘟神’！”“长脚”哈哈大笑。
孙仲雨不作声了。突然间，他的情绪坏极了，连“长脚”也要走了！自己以后该怎么办呢？“长脚”似乎看出了孙仲雨的心思，不知从哪儿摸出一个小本本，满脸坏笑地递给孙仲雨，说：“我的未开叫的小公鸡，这本书你好好看看呀，中秋节不能回家，一个人窝在小屋里看手抄本也是一种快乐呀！”
“长脚”跌跌撞撞地走了，拎着那只瘪瘪的上海旅行包，在静夜中丢下一连串饱嗝。一直等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孙仲雨才叹了口气，转身关上门，打开了“长脚”刚才塞给他的那个手抄本。确切地说，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本练习册，上面用蓝色墨水抄得满满的。第一页上，有一行小字：《曼娜回忆录》。孙仲雨一看之下，心惊肉跳，他知道这是一本在男女知青中流传很广的黄色小说。
孙仲雨中秋节不愿意回家，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颇为尴尬的“结”：他的母亲将在中秋结婚，嫁给县革委会副主任。在此之前，母亲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叙述了自己将要再婚的原因和理由。无非是父亲死后她感到压力颇大，整日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中等等。母亲还说，之所以跟革委会副主任结婚，除了他人不错之外，主要是考虑到孙仲雨。母亲说等她跟管伯伯一结婚，就跟管伯伯提出将他招工进城里，相信管伯伯一定会答应的。母亲最后希望孙仲雨中秋节一定要来城里，参加自己跟管伯伯的婚礼，实际上也不完全是为了婚礼，而是希望中秋之夜能够稍稍得到团圆。母亲最后深情地写道，希望孙仲雨的父亲在天之灵能够原谅她这个软弱的女子，也希望他安宁。母亲的信写到这里，字迹有点模糊不清，上面有斑斑点点，看得出那是母亲的眼泪。
信是半个月前就收到的，但孙仲雨一直没有回信。不是不回，而是怎么写都不合适，每次孙仲雨才下笔就觉得错了，于是撕了重写，写后又是撕，然后又重写，又是撕，所以回信就怎么也没回成。这么多天来孙仲雨一直惦念着这件事，那个姓管的革委会副主任孙仲雨也认识，是分管农业这一块的，典型的工农干部，矮墩墩的，国字脸，黑皮肤，说话声音很大。孙仲雨总觉得他跟母亲之间很不协调，母亲白皙修长，清秀的脸庞，高雅的知识分子气质，似乎只有父亲才跟她般配。父亲和母亲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金陵大学分配到这个山区小县来工作的，在孙仲雨的记忆里，父亲才华横溢，个子高高，戴一副眼镜，风度翩翩。父母亲走在一起时，总会让当地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大约是他们从未看到过如此一对璧人吧。可是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整个家庭陷入一种混乱之中。原先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父亲和母亲也开始了争吵，又开始打斗，互相撕扯着头发，像两头疯狂的野兽……随后，更大的悲剧来临了，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之后，父亲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恐怖，他的精神崩溃了，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后背上捆着一块上百斤的石磨盘，从县城之中的石桥上跳入水中……不知怎的，孙仲雨总不太愿意回忆这段历史，倒不是因为悲恸，他于此早就麻木了，而是他每次想起父母亲的人生轨迹和命运，想起人生的无常，心里总莫名其妙地拱动着一种荒诞感。
中秋节说来就来了。中秋节孙仲雨也没出门，家里没有什么吃的，早晨吃了两个山芋，中午又吃了一个山芋后，孙仲雨感到胃里酸楚，屁放个不停，心里也觉得酸楚。下午五点，太阳还没有落山的时候，月亮就已经悬在半空中了。白白的，一览无余，像一个不引人注目的玻璃盘。到了七点以后，天黑下来，月亮迫不及待地发起光来，又大又圆，洁净生辉。不远处村子里零零星星地放了几阵爆竹后，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人声鼎沸的，狗也夹杂在其中不歇地叫。孙仲雨走出门外，看见远处村子里一块白幕布挂起来，原来是公社放映队来放电影。紧接着，高音喇叭也架设起来，喇叭里不时传来放映员得意的试音声。成群结队的人不时从“知青屋”门口经过，他们扛着长板凳，兴高采烈地说着话。孙仲雨知道，那都是附近生产队、附近大队甚至是附近公社的，最远的观众，可能是一二十里路远、翻着山头过来的邻县的。他们吃过中饭就开拔，看完电影再走回去。这很正常啊，孙仲雨刚下放时也干过这种事，跟几个小知青走几十里夜路到邻县去追逐着放映队。可是一段时间后，随着几个好朋友的陆续离去，心灰意冷的孙仲雨便再也没干过这样幼稚的事情了。
人群一串串地从孙仲雨门口经过，有几个面相稍稍熟的，瞧见孙仲雨悠闲地靠在门口看风景，便诧异地叫起来：
“喂，你怎么不去看电影呀！”
“什么电影呀？”孙仲雨懒洋洋地问。
“《南征北战》！”有人兴奋地回答。
“又是《南征北战》，没劲！”孙仲雨嘀咕道。
“这部《南征北战》是新拍的。听说还会加映一部《春苗》！”另一个自称有内部消息的小丫头得意地冲他嚷道。
孙仲雨这回没作声了。他是知道这两部片子的，也曾经在县城电影院的橱窗展览中看过，但觉得兴趣不大。新拍的《南征北战》，除了黑白变成彩色，解放军战士的衣衫变得漂亮整洁外，其他的好像都是老一套，张军长还是张军长，李军长还是李军长。《春苗》好像是说一个小丫头片子如何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造反有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一套。孙仲雨看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想着母亲在这样一个月明之夜竟要投入另一个人的怀抱，不免心里有些难过。他决定不去看电影了，掩上门，从枕头下面取出那本“长脚”丢下来的手抄本，想排遣自己心中土堆一样的郁闷。
一切都静下来了，门口杂乱的脚步声没有了，隐约一阵枪炮声和冲锋号声飘来，想必是电影开始了。才看了几页，孙仲雨便感到热血沸腾。这时候突然有笃笃的敲门声，孙仲雨吃了一惊，赶忙将手抄本塞进枕头下，站起身来拉开了门。
是一个年轻女子，正站在门口，笑吟吟地看着他。孙仲雨一怔，不知如何是好，那女子开口了，说：“同学，我进来喝口水好吗？”
孙仲雨有点慌乱，忙侧身让女子进来，门开之处，有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已入中秋了，白天和晚上的气温相差很大，孙仲雨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
孙仲雨在雪亮的灯光之下打量着那个女子：女子的打扮很奇特，上身穿着一件灰色的双排扣列宁女装，下身是一件黑色紧身西裤，脚上蹬一双半高跟的黑皮鞋；往上看，女子留着不长不短的头发，飘散在脑后，一动，便如丝绸一样摆动。她的脸上好像涂有一层淡淡的妆，嘴唇也好像抹过口红似的，鲜红鲜红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女子眉心有一颗不大不小的红痣，那是应该称作“美人痣”的，点缀得恰到好处，俏丽妩媚。从总体上看，这个女子还是很漂亮的，身体中有一种成熟的风韵，举手投足，很让孙仲雨心旌荡漾。
女子一边喝着水，一边笑吟吟地看着孙仲雨，问：“小兄弟，你是知青吗？”
“是。”孙仲雨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下放几年了？”女子仍关切地问，她的嗓音很好听，婉转流芳，像画眉一样，只是稍稍有些沙哑。
“五年了。”孙仲雨笑道。他大胆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女子，这个女子很美，但让人一时想不起她美在何处。她的年龄似乎也是看不出来的，二十七八岁？二十一二岁？抑或三十岁左右？都有点像，但好像又都不对，不过从她的表情和气质来看，应该比孙仲雨大。这女子关切而大方的举止和言语，只几分钟，就让孙仲雨心中某个东西暖暖地融化了。
“中秋节干吗不回家？”女子关切地问，又说，“一个人待在这儿多冷清呵，怎么不去看电影？”
孙仲雨心中一个东西彻底地融化了，他感到那个东西化为一股热气，从他眼眶里窜出来，他的眼眶一阵湿润。他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觉得胸口的某个防线决堤了，心中变得哀伤起来，他原原本本地将母亲将要嫁人自己心灰意懒以至于有离开人世的想法都告诉了那个女子。
那个女子仍然是吟吟笑着，认真地聆听着孙仲雨的倾诉，什么也没表示。孙仲雨倾诉完毕之后，觉得心里似乎好受了不少，他看了看那个女子，女子仍微笑着，宁静平和，让人觉得很舒服。孙仲雨觉得他胸中淤积的愁云渐渐地化去了，有一种释放完毕的轻松。他主动转移了话题，问：
“你也是知青？你是哪个公社的？”
说这话的时候，孙仲雨的肚子突然咕咕嘟嘟叫起来，就像不断打鸣的鸡，止都止不住。孙仲雨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一阵强烈的饥饿感开始袭击他，孙仲雨这才想起，中午只吃了一个山芋，有一整天未吃饭了。
女子也笑起来，她站起身来，问孙仲雨：“我来给你做饭吧，有什么？告诉我。”
“那多不好意思——只有面条。”孙仲雨表面客气，却没有拒绝，他很想让这女子多待一会，若是能亲口尝尝这个女子的手艺，一定是一种幸福，更是一种安慰。
女子在灶下生起火来，动作很麻利，火也烧得旺，连烟都没有。孙仲雨笨手笨脚地在旁边看着，心中充满着甜蜜。女子莞尔一笑，对孙仲雨说：“到外面菜地里摘点菠菜、香葱来。”
孙仲雨走到屋外，这才发现，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电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散场了，自己竟一点也没注意到。那盘又大又圆的月亮正悬在头顶上，满天清辉。从没有一个中秋之夜如此澄明纯净。
孙仲雨在附近老乡地里随便摘了点菠菜、香葱，便急急地赶回屋子。面条已经下锅了，女子接过孙仲雨递过来的蔬菜，麻利地洗了洗，又用刀切了切，丢进锅里——一会儿，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就端在孙仲雨面前。
孙仲雨从吃第一口面条起，就觉得这是自己这一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一碗面条了，一口面下肚，他似乎觉得自己心中的某个东西被唤醒了，好像几辈子以前才有过这么酣畅淋漓的一餐。他吃得无比地专注，无比地香，好像每根面条都是生龙活虎的鳝鱼，都是争先恐后地游进自己的咽喉的。他几乎是风卷残云似的将一碗堆得老高的面条吃完，又将碗里的汤喝了个底朝天，这才意犹未尽地抬起头来。他看见女子正笑吟吟地盯着他看，这才觉得不好意思，挠着头说：
“吃完了。”
女子仍没有走的意思。孙仲雨也不愿意提醒她。孙仲雨着手收拾碗筷，女子在孙仲雨小小的竹编书架前站了一会，上面放着几本走红的当代小说、散文，女子回过头来对孙仲雨说：
“你不应该看这些书。你应该去读点别的，这个世界有不少好书，你要善于发现。”
“可是我也不知哪些书好呀，再说又没有书读。”孙仲雨说。
“没有书读也不要读这些书，多思考，思考别人，思考自己，答案不在别处，就在你心中。”女子神情凝重地说。
孙仲雨郑重地点点头，他觉得眼前这个女子深邃极了，也神秘极了。
女子轻松地笑笑，她仰起头来环视了一下屋子，屋顶大梁上有一个硕大无比的蜘蛛网，两只大蜘蛛正交配在一起，女子会心地笑了一下。孙仲雨也看到了，顿觉得浑身燥热，紧张得不行。女子最后把目光定格在孙仲雨的床上，轻声嚷道：
“这是什么书？哈，是本手抄本！”
孙仲雨傻了一般，不知道咋办才好，恨不得地下生个洞，自己一头就钻进去，屁股在外也顾不得了。恍惚中，他觉得灯灭了，窗外的月光如水一样泻进来，有一只纤纤玉手伸过来，握住了他的手腕，然后他不由自主地走向床边。好像有两只蟋蟀不知什么时候溜进来了，一声高一声低的，就在他的床底某个地方吟唱，唱得一派诗意盎然。一切都是由那个女子操纵，孙仲雨只觉得灵魂似乎不属于自己，正畅游在广袤的宇宙中，大脑也停止了转动，只觉得内心无比喜悦、无比畅快……
那个女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的。孙仲雨直到第二天拂晓时才睁开眼睛，身边香气如兰，只是那个女子已不见踪影。孙仲雨却清楚地记得女子走之前笑吟吟地对他说：“不要随便抛弃生活，生活总是令人珍惜的，不管是怎么样的生活。”
自从那一个如梦如幻的晚上之后，孙仲雨便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美丽的女子。他记得那个女子是略带上海口音的，便疑心是附近公社的上海下放知青。他给每个公社的同学都写了信，询问他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个子高高的、留着不长不短的头发、眉间长着美人痣的上海女知青。同学们都回信说没有这样一个女知青，有人还在信中善意地嘲弄孙仲雨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年纪轻轻就魂不守舍，该不是一件好事。
半年以后，由于那个革委会副主任后爸的帮忙，孙仲雨获得了招工的机会。在填志愿的时候，孙仲雨看到那个上海人办的农场在本县也有两个警察的名额，想起那个中秋之夜，心念一动便报了名。母亲为此还难过万分，以为孙仲雨是执意避开她。就这样孙仲雨如愿以偿，成为那所上海监狱里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孙仲雨的笔头不错，人又挺内秀的，领导便安排他从事监狱里的宣传工作。
孙仲雨第一天上班，进了围墙便看到了翡翠湖，那湖不太大，大约只有二十亩，但水特别清，特别绿，因为深，所以也显得特别冷，远远地看去，真的像一块幽秘的翡翠。湖的四周是茂密的茅草，茅草丛中开着些不知名的野花，孤芳自赏地露出笑颜。湖上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都似有一团神秘的白雾，缠绕在水面之上，怪让人忌惮的。
孙仲雨上班不久后就开始投入工作了，几个月后，他创作了一部大型话剧《再生》，准备迎接上海劳改系统的演出。农场的领导看了孙仲雨的本子，大加赞赏。孙仲雨便提出是不是该剧由监狱里表现好的犯人来演，领导拍案叫绝，嘱咐孙仲雨全权办理此事。孙仲雨便一个中队一个中队地去挑选演员，尤其是挑选女主角，孙仲雨每次必到。劳改农场真大，孙仲雨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察看完毕所有的女犯，但很遗憾，孙仲雨仍是没有发现那个留着不长不短的头发、长着美人痣的漂亮女子。
两年以后的一个星期一，孙仲雨到农场资料室里去查看资料，按领导的要求撰写农场史志。那个资料室已经很久没有整理了，蛛网遍布，灰尘老厚，资料员毛阿弟是一个即将退休的老头，是20世纪50年代创建农场时第一批从上海来的。他一边看着孙仲雨从灰尘中拎出一摞摞资料，一边用上海话唠唠叨叨地叙述，说他受够了此地的寂寥和辛苦，终于快要回上海了。孙仲雨心不在焉地听着老人的唠叨，突然，一张发黄了的黑白照片散落在他面前，那张照片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留着不长不短的头发、长有美人痣的漂亮女人。在照片中，她穿一身素雅的旗袍，笑容仍是那样妩媚，甚至有点妖艳，双目流芳，含情脉脉地看着孙仲雨。
孙仲雨心中一阵心慌意乱，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他强捺住激动，装作若无其事地问毛阿弟：
“这个女子是谁？好漂亮！”
毛阿弟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照片，然后说：
“噢，那是冯红杏，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很走红的一个越剧演员，1957年反右时，被定为右派，随即押到这里，在这里关了一阵子。”
“现在呢？”孙仲雨急急地问。
“早死了，”毛阿弟轻描淡写道，“当年中秋节，她就跳翡翠湖死了，一直没捞到她尸体，这湖太深，没有人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