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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秋天，我们在绍兴城中逗留了一个多月；虽说是战时，那儿的朋友，贺扬灵、胡云翼、孙福熙，还有印西法师，大家对于文艺的兴致都很好。我们就拿鲁迅的小说和随笔小品作蓝本，到城内城外追寻鲁迅幼年时代的生活。鲁迅的老家，在绍兴城中东昌坊口周氏新台门内；他的外家，在城外安桥头，那是他幼年时寄食的去处。我们有时走路，有时坐乌篷船，史迹散布的所在，差不多都到过了。
鲁迅的小说，一看就知道是拿绍兴作背景的，《呐喊》和《彷徨》，其中十之六七为他本乡的故事，其他无非鲁镇、未庄、咸亨酒店、茂源酒店；其人物则无非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单四嫂子、王九妈、七斤、七斤嫂、鲁八一嫂、闰土、豆腐西施、阿Q、赵太爷、祥林嫂；其事则无非单四嫂子死了儿子而悲伤，华老栓买人血馒头替儿子治痨病，孔乙己偷书而被打断腿，地方色彩非常浓厚。不过，我们应该接受周启明的说法：鲁迅对于他的故乡一向没有表示过深的怀念，这不但在小说上，就是《朝花夕拾》上也是如此。大抵对于乡下的人士最有反感，除了一般封建的士大夫以外，特殊的是师爷和钱店伙计（乡下叫作“钱店倌”），这两类气味都有点恶劣。但是对于地方气候和风物，也不无留恋之意。如《在酒楼上》，他坐酒楼上望见下边的废园，“这园大概是不属于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过许多回，有时也在雪天里。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在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地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下文吕纬甫说到回乡来迁葬，也说：“这在那边那里能如此呢？积雪里会有花，雪地下会不冻。”他在这里便在称颂南方的风土，那棵山茶花更明显的是故家书房里的故物，这在每年春天总要开得满树通红，配着旁边的罗汉松和桂花树，更显得院子里满是花和叶，毫无寒冻的气味了。关于乡土的物品，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上也有一节云：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它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其实，“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S城人是不懂吃辣的”也就是一种蛊惑。）
绍兴是水乡，（李慈铭所谓：“橹摇鲁跃际，都是故乡音。”）坐着乌篷船，卧听打桨摇橹声，自有深致。鲁迅以中年人的寥落情怀，对于秋冬间的原野，另有所感受。他那篇以《故乡》为题的，说：“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我躺着，听舱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
这都勾画得很真切、很有神的。
（周启明说：《故乡》是一篇小说，读者自应去当作小说看，不管它里边有多少事实。我们别一方面从里边举出事实来，一则可以看著者怎样用材料，一则也略作说明是一种注释的性质。还有一层，读者虽然不把小说当作事实，但可能有人会得去从其中想寻传记的资料，这里也就给予他们一点帮助，免得乱寻瞎找，以致虚实混淆在一起。这不但是小说，便是文艺性的自叙记录也常是如此。这话正可以说是写给《鲁迅传》的王士菁听的，因为那本传记实在穿凿得太离谱了。）
在陈源（西滢）和鲁迅闹口舌的当儿，西滢写信给徐志摩说：“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启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启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启明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这段讽刺的话中，有着一句大家所承认的话，即说周氏兄弟的性格与文章风格，都是属于绍兴，有点儿刑名师爷的调门的。
说到绍兴的人物，其实不必远攀舜、禹、严光和孝女曹娥的；（虽说大禹墓在绍兴，也不一定和后来的绍兴人有什么血缘关系的。）最和鲁迅的思想路向相同的，倒该说到东汉末年的王充，他所著的《论衡》，便无视孔、孟、墨、道各家的思想权威，一一剥去它们的外衣，暴露它们的弱点的。《论衡》的尖锐战斗风格，也可以说是开出后来绍兴师爷的先河。绍兴师爷究竟起于何代？我们还不曾确凿考证出来……这种幕僚制度，经过了明清两代，形成了一种特殊阶级，也可说是一种政治集团，成为支配中国政治的幕后力量，迄民国还是存在的。幕僚之中，分刑名、书启、钱谷各专业，刑名主法律，在朝便是法官，在野便是讼师。书启主文牍，便是后来的秘书。钱谷主财政，他们可以说是中下级的政治干部。这样便成为专业，也有江苏的常州、苏州人主其事的，大部分却都是绍兴人。因此，绍兴师爷成为绍兴读书人的谋生大道之一。刑名师爷，可以运用法律，却也可以玩弄法律，深文周纳，入人于罪，玩弄文句，规避刑法，这都是他们的特长。若说绍兴的文风，冷隽尖刻，则明末的徐文长、张宗子（岱），清代的章实斋、李慈铭，都有着绍兴师爷的刀笔吏的风格的。周启明谈《阿Q正传》，说讽刺小说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不尽是破坏。在讽刺里的憎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摘发一种恶即是扶植相当的一种善，在心正烧的最热，反对明显的邪曲的时候，那时他就是近于融化在那哀怜与恐惧里了。据亚里士多德说，这两者正是悲剧的有净化力的情绪。”这当然是他们接受了西洋文学以后，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就绍兴文士的见地说，他们的确能够跳出世法的圈子对世俗予以冷静的批评的。（绍兴师爷，处于政治的幕后，也正使他们变成了玩世的态度，他们明白所谓政治就是这么一种玩意儿。我们读了《韩非子》，也可以知道法家文字是理智的，比较冷峻的。）
鲁迅兄弟，生长在士大夫心目中的“仕宦之家”，要不是他们的祖父介孚公（周福清）出了一点小乱子，因而削官被囚，家境突然破落了，他们的生活，一定还在书香门第中打筋斗的。他们有一时期，也曾有被送去学幕的可能；恰巧他们的本家在南京办洋务，这才为他们开辟了新世界，进入了现代化的思想圈来。不过，他们毕竟还是绍兴人，带着乡土的气息的。
从绍兴联想到老酒，也和联想到绍兴师爷一样顺理成章的。鲁迅在酒乡生长，懂得饮酒的情趣，也懂得酒人的陶然之境；若干方面，他都是阮籍、嵇康的同路人。（《在酒楼上》，他写道：“我略带些哀愁，然而很舒服地呷一口酒。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S城人是不懂得吃辣的。”他是懂得喝酒的人。）
绍兴老酒，为什么味儿特别好？那得归功于泉水的清冽和酒师父的技术，还有岁月累积，火性消逝，变得很醇了；葡萄酒太腻，高粱、茅台、汾酒、大曲、竹叶青都过于辛辣，刺激性重；只有绍兴老酒是醇的，喝了有回味。酒可以陶醉我们；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这也是无上的享受。
鲁迅笔下所写的，乃是小酒店的情趣，无论咸亨也罢，德兴也罢，反正酒店的设备都是差不多的。一间门面，门口曲尺形的柜台，靠墙一带放些中型酒瓶，上贴玫瑰烧、五加皮等字，蓝布包沙土为盖；直柜台下置酒坛。给客人吊酒时顺便掺水，手法便捷，是酒店倌本领之所在。横柜台临街，上设半截栅栏陈列各种下酒物，店的后半就是雅座，摆上几个狭板桌条凳，可以坐八九个、十来个人，就算是很宽大的了。下酒的东西，顶普通的是鸡肫豆与茴香豆；鸡肫豆乃是用白豆盐煮晒干，软硬得中，自有风味，以细草纸包作粽子样，一文一包，内有豆可二三十粒。为什么叫作鸡肫豆呢？其理由不明白，大约为的嚼着有点软带硬，仿佛像鸡肫似的吧。茴香豆是用蚕豆，即乡下所谓罗汉豆所制，只是干煮加香料，大茴香或是桂皮，也是一文起码，亦可以说是为限，因为这种豆不曾听说买上若干文，总是一文一把抓；伙计也很有经验，一手抓去数量都差不多，也就摆作一碟。此外现成的炒花生、豆腐干、盐豆豉等大略具备。但是说也奇怪，这里没有荤腥味，连皮蛋也没有，不要说鱼干鸟肉了。本来这里是卖酒附带吃酒，与饭馆不同，是很平民的所在，并不预备阔客的降临，所以只有简单的食品，和朴陋的设备正相称。（但是五十年前，读书人都不上茶馆，认为有失身份，吃酒却是可以，无论是怎样的小酒店，这个风气也是很有点特别的。）我们添上这么一幅图画，绍兴之为酒廊，与鲁迅笔下所写的酒乡背景，可以看得十分真切了。
绍兴说吃酒，几乎全是黄酒，吃的人起码两浅碗，即是一提；若是上酒店去只吃一碗，那便不大够资格；实际上大众也都有相当的酒量，平常少吃还是为了经济关系，大抵至少吃上两碗是不成问题的。在绍兴吃老酒，用的器具与别处不大一样，它不像北京那么用瓷茶壶和盅子，店里用以烫酒的都是一种马口铁制的圆筒，口边再大一圈，形似倒写的凸字，不过上下部当是一与三的比例。这名字叫作窜筒，读如生窜面的“窜”，却是平声。一窜筒称作一提，倒出来是两浅碗，这是一种特别的碗，脚高而碗浅，大概是古代的盏的遗制吧！
我和鲁迅同过许多回酒席，他也曾在我家中喝过酒，我知道他会喝酒；他的酒量究竟多少，我可不十分清楚。据周启明说：鲁迅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有朋友对谈的时候，例如在乡下办师范学堂那时，与范爱农对酌。他在《在酒楼上》，写他自己上了一石居，叫堂倌来“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大概是他自己的酒量了。范爱农比他喝得多，要喝两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