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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佛罗伦萨时，这几位中国作家全部再也忍受不了意大利式西餐了，便指使意大利司机开着车满城寻找中国餐馆。
我小有得意。是我对西餐最早最先倒了胃口，大伙起初还拿我逗乐，蒋巍（东北青年作家）说，看见忠实兄每次面对西餐的痛苦表情，反倒更刺激起我吃西餐的胃口，大伙便哈哈笑。我在首站西西里住的四天里，吃西餐很新鲜，离开这个美丽的孤岛之后便开始倒胃，每一顿西餐中唯一觉得可口的只有那种烤得焦黄酥脆的面包，而这种面包是自助早餐花样众多的面包族里最廉价的一种，类似于母亲在乡下的灶锅下用麦秸火烤干的馍馍。后来经过威尼斯、米兰，再到佛罗伦萨，代表团的几位作家便一个接一个控诉西餐的要命了，再也没有谁要笑我们“乡村土胃”了。我的小小得意也不必说出口，其实靠吃中国饭长到这个年纪的中国人，恐怕谁也很难使胃口一下子调整到洋西餐上来，吃稀罕当然可以，赖以为生就受罪了——五十步笑百步。
追寻中国餐馆不仅让受罪的胃得到了满足，意外的收获是让我真切地接触了几个在意大利的中国人。
在一条记不清叫什么名字的街道上找到了一家门面不大的中国餐馆，餐馆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中国餐馆其实很好找，不仅是因为多，而且汉字招牌之十分突出、十分显眼。即使天黑，即使街巷里灯光依稀昏暗，无论大街，无论僻巷，一枚筒状的灯罩上几个蓝色或红色的汉字所标示的餐馆的名字，在满街满巷的意大利文招牌中，恰如中国城市里走过一个或几个金发碧眼的欧美白种人一样醒目易辨。
这家中国餐馆门面不大，也就是那种窄巴的小两间。老板是位青年男子，见我们进来并不显得十分热情，比招待一般客人热烈的程度有限。招呼我们坐下，一位更年轻的男招待便送来茶水，并问询点菜，随之又回前台给老板报菜去了。我们几位便坐下喝茶。年轻的男招待旋即又来了，瞅着我的脸问，中国作家代表团里有没有一位陈先生？我被人称呼惯了同志和老师（当过小、中学教师），却依然不能习惯先生的称呼。当他得到我就是陈先生的确认后，便喜形于色地到前台向年轻老板回报去了。年轻老板就来到我们的餐桌旁，说他刚刚看过中国侨联发行到海外华人中间的《侨声报》，报纸上有介绍我的文章，还配着我的一幅肖像图画，他是从那图画和我的脸孔对上号的。我也顿生奇异，讨过那张报纸，文章是中国作家协会李炳根朋友写的，那插图却是一幅漫画肖像，对我脸型和脸上的几道皱痕极尽夸张，连我都忍不住笑我的丑陋了。男招待和年轻老板都很得意各自观察顾客的眼底功夫。我也真佩服了漫画艺术的魅力，对我丑陋脸型和丑陋皱痕的极端性夸张，更使读者容易抓住特征，也使我无法躲避。
女老板接着来了。女老板被介绍说是年轻男老板的妻子。女老板不仅年轻也很漂亮，脸上的皮肤白皙，温柔敦厚的神色，没有夸张矫饰的热情，握手介绍认识之后便坐下拉起家常来。我这里之所以选择一个“拉家常”的词汇，确凿是和她交谈时的感觉，经过一年时间的沉淀后回忆那情景依然觉得是一种没有任何矫情娇气的交流。我们几位已经逛过意大利四个城市，全部在经过翻译的语言过滤中和意大利人做“学前班式”的交谈，都希望能直接说话而厌倦了那种过滤式的翻译，大家便争相争宠似的向女老板发问。
女老板姓王，中国温州籍，68级初中生，丈夫和她同籍同乡同等学力，而且都“上山下乡”接受过锻炼。他们大约80年代中期闯到意大利，落脚在佛罗伦萨，做餐馆生意，经营运气不错，已经买下这个两间门面的餐馆了。她和他都说经营靠运气，和她同样开餐馆的一位同乡已经破产且负债累累，论起精明和方方面面，似乎并不在他们两口子之下。她和他就特别庆幸自己的运气。她和他已经把属于各自那个支系的亲戚引到意大利三十多个人，大都在佛罗伦萨做事。他们对这些亲友的帮衬办法类似于互济会，大家给某个初来者凑一笔钱，帮他谋划一个挣钱的项目，然后由他去经营，等他赚了钱以后再偿还。这样的互济手段居然十有八九都获得成功，他们夫妇两大支系的亲友三十多人在佛罗伦萨不仅站住了脚跟，而且还都混得可以。
令我惊讶的是，这位女老板八十高龄的母亲早已移居佛罗伦萨，刚刚回温州探亲去了。从北京到意大利三次换乘飞机，旅途折腾二十七八个小时，我们几个人来时全都累得难以支撑，而这位年过八旬的温州老太太几乎每年都要做一次佛罗伦萨到温州的往返旅行，真是够精神的了。
她说她挣是挣了一点钱，然而也累得够呛，从早到晚都需要小心谨慎地做好每一件事。到了晚上关门之后，心底的寂寞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加深加重。“忙活一天晚上打开电视想轻松一下，看不了一会儿突然在心里冒出一句，电视上说的这些事与我有什么关系？马上就觉得虽然身在这个国家，仍然是无法跟这个国家贴近。这样长年累月下去，你说人的心里会是什么感觉？”她很真诚地反诘，显然不是要我和我的朋友回答的，只是需要一种交流和理解。
她说80年代初刚来佛罗伦萨时，这个城市的华人不过二三百人，中餐馆也只有几家，几年间，通过合法和不合法的移民手段，这个古老却够不上大都市的佛罗伦萨城里，根本无法统计有多少中国人，中国餐馆已经接近三位数了。更惊人的是，她说罗马城里已有近三百家中国餐馆，有多少中国人就更难以估计了。急骤增加的华人多数属于非法移民，多数是从德国、法国转道偷渡到这个亚平宁半岛上来的。据说在欧洲，意大利对待非法移民的处治措施是最宽松的，德、法严厉甚至可以说惨无人道，所以那些没有技术专长、文化不高的偷渡者有的是自己跑到意大利，有的是被上述国家驱赶过边境的。其中许多人在罗马等大都市的郊区租赁尽可能便宜的地下室开办皮货作坊，雇工当然也是中国青年，因为无证生产自然属于秘密状态，拿我们的习惯称呼为“地下黑工厂”。这些作坊的产品往往敢于贴上名牌的标签招摇上市。警方的打击也是周期性的一松一紧，类似我们国内每隔一段时间便搞一次的“集中突袭”行动。每当此时，这些作坊主和雇工便闻风而逃，关了作坊门，背上麦包逃遁到郊区的山林里风餐露宿，多则一周，少则三五天，风声一过，他们又悄悄返回城里潜入地下继续作业。比起这些地下作坊的人来，他们两口子已算是很值得羡慕的了，生意经营得不错，早已取得合法居住的权利，而且雇佣着一个意大利女孩招待。
后来到了罗马，我们有了随意逛街的机会，在商业区，在旅游景点，常常能够看到许多摆地摊的男女青年，地上铺一张约一米见方的塑料单子，有的摆置的是各种式样的打火机，有的摆着儿童玩具，有的就只有单调的雨伞，屁股下坐着一只自我装备和储存货物的大提包。这些摆摊族里的中国青年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另外就是黑人，据介绍说多是埃塞俄比亚的偷渡者，以这两种人为地摊族的主体，另有一些棕色的脸色混杂其中。我和蒋巍企图和一位在垃圾箱盖上摆着打火机的中年女同胞拉话，她在问清我俩的身份后反倒说出一些心里不大平衡的话：“你别以为我做这营生丢人，我一月挣一千美金，就卖这打火机就挣这么多，比国内挣得多。”我和蒋巍便再说不成什么话了。转身走去的一瞬，这女人慌慌匆匆用塑料单裹了打火机混入人群溜掉了，我随即看见一个巡警正迎面走过来，我的心里便有一种说不清是什么滋味的难受。
说来每每看见那些地摊族，不用问，除了中国人便是埃塞俄比亚人。我自然知道埃塞俄比亚即使在经济发展滞缓的非洲都是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我们年轻的同胞就无可选择地与埃塞俄比亚青年坐地成为一摊之族了。我那时候心里的感觉确实昂扬不起来，倒是切实地感觉到了国家和民族的某种十分强烈的概念，心头涌起一种虔诚的呼唤：哦哦！让我们的国家快快繁荣富强起来，让我们的黑头发黑眼睛的子孙最起码不要到别人脚下去摆地摊，不要做被警察驱逐追赶的兔子，慌忙逃溜的动作丢失的绝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风度……
在罗马遇到了另一种生活形态的中国青年人，她叫卢放，在西南某医学院毕业后到罗马某大学进修意大利语，毕业后被一家意大利人开的中医医院聘任，而且已取得永久居住权。她很有涵养，很高兴给我们充当和两位意大利女孩交谈的翻译，据说她的月收入也是一千美元，然而她的自信和内秀构成一种明显的东方女性的魅力，她的谈吐和气质令那两个意国女郎也由衷钦敬。然而像她这样的同胞又能占那些开地下作坊和摆地摊的几十分之一呢？
在米兰的一家中国餐馆听到一件更令人无言以对的事。这位女老板是荷兰籍的老华侨后裔，几年前到米兰来开办了一家中餐馆，生意不错。她被恐吓威逼，损失了一笔款子。干这种类同绑票勾当的正好又是中国人，似乎还有一个什么“红色旅”的暴力组织。女老板不愿意说出更具体的详情，似乎不单单是被威胁的苦衷。她摇摇头无奈地说，这些中国孩子盲目跑到这里来，没有专长也没有技术，有的是连初中也没念完的农村孩子，能干什么呢？摆地摊虽然不大体面，总还算自食其力挣钱吃饭，一些连任何苦也不想吃的人，除了冒险抢劫还能怎么活？
意大利的“黑手党”名噪全球。现在又有了一个“红色旅”，中国偷渡过去的年轻人的暴力组织，施暴的对象几乎都是赚了钱发了财的华人，我又能再发什么慨叹呢？当然，说穿了，所谓什么“红色旅”，不过是一伙纠集起来的小股子盗匪蟊贼罢了，和“黑手党”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我又想着我们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总是向欧洲输送摆地摊的“族员”的现象，何时才能自然中止呢？且不说“红色旅”之流。
我在西安几所大学和大学生对话时，总是忍不住超出文学的话题而引出这一段见闻，对于意大利风光反倒无心描述了。
我发觉我的这些见闻和感慨几乎无一例外地引起大学生们的强烈呼应，既有文科也有理科的同学，正是在那种强烈的呼应里，我从意大利回来潜隐在心灵深处的那种挫伤得到了弥补，感到了一种真切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