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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宿办合一的住屋的门框上贴着一副白纸对联，内容选用毛泽东诗章中的摘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眉批为：送瘟神。门框右上角吊着一只灯笼，也是白纸糊的。乡间通常是在死了人过白事时才用白纸写对联，那种用白纸糊的灯笼也是专门接灵送鬼的引路灯。自从被大人操纵着的孩子们用这些东西装饰了我的门面儿的那一刻起，我便立即意识到我死了。我已从轰轰烈烈的人世进入阴气逼人的冥冥之域，成为冥国鬼域的一个小鬼了。
那年我二十四岁。
我完了。我已经无数次地重复过这种自我判断。完了自然首先是指政治上完了，那时候的社会准则和生活法则都是以政治为“纲”的，“纲”完了“目”还能张吗？作为“目”的文学理想也完了。那时候我刚刚发表过七八篇散文习作，即使这样短促的夭折也都由痛苦地承受转变为乖顺地接受了。然而这阴纸对联和鬼灯整上我的房门，我发觉我原以为完了死了而沉寂的心确凿地又惶惶起来，每一次进门和出门看见这两样丧气鬼氛的东西心里就发怵，都要经受一次心灵的折磨，无时无刻不在昭示着你是鬼而不是人了。我才明白死了的自己还要一张脸，还会尴尬和难堪。
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我的那样穷困的家庭环境，怎么会给予我如此根深蒂固的爱面子的心理。我期望那些东西尽快烂掉，然而这房子却是雨淋不着、风也吹不到的小套间，那些作为冥国鬼域标志的装饰物竟然保存了三个月之久。三个月里，我一日不下八次地接受它对我的心灵的警示和对脸皮的磨砺。
我最怕熟人朋友来看我，结果是最令我尴尬的姐姐和表妹先后都光顾了。姐姐50年代初随姐夫去青海支援建设，借了“文革”可以不上班的天赐良机第一次省亲。表妹在新疆上大学，为节约路费两年都不敢回乡，逮着可以免费乘车、免费吃喝的机会如愿以偿回家乡来了，自然是以革命和造反的堂皇名义归来的。姐姐引着我的小外甥进入房子，那个以调皮捣蛋而出名的小家伙一直抱着我姐姐的腰不敢松手，肯定是在进入房门瞧见鬼物而想到这是阎罗统治下的鬼魅世界了。表妹曾经和我在同一个教室里念初中，她的到来更使我自惭形秽而无地自容。她以一个大学生的昂然享受着免费旅游（串联）的革命优惠，我却已走到生命的尽头……在文化水平上，姐姐和表妹尽管构成了高低两级，劝慰我的话却是惊人的一致：“想开点儿，你看看刘少奇、刘澜涛都给斗了游了，咱们算啥？”
刘少奇作为国家的象征，刘澜涛则是西北地区的领导人，我过去把他们的著作和讲话稿反复学习过，他们现在却成为我落难后应该活下去的一个参照了。然而我依然对自己万分痛心、万分悲伤，我不能再写文章更不敢再投稿了，我还活什么呢？
……
我后来才充分意识到这人生第一次的大尴尬对我的决定性好处。不单是脸皮磨厚了，而且心理承受挫折的能力也增强了，这恰恰是作为一个企图反映社会的文学理想所不可或缺的生命体验。生命体验显然不应混同于生活体验，这种生命体验是任何哲学或政治教科书所不能给予我的。如果从个人意愿和自觉性上来讲，我肯定不会自愿选择那种毁灭性的尴尬，然而生活却把我强迫性地踢到那个尴尬的旮旯里，强迫我接受人生的这种炼狱式的洗礼。更值得庆幸的，是在我刚刚步入社会而且比较风顺的二十四岁时。当我后来逃脱尴尬而确信自己并没有完的时候，第一次生命体验便完成了。
后来，用马尔科斯的叙述程式可以说成是多年以后，我又陷入一种人生的大尴尬，我充分而又清醒地能够对自己的过失做出判断，便不像头一次那么慌乱、那么懊悔、那么简单地以为就完了，而能够保持一种沉静的心境，而且能够对自己说，玩不完全在自己。尽管是一种清醒的沉静，仍然避免不了在一些特定场合的尴尬，我也清楚这种根深蒂固的爱面皮的痼疾依然附着我。两次大尴尬的经历之后，我完成了这一面和那一面的不同的生命体验，自家的直接体会就是，得按自己的心之所思去说自己的话、去做自己的事了。不然——
便不说，更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