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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洛杉矶飞往温哥华的班机起飞以后，我和王教授不约而同对视。教授说：“好像飞机上没有中国人。”我说：“这回麻烦了。”
这是跨越国界的飞行。按照国际航班的公例，在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的海关之前，须先填写一张入境卡，我和王教授的麻烦就出在这张卡上。卡上的文字是英文，而我们两人谁也读不出一个英语单词，更不要谈书写了，这张卡片就成为一道名副其实的关卡了。此次旅行之前，其实就担心着这个麻烦，然而却心存着一份侥幸，这个航班上说不定会有中国人可以帮帮忙。此前我俩从北京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就是靠一位赴美留学的青年代替填写那张卡片的。一次侥幸会给人轻易地造成又一次侥幸心理的产生，况且明知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移民人数逐年骤增。其实在王教授开口之前，我早已把整个座舱巡视过了，一色的白色人种，点缀有几个黑色和混血的男女，偏不见一个中国人，甚至连一个容易混淆的日本人和韩国人也没有。侥幸毕竟是侥幸，可指望者渺渺。
空姐来了，发给每个乘客一张入境卡。我接过那张卡片就用手势向她表述我没有书写能力。从眼神和手势判断，她明白了我的无能并示意我等一等。
我就等着，王教授也等着。我手里捏着那张卡，有点百无聊赖的意味。卡片是淡黄色的，看一眼是无可奈何，再看一眼仍是奈何不得，溜一眼前后左右那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乘客或随意或斯文或认真地填写卡片的种种神态，我突然想起母亲。在我们家里，母亲是唯一的文盲，父亲不在家时，她常把远方姐姐的来信递给我说：“给妈再念一遍。”有时候纯粹是一张毫无保存价值的药费单子或什么字条，她不敢轻易扔掉：“你看这里是个啥单子有用没用？”我那时候确曾感到过小小年纪能识文断字的优越，却很少能体会文盲母亲的心情。现在轮到我必须做出把这张鬼卡片送到别人手里去帮助辨识的动作了，我才真切地体会到了作为一个文盲的感觉，颇觉用“睁眼瞎子”譬喻文盲真是一个准确而又绝妙的词汇。
那位空姐开始收回入境卡了，她在我俩跟前时笑着点点头就走过去了，两张只字未填的卡片由我俩继续拿着。
教授对我做出无奈的眉眼：“咋办？”我还给教授一个同样无奈的眉眼：“这个麻烦只好交给美国人民了。”教授说：“反正不至于把咱们再运回洛杉矶吧？”我说：“那就要看这航班上的美国人民友好不友好了。”
过了一阵子，那位空姐专程走到我和王教授的座位前，又是做眉眼，又是打手势，眉眼做得很生动，涂红的嘴唇尤其生动，手势也打得十分灵巧，然而表达的意思却无法传递给我们哪怕百分之五十，她也无奈地笑了。教授终于从她指向空中的一个手势领悟出来，她们用广播询问过机舱里的所有乘客，看看谁懂中文，帮助两个不懂英文的中国人填一下入境卡，结果是一个也没有。她对于王教授能理解她的手语眼语很高兴，不断地颔首点头，随后就示意我们继续拿着那个卡片等待。她又忙她的事去了，一会儿推着装满饮料的推车来了，一会儿又推着小推车送便餐来了。每一次来时似乎倒成了熟人，一个友好坦诚的微笑，把一样一样的饮料拿起来供我选择，因为不识英文，就无法判断里面的内容，想随便拿一样，能喝就喝，不能喝扔掉算了。她依然耐心地继续把各色包装的饮品拿给我看，随之又拉开抽屉，我终于看见了可口可乐的熟悉装饰，便自己挑出来。她也高兴地笑了，有点得意兼调皮的样子。
我和王教授便不再担心被重新拉回洛杉矶了，尽管这卡片依然空白，也不明白最终的结束方式。我反而有点感动，想到前几日从波士顿到洛杉矶的飞行。尽管这是美国国内航班无须填写入境卡，送行的友人还是不放心，把我俩领到登机验票入口处，对一位值班的女孩说，这两个中国人不会英语，希望上下飞机能予以关照。她立即填写了两张通行卡片交给我和王教授。友人解释那卡片的内容，注明了我们需要帮助的问题，只要交给飞机上的空姐或空弟就行了。我和王教授就坐下等待验票登机，却也想在飞机上需要帮助的肯定不只是我们，因为这卡片的设置早就为许多人帮过忙、解决过麻烦了。验票登机的时间即到，验票人员也提前到来分列登机口两侧，乘客们开始提携行李排队。那位给我们开通行卡片的女子突然走过来，示意我们跟她走。她对验票的人说了几句，就领着我俩第一批踏进了通道，直到走进飞机。她从我手里把那张她填写的卡片拿过去，交给一位当班的空姐，又说了几句，就转身走开了。我和王教授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大约五六分钟之后才见乘客们涌进机舱来，真是懊悔没有对那位卡片女子说一句感谢的话。我对王教授说：“这位美国女子好像没有使用微笑却把我们感动了。”王教授说：“对于顾客来说，其实只要服务质量好就够了。”
飞机抵达温哥华。我和王教授走到机舱门口，发现那位空姐正在等着我俩。她领着我俩随着人流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到出口也是海关验卡处，让别人先走，直到只剩下我俩时，她把那两张依然空白着的入境卡交给了加拿大的守关人员，又交代了些什么，转过身来又那么含着调皮意味地笑笑就匆匆走了。
我现在直接面对加国的守关大汉了。大汉长得又粗又高，坐在出口的钢铁栅栏上，满不在乎地瞅着我们，随即拨打了电话。一会儿工夫就有一位黑衣黑裙黑头发的中年女人走来了，终于看见了一位中国人。加国大汉拿着卡片又掏出钢笔，由那位黑衣女士用中文发问，又用英语翻译给他，便一项一项填写着，脸上现出多一番劳累的不悦，所以仍然大大咧咧地坐在栅栏上，而宁可让旁边的椅子闲着。当问到我们的职业和在温哥华的接待单位时，王教授报出了我们的作家职业。那大汉倚在墙上的脊背挺直起来，随之从栅栏上跳下，瞬即转换出一脸笑来：“作家？噢！作家！欢迎你们到温哥华。”他伸出一只手，前倾着身子做出一副友谊而又滑稽的姿态，憨憨地笑着送我和王教授通过他把守的关卡。
199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