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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友道”有“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君子”一般是指有德者或有位者，当“有位”的时候，是贵族阶级的一员，这是就物质的层面而说的。同时也兼指具有贵族气质的人物，这是就精神层面来说的。因为这些君子生活在当时权力的中心，对国家的政治和命运有庄严的使命感，《易传》中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古书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君子结交往往出于高尚的目的，而“小人”出身既不高贵，其立身处世又没有一定的原则，往往为利益所驱使，所以“小人”之间的交情往往为人所不齿。欧阳修《朋党论》干脆就说：“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
《礼记》中说：“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君子之间的交往是以原则为基础的，而不像小人之间以原则做交易。君子尚“神交”，注意保持距离，说话讲究分寸。“小人”尚“言辞”，说话亲昵，善于谄媚。这在古代是广为人知的名言，直到现在还流传着。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同正直的人交友，同讲究信义的人交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友，便有益了；如果同专会谄媚奉承的人交友，同当面恭维背后毁谤的人交友，同夸夸其谈的人交友，便有害了。在选择朋友时，古人有很多经验之谈，如汉代刘歆说：“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纪纲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朋友之间如“唇齿之相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古人慎于择友。
古代衡量人物的标准首先是看其是否恪守传统道德，如仁义礼智信，其次注重人的风神、气度、格调，等等。《大戴礼记》中说，与君子在一起交游，就好像进入长满兰花的温室一样，久而不闻其香，原因是自己已经被“潜移默化”了。《荀子·劝学》中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泥），与之俱黑。”三国时代的谯周说，交友之道，就好像染丝，染上红色就红，染上青色就青，谁也摆脱不掉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但如何维护这种长远持久的朋友关系呢？《庄子》中说：“凡交近必相靡以信。”意思是说，只有靠“信”才能使其永久，轻诺寡信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新序·杂事五》中有这样一条记载，说楚国有一个善于相面的术士，算命非常准。人问其故，他说：“我不是善相面，而善于看人所结交的朋友。如果是老百姓，他结交的人如果都是讲究孝悌、忠诚老实、害怕法令的人物，那么他的家一定会兴旺，这就是‘吉人’。如果他是做官者，所结交的都是诚信好善之人，那么官职一定会得到升迁，这就是‘吉士’。”
在《史记》中有张耳、陈馀的合传，两人都是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张耳年长，陈馀父事之，两人为“刎颈之交”。陈涉起义以后，双双投靠陈涉，做了义军将领。北下赵地三十余城。后来张耳与赵王在巨鹿被秦朝大将章邯围困，形势非常危急，可是陈馀手握精兵数万，按兵不动。于是张耳派使者责备陈馀说：“以前我与你是刎颈之交，而现在我们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你却按兵不动。如果你真守信用的话，为何不率军与秦军作战，也许还能成功。”但陈馀说：“即使我率军前去，也只能白白送死。我所以不同您一起死，是为了将来给您报仇。”后来项羽率领楚军救赵，打败了秦军。但张耳、陈馀从此以后成了仇敌。
后来张耳投靠了刘邦，陈馀做了赵王的相国。楚汉相争之时，汉王刘邦要求陈馀帮助攻击项羽，陈馀说：“只要汉王杀了张耳，以头做见面礼，那么我就出兵。”于是刘邦找到一位容貌像张耳的人把他杀了，将头送给陈馀。于是陈馀出兵，打败了项羽。不久，陈馀就发觉这是一个诡计，于是又背叛了汉王。后来张耳跟从韩信，在井陉之战中打败了陈馀的二十万人，陈馀也在战斗中被杀身死。汉王立张耳为赵王。太史公在《张耳陈馀列传》中评论说：
太史公曰：张耳、陈馀，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向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
这段话是说，张耳、陈馀是世间传说中所谓贤明的人，他们的宾客和仆从，没有不是天下俊杰的，他们在诸侯国里一般都担任卿、相之类的高官。但张耳、陈馀两人在贫贱时，讲究信义，以死相约，哪会有首鼠两端的事呢！等到他们被封为卿、相，却互相图谋。为什么以前互相倾慕，而后互相仇视到这种地步？文中所说的“太伯”相传是周部族首领古公亶父的长子，听说老国王要将王位传给自己的三弟，于是就主动让国，来到当时的东方。“延陵季子”名叫季札，是春秋时代吴国的贵公子。当时吴国王位兄弟相承，但是季札却没有接受王位。司马迁在这里引用这两位古代贤人的故事，意在说明像张耳、陈馀这样的“友谊”恐怕是属于民间所说的“势利之交”吧。当他们二人在贫贱时，立下生死誓言，虽死不顾，可是一到“据国争权”时，就不顾以前的友情，互相残杀，所以司马迁看不起这样的势利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