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信义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体现为人与人交往的准则，是社会伦理的重要方面。本书从多种角度透视信义作为社会伦理和交往理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信义”具有多种含义，从造字初意来看，它是由“人”与“言”组成，是遵守诺言的意思，即《公羊传》所说的“约言为信”（襄公二十七年）；体现在人的前后行为上，就是始终如一，不为利动，不为患改；体现在治民之术上，使老百姓相信统治者的权威……“信”作为与人交往的准则，一直为人所恪守，围绕着这一价值观念，人们发展了许多思想，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轻诺必寡信”“士为知己者死”等。

信义作为儒家的“五伦”之一，有别于“孝义”这一家庭伦理，同时也有别于“忠义”这一政治伦理。它所强调的不是父子、兄弟、君臣、夫妇等方面的义务，而是着重在“朋友”这一伦，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人的社会属性。社会是个万花筒，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存在。有人为了恪守信义，遵守诺言，不惜以牺牲生命做代价，如那些一诺千金的刺客和侠士；有人贪图个人利益，做着背信弃义的勾当；有人拘泥于“小信”和“私义”，只为了证实一下自己的勇敢，却不计较生命的本钱；有人为了实现存亡继绝的“大信”，为人排难解纷，席不暇暖，谱写了一曲曲壮烈的悲歌……可以说，围绕着“信义”这一价值观念，中国古人展现了独特的心态史。

许多宝贵的传统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冲洗掉了，比如说侠客传统，那种视死如归的豪迈精神，在西汉以后就很少见到了。人们变得过分珍重生命，不只老庄道家讲究“贵生”“重生”，儒家也强调个体生命的重要。而最富有侠义精神的墨家学派则早在战国后期就已经消亡了。促成这些传统消亡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原来的小国林立演变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人们的头脑不得不接受儒家这一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规范，人们不得不在一个稳定的结构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总是越来越精致，人们的心灵越来越细腻，人们不再慷慨悲歌了，只是在诗文中偶尔发泄一下被压抑的感情。

时代毕竟在前进，古老的信义观随着时代的演进也在不断地更新着内容。但正像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所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道”如果我们理解为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那么这种说法就是正确的。这个“道”在本书中体现为“信义”这一基本价值原则，是从原初社会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道”。《论语》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古代的“四海之内”是古人难以逾越的地理极限，而现在“四海”作为地理空间单位已经大大超越了古人的想象，“信义”在此体现为国际间政治交往、商业往来、科技合作等方面的联系；古代的“信义”局限在同源同种的华夏族范围内，而现在体现在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上。这几点，就不是古代的信义观所能涵盖的。

《淮南子·要略》中说：“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道”与“事”并举，这个“道”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抽象道理，“事”就是“事例”即事实的意思。如果只注重抽象的道理，那么就显得太深奥了一些，使人不易理解，显得有点干巴巴。如果只注重讲事实，那就显得深入不下去，对事件的叙述、分析停留在表层。《淮南子》谈的实际上是其书的结构方法。本书也借鉴了这种方法，既注重“言事”，也注重“言道”，对信义作为中国人的基本伦理价值做了多方面的阐述，并以此为窗口展现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