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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驾驭时间，到驾驭语言
按照决定论的观点，时间表现为变化的时空对应，语言是对时间变化的固化。按照康德、柏格森的观点，时间是人的主观认识，时间就是人内心可说与不可说的全部。但沉默并不意味静止，或时间为零，沉默也是一种语言。无论基于哪种认识，语言都从属于时间而存在，服务于人对时间应变的需要。语言的时态、词性、句子的结构都服从于人对时间的驾驭需要。时间是人和世界存在的纽带，语言是人和世界沟通的桥梁。通过时间的联结，人成为世界的一部分；通过语言的联结，人和世界能够对话交谈。
我们最初渴望驾驭时间，即驾驭生死，但事实上无法做到。人发明了日晷、钟表用以记数时间，表现出人对时间的臣服。同时，死亡让人对时间保持恒久的敬畏，春夏秋冬让人保持对时间裁定生活规则的遵奉。不过，人们渴望凌驾于时间之上的野心始终都没有泯灭。于是，人们发明了语言和艺术。语言使瞬间发生的事件得以记录，使人内心种种情感和想法得以留存。语言在它诞生时就具备了描述和抒情的功能，记录事物变化和人情感思想是语言创造的最初原因。象形是中西语言共通的母体。从象形到表意，我们看到语言并不仅仅作为工具存在于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物的交流之中，实际上，语言是世界另一种存在形态。
我们除了可以考察世界的表象、世界的理性、非理性、真实与虚无等存在以外，已经开始通过考察语言来认识世界的存在面目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提出了世界存在于解释和描述之中，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其实就是对语言考古。中国的汉字演变代表的就是时间和朝代的演变，甚至文化和风俗的演变。历史的真实无法从时间上予以还原，历史的真实表现为语言的真实。历史在今天仍然是有价值的，不是因为它是曾经发生的，而是因为它是可读的，可交流的。这都要归功于语言。没有语言的记录，物的时间性就无法得到确定和固化，物的变化和绵延就无法辨识。
某种程度上说，绵延是靠语言呈现的，相对时间而言，语言就是事物时空的储存器和记录仪，这是语言的重要性所在，也是语言的实在性所在。语言是实在的，用语言才可以描述实在，才可以构建与时间秩序不吻合之物（虚构）。虚构不是说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虚化出来，虚构是将不在同一时空或同一时间秩序中的事物整合到同一时空中，也许它发生的概率不确定，但一定存在发生的可能。因为有了语言，古今万物、世界虚空等才可能由互不相干变成互为关联，由彼此游离分散，变成存在的共同体，才由遥远、陌生、神秘，变得亲近、熟悉。语言与时间并行，无论语言符号特征是否随之改变，语言都同步留下时间存在和消失的印迹。世界和人类之间的一切秘密，都因语言的存在才成立。
2.时间的瞬时性和语言的共时性
按照霍金的观点，时间是累积的呈现，即没有过去时间的概念，过去时间的累积表现为当下时间，未来还未发生，因此没有未来时间。时间只有瞬时性存在。量子力学的概率说证明瞬间变化的规律是不规则的，那么，永恒如何得以存在？没有永恒，我们又如何将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发明延续到今天？这便是语言描述的功劳。我们发现永恒性并不在于事物本身一成不变，而是语言的描述可以让事物持久地存在。于是，我们发现语言拥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特性，一个是瞬时性，一个是共时性。瞬时性语言应合了事物瞬间的存在，是对发生和毁灭的伴随，当事物被遗忘，瞬时性语言同样可能被遗忘。而在共时性语言中，语言具有超越时空的功能，使古今相距遥远，以及当下不同时空场景的事物共存。语言对时空局限的这一超越功能就是语言的共时性特征。今天，我们对古代艺术、教义、公理等的普遍运用，都是语言共时性的表现。一个诗人之所以可以名垂青史，是因为诗歌的语言是共时性的。
但也不是所有的语言都能成为共时性语言，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才能成为共时性的语言呢？从时间角度来看，就是不能被事物绵延所覆盖去除的语言（消逝或异化）。那么，什么又是在绵延中不能被覆盖和去除的呢？一种是运动和变化本身。如果变化是持久的，那么变化本身就是永恒的。另一种是人在变化中的个性部分，如笛卡尔所说：“我思故我在！”凡是共性的部分都是绵延可覆盖、可替代的，而个性是无法覆盖的，它属于芝诺说的“在有限的时间内，不能穿过无穷个点”。因为不能穿过，这些点得以剩余，并独立呈现。早在中国春秋《左传》中就有“立言不朽”之说。立者，为创立、独立，是提出个人的言语和思想。上个世纪西方心理学家荣格受中国的周易学说影响，开始探讨超自然感应现象，因此专门撰写了《论共时性》一文。荣格认为：“两种或两种以上事件的意味深长的巧合，其中并非包含着某种非意外的或然性的东西。”事件之间的联系依托于语言的联系，语言的联系依托于意义的共识。这种共识来自个人的主观经验和体验，是人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活动之间，无形与有形之间，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多重联系和映像。
我们审视人类的生产、生活、艺术等历史，凡是传承下来的都是剩余下来的，都是未被绵延覆盖掉的。这一点，在艺术上表现尤为突出，就是越个性的，越是有价值的。但个体不等于个性，独特也不等于有价值，这要取决于绵延的覆盖程度。在这过程中，人的观念和意识，包括权力意志的好恶，都对绵延的覆盖力度起到决定性影响。
自从索绪尔提出语言学，到叶尔姆斯列夫提出语符学，以及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哲学，在西方，艺术创造越来越朝向语言本身的创造。近代美学和文学的突破，突出表现在艺术本体论或语言本体论上的实践。尽管方法五花八门，但都是围绕语言本体展开的。过去，语言是神的随从，权力的手杖，是梦和幻想的跟差，但是现在，人们通过语言抵达神，抵达权力，抵达梦和幻想。福柯说得更为彻底：有语言的地方就有权力存在。艺术是一个独立王国，是一个可以自由遨游的世界，一切都因为语言的世界可以凌驾于时间之外。霍金的研究发现也许重要，但《时间简史》比他的发现更重要，因为这部书成为世界畅销书，他让时间的秘密成为人类共同的读物。
语言不独属于人类所有，万物皆有自己的语言。人类的语言也从不是封闭的，人类在向万物学习语言中不断丰富自身的语言。这种学习得以存在，是因为在时间中，万物是敞开的，是互为映照的，万物以自身的语言互相问候。当然，也难免存在敌意，比如暴风雨的语言就是充满敌意的，而阳光的语言就是温暖的问候。语言的丰富与否是一个民族富有还是贫穷的标志。同时，我们生存空间、眼界和胸怀的大小，也取决于我们掌握的语言空间的大与小。庄子在《秋水》中写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从艺术和美学的角度来说，世界不可穷尽，意味着语言不可穷尽；世界的可能性意味着语言的可能性。从存在的角度上说，时间使万物瞬息万变，包括我们的欲求。人的世俗化就是人基本需要的固化。人们要获得更高的满足，比如审美的满足，就必须向艺术语言获得。从人的自由需求来说，换一种语言方式，比如把一种体制化的语言换成诗歌或音乐，人就可以获得自我解放的力量。而艺术创作意味着你的语言和时间呈现剩余单子的覆盖效应。在滚滚红尘中，创作让你的语言不能被遮蔽和覆盖，就像海滩上的珠贝，海潮退去，你被拾起。这应该是一个人个性化语言独立完成的事。但假如你不在大海里（时间），你就不会被海浪推向沙滩。这并不是一种处世学的问题，而是一种艺术创作语言的自我成长问题，毕竟珠贝的意义不在于一口鲜肉，而在于那恒久闪光的珍珠。
3.从诗中透视时间和语言的关系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人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
古诗十九首出于何年何人都是疑问。最早见于萧统编的《文选》，作品创作年代准确时间不详。一说为西汉作品（刘勰），一说为东汉作品（梁启超）。无论出于西汉，还是东汉，距今都已经有2000多年了。这是一首流传两千多年的诗，两千年来，这首诗的文字、声音、韵律、蕴意、情感，以及携带的当时社会的其他信息都没有变。两千年来，人们不断诵读它，每次诵读它，它都是当下的、有效的、美的。仿佛，它不是作于古代，而是作于当下。这首诗不仅固化了时间，也超越了时间。不仅是久远的，也是鲜活的。通过这首诗，我们抵达汉代：通古；通过这首诗，我们看到了千古如一的人心和精神：通灵。而使这首诗得以传世的生命是语言。
同时，这是一首写时间的诗，每一句无不和时间有关。时间的诗性唤起诗人的感慨，并通过语言得以表达。让我们看到人的存在可以表现为时间和语言的存在。萧统在编选《文选》时标准非常苛刻，他首先把经史诸子分开，归于立意纪事一类，这一类突出了思想的独特性和事件影响的重大性；而对辞章，他要求要“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所以，《古诗十九首》是当时诗歌语言形式的最高级之作。钟嵘誉为：“文温而丽，义非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刘勰则直言不讳地将《古诗十九首》称为“五言之冠冕”。在这首诗中，辞藻、用典等艺术手段都表现为时间引发的联想。比如“昼短苦夜长”（对比）、“秉烛游”（比喻）、“仙人王子乔”（用典）。这说明，在诗人内心，语言和时间在同一主题呼唤下，从不同的时空聚合在诗的时空下。用荣格的话说，这种聚合不是“巧合”，而是“和谐”。说明诗人不是胡思乱想的，而是有着自己内在的情感倾向和诗歌标准。语言和时间是诗人生命的不同体现，当生命体验苦乐时，时间是长和短的关系，语言是夜和昼的关系，诗人情思的波动，体现为诗句与诗句的关系。生命的多重选择和不确定性体现为诗歌内在时间的指向维度关系。比如：第一句视角维度是纵览一生的；“千岁忧”因体现的是“忧”之重，因此维度是重心方向向下的；“为乐当及时”表现的时间是点与点的关系，是内心体验与外部世界瞬间契合，因此时间维度是向内的；“但为后人嗤”关照的是未来，因此时间维度是朝向未来的；而“仙人王子乔”代表了自由自在生活的理想目标，因此，时间维度朝向高处等等。可见，语言对时间维度的呈现是多么丰富。
时空的对应性，决定了语言和事件、人的对应性。真实这个概念要重新定义，只要与时间对应存在的，都是发生着的，凡是发生着的都是真实的。
真实不仅表现为可观感体验，也表现为可想象和不可想象。语言是想象的存在物，想象本身就是体验。时间就是人的主观想象。
时间通过运动——变化结构呈现事物的存在，我们能够感觉到变化的，就感觉到了时间和运动；凡是感觉不到变化的，就感觉到时间和静止。对于时间，我们要敌对的不是它的消逝，而是所谓的线性时间机制。凡是按照线性时间机制预制的话语都是权力指令。在语言中，与其对应的这一陈腐机制就是语法。也可以说语法是线性时间机制的翻版。诗的语言是共时性语言，就在于摆脱了语法的限制。但在小说和散文中，只要触碰陈述性语言，就无法逃脱现行时间的牵制，无论正叙、倒叙、插叙、乱叙、伪叙，这说明语言的结构关系表现为对应的时间关系。这其中写作的自由来自我们是用词写作，还是用句子写作。我们看一首典型的作品，这是元代诗人、戏剧家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整首诗几乎用名词写成。这类似于德勒兹对电影语言定义的“时间—影像”。当德勒兹说静物也在说话时，马致远早就在他的诗里做到了：名词也在说话、运动。按照德勒兹的观点，自行车、花瓶、苹果等静物是时间的纯粹的和直接的影像。每个影像都是时间，都是在时间所变之物的这样或那样的条件下的时间。在电影里，静物以影像存在；在诗里，静物以名词存在。名词并不单纯表现为一种时间的事件视野，还表现为空间的自由视野。对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名词的意义。
老子在《道德经》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我们如何不把名词看作静物或概念，而是看作是“万物之母”，是我们运用名词写作需要突破的重点目标。德勒兹把创作概括为创造概念，但诗歌如何通过运用名词写作构建全新的语境呢？
名词写作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独立存在，它是说与被说的整体，它涵盖时间和空间，又能将模糊的存在具体为某个场景。在汉语里，名词可以是始，也可以是末；可以是喧嚣，也可以是寂然无声。
在诗里，我们并不能真正看到景与物、人与事，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些名词，它们行走或伫立，悲伤或欢喜。一个诗人号称自己可以统领世界，其实，他能统领的无非是名词罢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赞颂或诋毁，渴望改变什么，我们希望自己不受约束，自由自在，当我们坐在灯下写作，突然发现，世界离自己很远，围绕自己打转的，羁绊或纵容自己行为的不过是一些名词而已。
我告诉自己：我什么都不能改变，我只能改变一个名词。电影用影像创作艺术真实，诗人用名词创造诗意的真实。名词创造的世界不是一个固有的世界，而是全新的世界，仿佛它从未被阐述、解释，甚至未被触碰，它完好如初。它呼唤我们从时间指定的位置，回到自我应有的位置。在地上或空中。
现实可能存在历史的真实、当下的真实和未来的真实，这些依靠时间（事件）存在的真实在名词的世界里都不受时间的控制。我们只尊重名词的真实，即美的真实。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将有史以来人类的各种欲望和思想都投注到名词上去，我们要做的仅仅是把负累重重的名词从各种界定的意义、概念和复杂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让名词成为它自己。不！它自己并不是符号性的存在，而是存在本身。
名词借助诗复活它自己。纯粹名词性的，就像纯粹影像和音乐一样。我们不是在某个语言环境下（机制下）面对名词，我们是在一个完全独立的，与语言学不相关的词场面对名词。我们不是基于语境来判定名词的意义，而是脱离固有的表述体制，在全新的词场里接受它的呈现。就描述而言，它不描述线性时间和事件，它只描述偶然性、片段、碎片。就真实性而言，它不与现实形成时间上的对应关系，它自成一体，它对应自己的时间。
名词写作将克服我们在动词和形容词使用中的习惯性，克服我们对语言和语法的依赖感，克服对某些意义的盲从。我们习惯的叙述、抒情都已经陷入套路模式，日趋僵化，引不起我们多少新鲜感。但在名词面前，我们须错愕、惊讶和不知所言。我们不需要把一首诗写得完美、饱满，符合人们的审美经验，这种写作已经过时了，我们正在关注重新让我们与世界陌生、疏远、独立的关系，关注空白的价值，关注脱节、漏洞的价值，关注静止和滞后的价值。名词写作不是一种认知功能，而是一种再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