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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竹”失败，连带着大病了一场，让王守仁暂时放弃了快速成圣的幻想。更不幸的是，自此以后，肺病和哮喘成了他一生的亲密伴侣，令他长年生活在与病魔苦苦缠斗的郁闷之中。也许只有拼命读书与不停写作，才能让他暂时忘记身体的病痛。
在那个时代，多数读书人只能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进入仕途。你可以轻视科举，但不能回避它。你可以认清它扼杀创造力的本质，但不能被它所扼杀。不然，即便像蒲松龄一样才高八斗，一辈子也得不到编制。
不过，王守仁却没有这么多顾虑。想想啊，老爹已经是当朝状元了，自己再怎么努力，最多也只是老王家第二个状元，能有多大意思。而且自己的前程，不是早就确定了吗？“中状元绝不是第一等事，读书学圣贤，才是最重要的……”
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弘治五年（1492）八月，王守仁的身影出现在了杭州，出现在了乡试考场。
千万别小看乡试，这是三年才举行一次的国家重要考试，考试时间全国统一。举办地点当然不是乡村，而是各布政司所在地，绝对的中心城市。
乡试共分三场，每场答题的最长时间为两天，中间要清场。第一场初九开始，考《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第二场十二日开始，论考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道，诏、诰、表各考一道。第三场十五日开始，考经史策论五道，每道三百字以上。
乡试的考场是各布政司的贡院。现场用木板搭起了成千上万个简陋的隔间，称为“号房”。在这八九天里，考生除了两个晚上能暂时离开之外，其他时间都得待在号房里。现场当然不卖盒饭，秀才们只能吃自带的干粮，待遇有些类似囚犯。
乡试既是智力与学识的较量，也是体力与毅力的考验。考中了，至少可以获得举人资格，有了入京考会试的机会，以及无限的可能；考不中，就得再继续苦读三年，再努力三年，再纠结三年。
向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痛苦，差别太大了。
对大明十三布政司的地方官来说，这就是他们能够承办的最重要的考试了。通过乡试，全国每三年也只能产生一千多名举人，即“向朝廷荐举的人”。这些幸运儿即使以后不能入朝为官，在地方上也都会被安排体面的工作，从此脱离劳动人民阶层。
想一想《儒林外史》里范进老先生中举之后的狂喜表现，就知道乡试的门槛有多高，举人的含金量有多高了。
第二年二月，两京十三司的新老举子，全部集中在京进行会试，从中再产生三四百名进士（为朝廷提供的士子）和同进士出身。如果说举人算精英，那进士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前途不可限量。
王华已是京官，但官员的孩子通常并不能在顺天府参加乡试，只能回原籍。浙江，这是文曲星扎堆下凡的地方！这里每一个乡村都能冒出一位才子，这里的每一条小巷都能培养一名举人。但残酷的竞争，往往也能把一个人的潜力逼出来。
而状元公的儿子，果然没有辜负老爸的期望。王守仁不光顺利地考中举人，排名还高居全省第六（一说第七十）。从此，王守仁就有了铁饭碗。而他的从叔和姑父却集体落榜，完美地当了一回背景板。
王华在乡试中多次落败，三十五岁时才艰难中举，在这一点上比儿子差远了。
王守仁并不知道，就在自己中举后大约一个月，一位名叫克里斯托福罗·哥伦布的航海家发现了美洲大陆。但他似乎知道，不远的前方有一块新大陆，等待自己去征服。
和王守仁一同中举的，还有孙鐩和胡世宁两位青年才俊。这一年为农历壬子年，著名学者王世贞称他们为“壬子浙江三仁”。理由何在？后面笔者会讲到。
二十一岁就考中举人，取得第二年入京会试的资格，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元宁宗至顺三年（1332），处州青田人刘基以二十二岁的年龄光荣中举，第二年又去大都参加了会试，高中进士，成绩是三甲第二十六名。
永乐十八年（1420），杭州钱塘人于谦顺利地考中举人，时年二十三岁。次年他上京参加会试，以三甲第九十二名的成绩取得了“赐同进士出身”。
在《弇山堂别集》中，王世贞将王守仁与两位前辈合称为“浙江三大功文臣”。作者深情地写道：
洪武三年（1370）庚戌，御史中丞刘基以谋策功封诚意伯，天顺十四年［应为正统十四年（1449）］己巳，兵部尚书于谦以靖乱功加少保，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以擒叛乱功封新建伯。文臣中最为灼然者，皆浙人。刘赠太师，于赠太傅，王赠侯，皆在易世论定之后。
这三位改变大明历史走向的名臣都是浙江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在杭州中举，都在北京（大都）参加会试，都以文臣的身份创造了不世军功，这三人还真的特别有缘分。
王守仁高中举人，王华的二十七个月丁忧也即将期满。很可能就在这段时间，王华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也深刻影响了老大之后的生活。
王华“常思山阴山水佳丽，又为先世故居”，决定将王家府第由余姚迁到绍兴府城所在地山阴（今江苏省绍兴市越城区）的光相坊。
目前，学界没有争议的是：王守仁及其弟子钱德洪都出生于余姚瑞云楼，王守仁晚年修建的新建伯府在山阴。也就是说，王家宅邸肯定是搬迁了，但迁到山阴的具体时间，与“守仁格竹”一样难有定论。
在《姚江王氏、迁居山阴、争袭击爵位三考》等论文中，诸焕灿认为，王家迁居应在新建伯府第落成，即正德十六年之后。
在《越城活动考》中，陈来指出，王家在弘治十六年（1503），甚至有可能早在弘治十二年（1499）就已经迁到山阴。
在《王阳明年谱长编》中，束景南认为，王家是弘治十年（1497）秋由余姚迁到山阴的。
在《姚江秘图山王氏家族研究》中，华建新认为，王家迁徙居的时间，应该在王伦殁后，即弘治三年（1490）以后；
在《儒学正脉——王守仁传》中，钱明认为，王家迁居山阴在成化十七年（1481），即王华高中状元的那一年。
以上几位学者的分析当然都有道理，但笔者认为，王家迁到山阴的时间，应该是王华守孝期满之后，进京上班之前，也即弘治五年三月到弘治六年（1493）九月之间。
显然，如果王家早早就迁到了山阴，那王伦没有必要葬在余姚的穴湖山，毕竟山阴才是老王家的根基所在。
既然老爹都埋在余姚了，王华在守孝期间也没有理由搬家，太过折腾，也是对老人的不尊重。他不如留点力气，就守在余姚，一来祭奠方便，二来可以好好指点一下老大等人的学业。
王华丁忧期满要回北京复职，因此在老大中举后不久搬迁老宅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而弘治十年时，王华一直人在北京，以他的秉性，应该不大会放心由王守仁来操办。
当然，随着“王学”研究的深入，更多史料的发掘，这一历史悬案也许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而即将参加会试的王少爷，能不能马到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