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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理论界对共同富裕的研究不够重视，更多聚焦在经济发展和发展不平等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世界银行2006年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即发展中国家到中等收入阶段，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不仅没有人力成本优势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也无法在高科技领域与富裕国家竞争。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两类：一类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Eichengreen, 2011、2013；陈斌开和伏霖，2018）；另一类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出现经济停滞的原因（Pritchett和Summers）。
第二，研究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和机制。学术界通过国家全球化参与度、技术变革、金融发展程度、税收或转移支付制度等变量，研究对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影响。
第三，研究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的关系。库兹涅茨（1955）是研究经济发展与不平等关系的开创者，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呈“倒U形”关系。增长和不平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是单方面的影响，是相互作用的关系（Galor和Moav,2004）。即对于贫穷国家来说，经济的发展能够缓解不平等，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的发展反而加重了不平等。
第四，皮凯蒂在研究不平等问题时，强调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皮凯蒂认为，长期贫富分化的原因在于，富人能够通过财富管理等方式，保持其财富收益率长期大于社会平均收益率，这导致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到经济增速放缓时更明显。
绝大部分文献并没有研究财富管理，而是研究金融对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的影响。财富管理是金融的核心部分，一边对接资金端，满足客户保值增值需求；另一边对接资产端，满足客户和企业的投资新需求。所以在理论研究中，我们用金融的发展来近似替代财富管理的发展，但我们要时刻注意两者仍然存在一些差别。
财富管理是否能够通过高质量发展，助力做大蛋糕呢？
财富管理的发展，对经济的作用有复杂性。一部分学者认为，财富管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即通过减少信息和交易成本，改善公司治理（Levine，2005）。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财富管理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如果财富管理资产端的信贷增长，没有伴随着实际产出的增长，财富管理的发展将对经济有负向作用（Ductor和Gretna，2015）。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财富管理的发展对经济有非线性作用（Law和Singh,2014；杨友才，2014），当一个国家的发展超过临界值时，财富管理才会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即过度贫困国家发展财富管理难以见效，并且当财富管理发展超过某一临界值时，财富管理的发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林毅夫，2006、2009；Law和Singh，2014）。
财富管理助力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机制包括有效利用居民的储蓄为资本市场提供海量长期的资本（Levine，1991；Bencivengo和Smith，1991）、优化资源配置（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困境等方式。
财富管理是否能够通过缓解不平等，从而助力切好蛋糕呢？
2008年的次贷危机，导致不同国家和不同阶层人群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理论研究开始更加关注财富管理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第一，理论研究表明，财富管理的深度发展与不平等关系的机制较为复杂。财富管理深度发展的程度，通过财富管理规模/名义GDP等指标来衡量。Demirg-Kunt和Levine（2009）以及Clihak和Sahay（2020）表明，在一定条件下，财富管理会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不平等，原因是财富管理的发展降低了服务价格，触达更多弱势群体，从而缓解不平等（Becker和Tomes，1970、1986；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但是研究也表明，无论是财富管理发展不足还是过度发展，都有可能加剧不平等，主要原因是财富管理专属服务高净值客户，加剧了原本的不平等（Green Wood和Jovanovic，1990）。
第二，理论研究表明，财富管理的广度发展和不平等的机制也较为复杂。财富管理的广度，主要用财富管理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普及率等指标来衡量。理论上，财富管理的广度能够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广泛的投资和保值增值机会，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在实践中，财富管理广度的扩大，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并且通过数字技术来助力发展。但实际中，财富管理广度的扩大，并不一定能缓解不平等，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例如，当财富管理普及全民时，一旦金融出现系统性风险，那么可能会带来普通人财富的毁灭，而高净值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提前规避一部分风险。所以财富管理广度的扩大，也不一定会缩小贫富差距。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财富管理的深度发展还是广度发展，都不一定能够助力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理论研究表明，财富管理市场的规范和合理的引导，是助力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重要变量。
财富管理到底是加剧了贫富分化，还是缩小了贫富分化？无论根据现实经验还是学术研究，或许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财富管理为高净值人群服务，加剧了贫富分化。
皮凯蒂认为，长期贫富分化的原因在于富人的资产收益率长期大于社会平均收益率，这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到经济增速放缓时更明显。所以，贫富分化的本质原因是，高收益的投资和配置方式长期被富人垄断，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如果能解决“财富管理只为富人服务”的问题，那么财富管理有望助力缩小贫富分化。
1．财富管理在共同富裕中的双重性
当今社会中财产性的收益方式更能享受国家整体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无论哪一个现代化国家，广义的财富管理收益率都是经济的晴雨表。美国的股市指数、中国的房地产指数，在过去30年与本国的经济高速增长高度相关。虽然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经济增长动力可能不同，但是财富管理机构可以通过灵活的投资方式，达到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同步增长。
而中低收入人群资本相对较少，获取并享受财产性收益的机会和途径也有限。我们如果能够加大对于普惠型财富管理的探索力度，让中低收入群体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通过合理的方式享受到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财富管理加剧贫富分化的局面，甚至可以缩小贫富分化。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财富管理拥有双重性。一方面，传统的财富管理更加聚焦于为少数高净值人群服务，这是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另一方面，财富管理也可以通过创新途径和方式为大众服务。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引导财富管理通过合理的手段向大众服务，并借助智能化的手段，降低服务的边际成本。
财富管理如果实现了真正的普惠，从初次分配就提升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就能更好地扮演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提低”和“扩中”目标的积极角色。
2．财富管理助力共同富裕的边界和局限性
在普惠型财富管理的实施过程中也需要注意科学性。财富管理促进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市场化、法治化的可持续发展。例如，资本市场的运行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在共同富裕目标之下的财富管理也要尊重市场原则和市场规律。若没有充分尊重市场原则和规律，不仅不能帮助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还会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的现象。财富管理促进共同富裕，不是搞政策性金融，更不是搞慈善。
同时也要认识到，财富管理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作用是有限的。实现共同富裕是系统性的工作，需要财政、税收、教育、社保等多方面的系统性安排，而财富管理只是其中财产性收入相关的方面。
1．财富管理通过资金端和资产端助力高质量共同富裕
从财富管理职能的角度看，财富管理可以通过资金端和资产端助力共同富裕。
第一，财富管理在资产端助力“做大做优蛋糕”，通过盘活居民手中的金融资源，能推动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一方面，财富管理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助力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做大社会财富蛋糕。另一方面，财富管理也能够引导资金承担社会责任，比如助力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双碳”绿色发展、企业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战略等，从而助力做优和分好社会财富蛋糕。
第二，财富管理在资金端助力“分好蛋糕”，满足居民的资产保值增值以及家庭规划等需求。一方面，能够提高居民的资产要素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规划来保障家庭的财务安全，降低居民未来的不确定性，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这两个方面可以同时助力实现“提低”和“扩中”的目标。
2．财富管理通过三次分配助力实现高质量共同富裕
从收入分配制度的角度看，财富管理能在三次分配中起到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
在第一次分配中，财富管理能够助力增加要素和财产性收入。一方面，财富管理能够通过连接资产管理实现资本要素增值，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财富管理在助力中小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居民的就业率，同时也能提高劳动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在第二次分配中，财富管理培养高净值人群的规范纳税意识，也能改善企业税务成本。一是部分财富人士规范纳税意识较为淡薄，甚至采用“藏”的极端手段来对抗。财富管理服务引导客户从“藏”到“筹”，有效地增加纳税基础。二是财富管理通过企业现金流计划改善企业的税务成本，并在事实上帮助国家实现更优质的二次分配。
在第三次分配中，财富管理能够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第三次分配是基于道德和社会责任自发进行的财富分配。在海外经验里，企业家和高净值人群在第三次分配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美国慈善年鉴》调查显示，1%的顶尖美国富豪的慈善捐款，占了所有捐款的1/3。社会和国家对于高净值人群也应该有相应的政策引导，比如完善慈善信托税收优惠等政策。
共同富裕下的财富管理的探索，是在市场化和法治化前提下的探索，我们要遵守基本的客观规律，不能为了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从而破坏了市场的有效性。
第一，要平衡好高质量发展和居民财富管理需求的关系。居民有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高质量发展的科创企业有融资的需求，某些情况下，两者的收益、风险和流动性不一定能够匹配，所以需要平衡好两者的关系。
第二，要平衡好普惠性与实现商业经营目标之间的关系。财富管理有自身的经营目标，包括盈利、与母公司协同发展等，如果开发普惠性的产品和服务，短期可能无法直接实现经营目标，甚至会有冲突，这就需要平衡好相互之间的关系。
第三，要平衡好监管规范与财富管理业务创新的关系。在探索财富管理创新业务的过程中，需要兼顾相应的监管规范，平衡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
第四，要平衡好财富管理业务独立性与母行协同性的关系。财富管理要“以客户为中心”，理财公司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同时，作为子公司，需要与母行战略性协同发展。
智能投顾，指的是利用数字化的手段提供财富管理服务，这也是智慧财富管理的一种表现形式。
智能投顾是大众客户的“私人银行”，让以前只有高净值人群才能享受到的财富管理服务普惠至普通民众，具有普惠性。智能投顾的本质是买方投顾+人工智能，主要的优势在于服务效率高、用户投资门槛低、用户费率低，并提供个性化服务，其投资的特点是以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作为投资标的，进行大类资产配置，但也存在缺少人工陪伴、前期投入大且盈利难等问题。
1．美国投资顾问的发展历史：智能投顾的诞生
美国的投资顾问行业起步早，其发展主要经历了六个时期。
前四个时期分别为萌芽期、规范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为传统投资顾问行业奠基了市场和制度基础。20世纪30年代为萌芽期：20年代美国股市经历大繁荣，直到1929年进入大萧条，30年代保险人员开始提供简单资产规划咨询服务，初见投资顾问业务的雏形。40年代为规范期：美国颁布《投资顾问法》，助力投顾业务规范发展。50年代为发展期：二战后美国富裕阶层增加，投顾业务进入快车道。70年代为成熟期：1974年推出个人退休账户（IRA）、1978年推出401（k）计划，助力养老金规模扩大。
后两个时期是买方投顾转型和数字化转型时期。从1980年开始，头部投顾机构率先取消代销费用，后续出现了仅收取客户端服务费的纯独立投顾。2008年，Betterment等独立智能投顾公司横空出世，随后大型传统金融机构也开始转型。
总结来看，财富增长、政策制度、养老金入市、居民财富配置需求、买方投顾转型、金融科技的发展等，是催生出智能投顾行业的重要因素。
2．全球智能投顾的发展概况
根据Statista的统计数据，2021年全球智能投顾管理资产规模高达1.43万亿美元，拥有近3亿用户，用户平均资产规模达4 876美元。2021年美国智能投顾规模高达9 990亿美元，全球规模最大，占比近70%；中国智能投顾规模927亿美元，排名第二，占全球份额6.4%，差距仍然较大。智能投顾作为新兴行业，主要有三类企业。
第一类是以Betterment、Wealthfront为代表的独立性初创公司，倾向于通过低门槛、独立性等特质招揽客户，凭借领先的技术优势和差异化服务开创智能投顾市场，试图颠覆传统的投资咨询行业。其最大的优势是灵活、业务模式的创新能力强。
第二类是以先锋领航、嘉信理财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倾向于整合已有资源来提升协同效应，依托已有的渠道、客户、产品的优势，推出自家的产品，快速占领市场。
第三类是传统金融机构直接收购智能投顾初创企业，快速进入智能投顾领域，例如贝莱德收购Future Advisor、景顺收购Jemstep等。
3．Betterment的业务模式和发展
根据Robo-Advisor Pros的数据，2021年，规模最大的智能投顾机构是先锋领航，约2 300亿美元；排名第三的是独立企业Betterment，管理规模约 330亿美元，拥有70余万客户，平均账户规模4.7万美元。
第一，Betterment的基础服务没有最低投资要求，面向的客户更广。在产品方面，传统金融机构多推荐自己旗下的产品，而Betterment的产品推荐更有独立性，甚至可以选择竞争对手发行的ETF。
第二，Betterment对不同客户群体提供差异化的解决方案。第一类是直接投资业务，根据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范围、风险偏好、收益目标提供资产配置建议。第二类是注册投资顾问平台，与来自600多家财富管理公司的约2 000名财务顾问合作。第三类是针对企业雇主的平台，包括401（k）养老金计划和学生贷款业务等。
第三，Betterment的发展进程有三个阶段。2010—2015年，掀起了智能投顾的浪潮，估值超过5亿美元。2015—2020年，挖掘企业端服务，与独立持证投资顾问合作，为用户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2020年至今，不断上线新业务，包括现金账户管理、税收筹划、养老金业务等。2021年公司估值达13亿美元。
第四，Betterment的盈利模式是主要依靠账户管理费和其他的增值服务。其中普通套餐费率为0.25%、高级套餐费率为0.4%。
1．中国智能投顾的发展和模式分析
2015年，国内的智能投顾开始起步，并且发展迅速。根据Statista的数据，截至2021年年末，中国智能投顾规模达927亿美元，全球第二，用户数量超过1亿。
我国零售端智能投顾的主要参与主体有三类。
第一是传统金融机构的智能投顾，代表案例有华泰证券的“AOR-TA·聊TA”、招商银行的摩羯智投等。银行、券商和公募基金在现有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通过科技赋能和战略转型在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最大的优势是拥有服务高净值客户的经验、投顾服务的能力和资产配置的能力等。但是因为体量庞大和监管要求，其创新难度较大。
第二是互联网公司的智能投顾，代表案例有蚂蚁财富、京东金融等。互联网公司在拥有丰富的用户流量和场景的优势下，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对用户精准画像，在技术创新和服务效率上更有优势。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资产配置能力、投顾经验、风控意识不足等，此外仍然是“卖方销售”运营模式，没有做到与客户利益一致。
第三是财经垂直平台的智能投顾，代表案例有东方财富、盈米基金等。财经垂直平台是指提供财经类咨询和服务的互联网平台，优势在于拥有大量金融属性较高的用户，并提供财经领域的全生态化场景，灵活性也较强。虽然平台的获客总量不大，但是流量转化率高。
2．中国智能投顾面临的挑战
根据投顾领域监管政策的要求，我国大量银行智能投顾在2022年6月底完成了整改，原因在于大多数银行没有基金投顾牌照，新规定将智能投顾纳入基金投顾的范围。监管对行业的规范有利于智能投顾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但当下智能投顾行业仍然存在一些挑战。
第一，智能投顾当前是“卖方代销+人工智能”的模式。人工智能是放大器，在行业没有真正做好“买方投顾”转型时，并不适合大范围推广智能投顾，这样有损广大普通投资者的利益。
第二，智能投顾普遍缺乏透明度。当前的智能投顾没有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更像是FOF，用户在平台难以找到具体如何筛选基金的详细信息。
第三，智能投顾的产品单一，难以多元化配置。国内的大部分智能投顾，只销售追求阿尔法的主动性基金，而不是ETF。可能原因是大类产品ETF不够丰富，缺乏固定收益、大宗商品、外汇、房地产、海外市场等大类资产的ETF。
第四，业务模式单一。智能投顾的本质是线上化的智慧财富管理，如何购买基金只是财富管理的一个环节，大部分智能投顾业务缺少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构建、现金流规划、保障、教育、养老等财富管理业务。
3．中国智能投顾的未来展望
中国智能投顾的发展，离不开行业买方投顾模式的转型、多样化的金融底层资产和规范化的资本市场。在这些改革之外，中国智能投顾发展的未来，需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和加强行业之间的合作。
首先，智能投顾需要回归“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智能投顾，需要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财富管理服务，包括现金流规划、保障规划、教育规划、养老规划、购房规划、资产保值增值规划等业务，满足客户全生命周期的需求。此外，也需要打通各类平台，提供更多生活场景服务，比如购物、旅游等，成为客户的私人管家。当前Bet-terment等海外独立性企业也正在拓展此类业务。
其次，传统金融机构可以与互联网公司或初创企业合作，更好地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具有现成的资管服务资质、庞大的投资客户群、优秀的服务品牌等优势，引入智能投顾将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和初创企业具有科技优势及较高的业务灵活性，同时有些大型互联网公司也具有强大的客户群及良好的品牌效应。
1．美国慈善公益事业概述
美国慈善公益事业在经过多年的发展后，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慈善捐赠体系。2021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达到了4 848.5亿美元，同比增长4%，占GDP的比重为2.3%左右。
第一，美国慈善捐赠四大来源分别是个人、基金会、遗产、企业，分别占比67%、19%、9%和4%，个人捐赠占支配性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的主要来源是基金会，个人比例较低。
第二，从结构来看，捐赠人群有“头重脚轻”的特点。超高净值群体捐赠金额增大，但是总捐赠人数在减少。慈善越来越依赖少数富人，而不是广泛大众的支持。
第三，美国全民捐赠的十大流向，占比最大的是宗教，其次是教育，即大部分普通人的捐赠对象是教堂。高净值人群捐赠的流向，57%是医疗和医学研究，42%是教育，即高净值人群的捐赠更偏向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和子女的教育机会。
2．推动美国慈善事业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
个人捐赠是美国慈善事业的主体，美国慈善事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税收激励机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税收制度分为两类，一是激励机制，即通过对个人捐赠支出进行所得税减免，来鼓励个人进行捐赠；二是抑制机制，设立了极高税率的遗产税和赠与税。
第一种是激励机制，美国允许个人捐赠支出在综合应收所得税之前扣除，同时需要满足一些要求：捐赠的受益对象必须有不特定性、当年承诺的捐赠必须当年兑现、捐赠者必须主动对税前扣除提出申请等。在衡量非货币的捐赠额时，美国也设立了较为完善的评估体系，有专门的价值评估公司帮助进行相关商品的价值认定。
第二种是抑制机制。美国遗产税和赠与税分别在1916年和1924年开始征收，且两者合并计入总遗产，最高征收25%的税。后续遗产税和赠与税率经过了多轮改革，1941年最高税率提高到77%、1976年《税收改革法案》颁布后持续下调，2010年下降到25%，2012又提高到40%。
当然，总遗产的起征点也在不断提高，1997年《税收减免法案》将免征额从60万美元提高到100万美元，2010年提升至500万美元，2020年进一步提升至1 158万美元。
高遗产税和赠与税也催生了慈善基金会的发展。许多富豪设立基金会来避税，通过股权设置等方式，让自己的亲属在基金会任职。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的规定，生前赠与和将遗产捐赠给慈善组织，可以享有100%的税前扣除优惠，而且慈善组织获得捐赠也是免税的。同时，基金会在日常运营时，支出基金资产市值的5%即可。
3．推动美国慈善事业的监管机制
第一是政府的监督。联邦政府有国家税务局，州政府有州首席检察官，所有慈善机构每年要上报年度财务报表，详细写出经费来源、使用情况以及其他信息披露，并且设立了非常严格的惩罚制度，一旦慈善机构董事未履行责任，董事必须用个人私有财产来补偿慈善机构的损失。
第二是独立的评估机构监督，弥补政府监督机制的不足。美国评估机构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网络评价平台，该组织不对慈善组织评估，只是社会公众评价的平台；第二类是专门的认证机构，组织专业的财务、法律人员对慈善机构评级，相对来说专业性较强。
第三是媒体和公众的监督。这是非正式监督机制，有很强的威慑作用，公众也可以通过投诉网站等渠道对慈善组织进行监督。
1．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前，慈善事业以国家为主体。1978—1993年，国内慈善组织开始出现，例如1981年成立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1993—2011年，慈善事业稳步发展，例如1999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2011—2018年，慈善事业逐渐法治化、规范化，慈善组织数量和规模稳步走高，例如201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简称《慈善法》）。2019年至今，慈善事业与第三次分配相结合，成为中国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2年12月，《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发布，理清了各类信托的区别和服务内涵，将信托业务分为资产管理信托、资产服务信托和公益慈善信托三大类。“新分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托业务维度多元、交叉混合的问题，引导信托回归本源。
2．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
中国慈善联合会与中国信托业协会联合发布的《2022年中国慈善信托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慈善信托的发展速度加快，截至2022年年末，慈善信托累计备案数量达1 184单，累计备案规模达51.66亿元。其中，2022年备案数量达392单，比2021年增加147单；备案规模11.40亿元，较2021年增加4.93亿元。
近几年，可以看出慈善信托的发展趋势。一是企业捐赠占比较大。中国慈善联合会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企业捐赠占比61.7%，自然人捐赠占比26.3%。二是慈善信托以短期为主。5年以下的慈善信托占比近50%，10年以上的中长期慈善信托合计占比15%。三是慈善信托积极探索“慈善+”的业务模式，助力乡村振兴、扶老、助残、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互联网慈善在过去几年有明显的发展。以腾讯基金会为例，社会对互联网慈善认可度越来越高，2013年筹集总额突破1亿元，而截至2021年10月，腾讯公益累计募集金额达到167.5亿元，参与人数达到5.7亿人次。
3．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模式的未来展望
目前来看，中国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税收优惠力度不足、监管不到位和资金管理不透明问题，这不仅损害了慈善机构的公信力，还消耗了社会的捐赠热情。
第一，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制度。一是建立完善的非货币捐赠评估机制，鼓励社会公众进行实物捐赠。二是通过电子化捐赠票据，简化税收抵免流程。三是颁布名誉奖励，对信托公司慈善信托展业情况进行年度考评或颁奖，给予荣誉激励等。
第二，完善监管机制的建设。一是完善行政监管。《慈善法》虽规定了慈善组织应当定期公开项目情况，但是对于公开年报的内容、披露格式没有进一步规范；另外近年来互联网公益和网络众筹平台快速兴起，法律法规的设定也要与时俱进。二是提高评估机构的独立性。目前许多慈善组织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的，其资金来源、组织成员结构与官方密切相关，评估和被评估机构可能存在资金往来，独立性欠缺。三是完善社会监督。目前社会监督渠道较少，国内慈善公益组织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第三，完善信息披露的建设。一是借助互联网等工具，提高公益慈善组织的透明度。比如，可以结合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起实时更新的捐赠物款信息系统，有效跟踪捐款资金的去向与使用情况。二是完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比如，要求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公开近几年的财务报表等基础数据，规定慈善组织按照某一固定格式进行信息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