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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中国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目标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也成为经济工作的重点。
当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现象，是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形势严峻，为共同富裕带来了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导向大大激发了社会市场主体的活力，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22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1.28万美元。
1978—2018年这40年来，中国的实际人均GDP增长了8倍，而美国在1900—2020年的120年中，实际人均GDP增长了10倍。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堪称“中国奇迹”。
但是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不平衡问题也日益凸显。发展的不平衡，体现在财富、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上。而结构层面的不平衡，体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等方面。
第一，居民财富的差距在不断拉大。1995年，中国前1%和后50%群体的财富比例基本在16%左右，但是2021年前1%的高富人群拥有财富的比例超过30%，而后50%人群拥有的财富只占6%左右（见图1.1）。
图1.1 中国最高1%和最低50%群体的财富份额
资料来源：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ID）。
如果将中国财富群体分为三组——前10%、中间40%和后50%，可以看到最富有的10%人群的财富，从1995年的40%增加到2021年的68.8%，中间40%人群的财富比例从43%下降到25%，而最低50%人群的财富比例从16%下降到6.17%（见图1.2）。
第二，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如果将所有成人按收入从高到低排序，按人数平均分为五组，每组人数占比20%，第一组是收入最低的20%群体，第二组是收入在20%～40%的群体，以此类推，第五组是最富有的前20%群体，可以看到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与其他群体的差距正在持续扩大（见图1.3）。
图1.2 中国各群体财富份额
资料来源：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
图1.3 中国各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
资料来源：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
中国居民的财富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是共同富裕诉求需要得到全社会高度支持的根本原因，也是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面临很大挑战。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首先是消费动力不足。虽然新冠疫情后居民的短期消费恢复，但是长期消费不足，比如汽车、家居和大件电器等。其次是投资不足，一方面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无法持续成为拉动经济的动力，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足。最后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挑战导致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
中共中央政治局2023年7月24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的经济形势。虽然国民经济持续恢复，但同时也面临新的困难。那么，在当前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提出财富管理助力共同富裕是否合适？是否与恢复经济发展的目的相悖？
第一，共同富裕是长期正确的任务。一方面，共同富裕对于社会长远稳定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不能因为短期困难就止步不前。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充分考虑当下的形势来部署工作重点。效率和公平不一定是矛盾对立的，可以实现相互兼顾、相互促进、相互统一。
第二，共同富裕可以缓解长期内需不足的问题。当前的情况是，富人有钱不消费，中低收入人群想消费但是没钱。如果在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条件下，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那么长期来看可以极大地拉动内需。
第三，财富管理也是当下盘活人们手中资金的关键。其实当前社会并不缺钱，主要问题是资金没有流转起来，即有钱人不投资，普通人不消费。金融行业本身不直接创造价值，只是搬运金融资源，提高配置效率。一方面，为了提升整个系统的回报，金融行业需要更加精准地配置金融资源；另一方面，社会经济活动也需要产生更多优质的“种子”、更多能够长成参天大树的树苗，即更加优质的创新创业活动。金融和科技创新创业更好地结合，能够助力全社会的财富增长。
1．共同富裕有助于构建大同社会
首先，近现代历史证明，社会财富分配的过度不平等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动荡。近年来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严重，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端化、民粹主义泛滥等现象，教训十分深刻。
其次，长期历史数据分析和理论研究也证实了这些教训。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分析过去300多年来的财富分配数据，表明贫富分化严重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最终会以极端方式削减贫富分化问题。这是一种非常暴力的形式，过程中也会造成大量社会财富的毁灭。
因此，社会需要在尽量保持活力和激励的前提下，通过共同富裕等自我净化的手段，来不断纠正过于悬殊的贫富分化问题，从而创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大同社会。
2．共同富裕有助于扩大内需，加快国内大循环的发展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曾经我们生产的产品销往全世界，但是在“中国+1战略”（China Plus One Strate-gy）的冲击下，我们的一部分商品难以销售到别国，导致产能和库存过剩，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内需，加强国内大循环。
首先，扩大内需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增加居民的财富和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和中产群体的收入。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也导致居民消费偏低。因为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所以中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长较慢时，社会整体消费水平难以提高。
其次，通过完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可以稳定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提升消费支出意愿，从而扩大内需。养老、医疗、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能对消费产生积极的影响。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改变收入分配方式将财富从高收入向低收入家庭转移，整体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由此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当期消费。也就是说，只有降低所有人对于未来生活的担忧，才能提升人们的消费意愿。
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构建一个有流动性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2022年，我国低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0%，而中等收入群体只占27%左右，这表明我国的财富结构当前处于金字塔阶段，与橄榄型社会仍然有较大差距。
所以我们需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扩中”），合理规范高收入者收入。这几年许多民众对共同富裕存在一定的误解，澄清概念内涵，有利于凝聚共识、踔厉奋发、勠力前行。
第一，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最终靠的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发展，是持续不断做大做好“蛋糕”的必要前提和有力保证。
第二，市场化的勤劳致富是基础性原则。共同富裕不是平均财富，而是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根据个人的职业、学历、年龄等因素来区分出收入差距，包括劳动、资本等要素收入。与此同时，提高劳动要素收入的比重，让劳动者在初次分配获得财富，能够产生对劳动者的正向激励，更能体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此外，通过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有助于保护劳动者权益。目前我国普通劳动者在工资议价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企业资本则处于明显强势地位，这是造成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扩大的症结之一。
第三，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是重要保障。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也需要有完善的法治体系做保障。如果合法收入没有保障、非法收入逍遥法外，劳动者的积极性会受到严重损害，影响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此外，要鼓励大型企业搭建良好的生态，为相关的中小企业提供生存机会和空间，从而可以不断激发行业的活力。
第四，共同富裕要求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不只包含物质层面的生活富裕，也包含人本身的发展和精神的富足。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不再把目光聚焦于经济数量的增长之上，而是把发展的目的回归人的本身。
第五，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而是有阶段性和渐进性的。共同富裕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在“十四五”末，减小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第二阶段是到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明显进展，部分指标包括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达到全球的两倍，基尼系数减到0.4左右；第三阶段是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部分指标包括人均GDP达到世界的4倍，基尼系数减到0.35左右。
1．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最终靠的是高质量发展。未来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将会从“房地产—土地财政—银行”旧三角循环，转向“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资本市场”新三角循环。我们必须坚持创新、改革和开放的态度，培育未来经济增长新动能，助力做大蛋糕。
第一，国际形势要求我国加快产业升级。在国际大循环中，虽然我国工业产业链已相对完整，拥有联合国定义的全部500多个工业门类，但整体制造业呈现典型的“大而不强”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处于全产业链利润空间较低的环节。另一方面，在中高端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和设备等方面较多依赖进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这也要求中国必须进行产业升级。
第二，科技创新是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我国将进一步促进新型产业和新业态发展。一是促进新型产业发展。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领域，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二是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三是培育创新型、灵活型和包容型的新业态。比如加快平台经济、知识经济、共享经济等领域的发展，这些领域能带来更多中小微创业，从而激发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第三，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回顾我国4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金融市场的贡献功不可没，尤其是在企业成长、国企改革、房地产发展、基建投资、创新创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测算表明，2002—2021年，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融资贡献度在绝大多数年份保持在50%～60%，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80%。
2．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是共同富裕的关键
在初次分配中，坚持劳动分配为主，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多渠道增加收入。比如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目前我国普通劳动者在工资议价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企业资本则处于明显强势地位，这是造成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症结之一。此外，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这一话题将会在后面的小节中详细讨论。
在二次分配中，建立健全税收体系和征管制度。发达经济体充分利用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和遗产税等不同税种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有效地缩小了收入差距。此外，需要在税收改革过程中建立健全税收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税收监控、税收网络和税收执法程序。
在三次分配中，完善慈善捐赠制度，培育慈善文化。我国的三次分配启动较晚，规模较小，缺乏激励机制和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进入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同时相应的监管机制也未完善。一方面是因为慈善捐赠动力不足，富人税体系不完善，没有税收优惠激励；另一方面是慈善机制管理有缺失，透明度不够，群众不够信任。
3．建立现代化社会保障体系是共同富裕的保障
第一，促进教育公平。一是完善教育资源配置的平衡机制；二是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缩小城乡和区域教育差距；三是在全社会培养公平教育思想，引导建立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平等的理念。
第二，促进医疗服务均等化。海外国家主要通过引导药品降费和提高医生待遇来规范医疗秩序。对于我国来说，除了实行带量采购引导降价外，长期还可考虑逐渐破除以药补医的机制，推行“医药分离”制度，同时提高医生薪资水平和社会地位。
第三，完善养老保障。海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均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养老金体系和相对完善的保险制度，例如，北欧国家三支柱养老金为应对老龄化支出提供了更多资金保障，而我国的三支柱结构发展尚不均衡。
第四，完善保障性租赁住房机制。当前，我国房地产调控趋于常态化。为实现住有所居，除了控制房价，还要加大保障住房供给，大力推动廉价住房建设，同时支持福利性公共住房建设。
1．高富人群：鼓励企业家精神助力高质量发展
高富人群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产生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高富人群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巨大。一是我国的高富人群许多是一代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贡献了相当大比例的财政税收、GDP、就业岗位和创新动力来源，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二是高富人群在科技创新、产业变革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三是成功企业家的示范效应，也带动和激励了新一代创业者的创业激情和活力。
新时代下，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也需要重构和升级，要全面、完整、准确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一是企业家应主动采用新技术、创造新产品和新模式，实现创新发展；二是践行低碳可持续绿色发展；三是打造高水平开放的发展模式，走国际化经营路线；四是主动检视自身，打破平台垄断，实现与中小企业协调发展；五是应主动作为，在战略层面上将创富成果与更多利益相关者共享。
2．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的关键
“扩中”是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这是构建橄榄型社会的关键。“扩中”的关键在于通过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吸纳更多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首先，扩中的主要对象为拥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等群体。其次，扩中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增加居民收入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直接手段。一方面是提高劳动报酬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毕竟绝大部分人的收入依靠劳动获取；另一方面是完善要素分配制度，即通过土地、资本等方面增加要素收入。
第二，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间接手段。具体方法是解决民生问题，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另外，政府通过社会救助、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稳定物价等，减少居民必要开支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第三，打通向上流通机制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根本手段。打通向上流通机制的目的在于增加人口纵向流动，防止阶层固化，为个人提供更多上升机会，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要的方式有户籍制度改革、保障教育公平、大力开展职业技术培训等。
3．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多渠道增加要素性收入
在“提低”方面，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是工作重心。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居住在乡村的人口约5亿，占比约36%，所以如果“三农”问题无法解决，就无法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2021年，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提前10年完成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接下来，我们仍然需要提高低收入者创收的内生动力并丰富其创收的工具手段，通过发展高质量产业，以市场化的方式全面推进助力实现乡村振兴。比如，通过农业科技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通过农产品电商拓宽销售渠道，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家政等劳动密集型工作的职业培训，通过乡村旅游增加多元化收入方式，增加土地等要素收入等。
首先，需要理清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的区别。财富管理，是根据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制订个性化的财富管理综合方案，并提供相应的服务。财富管理从需求侧出发，更多关注于“客户”，即了解你的客户（know your customer, 简写为KYC）。资产管理，是指金融机构接受投资者的委托，对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的金融服务，目的是资产增值。所以资产管理从供给侧出发，关注“产品”本身，即了解你的产品（know your product, 简写为KYP）。
类比来看，投资银行就是原料提供者，发行股票、债券等底层金融资产；资产管理机构是食品生产者，可以将原料加工成某道菜；而财富管理机构就是营养师，不仅需要了解客户的营养状况和用餐偏好，也要综合考量每一道菜的特点，为客户定制个性化菜谱（大类资产配置），即提供个性化的综合财富管理方案。
1．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从“卖方代销”到“买方投顾”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正在经历“卖方代销”模式。财富管理的主体主要分为传统大型机构下属的财富管理机构和独立的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
第一，传统大型机构的下属财富管理机构面临利益不一致问题。对于商业银行、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等的下属机构，销售产品，特别是自家产品成为主要任务，没有独立性，导致财富管理服务与客户利益不一致。
第二，独立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应运而生，但仍然没有解决“向谁收钱”的问题。大多数家庭不愿意为财富管理服务买单，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为了生存也只能通过销售产品赚取佣金，破坏了第三方的独立性，随后加剧了客户的不信任，形成了佣金模式下的恶性循环。
第三，为了打破恶性循环，财富管理机构进行了两方面的转型以解决佣金问题。一种是向前端转变，财富管理公司尝试发展自己的资产管理机构，有自己的产品，其中典型的代表是诺亚财富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歌菲资产。另一种是向后端转变，一些优秀的资产管理机构开始布局财富管理模式，典型代表是嘉实基金的全资子公司嘉实财富。在这两种模式下，财富管理公司作为集团的战略公司，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服务质量和佣金收取关系的问题，但销售产品来源的偏好问题仍然存在。
第四，国内财富管理机构使用FOF（Fund of Funds，基金中的基金）为客户进行资产配置，即成立一个母基金，这个母基金专门投资其他公募、私募等子基金。FOF模式通过收取管理费的方式收取佣金，解决了“向谁收钱就向谁提供服务”的问题。但是FOF难以定制化，无法通过产品创新实现千人千面，并且存在多层收取管理费的问题，增加了客户的管理成本。
2．财富管理的行业价值、机构、产品面临的挑战
第一，社会各界对财富管理行业的价值保持怀疑。一是大部分老百姓认为财富管理只是富人需要的事情，并且认为是资产管理而不是财富管理产生了价值。二是监管部门在分业监管时，对于混业经营的财富管理市场定位不清晰。三是财富管理从业者自身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自己只是产品的“推销员”，甚至都不知道底层资产是什么。四是中国的高净值财富人群通常擅长“创造财富”，不擅长“管理、保有和积累财富”。
第二，财富管理机构与客户和员工的黏性不足。一是财富管理机构和客户的黏性不足。财富管理新用户每两年流失30%左右，半衰期大约为4年。一方面的原因是，机构认为既然客户不能长久存留，那么不一定要与客户的长期利益一致。另一方面，客户也往往保持与多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联系。此外，有一部分原因是分业监管的要求，客户尚难在一家财富管理机构获得所需的全部服务。二是财富管理机构和理财师的黏性不足，即员工流失率高。原因就是激励机制的问题，大型金融机构的财富管理只是战略性部门之一，业务具有跨部门交叉特性，难以设定和量化独立的激励机制。
第三，财富管理资产端的优质资产不足，种类也不够丰富，同时缺乏全球资产配置。即使国内的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基金能够投资海外，但是长期表现有待提升。由于没有优质的供给，所以许多财富家庭选择了海外成熟的财富管理机构，导致海外资产流失。
3．经济增速放缓给财富管理带来新的挑战
当前资本市场有待进一步活跃，凸显了当前资产管理行业的普遍不足，也凸显了财富管理通过综合配置产生价值的重要性。资产管理机构的目标是赚取超额回报，赚市场的阿尔法。在市场波动的情形下，许多曾经创造优秀业绩的资管机构神奇不再，表明资管机构想单纯依靠阿尔法长期打败市场是非常艰难的。
在资本市场价值重估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意识到，长期来看大部分投资者只能顺势而为，挣大类资产配置的钱，即市场贝塔所带来的收益。财富管理的资产端就是追求市场中性，尽可能在任何市场波动情况下，助力客户财富的保值增值，而不是追求高收益。
当前财富客户和财富管理行业，都需要意识到财富管理的本质和初心。这也是资本市场成熟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即使是成熟的资本市场，也需要经过几轮不理性波动，才会让被动投资、指数投资等大类资产配置型投资方式成为全民共识。
1．财富管理行业市场前景及政策支持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我国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促使居民财富大量积累。根据麦肯锡报告，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财富管理市场。
2022年我国财富管理市场规模达到118.49万亿元，同比增长8.7%。根据第三方机构的预测，到2023年年底，我国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将有望达到132.56万亿元，同比增长11.9%。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财产性收入是衡量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党的多次报告都明确了财产性收入对于增加国民收入的重要性，这对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赋能高收入群体继续合法合规创造更多财富、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见表1.1）。
表1.1 我党有关财产性收入的报告
2．居民财富快速增长
居民财富，是财富管理市场潜在的资金来源。2021年中国居民财富总量达687万亿元人民币，2005—2021年年均复合增速高达14.7%，远超日美等发达国家。
麦肯锡报告显示，中国富裕及以上家庭个人金融资产占比在过去5年持续提升，从36%升至40%，预计2025年占比将达到46%。未来5年，富裕和高净值及以上客户资产增速更快，预计将以13%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高于大众家庭资产增速。其中，高净值及超高净值客群的个人金融资产将占到总量的近1/3。
3．居民财富结构转变：从房地产到金融资产
家庭资产配置的转变为财富管理提供了海量资金。在家庭资产配置转型方面，房地产等非金融资产逐年下降。未来在房地产政策的调控下，我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将持续从房地产等实物资产转向金融资产，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会有海量的增量资金。
在财富增加的贡献因素中，房地产贡献率已由2020年的69.9%降至2022年的63.9%，金融资产贡献率则上升11.2个百分点至32.4%。
在此背景下，预计2030年居民金融资产规模将达到486万亿元，
与实物资产比例调整优化为4∶6，进一步向欧美发达国家的7∶3靠拢。
4．老龄化加速，为养老财富管理带来挑战和机遇
中国由于出生率的大幅下降和预期寿命的不断增加，老龄化进程呈现加快趋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8亿，占全国人口的19.8%，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国家卫健委预测，203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突破4亿，占比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接近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位老人。
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相当长时间内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为共同富裕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养老财富管理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银行业财富管理：庞大客群基础
银行业作为我国金融领域资产占比最大的行业，在发展财富管理方面具备多元的天然优势。截至2022年年末，工、农、中、建四行个人客户分别达7.2亿、8.62亿、3.5亿、7.39亿。
商业银行能够凭借渠道优势和科技能力，拥有更广的客群覆盖面、更完善的产品体系、更全面的综合服务能力。银行财富管理在普惠性、有效性、可及性等方面的优势将更加明显，也必将在今后居民财富积累和收入结构改善的过程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证券业财富管理：强大的产品创新等综合服务能力
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的蓝海期，证券公司作为联结资本市场和居民投资理财的中介机构，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末，证券公司服务投资者数量达到2.1亿人，较上年末增长7.46%，服务经纪业务客户资金余额达到1.88万亿元。
券商在投研和资本市场运作方面拥有强大的综合服务能力，也拥有一定的投资类资产配置权。券商凭借经纪、研究、投行、资管等业务的协同优势，有效连接资金端与资产端，从而成为大财富管理赛道的另一主要力量。一是证券公司助力企业上市融资和提供综合性服务；二是证券公司通过深入的行业研究，助力上市公司规范化；三是证券公司可以通过经纪业务等，使得广大股民可以通过参与资本市场分享企业发展红利获得收益；四是证券公司能够盘活社会资金，将其配置到新发展领域。
3．保险业财富管理：风险保障能力和培育耐心的资本
保险公司凭借广泛的用户触点、特殊的产品属性和大类资产配置能力，在满足客户复杂保障类产品需求上具有优势，且有角逐大财富管理市场的潜力。一方面，保险公司可以为个人及家庭打造“安全垫”，提供保险保障负贝塔，以抵御外部风险。另一方面，保险资管还拥有资产配置的能力，能够为市场提供耐心的资本。比如当今中国较长久期的金融产品，可能很多都来自养老保险。保险也成为其参与大财富管理赛道的优势之一。
财富管理的基础目标是实现保障，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保险公司可以提供兼顾财富收支平衡的管理手段和提升生活品质与效用体验的服务。一是保险的保障功能能够补充经济损失，二是保险资产管理能够实现财富增值，三是保险产品的长周期性能够实现财富传承，四是保险能够优化家庭的税务负担，五是保险能够减缓家庭养老和子女教育负担。
4．信托业财富管理：拥有广谱配置的能力
信托公司通过提供风险管理和资产管理的工具，帮助投资者进行有效的财富管理，信托公司管理并运营这些信托，将收益分配给投资者。
信托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广谱配置的能力。其他大部分业态受到分业监管限制，无法提供全频谱全生命周期的财富管理，功能上有很多缺失，导致客户很难做到“一站式采购财富管理服务”。在理论上和法律监管上，信托可以更专注高端客群的家族办公室，做到一站式服务，这是信托业最强大的生命力来源。
由于信托业财富管理业务涉及领域的广泛性，特别是同时连接资金方和资产方，在服务实体经济与增加人民财产性收入等方面形成了内在统一，信托业在助力共同富裕方面形成了独特优势，在做大蛋糕、做优蛋糕、分好蛋糕等方面体现了积极作用。
5．基金业财富管理：强大的投研能力和普惠性优势
首先，投资研究能力是公募基金的核心竞争力。公募基金是一种集合投资工具，通过资金池的方式将大量小额投资集中起来，使得投资者可以投资于更广泛的资产，从而分散风险，并获得专业的资产管理服务。同时，基金公司依托长期积累的市场化投资团队与经验，致力于提升主动和被动的资产管理能力和公募基金产品创新能力，同时积极探索基金投顾业务的覆盖面与生态合作机会，以更好地满足大众客层的多元化投资需求并辐射其他客户层级。
其次，公募基金是当前普惠性范围最广的金融行业之一。公募基金顺应了广大人民财富管理的需求，服务投资者超过7.2亿，成为整个资产管理市场中投资门槛最低、大众覆盖率最高的行业之一。
6．金融控股与财富管理：打造资源协同生态圈，提升综合型金融服务
金融控股公司是综合经营、金融创新、市场竞争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其本质特征在于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拥有实质控制权。金融控股本身不是一种业态，而是多种业态的统一。金控公司不直接提供针对财富客户的零售端业务，更多是履行机制设计、股权管理、战略制定、评价考核等职务。相比单个金融机构，金控拥有多元化金融业态和丰富的客户触达渠道等，能够更全面地洞察客户需求，更广泛地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在推动财富管理普惠化、大众化方面具有独特竞争力。
金控公司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将围绕“综合金融服务”展开，以协同效应、资源整合等为发展重点，这对于财富管理行业而言意义重大。
7．行为金融与财富管理：探究行为偏误和金融素养等基础问题
在财富管理的研究中，行为金融学主要研究代理人的非理性行为在金融活动中的规律，代理人不仅可以是投资者，也可以是评级机构、基金公司、理财顾问等。
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我国财富管理机构面临多种挑战和问题，例如财富产品单一、服务模式僵化、缺乏专业人才和规范机制，以及投资者金融素养不足、监管不完善等。这些问题需要得到有效解决。此外，当前我国在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转型中，研究不同主体的行为偏差，以及相互博弈的结果，是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