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下银行财富管理的机遇与挑战

共同富裕下银行财富管理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居民财富积累为银行财富管理健康发展打开增长空间

从总量上看，新发展阶段中居民财富保持趋势性增长。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据统计，2021年年末我国居民财富总量近700万亿元， 增速领先美、日，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财富管理市场、第二大在岸私人银行市场。 同时，财富分配差距逐步缩小，十年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3.03∶1降低到2.45∶1，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突破4亿人，预计2030年该群体占比将会超过50%， “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正在进一步形成，为居民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提供充分保障（见图2.19）。

从结构上看，新发展理念引领资产配置更趋合理多元。 财富结构是居民对经济增长预期的映射，在国内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导向下，其投资属性逐渐弱化、吸引力边际下降，溢出资金和增量资金开始有选择性地流入金融资产。对财富增加的贡献因素中，房地产贡献率已由2020年的69.9%降至2022年的63.9%，金融资产贡献率则上升11.2个百分点至32.4%。 在此背景下，预计2030年居民金融资产规模将达到486万亿元， 与实物资产比例调整优化为4∶6，进一步向欧美发达国家的7∶3收敛。而银行业作为我国金融领域资产占比最大的行业，在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等领域的全链条优势也将更加明显（见图2.20）。

从客群上看，新发展格局下各类财富管理需求合理扩张。 对于占比近20%的老年人群体，“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协调发展是关键，而商业银行正是养老金融体系建设的主力军。目前，商业银行个人养老资金账户开立近3 000万户、 特定养老储蓄业务余额263亿元，理财公司存续养老理财产品51只、投资者累计购买金额超1 000亿元。 对于以3亿新市民为代表的中低收入群体，受限于工作稳定性低、社保参与度低、可支配收入低等因素影响，短期内较难实现财富积累。但调研数据表明，该群体在投资理财、金融投教等方面明显存在供给缺口， 商业银行通过完善金融服务、扩大金融供给、提升均等性和便利度，将有助于其财务规划和金融健康管理。对于总资产超160万亿元的高净值群体， 财富管理需求的综合化、多元化程度正在加深，将资产交由专业机构配置的意愿也在加强。大型商业银行得益于稳健均衡的经营风格和全面高效的服务体系，仍是高净值群体首选，占比超60%。

生态体系优化为银行财富管理健康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监管体系持续完善健全营造了行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为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近几年监管部门加快从顶层设计上做好规划，推动资产管理业务体系趋于完备、弥补财富管理业务领域相关空白。201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等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即“资管新规”，通过去通道、破刚兑、限错配、降杠杆等措施，引导行业监管标准和规则得以统一，回归“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本源。此外，随着《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等资管新规配套细则的陆续出台，30家银行理财公司获批开业，存续规模峰值超30万亿元，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约9 700万个。 当前，商业银行及理财公司在新的监管框架下有序经营，依靠专业能力、服务能力进行良性竞争，形成了更加合规、稳健的财富管理行业生态（见表2.6）。

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资金配置的重要渠道。 财富的基础来源于物质生产，所以财富管理必须与经济增长、经济转型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聚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持续深入推进注册制等重大改革，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拓宽居民投资渠道的关键途径和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超1万亿元，银行理财为投资者创造收益8 800亿元，形成了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的共享局面。特别是银行业财富管理一端连接居民日益增长的财富保值增值需求，另一端连接实体经济多元化投融资需求，是助力畅通储蓄与投资、金融与产业之间动态循环的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环。近几年，银行理财公司不断推出专精特新、ESG等主题理财产品，以投资债券、非标、未上市股权等方式支持实体经济超22万亿元，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起到关键性支撑作用（见图2.21和图2.22）。

对外开放稳步有序推进形成了竞相发展的良性格局。 2018年以来，我国先后推出50余项金融开放政策，在华外资银行机构数量和资产稳步增长，国际一流金融机构在管理理念、投研能力、产品创新上的成熟与先进，不仅有助于满足居民差异化财富管理需求，而且促进了内外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截至2022年年末，高盛工银理财等4家合资公司产品存续规模合计近760亿元，法巴农银理财作为第五家合资公司也获批筹建。此外，继沪深港通、债券通等业务后，跨境理财通试点正式落地，目前已有31家银行为4.36万名个人投资者提供金融产品及服务，涉及跨境资金汇划超26亿元， 进一步丰富了居民可投资产品范围和选择空间。

商业银行正处于推动财富管理健康发展的关键阶段

商业银行发展财富管理具有充足内生动能。 受经济增速和信贷需求减弱、金融机构让利实体经济以及资本监管强化等因素的影响，商业银行传统信贷业务盈利空间收窄、资本压力上升，需要尽快构建新的、不依赖规模驱动的收入增长曲线。从资本消耗上看，财富管理是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重要组成，区别于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资产负债表监管，财富管理不占用银行核心资本，“轻资本”特征突出，资本回报率高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从经营周期上看，作为传统意义上典型的顺周期行业，商业银行每提升1个百分点的中间业务收入/营业收入，就能增加0.22个百分点的风险加权资产回报率， 特别是自净值化转型以来，理财投资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不再由银行承担，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抗周期能力和经营稳定性。因此，在政策引导、息差收窄、金融脱媒的背景下，银行业迎来财富管理布局及转型的重要窗口期。近些年，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在世界银行排名中不断升级进位，但以财富管理业务为代表的国际竞争能力明显不足，商业银行心怀“国之大者”，已经把提升国际竞争能力纳入发展战略，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增长和对世界经济贡献的不断提升，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带动下，大财富管理必将成为商业银行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选择（见图2.23）。

商业银行发展财富管理具备多元天然优势。 一是拥有“大客群”基础，可以面向全量客户开展财富管理业务，更有效地触达、唤醒与服务广大居民，围绕共同富裕目标为大众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截至2022年年末，工、农、中、建四行个人客户分别达7.20亿、8.62亿、3.50亿、7.39亿。 二是拥有“大循环”链条，可以全方位布局“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发挥联动优势，以客户资金流为脉络，寻求客户投资需求与社会融资需求对接，形成需求与供给高水平匹配的产品创设模式。三是拥有“大平台”协同，可以高质量实现线上、线下有机融合，一方面依托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推介标准化产品、披露售后信息、展示客户端收益率；另一方面依托营业网点、客户经理团队等，形成互补，提供财富管理业务客户触达渠道。以工商银行为例，2022年11月上线财富管理社区以来，已为客户遴选优质产品百余只，其理财子公司财富号“粉丝”数突破120万。四是拥有“大场景”布局，可以全面融入居民“生活+金融”场景，围绕花钱、借钱、赚钱、管钱等需求，将财富管理服务嵌入教育、医疗、养老、消费等环节，深入挖掘和满足客户财富管理需求。五是拥有“大风控”体系，依托完善的全面风险管理和稳健的合规经营水平，可以对客户投资组合及产品全生命周期开展风险管理，实现各类风险的识别、控制、化解，推动风险总体可控。对比而言，部分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由于门槛较低、佣金驱动、监管缺失等，易出现无序竞争并催生金融乱象，对客户权益造成损害。截至2020年年末，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包含财富管理但不持有相关金融牌照的公司已有6 194家，疑似经营家族办公室业务公司30余万家， 远超我国全部登记在册的3.5万家金融机构。

共同富裕下银行财富管理仍面临一定困难与考验

银行财富管理要更好地实现助力共同富裕的目标，关键是从投资者的利益出发，通过银行资产管理机构和财富管理投资顾问提供专业的产品和服务，使投资者多样化的风险偏好及投资需求与实体经济多样化的融资需求达成最优动态匹配，从而实现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和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等核心功能。但目前银行财富管理在发挥上述功能的路径上还存在一些堵点或断点，需要在下一阶段着力研究解决。

营销服务端：净值化转型仍存在错位，与投资者利益相一致的财富顾问机制有待发展

一是从“卖方销售”向“买方投顾”的模式有待转变。 长期以来，商业银行依托账户优势、网点优势以及客户经理优势，逐渐形成了“以产品为中心”的卖方思维，财富管理收入=管理规模×管理费率+代销规模×销售费率，即收入利润、考核激励等均与营销规模挂钩，导致机构与投资者的利益关系背离：前者旨在推动渠道扩充和客户增量，后者旨在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不同的目标增加了交易成本、加剧了追涨杀跌、加深了信任鸿沟，也导致银行财富管理波动性较大、成长性较低。2022年，招商银行非息收入中的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等均同比下降，其中大财富管理收入减少6.10%、财富管理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减少14.28%，并且2023年一季度仍呈下滑态势。 从全行业看，商业银行在财富管理营销端的转型进程也落后于基金、券商等同业，自2019年基金投顾试点落地以来，已有60家机构获得资格，仅有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3家银行加入试点且均未展业。 因此，与投资者利益相一致的财富顾问机制尚未充分建立，销售机构的自身利益与投资者利益的冲突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见表2.7）。

二是“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投资理念尚未完全建立。 2018年以前，银行理财以预期收益型产品为主，在复杂嵌套及池化运作下，呈现出保本保息、低波高息等特征，理财客群也逐渐习惯于“旱涝保收”，甚至将理财产品视同银行存款进行投资。而资管新规颁布以来，底层资产的收益表现越来越多地直接反映在产品层面，净值波动成为常态，同时净值型产品存续规模从6.01万亿元增长至26.40万亿元，占比达95.47%， “洁净起步”的理财公司更是100%为净值型产品。但对于理财客群而言，由于投资者教育并不充分、客户画像不精准、投资陪伴不到位等问题，净值化转型进程相对缓慢，客户对于产品净值波动仍然存在不习惯、不适应、不理解的情况，特别是在市场弱势震荡或极端复杂情形下，容易形成悲观情绪，做出非理性决策，造成“净值下跌—客户赎回—赎回压力—机构被动抛售—净值下跌—客户继续赎回”的负反馈效应。截至2022年年末，全市场约有21.5%的理财产品跌破净值， 理财存续规模较上年减少1.35万亿元。

产品投资端：产品多样性有待提升，优质金融资产供应不足

一是产品端多偏于低风险化、短期化，多元化不足，难以有效满足多层次投融资需求。 受客户偏好影响，商业银行向市场供给的产品集中在风险收益曲线相对较低的若干区域，产品持有体验有待改善，普惠性也有待加强，长期多元化资金来源不足。2023年一季度，持有一级（低）风险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占比进一步增长，较年初增加2.71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增加11.14个百分点，持有一级（低）风险和二级（中低）风险等级投资者数量占比分别达56.1%和38%；持有T+0产品的投资者数量占比进一步增长，一季度末达到61.14%，较年初增长1.93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增长6.51个百分点。资产管理产品低风险化、短期化的问题较为突出，产品体系日益同质化，在满足投资者多样化投资需求，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方面仍存在堵点。同时对于高风险偏好客户的挖掘不够充分，使得权益类、商品衍生品类等风险等级较高的产品发行数量和规模过低，导致促进形成权益性资本以及支持创新型经济活动的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匹配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也降低了全市场的风险分散程度。

二是资产端还未解决标准化需求增长与合意资产不足的显著矛盾。 近年来，市场利率整体处于震荡下行趋势中，叠加结构性资产荒，加大了商业银行财富管理及资产管理难度。从需求侧看，随着穿透式监管力度不断增强，机构资产配置更加谨慎，理财资金对债券等标准化资产的需求大幅提高，2018—2022年，银行理财投向债券类资产规模占比由53.35%提升至63.68%，投向非标资产规模占比由17.23%下降至6.48%。特别是自2022年市场剧烈波动以来，投资者风格更趋保守，中低风险偏好投资者数量合计增加1.65个百分点，银行理财为避免产品净值大幅回撤，也更加偏好配置短久期、高等级资产（见图2.24）。从供给侧看，我国标准化市场整体规模的容量相对有限，债券市场作为银行理财和各资管机构投资的主要标的，容量约为120万亿元，股票市场约为80万亿元，二者合计提供200余万亿元资产， 而我国资管行业规模目前已达130万亿元，若未来仍以6%～8%的年均复合增长率稳步发展，标准化市场容量能否支撑规模增长将成为全行业共同面临的问题（见图2.25）。特别是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以地产、基建为主的传统行业融资下降，带动相关优质合意资产供给减少、欠配现象突出。以制造业投资为例，该领域投资约占总投资需求的1/3，是增加就业机会和扩大消费的有效手段，但由于制造业龙头企业较多和债券期限较短，普遍存在发债量少、收益率低、违约率高等情况， 而资管新规实行后银行理财主要进行标准化债券投资，既需要考虑市场容量，也需要统筹风险收益和流动性因素，因此面临期限不匹配、价格不匹配等现实困难。此外，由于无风险利率和信用利差的下降，客户从债券类资产获取的回报逐步走低。同时客户从权益等类资产获取的回报也不高，2020年，我国企业部门利润总额为当年我国GDP的22.8%，而同一年我国居民从企业部门得到的分红总额仅为当年GPD的0.4%，还不到当年企业总利润的2%。

基础设施端：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投入与共同富裕下的发展要求之间存在缺口

一是组织架构形态并未充分体现出对财富管理业务的战略性投入。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财富管理转型仍处于相对初级阶段，大多采用竖井式架构，按照业务条线划分部室，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财富管理链条上前、中、后台存在割裂，增加了部门内部及部门之间协同联动的摩擦成本。近年来，招行、兴业、中信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已开展组织架构调整，将财富管理部门升格为一级部门，不过在协作流程、收益分配、激励机制等方面较国际一流财富管理机构仍存在差距。以摩根士丹利为例，其机构证券（ISG）与财富管理（WM）之间的协同既包含简单的产品供给、交易执行等方面，也涵盖复杂的底层架构共享、客户关系管理等领域，通过明确的收益分享协议和组织架构改进充分提高协作效率，推动集团层面财富管理文化形成（见图2.26和图2.27）。

二是人才激励大幅落后同业，成为财富管理业务所面临的关键挑战。 财富管理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人才密集型业务，对人才队伍的专业化程度要求很高，不仅需要充分了解客户的需求和风险偏好，还要加强对各种金融产品和市场整体风险认知，在此基础上为客户开展资产配置并不断完善服务方案。现阶段，尽管商业银行各类财富管理机构以子公司形态设置，但公司管理还是偏母行化行政化的。以银行理财子公司为例，除个别理财公司以市场化招聘管理人员外，大部分理财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均来自母行资管板块，这部分人员虽然具备较好的业务素质和经验，但囿于公司治理的行政化、投研水平、产品创新和投顾服务等能力，无法完全满足快速增长的客户理财需求。就激励机制而言，受母行整体薪酬水平的制约，大多数理财子公司的薪酬激励有限，不仅与券商等机构相差较大，与国外同业相比差距更大。从国际对比看，全球银行财富管理条线的成本收入比一般为60%～80%，其中人员薪酬占了很大一部分，而国内银行的成本收入比低于50%，特别是国有大行一般不超过30%。

三是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力度较强，但对财富管理业务的支持赋能还有很大空间。 作为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行业，商业银行具有天然的数字化基因和应用信息技术提升业务效率的内生需求，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累，在资金、人才、技术投入和储备上已经相对充足，2022年六家国有大行在金融科技上的投入金额均超过百亿元。但从财富管理视角来看，如何以用户为中心解决好服务过程中的断点、堵点、难点等体验问题，仍然是商业银行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的重要方向。以银行理财为例，虽然在资管新规实行后的短短5年内，各头部理财公司已基本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业务系统，在关键业务环节实现了系统化管控，但与国内外领先的资管同业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与加速空间。比如，博时基金构建了智能化投研分析辅助决策系统，贝莱德打造了集高效运营和投资管理需求为一体的“阿拉丁”平台，而多数理财公司的系统建设刚刚起步，很难满足银行理财业务复杂、流程环节长、投资品种多、监管要求严的新时期特征，距离运用智能化手段和数据要素有力提升财富管理服务质效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亟须加大自身科技投入力度和母行科技资源倾斜（见图2.28和图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