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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王与马、共天下”，就必须说到士族，而士族，又与“世家”紧密相连。
出生在罗马，与“出生是骡马”肯定不同。
有人说，士族一般都是豪强大地主。这种定性，是“局部的真理”。其实，魏晋时期衡量士族最重要的一条，是“累世业儒”，就是家族世世代代盛产知识分子，当官也一般都是文职，而且名望都很高。一旦你带过兵打过仗，真还就不太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甚至会成为一辈子、几辈子的“污点”。
有这样一个比较经典的故事：帝（晋武帝司马炎）尝与之（贵嫔胡芳）摴蒱，争矢，遂伤上指。帝怒曰：“此固将种也！”芳对曰：“北伐公孙，西距诸葛，非将种而何？”帝甚有惭色。
胡芳是曹魏车骑将军胡遵的孙女，西晋镇军大将军胡奋的女儿，算是武将世家女。司马炎在与胡玩游戏的时候伤了手，一生气，说胡是武将后代，一贯的逞强好胜、蛮不讲理。胡反唇相讥：“你爷爷司马懿北伐公孙渊，西距诸葛亮，你不也是将种吗？”这句话打通关节就是“说别人干嘛，你们家血统里也有类似的因子。”
贵为皇帝的司马炎，惭愧地低下了头。吃了瘪，不仅没有恼羞成怒，反而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对一个皇帝来说，不容易啊。
也由此可见，当时社会，“重文轻武”。这与统治阶级掌握受教育权密切相关。
从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有条件的知识分子们开始皓首穷经，以谋晋身之阶。他们重视名望气节、学识才能，希望“名震天下”。一旦成为名士，功名利禄会接踵而至。所以，想出人头地的，都努力学习，交接朋党，沽名钓誉。
当然，真正志向高洁的，不在此例。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了“名”，利不旋踵。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那个时期，不是虚言。琅玡王家的王祥，就是六十多岁当官，没过几年，就做到了太尉。
琅琊王家，累世业儒，从王祥的六世祖王吉开始，就有了“尚文”的家风。
王吉字子阳，年少好学，举孝廉，入朝为官，做过五经博士。王吉开创了《韩诗》王氏学，在《论语》研究上也卓有成效，汉书说他“兼通五经”，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
王吉为官时，家住长安。邻家枣树枝探入其院，王吉的妻子随意摘了几枚。王吉知道后，便将妻子赶走。邻家听说后，执意要把枣树砍掉。后几经周折，王吉才将妻子招回。
因此当时流传着“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的佳话。
讲究品德到了极其偏执的地步，让人都怀疑真伪了。
王吉之子王骏做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王骏之子王崇官至大司空，封扶平侯。
——经过王吉祖孙三代人的努力，琅琊王氏的家族地位开始上升，到西汉晚期，琅琊王氏已经成为上层世族。
王崇之子王遵在东汉时做过太中大夫。王遵之子王音，生了四个儿子——王谊、王浚、王典、王融。王融生有二子，长子王祥， 次子王览。
王祥、王览的从祖兄弟王雄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分别生了有“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和玄学领袖王衍，这两位也都位列三公，都做过司徒。再加上位列太保的王祥，琅琊王家，已经不得了了。
文化传承，是琅玡王氏的“累世之美”，也是其成为高级士族的必备条件。
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曰：“琅琊王氏自汉谏议大夫王吉以下，更魏晋南北朝，一家正传六十二人，三公令仆五十余人，侍中八十人，吏部尚书二十五人。”历代史家一再称述琅琊王氏“簪缨不替”，“冠冕不替”，“世禄不替”，这与其家族风尚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