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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王导传》载：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往见导，极谈世事，还，谓顗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
管夷吾就是管仲，他辅佐齐桓公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向有识人之明的桓彝将王导视为当世的管仲，可见王导在当时士大夫心中的分量。
永嘉南渡后，王敦于长江上游执掌兵权，王导在朝中占据机枢，王氏家族近属居内外之任，布列显要。就连王敦之弟和尚竺道潜在政治上也颇有影响，出入宫省，虽然自称以“朱门”为“蓬户”，却也难掩得意之态。
调和鼎鼐是宰相的职责，王导深谙个中滋味，历仕三朝，堪称奠定东晋立国基础的“社稷之臣”，被称为“江左夷吾”。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王导官拜扬州刺史，宾客盈门，济济一堂。王导的接待周到而又温馨，大家都非常高兴。唯有一个来自临浙江的的任姓客人和几位西域僧人感到很别扭。
王导走到任某面前，说，阁下大才槃槃，名震一方，倘若出山为官，临海地区就不被重视了。王导再走到西域僧人面前，学习胡人的亲昵举动，弹着手指说出了梵语中的赞美之词——“兰阇”。
四座皆欢。
王导就是这样善于搞“统一战线”。
王导不止会团结人，也懂经济、知战略。
“八王之乱”后，北方士庶大量南下，逃到江南的，共约九十多万，无所依附，也严重挤占了南方民众的生存空间，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日积月累、一触即发。
为缓和矛盾，王导制订了“侨寄法”：允许南下民众在南方开发无主之地群居、生产，并按原籍郡县名另设郡县编管，同时可以安置南逃的大量文武官员就业。
这样一来，不仅建康、广陵等地的房地产开发搞起来了，耕地也大为增加，当官的继续当官，种地的继续种地，各安所居。
《晋书·温峤传》：“于时江左草创，纲维未举，峤殊以为忧。及见王导共谈，欢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
317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制，但却只称晋王。坚持在北方抗战的刘琨命幕僚温峤南下江东劝进。温峤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辞，盛赞刘琨忠义，力言司马睿承袭晋统乃是众望所归。阖朝文武如王导、周顗等都非常欣赏温峤，与之交往。
温峤十分知趣，前去拜访王导，诉说晋帝被囚禁流放、社稷宗庙被焚烧、先帝陵墓被毁坏的情况，亡国之痛溢于言表。
温峤叙述完实际情况以后，王导也把自己经营江东的想法告诉了他，温峤连连点头，出来后说：“江南自有管夷吾那样的人，这还担心什么呢！”
王丞相拜司空，桓彝感慨地喊着王导的小名说：“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
王导自幼聪颖好学，成年后在洛阳深造，广泛涉猎各种学问，结交名士，为自己从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导这个人仪态不凡，年少时就风姿飘逸，十四岁时，陈留高士张公在见到他后评价道：“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
王导虽然不像潘岳、王衍、卫玠他们那样帅得有震撼性，但也容貌非凡。谢安幼年时见过王导，后来回想起来还说，“便觉清风来拂人”。——王导的魅力，给人感觉就是“吹面不寒杨柳风”，而不是“二月春风似剪刀”。
除了调和南北士族、北方士族、官民矛盾外，王导还积极解决皇室矛盾。
晋元帝登基，因为郑后得宠，就想废明帝司马绍而改立简文帝司马昱为太子。当时朝廷舆论主流认为废长立幼，于礼法不合，而且太子司马绍英明果断，更适合做继承人。
周颙、王导等都竭力争辩以为不可。
元帝要付诸实施，就必须绕过诸大臣，于是施了一个小伎俩：先召周、王入朝软禁，然后再把诏令交给其他大臣去发布。
周、王到来，就被拦住，要引入别室。
周颙不知所以，王导却不管不顾，直到元帝座前，说道：“陛下让我们迅速进宫，却不急于召见，这是为什么？”元帝哑口无言，从怀里摸出诏书来撕掉。
从此太子才算确定。
周颙这才既感慨又惭愧地说：“我常常自以为胜过王导，现在才知道比不上他啊！”
——晋元帝想瞒着王导废长立幼，但是敏锐的王导毕竟了解晋元帝，当场揭穿他的把戏。
王导善于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办事，虽然每天开支用度没有宽余，可一年总还有些节余。
当时朝廷财政枯竭库藏空虚，只有粗丝布几千端，出售到市上却无人购买，因而朝廷开支非常困难。王导很着急，就和朝中的一些名贤都用这种粗布做衣裳，于是人们纷纷仿效他们也穿这种衣服，这些布匹的价钱一下子就贵了起来。这才令主管者去卖，每端布卖到一两金。
当时战争不断，各地学校废弃而未能得到兴建，王导上书认为“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他建议择取朝中子弟入学，选拔博通礼学之士为师，成教化、定风俗。司马睿览奏后，颇为听信此议。
通过建学校来教化礼仪道德、巩固君臣及父子的纲常伦理，并以此招揽贤才，改变浮躁的风气，最终达成司马睿的“中兴”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