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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建立了农民工研究的“心理—文化”叙事方式。本书力图在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叙事模式和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叙事模式这两种农民工问题研究方式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工研究的“心理—文化”叙事方式，分析农民工生存的文化场域转换问题，指出农民工生存的文化场域转换是其公民道德意识培育需求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或从同质文化圈进入异质文化圈的过程中，他们不能较好地适应以公民文化为特征的现代城市文化，是其产生文化焦虑的重要原因，公民道德意识的培育是缓解其文化焦虑、提高其文化适应力的重要手段。农民工研究的“心理—文化”叙事方式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同样有意义，它对于正确把握思想教育对象、分析思想教育对象的文化心理特征，进而提出相应的教育策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二，提出了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的实践路径。就其覆盖范围而言，这一路径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观照了国家、培训机构、企业、社区和农民工自身在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中的措施和方法。就其政治传播方向而言，这一路径不仅联通了政府和农民工所分别对应的输出和输入两个方向系统，而且还借助培训机构、企业和社区等社会组织，实现了输出和输入两个系统的对接、调适和转换。
笔者知识储备还有局限，研究能力有待提升，因此本书的研究还有不少地方有待进一步深入。从研究对象来看，本书对农民工的调查范围还可以更广一些，对不同行业农民工的公民道德意识的特点分析还可以更深入一些。从研究方法来看，本书对调查数据的处理主要采用了直观的图表分析方法，分析还不够深入。从研究内容来看，本书限于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的研究维度，对与之相关的经济、社会等维度关注不够。笔者准备在这一课题的后续研究中，继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