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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农民工现实的生存状态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为研究背景，以农民工文化场域转换面临的挑战——文化心理现代化为切入点，以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国外公民教育相关理论为基础，分析农民工及其公民道德意识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在对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及其培育现状、农民工公民实践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的目标、原则、内容和实践路径。
本书一共分为 8 章。
第 1 章为绪论，提出研究的缘由和价值，梳理相关论题的研究情况，说明本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第 2 章为公民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历史与现实考察。本章首先从公民概念的内涵入手，通过梳理公民道德在西方文化中的演变历程分析公民道德的基本要素，并根据中国学者对公民道德的阐释来界定本书所论及的公民道德的内涵。其次回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初期和进入 21 世纪后头十年这三个历史阶段，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主要举措和取得的成效。最后在分析新时代我国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基础上，阐释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新理论和新政策，归纳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新举措与新成就，论述新时代对农民工公民道德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第 3 章为新时代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的背景及理论资源。本章主要追溯农民工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主要阶段及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的变化情况，分析新时代农民工所面临的主要困惑，论述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的必要性。一直以来，农民工的城市准入、工作与生活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直接干预。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整个社会对农民工认识的变化和农民工对自身生存境遇认知的变化，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呈现出历时性特征。新时代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尤其是在适应城市公共生活方面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其公民道德意识的培育已经势在必行。本章还论及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的相关理论资源，即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意识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和国外公民教育相关理论。
第4 章为新时代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本章首先根据农民工发展历史过程中遇到的城市公共生活困扰，确立了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考察的主要维度。其次通过对全国范围内农民工的调查和访谈，结合其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与发现，分析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总体情况。在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的四个考察维度中，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最强，公共责任意识最弱，民主法治意识较强，公共参与意识中等偏弱。在权利意识方面，农民工的社会权利意识最强，民事权利意识次之，政治权利意识再次之。在公共责任意识方面，农民工的爱国意识较强，宽容意识和合作意识中等偏弱，公益意识较弱，政治责任意识极弱。在民主法治意识方面，农民工对法律权威有高度的认同，守法意识较强，但他们的民主意识很弱，对契约精神和人本精神知之甚少，法律信仰还远未建立。在公共参与意识方面，农民工的经济参与意识最强，尤其表现在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的参与上，但其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公共活动的意识依次减弱。同时，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因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等的不同又有差异。
第5 章为新时代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薄弱的原因分析。从我国公民文化发育情况来看，中国传统臣民思想的固执性、中国启蒙思想的局限性和新中国公民观念发展的曲折性都是导致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整个社会成员公民道德意识薄弱的历史根源。从农民工自身的公民实践来看，由于农民工生存的物质基础相对薄弱、社会保护不足和自身综合素质局限，他们的维权活动、政治参与活动、文化参与活动和社会公共参与活动等还存在诸多问题。从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政策及其实施情况来看，相关政策虽涉及农民工城市文明教育和素质提升方面的要求，但缺少直接针对公民道德意识培育的任务。农民工培训内容总体上仍然以职业技能培训为主，而以融合性与发展性为主的城市文化适应力的培训较少。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实践主要存在理论准备不足、主体责任不明和管理不完善等问题。
第 6 章为新时代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的目标、原则与内容。基于对公民道德意识功能的考量，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的目标在于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公民、维护稳定的国家政治秩序、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公共领域和提高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的基本原则有四，即在思想基础上遵循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结合，在交往关系上遵循主体性与公共性的结合，在内容选择上遵循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结合，在实施方法上遵循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结合。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丰富农民工的公民道德知识、强化农民工的国家认同、培育农民工的公共精神和提高农民工的公民能力。
第 7 章为新时代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的实践路径。本章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探讨了国家、网络媒体、培训机构、企业、社区和农民工自身的公民道德意识培育策略。国家层面的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就是国家通过可控制和调节的资源，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以此提供良好的政策导向、制度支持和物质基础。同时，在宏观层面还要发挥基于互联网的媒体对公民文化氛围的营造作用，即借助主流媒体以明确公民文化导向、介入大众媒体以传播优良的公民文化、关注自媒体以校正不良的公民文化倾向。中观层面的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是培训机构、企业、社区利用各种资源，丰富农民工的公民知识，并进行训练与引导，造就合格公民的过程。微观层面的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可以从农民工自我学习、自我实践和自我反思三个方面进行。
第 8 章为结束语，对本书的结论进行了归纳，对未来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将其贯穿研究的各个部分。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之下，本书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具体的研究方法：
一是文献搜集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书通过文献搜集，对农民工及其公民道德意识变化情况进行历时性研究，形成对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需求的理性认识和判断。同时，本书通过理论分析，深层次把握公民道德的内涵；通过考察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历史变迁，阐释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新理论与新政策；根据农民工群体特征及文化场域变化实际确定其公民道德意识考察维度，系统论述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的策略。
二是问卷调查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本书按农民工分布情况和各大城市人口流动情况，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省份和城市，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力求获得真实可靠的一手材料。再根据调查的结果，分析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的总体特征，并分析其内部分层的多维特征、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根源。个案研究主要是选择笔者较为熟悉的农民工亲戚和朋友，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展开研究，反映他们的真实想法和做法。小型群体性研究主要在工地、超市或餐馆等公共场所进行，笔者一般也不刻意说明在进行调查研究，而是让农民工在自然的环境中表达自己的心声。
三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书利用调查问卷对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四个维度的总体倾向进行了量化分析，既利用了本书的调查数据，也利用了学者们已有的研究统计资料。对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农民工公民实践活动、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培育的理论体系建构等不适宜或无法量化的内容，本书主要通过一定的价值判断标准来进行定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