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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最早阐述定义了“田园城市”，其理论基于构建城乡融合、生态优美的都市，把发达的都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乡村的全部生态福利有机融合在一起。这就是都市农业的最初萌芽状态。都市农业是指分散位于都市内部工业、商业和区域住宅内部，或分散位于都市周边特定业态的农业。这些区域内部的农业组织必须依托城市经济，与都市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青鹿四郎，1935）。在城市郊区的楔形农田上推进生态建设，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开展广泛的都市农业发展实践。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都市农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就是从基础的城郊农业转变为系统的大城市圈农业，然后，在全球经济发达国家迅速发展。
美国经济学者霍克（1960）提出“都市现代农业区域”的定义，即在都市周围位置进行的园林与绿化建设。自1970年以来，都市农业呈现出了迅速发展的趋势，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增多。其中，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尾孝岭（1972）对都市农业的定义和特征进行了解释。美国经济学者沈记（1978）在《日本农业模式》书中正式定义了“都市农业”。日本专家井正美（1979）认为，“都市农业表现出了分散存在的特征，是现代农业的一种类型”。而目前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定义：都市农业是指分布于城市和周边地带的农业，充分利用大中城市的内部间隙，包含用以耕种的土地、丘陵、河流与湖泊等水面进行种植或者养殖业等经济性活动，在大城市圈内部或邻近地区，为都市居民提供安全新鲜的农（副）产品、提供优良的生态环境、文化教育产品与多功能性体验式服务的现代农业。
都市农业在现代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到着非常重要的作用（FAO，2012），如保障居民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功能。并且在生态循环和社区建设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Julie（2014）指出，都市农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社会效益。艾泽拉斯（2018）和瑞德（2019）等学者指出，现阶段城市发展进程不断加快，其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农村经济水平较低，发展不完善的问题更加明显。而在都市农业的作用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城市和农村的不均衡发展问题。费雷拉等（2020）指出，在都市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同时促进生态经济发展。
（1）都市农业概念。张社梅等（2018）提出，持续推进都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能提高都市农业综合收益，而且能实现农民稳定收入，提升市民幸福指数。所以，要以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为核心，推动都市农业结构性调整，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为核心，健全资源要素供给，以产业融合与集约化经营为关键，创新都市农业运营和发展机制，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重点，着力培育新产业与新业态。都市农业是以大都市中心和边缘地带，依托现代技术与设施，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为目的，为都市提供优质服务和高品质农产品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邱国梁等，2019）。都市农业在满足都市居民接近自然、观光休闲、娱乐身心与情感需要，在推进城乡资源再平衡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和高质量发展等领域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大中都市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经路径（赵艳，2019）。部分学者表示，都市农业发展离不开服务城市的基本目的，属于农村和城市在当今形势下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被要求具备生活、生态、教育和文化等多种不同的功能。因此，都市农业体现出了农业产业融合的优势，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和标准（张静怡等，2020）。
（2）都市农业的特点。都市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功能多样、发展方向复杂，同时具备运营集约以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特点（刘斐，2012）。此外，都市农业在城市内部之外的另一个存在空间是城市周边（郭忠兴，2013）。都市农业具备特殊空间布局、多功能特征，具备市场化、智慧化、信息化、产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等特点（韩士元，2014）。都市农业充分利用城市人才、资本和科技等要素优势，提升农业生产效益（孙邱华，2019）。都市农业具有以下五个特征：一是都市农业范围是指都市内部地区与环都市产业带的农业，不属于城郊农业。所以，都市农业具有显著的市场区位优势，具备显著的多功能性。从消费者视角看，其具有明晰的都市发展导向，发展都市农业取决于城市发展需求。二是都市农业的生产、物流、消费、区域布局和规划安排，以及和相关产业联系必须服务于城市需求。都市需要决定着都市农业发展，有效验证两者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最终转化为相辅相成、互联互通走向共同发展之路。三是在其发展进程中除传统农业具有的生产和经济功能外，还具有生活与生态等功能。四是都市农业具有集约化的发展方式，在农产品的种植、生产、营销过程中能够实现有效联动与整体规划运营，能够更好地满足当下社会发展的需求（陈凯，2016；王亚辉等，2020）。五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三产融合，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农产品、生态体验、教育文化等多功能性服务（林赛男等，2019；矫健等，2020；周灿芳等，2020）。
（3）都市农业科学规划。都市农业发展需要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转化观念、提升认知。重点要强化发展都市农业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把握都市农业的多功能性，不断提升和发挥都市农业的全面效用（薛宇峰，2016）。都市农业发展要在城市特定区域内进行科学规划，优选重点项目，集聚资金进行开发。要科学规划，准确定位区域、功能和形态。要把都市农业与城乡一体化规划有机融为一体。二是基于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拓展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在都市农业规划发展中切忌构建太多景观文化、使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商业化气息太浓，切忌盲目大规模投资和高层次消费。三是多方面募集发展资金。在以往投入的基础上，逐步提升财政和信贷资金向农业投入的比例，构建国家和社会各经济主体多元化投资体制机制。四是加强都市农业人才培养。与传统农业比较，发展都市农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重大，其具备高度产业融合性、知识技术密集型和多功能性等特征，需要高等院校提供专业的科技人才作为支撑和保障。所以，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方面要提升核心竞争力，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农业（赵相华，2017）。全面加大农村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是都市农业科学规划的重要手段。发展都市农业的关键，是把高新技术融合到农产品加工营销的全产业链过程中（蒋和平，2017）。加强农村基层适用技术推广队伍建设，创新技术推广模式，是构建都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陈俊红，2019）。
（4）都市农业实证研究。黎孔清和孙晓玲（2018）指出，都市农业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环境的意义重大。在两者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应用耦合度模型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开展实证分析，证明两者呈正相关关系。曹祎遐和耿昊裔（2019）为深度研究都市农业的产业融合结构，对其与相关产业融合水平开展实证研究。构建以完全消耗与分配系数为基础的指标体系，应用灰靶决策模型，测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产业融合度系数并开展相关性分析。张静怡等（2020）从评价的指标内涵、选取原则与评价方法三个方面对国内都市农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文献进行查阅和分析，发现现阶段的这一体系已经非常成熟，评价方法丰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指标内涵的确定主观性太强；文化指标、都市农业观光等功能性指标的研究较少；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太过于主观；研究对象较单一等。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在选取指标的过程中，要优先使用典型的指标，同时以因子分析法为核心，保障各个指标都具备较强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二是重视对农业文化等新型指标的分析，同时和现阶段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等指标相互关联，体现都市农业的多样化功能。三是在对指标权重的赋值过程中，要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基于数学建模的手段，提升操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四是丰富实证对象。针对多种特点的对象进行研究，同时进行多个角度的对比研究。陈林生（2020）认为，产业融合是形成都市农业的核心举措。在构建其产业融合水平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与灰色关联分析法来定量评价和分析其发展情况。实证得出，产业融合总体出现上升趋势，子系统发展不均衡，产业转型升级出现新挑战；产品附加值、合作社和农旅融合发展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力十分大。
马歇尔最早提出产业融合概念。他提出，在相应的条件下，分工会把区域收敛，这实际上体现出了产业融合的特征。到了20世纪80年代，先进的信息技术不断面世，在此背景下，各个产业之间开始出现了一定的渗透与融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构建出全新的产业形态，这种发展过程才得到了更多研究专家的重视，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对后续的产业融合理论的分析工作的研究。随着市场制度的完善，最初的各个产业所存在的边界也逐渐不再清晰，这就引发了各个产业之间的互相交叉以及渗透。在此过程中，产业最初的分工界限不再存在，而通过多个产业之间的渗透，在相互配合协作的同时，全新的分工链才逐渐形成。正是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为产业融合起源于社会分工，此外也受到了产业组织理论的作用。现阶段，产业融合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是市场的必然趋势。很多的实证研究成果表明，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型技术手段的普及，产业融合的发展更加迅速，带动了企业综合实力的增强。同时，借助产业融合的巨大优势，产业可以实现创新发展，以此来满足当前市场的需求。
农业产业融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国外研究较少。国外有关农业产业融合研究主要经历了由农业产业化经营至六次产业化的发展历程。1957年，戴维斯和戈德堡提出“农业一体化”的概念，并以“农业产业柔性生产综合体”来定义将农业产业生产和资源统一组织起来的涉农企业。国外学者认为，“农业一体化”即农业产前部门中的农业全产业链上的产供销一体化。克努森等（1984）对农业一体化进行了系统论述。格拉姆（1987）论述了农业产前与产后部门与生产本身实现有机融合；杰西（1992）以美国为例，全面、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农业“纵横向协作与一体化”和“专合组织”等代表性的产业发展模式。弗兰德等（2010）认为，真正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解决国家或地方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过剩的核心，即通过规模和集约化生产来有效地吸纳这些过剩的要素。格雷和Bole（2011）认为，升级产业的价值链、人力资源、金融支持、技术进步等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核心要素。
国外产业融合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农业经济学者今村奈良臣（1997）提出的“六次产业化”观点和定义。他认为，农民不但要从事农业生产，而且要进行农产品产供销、仓储流通与观光旅游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即促进以产业融合为核心的六次产业化，以提高农民收入与农产品附加值。当时的六次产业指的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相乘的协同发展及彼此促进的依存关系，而不单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简单相加。佐藤正之（2012）提出，资金筹措、用地保障、市场拓展、技能培训和经营管理等，是当前日本农业六次产业化面临的关键挑战和主要问题。室屋有宏（2013）的研究发现，日本农业六次产业化都面临空间狭小、区域差别大、缺乏科学规划、产业多功能性不强等问题。为此，佐藤正之（2013）提出，以创新农业价值链为核心，拓展农产品新型销售模式，引导农业生产者向经营者转化，促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从生产环节不断向加工、销售和流通等环节拓展与延伸，最终达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相互之间全面促进与有机融合的良好发展格局的目的
。大多和严（2014）的研究发现，日本因为制定《六次产业化法》，有效开发和利用全国农村资源，不仅提高了农村就业率，而且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收入，并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工藤康彦和今野圣士（2015）看来，产业间的交叉融合、区域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不但有利于创新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而且能有效改善现代农业生产环境，并实现现代农业的“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发展。另外，韩国农业经济专家申孝忠（2013）、金泰坤（2012、2015）、李炳午（2016）等也对韩国在推进六次产业化过程中的发展模式、存在问题和发展策略路径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当前，推进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路径和内涵。其关键路径是主体有机融合，发展产业综合体；通过跨界优化配置发展要素；实现平台深度融合和产业多元化发展（李晓等，2020）。事实上，在发达国家，集群已成为提升都市农业的核心竞争力，优化升级产业链布局，提升农民收入的一种新型发展方式。许多全球闻名的农业产业集群，如美国玉米、法国葡萄酒、荷兰花卉等集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推进农业产业链建设和产业融合的主要途径。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集群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产业之间的关联性是推动产业融合的动力，同时产业之间也存在一致的盈利目标。而只有不断研发和创新技术才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创新发展，产业融合发展也取得积极进展。而企业也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创新发展，在竞争中实现了自我优势的发掘，探索和保持着自身的独特优势，实现了市场竞争力的增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在各个跨国企业不断出现的背景下，国际资本开始进入市场，这也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相对宽松的管制环境，也为产业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胡石其等（2018）认为，产业融合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措施。通过重构农业价值链，深挖增收潜力来全面提升价值链，拓展农业增收空间，有效优化与升级价值链。从培育多元化主体，构建多样化的渠道，形成企业之间长期的利益机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李洁（2018）认为，农业多元化价值是在农业多功能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本质属性起源于中国传统的小农生产模式，产业融合是达到多元化价值的必由路径，主要采用技术渗透、产业延伸和交叉重组三类途径来实现。杨涛（2019）提出，产业融合是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举措与路径。近几年来，各地方结合本地在产业融合领域进行了深入摸索和实践创新，即“干中学”
。但总体存在体制机制不完善、内外部支撑力度不足等问题。因此，要以健全体制机制，提升创新驱动力水平，加大要素支撑力度，提高内外部支撑能力和培育发展融合主体等为着力点，全面提高融合质量。胡玉凤（2019）认为，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规划的提出，对提升农民收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提高发展质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16年以来，财政资金支持产业融合发展已取得初步成果，依据产业内部相关性，经过拓展部门生产函数，构建产出函数；有力地验证了政府通过提升被补贴与下游两部门的产出，有效实现产业链保值增值的效用机理。李俏等（2020）提出了以合作社为产业融合载体的内生性发展模式，提高农业产出效率，扶持合作社向联合和综合方向转型，拓宽融资渠道，着力构建合作社引导产业融合的体制机制。钟真等（2020）把农业产业融合划分为外向型与内源型两种，并把观光旅游农业和社会化服务作为这两种融合的代表性产业，应用回归分析模型与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全面分析了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机制。胡海等（2020）基于共生理论构建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共生体系和动态形成过程。通过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共生单元、界面、模式和环境的深入研究，分析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演化进程，结果证明，通过激活能量生成机制，畅通传导渠道，完善分配模式，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等是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举措。冯贺霞等（2020）通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统计与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从融合模式、效果、驱动力和价值提升四个方面剖析我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结果证明，“互联网＋农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融合效果优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此过程中，人才、技术和数据都是影响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要素。
相比于国外的研究情况而言，我国对产业融合的研究还不够完善成熟。整体的起步时间较迟。各个产业间的影响关系是我国研究学者普遍关注的侧重点，在现代技术不断问世的时代背景下，高新科技在传统农业得到了大范围应用，实现了互相的渗透以及融合，形成了更多的新型业态。在我国，有很多研究人员对三大产业的融合进行了持续的探究和分析，还有一些研究团队对以边界模糊为核心的研究对象开展了相关的探究工作，指出以产业融合为基础而构成的复合经济效应，其不仅仅能够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产业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同时也能够带来全新的产品，可以较好地满足新兴市场持续变动的需求，提升市场的竞争性。在此背景下，也进一步推进了各项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产业结构起到了调整和改良的作用，促使其能够更加适应当前市场以及客户对产品的多元化要求。
肖婧文等（2020）结合1978—2020年农业经济数据的测算结果和相关理论分析，构建了我国产业融合动态演进进程和利益关系。不同演进阶段的产业融合面临制约融合深化的关键性瓶颈，但伴随着国内土地三权分置的进程，集体所有制经济等农村和农业改革不断推进，在此进程中利益关系从流通转入生产领域，并把生产与分配领域从内部联系起来，形成区域内企业长期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同类型的利益联结驱动生产要素突破区域与产业的界限，引导要素配置效率和集聚程度逐渐提高，推进产业链与产业融合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扩散。一是要因地制宜地促进产业融合，突破各区域制约要素集聚的瓶颈；二是要促进利益关系的平衡发展，探索“生产性、流通性、分配性的多方利益结合型联结”，依托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城乡要素的流动与融合；三是在农业基建方面，政府要加强技术上的支持，加大对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扶持力度。张林等（2020）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农业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基于2006—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了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收入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结果证明，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当前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推进家庭经营与工资性收入增长而实现；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收入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主要原因是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推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存在，基于自身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保险深度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门槛效应。要充分发挥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收入效应，一是要不断提高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二是要为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改善外部环境与创造基础条件。夏宇（2020）认为，产业融合的识别、测度是研究产业融合的重要基础。一是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评述已有的识别方法，认为在诸多方法中，基于生命周期视角对产业融合识别更为容易把握。且在具体识别过程中，可以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思路，运用多种方法综合全面地考察融合。二是评述了现有的融合测度方法，认为目前亟须创新测度方法，并且指出构建融合指标体系将更为有利于全面细致地分析集群的产业融合程度。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不断深化，按照马太效应，各种要素资源会进一步集聚于更有优势的地区，并在不同层次上不断演化。产业集群在推进经济发展中具备很强的竞争和发展优势，早就引起国内外高度重视，对产业集群进行全面系统的科研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本书从产业集群的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总结归纳，希望能够对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状况有相对全面系统的认知，有力证明产业集群对我国现代农业与乡村振兴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产业”（industry）的含义是，具备一致的产品或者服务的企业的整合。其中，企业之间既可以是单独存在的状态，也可以是聚集的状态。在生物学领域，“集群”（cluster）的理念被用来解释同一种生物共同生活的现象。而到了1890年，马歇尔在大量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企业集群的现象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和解释。同时，将存在相关性的企业在一定地理位置中的集聚的现象称作“产业区”
，并从“外部经济”视角对此类专业化的产业区经济效益进行了深度分析。并提出产业空间集聚的三个因素，后来全世界专家学者对其集群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挖掘，从各种视角对产业集群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先后出现三次学术高潮。第一次学术高潮是在1937年。在此期间，第一次在把集群经济分为地方经济、城市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对集群现象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第二次学术高潮是在1989年。在此期间，主要通过运用宏观经济理论，探索讨论资本主义发展对当今集群组织生产转变的因素，对集群现象的研究核心集中在新兴产业空间和区域内部。第三次学术高潮是在1991—1995年。在此期间，从新熊彼特主义视角出发，通过综合经济发展、经贸关系和科技创新等新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形成集群研究的创新体系。有效运用西方经济学、路径依赖和递增收益等要素合理解释了形成产业空间集聚的原因。通过“钻石”模型来全面展示地区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关键强调集群在国家与区域相关产业构建核心竞争力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该模型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标志着集群理论研究迈上新台阶。
此后，国外学者对集群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其中，典型的有韦伯（1909）、波特（1990、1998）、克鲁格曼（1991、1995）等。他们的研究所选定的侧重点均有不同，因此最终得到的集群的定义和解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存在产业集聚、产业区和企业集群等不同的概念。
从区域角度来看，集群创新技术发展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资源：建立可持续的区域原料供应，以支持生物工业部门。二是合作者：通过培育供应链集群和网络建立区域“临界质量
”。三是邻居：了解当地社会趋势和偏好的动态，以及社会对生物技术及代表性生物产品的接受程度（Bezama等，2019）。政府主导型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和持续创新绩效的贡献，已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对韩国一个独特的初创企业数据集进行元前沿分析，发现政府提供的工业区与其他地区相比提高了企业效率。工业区不仅提高了单个初创企业的效率，而且对企业能够达到的最大效率水平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共行政部门的区位支持，如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税收优惠和企业间非正式网络机会，提高了企业寻找和整合资源以创造新市场和创新的动态能力，特别是对于新成立的技术企业（Yuri等，2020）。
Lee（2021）系统地回顾了随机行为导向模型（SAOMs）和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s）在产业集群和集聚过程研究中的贡献。结果表明，SAOMs和ERGMs在研究网络演化、邻近动态和多重性方面尤其流行。
产业集群是在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趋势。通过集群的方式，企业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增强，表现出了更强的市场优势。存在产业相关性、在地理位置上接近的企业，基于集群的作用，实现了更加高效的分工，提升了整体的工作效率。除此之外，产业原本的交易成本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控制，尤其是物流成本大大降低。随着技术的创新、工艺的优化，产品质量得到了持续提升，使得区域产业呈现出了更强的市场竞争实力。综上所述，本书通过产业集群理论进行了全面归纳，梳理总结出集群是在地理位置上相接近，同一产业的上下游供应商、关联企业和与该产业配套的中介组织所组成的。
一般情况下，产业集群的出现，必须满足以下要求：一是企业在位置上相邻的一组或在生产领域关联，二是集群内部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而非大企业，三是集群的整体架构需要构成企业网络与配套支撑结构。
针对产业集群的类型划分，国内外的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出了多种研究结论。马库森（Markusen，1996）研究指出，不同国家的产业模式存在差异性，因此不能完全适用同一种产业区的模式来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马歇尔式、轮轴式、卫星平台式和依赖政府型四种集群类型。
（1）马歇尔式产业集群：在其区域内部企业之间紧密联系和合作，经常出现合作采购与销售性的行为。其主要特征是具备相同的产业链，同时整体的生产和运营规模较大，对标准化技术水平的要求较低。比如，工艺品等的集群，其对生产设备水平的要求也相对较低。
（2）轮轴式产业集群：主要以一些龙头企业与设施为主，在其周边有关联性供应商的活动区域与进行其他配套活动的有效范畴。通过龙头企业在集群内外部供应商进行采购，产品通常销售到外部客户，两者之间表现出了依存关系，小型的供应商可以从大型龙头企业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资源支持。其中，核心产业的发展潜力对于区域经济建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卫星平台式产业集群：该类集群的最大特点是集群内部企业间联系相对较少。区域外部企业总部是投资主体，缺少行业协会的支持，或其仅发挥较小的功能，政府提供基建、减免税等优惠条件来推进集群发展，因为集群内部企业和科研院所很可能出现转型发展，转型为和其类似的其他平台或组织，有可能促使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出现波动。
（4）依赖政府型产业集群：集群的运行和生产必须依托政府部门投资与研发上的支持。该集群内部企业等组织主要服务于政府，其技术成果一般被地方生产部门运用。但其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会长期存在，往往存在明确的时间期限。所以，集群想要实现长远积极的发展，必须由当地政府部门制订出针对性的方案。
章秀琴等（2020）基于地方创新体系，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的发展规划。深度解析创新集群发展特征与优化升级路径。方伟等（2020）认为，知识外溢与自主创新是落后技术企业提升知识储备、达到技术追赶的两项主要路径。知识外溢属于产业集群的明显特征，对创新集群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Verspagen和Canils的知识外溢模型为基础，融合创新集群的特征，打造集群知识外溢模型。以该模型作为分析工具，系统分析知识外溢与自主创新协同作用的技术落后企业，实现技术赶超的知识储备、差距范围、知识外溢各影响因素对技术追赶的影响，基于中关村为样本基础进行实证解析，提出中国创新集群中技术落后企业实现技术后发赶超的政策和建议。尹彦等（2020）认为，集群能够有效降低成本，进而取得额外收益。运转良好的区域物流系统，能为产业延伸和拓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战洪飞等（2020）为避免集群内部企业间盲目无序的恶性竞争和产品的同质化，健全产品的设计布局与格局，推进集群转型升级
为大势所趋。因此，基于产品的性能结构、创新能力、空间创新和价格密度四个维度，构建一套针对数据驱动的产品布局设计方法。以集群的数据资源为基础，通过应用聚类算法与文本挖掘技术，打造产品的设计与决策模型，为集群产品布局设计提供相对应的辅助决策。王振（2020）分析长三角地区在特定产业领域已具备世界级产能优势，但与全球代表性的集群相比，集群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与创新驱动力仍有差距，应充分发挥各地的长处和优势，合作攻克关键技术，形成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的区域协调体制机制，实现区域分工与合作，是长三角地区打造全球代表性集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王美霞等（2020）基于多维度集群分析框架，从体制机制、垂直与水平和内外部关系等五个维度较好地展示了集群发展进程与机制。马中东等（2020）认为，产业集群的质量升级是集群融入全球高端价值链的必由路径。周中胜等（2020）提出，如何保持科学合理的现金持有水平来缓解资金约束，也成为很多成长型企业非常重要的财务决策。实证检验了集群对成长型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以及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通过降低现金持有水平，不但能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而且能有效提升公司价值。吴意云等（2020）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时代，深入研究产业经济怎样提升企业生产效率，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地方的核心竞争力。经过拓展DO指数，借助微观企业数据识别制造业集群的产业边界，研究制造业集群对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效果。研究证明，集群带来的规模经济对企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相关产业集群密度越高，越有利于集群提升企业生产效率。梳理其原因发现，共享劳动力与知识外溢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地方政府能够有效发挥相关产业集群产业集聚的互补效应，发挥人才优惠政策与打造区域创新市场环境来有效提高本地企业的生产效率，推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回亮澔等（2020）认为，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发展创新集群是我国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做出的国家战略。深入研究集群与协同创新等理论，从创新产业融合的发展视角总结了实现创新集群与系统的理论和实践，以多元创新主体协同开展并重塑网络创新范式。根据协同创新并围绕双维度框架模型，对创新集群技术的创新能力进行分类，将创新的主体要素优势嵌入集群发展中，重点解析其主体技术创新能力在新兴领域和协同创新系统中的主导作用与实践模式，为攻破核心和共性技术，不断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推进战略性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经济发展中的乘数和倍增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