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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比较突出。
我国有近 60 万个行政村和 260 多万个自然村，农村在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农村污水体量巨大，并且呈逐步上升的趋势。2018 年我国农村污水排放量为 230 亿立方米，占同期总排水量 500 亿立方米的 46％，其中化学需氧量（COD）、总磷、总氮分别占 43％、67％、57％。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全国各地大量未经处理的农村生活污水随意排放，严重威胁土壤、地表水、地下水以及农产品安全，危害群众健康，已经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与城镇相比，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水平明显低于城镇污水处理水平
。根据《2016 年城乡建设统计公报》，2016 年年末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为 93.44％，县城污水处理率为 87.38％，而开展生活污水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仅为 20％。从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为 28％，明显高于中部地区的 15％和西部地区的 14％。从分行政区情况看（见图 1.1），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 5 个省（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水平较高，不低于 40％；黑龙江、吉林等 8 个省（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水平较低，不高于 10％。根据《2018 年城乡建设环境统计年鉴》，2018 年全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为 95.49％，县城生活污水处理率为 91.16％，相比之下，同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仅为 30％左右，低于城镇 60 多个百分点。
图1.1 全国各行政区生活污水处理行政村比例
和谐发展的要求使农村显现了对公平的基本要求
。当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财富、人口和资源高度向城市集中，农村作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落后的不和谐音，逐渐引起社会的重视。不和谐所产生的社会不稳定性如果进一步扩大必将影响社会的整体稳定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非常明显。这种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在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二元结构中。单从环境污染治理和其他公共设施的投入看，我国在这方面的投资几乎全部集中到工业和城市。相比较而言，农村公共设施的投入很少，某种程度上讲，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改善的代价是牺牲了农村的环境，表现在资源的过度开发、生态的破坏、城市的大量污染物进入了农村。城市通过向城郊转移工业，促进城市中心区服务业的发展，城区内环境压力小了，却加重了近郊区的污染；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却加重了城乡接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农村的环境威胁不仅来自城市，也来自农村本身。村落内部的人居环境污染问题多年以来一直是环境保护工作的盲区。农村的生活污水除了在很发达的地区得到处理以外，其余地方均就地横流或者随雨水径流转移。农村家庭养殖和规模化养殖的粪便基本没有可靠的处理技术。村落的生活垃圾更是随意丢弃。垃圾、污水、畜禽粪便遍布整个村落，其“最好”的清洁方式，莫过于一场大雨的洗涤和冲刷。而冲刷直接造成污染物向水体的转移，已经成为面源污染的重要因素。我国是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较多的国家，雨水冲刷所产生的农业面源污染是水环境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的主要因素。农村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并不是孤立的。农村的环境恶化，不仅威胁农村本身，也直接威胁城市。近的威胁是侵害了城市的水源，污染了城市的“米袋子”“菜篮子”，从而影响人们的健康；远的威胁则是城市大环境的生态恶化，水资源枯竭，使城市经济的发展难以持续。
从环境伦理上讲，富裕地区、富裕阶层在先富起来以后，需要支付环境成本，而目前这种支付是明显不足的。贫困地区和贫困阶层被动地承担着环境污染带来的资源的衰竭、健康的损害，无奈地承受了发展带来的外部环境成本。农民也应该平等地享有国民待遇，因此新农村的环境设施建设也被认为是政府“补课”。在新农村建设中，不仅要解决现存的环境问题，更要全面性、战略性地解决建设中即将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将大大抵消国家经济增长取得的积极效应。
农村由于污水面广分散、水质复杂等特点，无法像城市一样建设大型集中式生活污水设施，当前急需研发适合本地区自然条件，具有“低能耗、低投资、低成本、高效率和资源化”特点的污水治理技术和实用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