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资本有机构成新变化与就业新格局最新章节_曾显荣著

第二节
国内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在改革开放前，国内对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层面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不少学者在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上提出了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乡镇企业的主张。20世纪90年代多数学者认为，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能够显著增加就业人数，但投资驱动型的、重工业偏向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单位资本就业吸纳弹性降低。21世纪以来，学者们通过大量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相统一的第三产业及不同行业的就业弹性、偏离度、直接和间接就业效应，说明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渠道。当前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内涵的创新

邓晓丹、李鸿燕（2007）认为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应当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而有新的理解和创新。在知识与信息经济时代，应该把不变资本划分为有形不变资本和无形不变资本。有形不变资本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等物质性预付资本投入，无形不变资本包括技术专利、品牌、商誉、知识产权以及管理流程、生产流程等非物质性预付。

马艳（2009）认为应该将科学技术对劳动主观条件的影响引入马克思劳动条件假定之内，进而把资本有机构成分为外延资本有机构成和内涵资本有机构成。两者的区分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作用程度。

罗润东、崔如慧（2013）认为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生产不单纯依靠有形的机器设备等不变资本，更多地需要应用无形的专利技术，如商誉、企业制度等软实力。在可变资本方面，人力资本具有可变资本的性质，其价值增殖程度要大于马克思所讨论的传统可变资本的价值增殖程度。

二、对数字经济时代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趋势的判断

陈志国（2006）指出，在新经济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出现了由上升转为缓慢下降的趋势，其对社会就业的影响也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在传统产业，资本有机构成仍然表现为上升趋势，对社会就业的影响主要在于量上，且带有双重性。随着社会信息产业比重的增加，资本有机构成缓慢下降，其对社会就业的影响主要在于结构上。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新变化，从而寻求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

马艳（2009）认为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主要考察的是资本有机构成短期和外延的变化，并以其短期变化为背景条件；故其考察了一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具有长期性的变化趋势或呈规律性特征的经济事物后，自然会得出某些具有局限性的理论结论。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假定条件主要着眼于科技进步对劳动客观条件的作用，而较少考虑其对劳动主观条件的作用；在现代发展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首先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实际，将由科技进步引起的劳动主观因素的变化引入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之内，并要假定科技进步不仅会引起劳动客观条件变化，也会引起劳动主观条件变化。对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作出内涵与外延、短期与长期的划分后发现，长期内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会发生提高、不变和降低三种变化状态。

罗润东、崔如慧（2013）认为如果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再通过运用美国1929—2007年的相关数据样本对上述现点进行实证检验，并利用这些验证了的结论，就可以对现时代马克思经济学若干理论面临的问题予以新的解释与分析。随着高技能劳动者人数的增加，信息产业部门资本技术构成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传统工业部门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的速度越来越慢。高技能劳动者人数增加超过低技能劳动者人数减少，从而使全社会资本技术构成转为下降趋势。

胡莹、田曦（2015）认为，资本价值构成提高趋势可能会出现时间上的间断和强度上的减弱。原因有二：第一，物质生产部门大大加强了不变资本在使用上的节约。在工业化初期，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要求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这必然以不变资本的较快增长为特征；而当工业化初步完成后，生产的继续扩大更多倾向于发挥现有物质资本的作用，进一步的技术变革也主要涉及机器设备的更新。同时，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带来规模经济效益，节约了不变资本的使用。第二，不变资本贬值的幅度与速度加快了。由于技术进步的加速，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快，固定资本的更新周期也更短，这必然导致机器设备贬值的加快。马克思揭示了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规律，由于经济条件的变化其作用的强度有所减弱，但并未消失。资本技术构成的不断上升和资本价值构成在大多数时期的提高，仍然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趋势，对就业和企业利润率所产生的压力仍然存在。

骆桢（2016）认为，技术构成的提高并不表现为价值构成的提高。技术构成提高是否表现为价值构成的提高，取决于技术进步的类型。而技术进步的类型背后体现的是生产率是否得到持续发展。

谢富胜（2016）根据相关统计年鉴计算的数据证明，1994—2011年，中国的资本有机构成平稳上升，重工业化的扩张无疑是造成中国经济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重要原因。

杨虎涛、冯鹏程（2019）研究了美国1944—2016年的资本有机构成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变化，发现美国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是呈直线式提高的，且在不同时期提高的幅度与速度存在差异，在人工智能时代早期其资本有机构成呈现较高水平，随着技术—经济的扩散，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速度会下降。

史孝林（2020）从未来人工智能视域下考察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认为人工智能机器的普及不会使资本有机构成消失，而是会进一步提高。

李翀（2020）通过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日本和英国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认为如果把产业扩展到服务业，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波动式变化，而不再是单一的趋向提高。

三、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陆晓禾（2010）从资本有机构成与相对过剩人口的关系出发，进一步分析了持续多年的“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的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成因。他认为我国仍然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大量缺乏的仍是普工，必然会出现低端制造业的“用工荒”。如果产业升级成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荒的就不会是普工，而会是大学生、科技人员。

方建国、尹丽波（2012）在技术和劳动力替代关系假说基础上，分析了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他认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内部的确存在技术毁灭工作的现象，但从长期和总量来看，技术创新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只有技术进步引起大规模产业结构变动时，才会出现由技术创新引起的失业现象。

冉茂盛、邹亚丽（2014）利用1978—2010年的数据，建立了技术进步率与就业增长率的VAR模型，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增长的动态影响。其利用Johansen最大似然法对各产业的比较劳生产率和就业人数进行了协整分析。研究表明，短期内（1～3年）技术进步对就业变化的影响显著为负，但长期（4～8年）来看则显著为正。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就业量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了该产业就业量的增加。

朱轶、熊思敏（2014）引入了交互效应模型，在利用DEA方法估算我国整体以及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探讨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与我国就业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与关联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第二产业技术进步对我国整体就业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制约了其对整体就业的贡献。

四、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对就业的双重效应

马艳（2009）认为，当我们将资本有机构成区分为阶段性动态和长期动态、内涵与外延变化后，其结果是，就长期来看，科技进步不一定会减少就业率，这主要取决于科技进步对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变化率的影响。如果在科技进步的作用下，不变资本的变化率大于可变资本的变化率，表现为外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这时就业率就会减少；反之，劳动主观条件的提高会带动产业结构的变化，从而使不变资本的变化率小于可变资本的变化率，即表现为外延资本有机构成降低了，这时就业率就会提高。而且，对劳动力要求不同的行业，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有所不同，就长期来看，由于科技进步对资本有机构成的作用会使之出现三种状态的交替变化，这样，马克思所讲的相对过剩人口就会呈现出相对结构性过剩的状态。

张立伟、刘晓静（2012）通过对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分析，结合中国实际，对其进行了发展，将相对过剩人口分为相对过剩人口Ⅰ和相对过剩人口Ⅱ；运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方法计算出了相对过剩人口Ⅱ量，在理论上证明了其在中国确实存在；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 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经济增长与名义就业量、有效就业量分别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一些结论。

于洪军、刘金凤（2011）认为，事实上科技进步对劳动的主观和客观条件都会产生影响，尤其自马克思以后这一经济现实特征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水平飞速发展不仅带来了劳动工具、劳动资料等这些以不变资本形式表示的劳动客观因素的巨大变革，而且也对劳动者本身以及劳动时间等这些以可变资本形式表示的劳动主观因素以及相关条件具有极大影响。而科技进步对劳动主观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劳动的复杂程度的提高上。因此，科学技术对活劳动的需求，特别是对有知识、有文化的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的提高，有利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五、资本有机构成新变化趋势下促进就业的对策

于洪军、刘金凤（2011）认为，在信息化时代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推进，对高级应用型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要求大学生必须改变原有的知识结构和技术结构，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增强结构变化的适应性。一是加强技能培训，使之与资本技术提升相适应。二是专业设置要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相接轨，构建政府、社会、高校、用人单位、毕业生“五位一体”的信息反馈机制，实现高校的专业设置与需求、培养方向、技能需求等方面与市场需求、资本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相匹配，达到通过大学生就业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实现大学生供给和用人单位需求的供求总量均衡、供求结构均衡和劳动力市场高效率运行，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的目的，以解决专业结构性失业问题。比如，国家决定大力发展互联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环保技术、生物医药等关系到未来环境和人类生活的一些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校就应加速专业设置、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和创新，积极培养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的人才，满足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推动毕业生就业工作。

黄婧（2012）主张合理选择和调控技术进步的方向和速度，减小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创造性破坏效应。

针对“民工荒”，赵丁琪（2013）认为企业可以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产业升级或技术升级，发展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