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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际关系并非简单的“关系网络”，而是以“差序格局”的文化为典型特征，同盟内外所遵循的法则截然不同。资本与“同盟”结合已是不争的事实，而风险投资领域的资本更容易形成同盟化。虽然“同盟”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逐渐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相关的大样本实证研究还相当匮乏。本书利用风险资本联合投资数据，从“差序格局”这一独特的文化视角识别“资本同盟”，研究了资本同盟化的价值增值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第一，本书利用风险资本联合投资数据识别中国风投市场是否存在同盟化现象，并利用规范的理论分析梳理了“同盟”的价值增值效应及在我国资本市场的作用逻辑，拓展了“文化与金融”的研究框架，为风投机构及被投企业价值增值、资本市场良性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目前学术界对“文化与金融”的研究才刚起步，针对“资本同盟”的研究更为稀缺。近几年来，虽然“同盟”在资本市场的作用逐步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是关于“如何准确度量同盟关系”和“同盟的作用机理”这两个基本理论问题，现有研究尚未给出满意的答案。“同盟”在资本市场作用逻辑的内在因果关系，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本书以风险资本同盟为突破口，试图回答：风险资本同盟化表现出怎样的特征？风险资本同盟针对不同对象，在不同阶段是否具有不同的增值效应，作用渠道如何？“同盟”在资本市场中的角色定位如何，是否有正面抑或负面的经济后果？这些都是现有研究中较少涉及但却亟须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本书通过“差序格局”文化视角系统研究了“同盟关系”，不仅为风险资本价值增值效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文化与金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对重新审视我国传统文化对经济金融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本书为如何量化风险资本同盟关系提供了启发，拓展了关系网络的研究和联合投资研究框架，对监管方识别、分析各类应用场景中的“资本同盟”具有指导意义。学术界往往基于个人之间的关系联接如校友、老乡、同事关系等形成的关系网络展开研究（Cohen et al．，2010；Xu et al．，2021），这些社会关系源于个人，并不能确定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极有可能陷入“有关系，无同盟”的假象之中。本书基于风险资本联合投资数据识别风险资本同盟，以投资为纽带联系资本，探究风投机构间的关系结构特质，是对关系网络研究和风险资本联合投资的拓展，揭示了中国风险投资市场中资本联结的现实。“资本同盟”由关系网络演进形成，通常以隐秘的方式存在，例如银团贷款、商会网络、承销商网络等都可能进一步演化成“资本同盟”。本书的研究结论有助于监管方总结、分析、构建和识别市场中的各类“资本同盟”，为进一步有效利用和动态监管夯实基础。
第三，本书的研究为风险资本同盟的“认证”功能提供了证据，对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有重要启示，亦有助于完善企业价值增值的路径。风险资本同盟的“认证”功能有助于提高公司质量，甄别信息的真伪，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隐性发行成本，提升企业价值。本书的研究意味着资本联结的力量并非总是负面的，“资本同盟”明显的信息优势、声誉优势和市场力量能够在资本市场中有效发挥“认证”功能，带来积极的增值效应。在我国尚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有待于优化，市场的信息效率与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对较低。如何重视和认清资本力量的边界并对其进行有效利用，对于提升企业价值、优化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极具现实指导意义。
第四，本书对风险投资机构如何选择“辛迪加”投资伙伴、构建辛迪加投资团队和提高投资绩效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基因，将资本市场中一定时期内多次共同投资同一个项目的风投机构定义为“风险资本同盟”，试图识别风险资本市场中的“同盟”并厘清资本同盟化的表现特征，考察风险资本同盟对风投机构投资效率和绩效的影响。在面临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时，“同盟”抱团是否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在现阶段各国均遭遇经济衰退的现实情况下，风险投资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本书的研究有助于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为风投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使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本书深刻剖析了“同盟”在资本市场的作用逻辑，对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了思考，有利于我们理性辩证地看待风险资本同盟在不同阶段的价值增值效应。研究结论对内幕交易以及违反市场规则行为的监控和排查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途径，对监管方规范资本力量的市场边界、引导资本力量的有序竞争有重要参考价值。风险资本同盟虽然具有积极的价值增值效应，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也存在一定负面影响。“资本同盟”在IPO阶段有效发挥了“认证”功能，但在退出阶段，资本的力量加剧了被投企业市场价值的膨胀，损害了市场公平，诱发了资本错配问题，需要进一步对其加强监管，合理引导我国风险资本市场中的“资本同盟”，使其成为“理性的”市场力量。本书对我国金融市场监管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