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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际关系并非简单的“关系网络”，而是以“差序格局”的文化为典型特征，同盟内外所遵循的法则截然不同。资本与“同盟”结合已是不争的事实，而风险投资领域的资本更容易形成同盟化。虽然“同盟”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逐渐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相关的大样本实证研究还相当匮乏。本书利用风险资本联合投资数据，从“差序格局”这一独特的文化视角识别“资本同盟”，研究了资本同盟化的价值增值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第一，本书利用风险资本联合投资数据识别中国风投市场是否存在同盟化现象，并利用规范的理论分析梳理了“同盟”的价值增值效应及在我国资本市场的作用逻辑，拓展了“文化与金融”的研究框架，为风投机构及被投企业价值增值、资本市场良性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目前学术界对“文化与金融”的研究才刚起步，针对“资本同盟”的研究更为稀缺。近几年来，虽然“同盟”在资本市场的作用逐步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是关于“如何准确度量同盟关系”和“同盟的作用机理”这两个基本理论问题，现有研究尚未给出满意的答案。“同盟”在资本市场作用逻辑的内在因果关系，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本书以风险资本同盟为突破口，试图回答：风险资本同盟化表现出怎样的特征？风险资本同盟针对不同对象，在不同阶段是否具有不同的增值效应，作用渠道如何？“同盟”在资本市场中的角色定位如何，是否有正面抑或负面的经济后果？这些都是现有研究中较少涉及但却亟须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本书通过“差序格局”文化视角系统研究了“同盟关系”，不仅为风险资本价值增值效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文化与金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对重新审视我国传统文化对经济金融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本书为如何量化风险资本同盟关系提供了启发，拓展了关系网络的研究和联合投资研究框架，对监管方识别、分析各类应用场景中的“资本同盟”具有指导意义。学术界往往基于个人之间的关系联接如校友、老乡、同事关系等形成的关系网络展开研究（Cohen et al．，2010；Xu et al．，2021），这些社会关系源于个人，并不能确定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极有可能陷入“有关系，无同盟”的假象之中。本书基于风险资本联合投资数据识别风险资本同盟，以投资为纽带联系资本，探究风投机构间的关系结构特质，是对关系网络研究和风险资本联合投资的拓展，揭示了中国风险投资市场中资本联结的现实。“资本同盟”由关系网络演进形成，通常以隐秘的方式存在，例如银团贷款、商会网络、承销商网络等都可能进一步演化成“资本同盟”。本书的研究结论有助于监管方总结、分析、构建和识别市场中的各类“资本同盟”，为进一步有效利用和动态监管夯实基础。
第三，本书的研究为风险资本同盟的“认证”功能提供了证据，对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有重要启示，亦有助于完善企业价值增值的路径。风险资本同盟的“认证”功能有助于提高公司质量，甄别信息的真伪，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隐性发行成本，提升企业价值。本书的研究意味着资本联结的力量并非总是负面的，“资本同盟”明显的信息优势、声誉优势和市场力量能够在资本市场中有效发挥“认证”功能，带来积极的增值效应。在我国尚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有待于优化，市场的信息效率与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对较低。如何重视和认清资本力量的边界并对其进行有效利用，对于提升企业价值、优化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极具现实指导意义。
第四，本书对风险投资机构如何选择“辛迪加”投资伙伴、构建辛迪加投资团队和提高投资绩效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基因，将资本市场中一定时期内多次共同投资同一个项目的风投机构定义为“风险资本同盟”，试图识别风险资本市场中的“同盟”并厘清资本同盟化的表现特征，考察风险资本同盟对风投机构投资效率和绩效的影响。在面临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时，“同盟”抱团是否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在现阶段各国均遭遇经济衰退的现实情况下，风险投资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本书的研究有助于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为风投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使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本书深刻剖析了“同盟”在资本市场的作用逻辑，对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了思考，有利于我们理性辩证地看待风险资本同盟在不同阶段的价值增值效应。研究结论对内幕交易以及违反市场规则行为的监控和排查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途径，对监管方规范资本力量的市场边界、引导资本力量的有序竞争有重要参考价值。风险资本同盟虽然具有积极的价值增值效应，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也存在一定负面影响。“资本同盟”在IPO阶段有效发挥了“认证”功能，但在退出阶段，资本的力量加剧了被投企业市场价值的膨胀，损害了市场公平，诱发了资本错配问题，需要进一步对其加强监管，合理引导我国风险资本市场中的“资本同盟”，使其成为“理性的”市场力量。本书对我国金融市场监管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书选取了中国风险资本联合投资数据，从“差序格局”这一独特文化视角出发，构建风险资本同盟指标，研究了资本同盟化在资本市场的作用逻辑并探究了其价值增值效应。本书系统梳理了风险资本及风投联合投资的价值增值效应、资产误定价成因及隐性发行成本影响因素等相关文献，以非正式制度、重复博弈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建立了研究框架。
首先，本书尝试构建风险资本同盟指标，体现中国社会在个体层面呈现的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结构特征，识别风险资本市场中是否存在明显的“同盟”现象、“同盟”的广度和深度如何、“同盟”的能量以及动态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表现特征，研究资本同盟化对风投机构自身价值提升的影响；其次，本书从抑价成本、财经公关费、上市时间成本三个维度衡量了隐性发行成本，研究了风险资本同盟在IPO阶段如何系统影响被投企业隐性发行成本，试图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探究“资本同盟”对被投企业的价值增值效应；最后，本书立足“资本同盟”的利益诉求，从被投企业市场价值偏离内在价值的视角，研究了风险资本同盟在被投企业上市后的价值增值效应。研究思路如图 1.1 所示。
图 1.1 研究思路
本书主要使用的是文献研究、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收集和阅读、梳理文献，了解目前相关研究的整体进展和前沿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和吸收文献中的理论观点、实证方法，找寻研究机会并搭建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在第四章至第六章的经验研究部分开展实证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两阶段分析法（IV-2SLS）、Heckman（1979）两阶段法等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多个维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风险资本同盟在资本市场的作用逻辑，探索风险资本同盟的价值增值效应。本书运用的数据处理分析工具主要是STATA 15.0 与R 4.0.3。
本书一共包括七章，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本章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梳理了全书的研究思路，介绍了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并对全书的主要创新点进行了总结。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系统梳理了风险资本及风投联合投资的价值增值效应、资产误定价成因及隐性发行成本影响因素等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是后续进一步展开实证分析的重要文献参考。在收集和阅读、梳理文献并了解目前相关研究的整体进展和前沿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和吸收文献中的理论观点、实证方法，找寻研究机会并搭建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明确了本书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意义。
第三章是相关的理论基础。本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关于中国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同盟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及发挥经济效应的基础和作用机理。二是风险资本同盟的形成过程是“同盟”成员反复筛选、认证的过程，涉及重复博弈理论。三是风险资本同盟发挥价值增值效应的作用机制，涉及不完全合同理论中信息不对称的部分。信息不对称理论被广泛运用在风险投资领域及资本市场的研究中，是影响股票发行成本、市场定价效率及投资者正确判断公司内在价值的关键因素（Ibbotson et al．，1994；徐寿福等，2015），在本书研究风险资本同盟如何影响风投机构价值增值、被投企业隐性发行成本和资产错误定价方面被作为重要的理论依据贯穿始终。
第四章选取中国风投机构历史联合投资数据，从“差序格局”这一独特文化视角构建风险资本同盟指标，识别风险资本同盟并研究风险资本同盟化的特征表现，考察风险资本同盟对风投机构自身的价值增值效应，试图为以下问题找寻答案：第一，中国风投市场是否存在同盟化现象，资本同盟化表现出了怎样的特征？第二，同盟内、圈外的风投机构是否存在“差序格局”，同盟在资本运作方面是否有正面抑或负面的经济效应？第三，风险资本同盟通过何种机制影响风险投资的资产管理，进而影响风投机构自身的价值增值呢？本章对联合投资的研究有开创性拓展，有助于从“文化与金融”的视角剖析“同盟”的价值增值问题，对重新审视我国传统文化对经济金融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章主要研究风险资本同盟在IPO阶段对被投企业的价值增值效应。本章从机会成本的全新视角切入，以IPO抑价、财经公关费和上市时间成本三个维度衡量了隐性发行成本，研究了风险资本同盟如何系统影响被投企业隐性发行成本及影响渠道。本章考察风险资本同盟是否具备“认证”功能，对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示，亦有助于监管方重视和认清资本力量的市场边界，识别“资本同盟”，整合资源并加以有效利用。
第六章主要研究风险资本同盟在被投企业上市后的退出阶段的价值增值效应。立足于“资本同盟”自身的利益诉求，从企业市场价值偏离内在价值的视角，考察风险资本同盟对股票资产误定价的影响。比如风险资本同盟是否具有资产价格发现功能？资本的力量如何影响企业市场价值增值，是否损害了市场公平？本章揭示了风险资本同盟的机会主义动机，对我们理性辩证地看待风险资本同盟在不同阶段的价值增值效应有所启发，同时对促进监管方加强对“资本同盟”的动态监管、维护风投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健康生态、保护投资者利益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七章是研究结论与启示。本章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根据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指出了本书研究存在的不足并进行了研究展望。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本书在研究视角上有较大的创新性。“文化与金融”是近几年出现的新的研究话题，文化如何影响经济金融行为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但立足于我国风险资本同盟的研究，仍存在较大的突破空间。具有一定结构特质的“同盟”关系更能体现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和文化根基，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更具代表性，对经济金融的影响更加明显。在资本市场尤其如此，资本与“同盟”深度融合已是不争的事实。“同盟”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逐渐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对于“如何准确度量”和“资本同盟”在转型经济中的作用和相关机制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现有研究尚未给出满意的答案。本书选取资本同盟化现象十分突出的风险投资领域作为天然的实验场所，试图为上述问题找寻答案，为风投机构及被投企业价值增值、资本市场良性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性，为如何量化风险资本同盟关系提供了启发，拓展了关系网络的研究框架。经济活动嵌入在社会关系中，人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早已毋庸置疑，但“关系”的结构特质仍然缺乏认真的梳理，尤其是中国社会中的结构特质。关于人际关系的度量没有统一的标准，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指标的构建也有所差异，主要取决于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学术界往往基于个人之间的关系连接，如校友、老乡、同事关系等形成的关系网络研究资本的力量，这些社会关系源于个人，并不能确定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极有可能陷入“有关系，无同盟”的假象之中。本书基于风险资本联合投资数据，手工进行了数据的整理，对所有风投机构、投资事件和退出事件进行了所属投资机构和相应集团的识别，基于真实的机构间联合投资关系构建了丰富的静态及动态风险资本同盟指标。本书的研究淡化了“同盟”背后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关系，以更为直观、真实的风投机构联合投资关系为纽带联系资本，突出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关系内涵，是对关系网络研究和联合投资研究的拓展，完善了文化与金融研究的路径，也揭示了中国风险投资市场中资本联结的现实。
第三，本书在研究内容上有一定的创新性。现有文献一般从公司的监督管理、投融资效率、生产效率、联合投资、市场价值等视角研究风险资本的价值增值效应。本书立足于风险资本同盟化，基于“同盟”在资本市场的作用逻辑，构建了“风投机构自身价值增值—被投企业IPO阶段价值增值—被投企业上市后价值增值”的研究线索，不仅从被投企业的维度，也从风投机构自身的维度全面地考察了同盟化风险资本的价值增值效应。在研究被投企业价值增值效应的过程中，我们分别从企业IPO和上市后两个不同阶段出发：在IPO阶段，以财经公关费、抑价成本及时间机会成本系统衡量隐性发行成本，研究风险资本多次联合投资结成的资本力量对隐性发行成本的影响，从机会成本的视角探究“资本同盟”的价值增值效应；在企业上市后的风投退出阶段，考察风险资本同盟如何从内部渠道及市场渠道影响股票错误定价，从企业市场价值与内在价值偏离的视角研究“资本同盟”对企业价值增值的影响。本书进一步完善了“资本同盟”的价值增值路径，对“同盟”的利益动机及其在资本市场的作用逻辑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了思考，有利于我们理性辩证地看待风险资本同盟在不同阶段的价值增值效应，这也是对隐性发行成本及资产误定价成因相关文献的有益补充。
第四，从研究意义来看，本书利用风险资本联合投资领域作为天然的实验场所，识别中国风投市场是否存在同盟化现象及“同盟”的构成特征，并用规范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梳理了“同盟”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逻辑及其价值增值效应。研究结论一方面有助于监管方认清并重视资本力量的市场边界，对于如何识别各种场景中的“同盟”，利用“同盟”整合资源、凝聚力量，提升企业价值，同时对其加强动态监管、引导资本力量的有序竞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本书对投资机构如何选择长期合作的“辛迪加”伙伴、不确定事件的应对及自身价值增值具有参考价值；此外，有助于从文化的视角剖析“同盟”的价值增值效应，为我国企业发展注入内在动力，对重新审视我国传统文化对经济金融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