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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误定价及其衡量方法
资产误定价是指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股票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的现象（Fisher et al．，1984）。理论上，在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信息传递及时准确，投资者完全理性，一切有价值的信息都充分地反映在股价走势中，股价能够准确反映资产内在价值。资产误定价“金融异象”对有效市场理论提出了挑战。在完美的有效市场中，资产误定价要么是一个暂时的现象，由于套利者的存在价格很快就会回归到真实价值（Friedman，1953），要么被视为不能被资产定价模型所解释的对系统性风险补偿的部分（Fama et al．，1993）。
但在现实中，资本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现象非常突出，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股票价格并不能根据信息迅速灵活地调整，在其他混杂因素的干扰下，股票价格与内在价值产生了偏离。资产误定价现象在各国成熟资本市场和新兴市场中都普遍存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和转轨市场，股票高估值现象十分突出（花贵如等，2011）。
目前被广泛采用的资产误定价衡量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方法是Feltham和Ohlson（1995）建立的剩余收益估值模型。这种方法主要采用公司自身的财务数据进行内在价值的估算，能够避免行业划分标准的影响，用股票价格与内在价值之比取自然对数衡量市场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偏离程度。这种方法被许多学者证实能够较好地衡量资产误定价水平并被广泛采用。例如，Lee et al．（1999）、Frankel和Lee（1998）、Ali et al．（2003）发现这种方法能比账面市值比更好地预测股票回报。Dong et al．（2006）、游家兴和吴静（2012）、徐寿福和徐龙炳（2015）等都采用了这种方法度量资产误定价水平。
第二种方法是由Berger和Ofek（1995）提出的相对估值法，与第一种方法有类似之处，但采用了行业的平均水平作为基准。他们首先采用FamaFrench 48 部门分类法进行行业划分，然后依据公司所处行业的中位数来推算公司的基础价值，最后用普通股的市场价值与负债的账面价值之和与基础价值之比取自然对数衡量资产误定价程度。这种方法也被游家兴和吴静（2012）、Pantzalis和Park（2014）等广泛采用。
第三种方法是Rhodes-Kropf et al．（2005）提出的市值账面比分解的方法，用于衡量公司特定组成部分中市场价值和基本价值的差异。这种方法将市值账面比分解为三个部分：股票的真实增长、公司层面的错误定价以及行业层面的错误定价。市值账面比是常见的股票价值衡量指标，首先被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价格与基础价值之比，代表错误定价水平；二是基础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代表股票的真实成长机会。第一个部分在完全有效市场中将会趋近于零，而在非有效市场中会表现为高估或者低估。这一部分将进一步被分解为公司层面的资产误定价，反映公司股价与同行业平均估值水平的差异；以及行业层面的资产误定价，反映行业整体估值水平与行业平均真实水平的差异（陆蓉等，2017；崔晓蕾等，2014；游家兴等，2012）。
还有些文献采用Tobin Q（Baker et al．，2003）、可操纵应计盈余（DACCR）（Polk et al．，2009；李君平等，2015）、经行业调整的市值账面比（Walkling et al．，1985；Ikenberry et al．，1995；Rau et al．，1998）、超额回报率（Pantzalis et al．，2014）来衡量资本市场的错误定价水平。Chemmanur et al．（2012）、杨开元等（2013）、尹玉刚等（2018）则采用因子模型测算了公司的超额异常收益，从资本市场异象的角度对资产误定价进行了度量。
（2）资产误定价的成因
现有文献主要将资产误定价的成因归结为两类。
第一类研究单纯从外部市场的角度切入，从噪声交易者、有限套利、卖空限制以及行为金融学等角度进行分析。De Long et al．（1990）指出投资者情绪的波动是不可预知的，当价格越远离基础价值的时候，投资者的情绪波动更为剧烈并容易走向极端，而这种“噪声交易者”的存在使得套利的作用只能有限度地发挥。Shleifer和Vishny（1997）指出很多时候套利是由相对较少的高度专业化的投资者使用他人的资金进行的，这种套利对证券定价有一定的影响，在价格与基本价值相差甚远的极端情况下，套利可能变得无效，资产价格和内在价值的差异将持续存在。游家兴和吴静（2012）借用“沉默的螺旋”理论，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构建了媒体情绪指数，发现媒体情绪会推动股市泡沫的产生，乐观或悲观的媒体情绪对偏离的影响有不对称性。宋常和揭晓小（2015）也从媒体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媒体的权威性使得投资者严重跟风，媒体报道数量越大，资产误定价程度越高。张静（2017）研究发现，投资者对某种股票的关注度会影响投资偏好，导致资产误定价的产生。同时，投资者情绪与偏离程度正相关。刘维奇和武翰章（2018）在三因子模型中加入情绪因子，研究发现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是资产价格产生偏离的主要原因。方毅和牛慧（2021）分析了融资融券前后机构投资者对于资产误定价的不同作用，发现在融资融券前，机构投资者因缺乏卖空工具而不能有效纠正错误定价，而在融资融券后投机型机构投资者存在骑乘泡沫行为。
第二类研究认为资产误定价并不单单是由外部市场的因素导致，这类研究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从公司内部切入进行分析，研究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活动、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等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当外部投资者获得信息的机会有限或投资者获得的信息质量较差，外部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现金流的模糊性增加，市场价值与内在价值偏离的程度越大。Pantzalis和Park（2014）验证了委托代理成本和资产误定价的关系，发现原本意为减缓代理冲突的股票期权却加剧了资产误定价水平。徐寿福和徐龙炳（2015）发现了信息披露质量和资产误定价程度的负相关关系。王生年和朱艳艳（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会增加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行为，扩大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加剧资产误定价水平。赵玲和黄昊（2019）利用高铁开通这一外生冲击，研究了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软信息”流动的加快对资产定价偏误的缓释效果，证实高铁开通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而提高定价效率。许罡（2020）采用双重差分法，验证了CSR报告强制披露对缓解资产误定价程度的影响，其影响途径主要是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加强会计信息质量的传导。
风险资本是特殊的持股股东，既可以行使权力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也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影响股价。从理论上讲，风险资本从内外两个方面都可能影响资产误定价程度。尤其是风险资本需要在二级市场上减持才能“落袋为安”，获取高额利润，股价自然是其关注的重点。目前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未上市阶段发挥的作用。很多文献只是单纯假设风险投资会在上市后迅速退出，而忽略了在中国存在锁定期较长及减持的现实困难，或者出于IPO暂停等行政监管的干扰、可以持续获利等原因，许多风投在上市解禁后相当一段时间仍会继续持有股份（吴超鹏等，2012；罗炜等，2017；冯怡恬等，2019）。
现有关于风险投资在上市后如何影响公司资本市场表现的研究相对匮乏。大部分学者认为风险资本联合投资相比单独投资会对公司的市场价值影响更大（Chemmanur et al．，2012；葛翔宇等，2014；李九斤等，2016），但联合投资如何影响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同样存在争议。Chemmanur et al．（2012）发现联合投资的公司在长期可以创造更高的金融市场价值。葛翔宇等（2014）以创业板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联合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有更高的短期异常回报率。李九斤和徐畅（2016）研究发现联合投资机构数量对被投企业的市场表现具有显著的影响，风险投资机构数目越多，市场表现越好。张学勇和张叶青（2016）指出创新能力才是更好的长期市场表现的驱动力，建立公司的创新能力才是关键所在。而谈毅等（2009）、唐霖露和谈毅（2015）并未发现联合投资对资本市场表现具有显著影响。权小锋与尹洪英（2017）、袁涛（2018）将风险投资持股引入资产误定价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研究，认为风险投资兼具控制属性与联合属性，控制属性起到了监督作用，抑制了股价崩盘风险，联合属性因“搭便车”的存在而抑制效应不显著。
风投机构纵然具有价格发现的效率功能（张学勇等，2011；Brav et al．，2000），但“资本同盟”对于利益的追逐极可能衍生出公平问题。Masulis和Nahata（2011）发现风险投资为了在短期内收回投资实现成功退出，与企业管理层合谋进行财务粉饰。蔡宁（2015）论证了风投支持的公司在上市时和上市后的盈余管理程度均高于没有风投支持的公司，而上市后长期市场表现更差。
上述研究表明，风险资本影响被投企业在资本市场表现的渠道和动机呈现多样性。众多文献证实风险资本联合投资相比单独投资对企业的市场价值增值效应更显著。本书试图从“差序格局”文化的视角研究多次联合投资所形成的“资本同盟”如何影响企业市场价值偏离其内在价值，探究风险资本同盟在资本市场影响企业市场价值增值的作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