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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发展，而是经济与资源、环境的有机协调，要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胡鞍钢等，2014）。为此，学术界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探索了农村发展道路，并汇集了农村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众多研究成果，基本达成一致观点。
（1）农村经济与资源、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支持与协调。从环境角度来看，学者们支持农村发展的环境是一个综合概念，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经济环境（陈美球等，2006）。农村经济与环境发展的关系，表现为农村经济发展将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使得农村建设投入提高，由此改善农村人均环境，因而整体来看有利于实现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共赢（Lavrinenko，2013； Taher，2014）。但有些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农村环境的改善尤其是生存发展环境的改善，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农民的耕地保护意识，也减少了农村的耕地粮食产量（陈美球等，2006）。此外，还有些学者认为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之间会存在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蒋黎等，2019），且两者之间的影响协调关系已经得到诸多证明。综合来看，农村绿色发展需要立足于经济，但更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其核心是建立农村生态环境补偿、绿色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何寿奎，2019）。资源要素和环境信息也将反向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并且能缩小城乡差距，因而也有研究表明我国农村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局面已经逐渐趋于成熟（梁晨，2021）。
从资源角度来看，支持农村发展的资源也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自然资源方面，解安和吴练达（2019）对当前新常态阶段的经济压力进行了剖析，其认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是要推进土地股份合作制，将土地要素以股权形式来为农民取得制度绩效，这样可以极大提升劳动人口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郭珍（2021）也认为对农村耕地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可以显著推进耕地资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借此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当然，还有学者指出，农村资源的匹配并不局限于自然资源，以王西玉等（2003）、郁建兴和高翔（2009）、王晓东和李繁荣（2019）等为代表的学者探讨了劳动人口作为人力资本要素的作用。也有学者探讨了多重要素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比如王卫东等（2020）认为政治资本通过对人力资本施加影响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贺小丹等（2021）指出农村劳动力规模与农村可持续发展存在密切联系，农民工返乡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可以有效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继而对土地资源产生显著正向效应，由此加速农村绿色发展水平；郭华等（2021）认为农村金融资源的有机协调与高效配置，以及农村人力资本的均衡结构，能在加速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助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如果农村金融资源和人口结构能够实现时空耦合，则发挥的作用会更明显。
（2）农村绿色发展需要统筹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充足的资源和良好的环境，如果出现资源匹配不足或者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将给农村发展带来负外部性，因为农村环境污染因素首先来自自身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与保护程度，加强生态治理是推动乡村振兴从而实现农村绿色发展的重中之重（张苏强，2019）。事实上，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发展理念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是我国农村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环节，农村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是双赢的结局（胡钰，2019）。曹桢和顾展豪（2019）也以浙江省的案例与案件为对象，论证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在推动农村绿色发展方面存在较大的意义。进一步来看，农村绿色发展的提出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的考虑，尤其是受制于资源约束、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因而就农村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策略而言，必须要统筹资源与环境（吴婷，2021）。此外，陈银蓉和王晓妹（2020）等学者认为，农村自然资源对农户产生的多元价值，将提高农户对农村资源的保护需求。因此，在政府加大对自然资源保护力度的背景下，农户将更积极地参与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耕地保护合作过程中（陈怀宇等，2021）。
当然，来自外部环境的恶化也会给农村发展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比如相比农村地区，城市环境和经济具有更明显的优越性，这种落差增加了农民的心理压力，由此可能会约束农民参与生产的积极性（Oishi et al.，2011）。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不管是农村本身的污染还是城市污染转移到农村，都会加剧农村生态资源退化，并使得农业生产受到极大损害，因而农村经济的绿色发展也依赖于资源与环境的改善（罗静等，2015）。李雪娇和何爱平（2016）等学者指出，在城乡经济博弈当中，农村更易处于劣势，因而难以有效规避来自城市的污染源，从而影响到农村的生态环境，由此进一步导致农村生态发展受到制约。当然也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劳动力由农村转移至城市所引致的农村污染表现出较明显的倒U形特征，当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提升到一定阶段，农村污染程度会出现显著的下降；同时他们也发现，这种来自外部的影响因素不仅是城市污染的转移，其他农村地区的污染也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邵帅等，2020）。基于此，加强生态治理，是深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也是农村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胡亮等，2022）。
（3）正因为农村经济与资源、环境的有机协调，在不断提高农村经济水平的基础上，更应当从利益主体博弈、制度安排规范、激励机制重设等方面重视农村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以此切实推进农村绿色发展（何爱平等，2018；李雪娇，2018）。而在特定领域，农村绿色发展观念也应该深入生态资源的循环与保护中。为此，张红显（2020）认为从法律层面完善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建设，就是努力践行农村绿色发展在生态领域的体现，这对于统筹协调农村经济与资源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村环境污染也存在显著影响，因为劳动力转移将显著减少农业产出中的劳动要素投入，而农业技术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迅速提高，使得资本成为推动农业产出的主要要素，而农业资本形态最终转化为化肥和农药，这将导致农业有机污染成为一种新常态。从形成机制来看，劳动力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是参与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资源。但这种人力资本的流失，将给农村发展带来显著的负外部性。一方面，城市在交通、医疗、教育、就业和经济等方面所具备的天然优势将促使农村劳动力外流（Giles et al.，2007； Yeung et al.，2009），导致驱动农业产量提升的要素由劳动力转化为化肥使用量（Wang et al.，2019），而化肥的过度使用又将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Yu et al.，2009； Liu et al.，2010；张舰等，2017）；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在农村工业化浪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大量闲置农村劳动力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使得乡镇工业企业往往缺乏高超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最终主要表现为不断集聚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由此也成了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来源（Wang et al.，2008； Tilt，2013）。